“新近代史觀”給多科歷史研究帶來新課題

在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來臨之際，我想到了胡繩老主任。他是我們黨的老一輩有成就的著名學者，將其一生獻給了中國近代史和黨的歷史研究。在他的筆下，這兩者是一以貫之的。他很想看到21世紀中國的發展，在他正要跨入新世紀門檻之時，卻離開了為之奮斗的這片紅土。就在去世前近3個月，他還堅持去參觀黨的一大會址，欣然命筆寫下“曲折有時難免，道路定是光明”題詞。這是對黨的歷史和中國近代歷史的深刻總結。這裡擬對胡繩的“新近代史觀”談點感想。

我非常贊同胡繩師的“新近代史觀”

我從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到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前后10年間，直接在胡繩手下工作，受教益匪淺。我一直將胡繩視為不是導師的導師，執弟子禮。他提出的將中國近代史的下限延伸至新中國成立前，即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109年，稱之為“中國近代史”。並且，在1997年正式地、明確地提出這個觀點。他說：把1919年以前的80年和這以后的30年，視為一個整體，總稱之為“中國近代史”，是比較合適的。這樣，中國近代史就成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歷史，有頭有尾。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歷史可以稱為“中國現代史”，不需要在說到1840年—1949年的歷史時稱之為“中國近現代歷史”。我很贊同這個觀點，主要有三點考慮：

一是它正確地體現了歷史分期的科學依據。誠如胡繩本人在1981年4月最初提出這個觀點時所說：“歷史分期的根據，應當是社會的性質。鴉片戰爭以后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中國一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國人民在這一時期的歷史任務，也一直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雖然有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兩個階段，但舊民主主義革命所要解決的問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才得到徹底解決，所以把這109年劃為一個歷史時期是比較合理的、科學的。”

二是它使近代史的內涵豐富了，且有一個光明的尾巴，完整地展現了人民革命的邏輯。按傳統近代史的下限至五四運動近80年，雖有反帝反封建的多次壯烈斗爭，但都以失敗告終，讀這段歷史總感到壓抑郁悶、正氣不能伸張。加這30年，就改變了主要呈現苦難中國屈辱狀況的歷史面貌，不僅使近代史的結尾上翹，使人有揚眉吐氣之感，而且能充分展現毛澤東講的“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條定律。“中國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這條定律”。

三是它體現了與時俱進的歷史觀。歷史分期隻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不能永久固化。傳統的近代史下限定在五四運動前，主要是從革命史維度提出的，在那時有其合理性。但當歷史前進到1980年代，新中國歷史已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后，胡繩提出“新近代史觀”正當其時。它既使按照社會形態分期的近代史有其完整性，也使中國現代史有了明確開端。所以，我非常贊同胡繩師的“新近代史觀”。

“新近代史觀”引發多科歷史的交匯與變化

首先，中共黨史與近代史有部分重疊。按照傳統的近代史分期，中共黨史與近代史“涇渭分明”，時間在前的近代史結束后，中共黨史才緊隨其后而肇始。按照新近代史觀，新民主主義革命史30年，既是中共黨史100年的前30年，又是近代史109年的最后30年。這兩個百年有30年的重疊，既給近代史增加了光彩，也會豐富黨史對這30年認識的視角。

其次，就中國近代史與中國革命史的關系言，若按狹義的革命史觀講，兩者的下限完全重合。若按廣義的革命史觀講，即新中國成立后直至現在的歷史都屬革命史，中國革命史跨度的時間就遠遠長於近代史了。我不知道中國革命史現在是講到何時為止，這裡姑妄論之。若照狹義的革命史觀言，講這30年，近代史的講法與革命史的講法應當有所區別，至少主線和側重點應有不同。

再次，就中國近代史與中華民國史的關系言，比前兩史會更為復雜一些。其一，有一個中國國民黨史的起點問題。它晚於近代史的起點達半個多世紀。就追根溯源論，充其量或以1894年孫中山創立的興中會算起，或以1905年成立中國同盟會算起。其二，中華民國史的起點，無疑是1911年辛亥革命。這兩者的起點都包含在近代史范圍以內。按照傳統近代史觀，中國近代史觀的終點包括不了中華民國史的終點，那時中華民國史的主戲和高潮還未到來。新近代史觀則使兩者的關系變化較大。近代史延伸30年，不僅包含中華民國史的主戲和高潮，而且還目睹它在大陸的衰敗和滅亡。

綜上所述，“新近代史觀”給多科歷史研究帶來不少新問題，從學術研究言，是好事不是壞事。它有助於拓寬研究視野，豐富研究內存，推進研究的全面性、客觀性。

（作者：石仲泉，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來源：《北京日報》2021年03月08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