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星火燎隴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甘肅的武裝斗爭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黨領導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開始了以創建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為主要內容的土地革命戰爭的新時期。中共陝西省委遵照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先后領導發動了清澗起義、渭華起義等數十次武裝暴動，拉開了陝甘地區土地革命戰爭的歷史序幕。在中共陝西省委領導下，千裡隴原也燃起了革命的熊熊烈火。

逆境奮起挽危局

甘肅雖地處祖國內陸腹地，交通阻隔，消息閉塞，然而大革命的風暴同樣波及至此，使甘肅成為西北五省區中中國共產黨開展活動較早的省份之一。伴隨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展，馬克思主義思想如初春第一場甘霖，降落到干涸的甘肅大地上，使得民眾主體意識開始覺醒。而此時的甘肅民眾正處於一片水深火熱之中。在部隊，國民黨軍閥為爭奪地盤，大肆征兵擴充勢力，士兵成為爭權奪利的工具，生活待遇異常惡劣，不滿情緒十分嚴重。在農村，連年荒旱，經濟凋敝，農民生活異常貧困。然而賦稅徭役鋪天蓋地，各路地方軍閥輪番襲擾，多數農民淪為赤貧，天災、人禍、兵燹、匪患，將隴原人民置身於生死存亡的邊緣。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從參加五四運動的青年學子到參加全國電報工人大罷工的甘肅電報局工人，從反抗馬家軍殘暴統治的甘南藏族僧眾到為北伐戰爭運送糧草的民工，勤勞、勇敢、忠厚、朴實的隴原各族兒女，在反帝反封建的風暴中抗爭不息。

1925年中共甘肅特支成立，隨后，中共蘭州、平涼、導河特支紛紛建立，全省的革命斗爭開始在黨的領導下有組織地開展起來。宣傳馬列主義，成立青年社、工會、農會、學生會等群眾組織，教育啟發人民群眾為自身解放而斗爭，一大批進步青年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甘肅國民黨當局實行“清黨”活動，革命形勢急轉而下。為挽救危局，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做出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決定。中國革命從此開始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為落實八七會議的決議，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次擴大會議提出“黨到軍隊中去”“培植革命的軍事基礎”。從1929年下半年起，中共陝西臨時省委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把打入國民黨軍、瓦解國民黨軍、變國民黨軍為人民武裝的革命兵變，作為陝甘黨組織的重要任務。為此，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張東皎等一批共產黨員，利用和當地軍閥部隊官兵之間親戚、朋友、同學、師生、同鄉等千絲萬縷的關系，分頭打入駐陝西、甘肅、寧夏的地方軍閥隊伍中，開展兵運活動，探索在陝甘建立中國共產黨自己領導武裝力量的革命道路。

兩當兵變舊址

隴原處處響驚雷

取義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1930年10月至1934年10月，陝甘邊革命武裝在中共北方區委和中共陝西省委的領導下，為貫徹八七會議精神，喚醒民眾，壯大蘇區武裝，在甘肅各地國民黨駐軍中組織了大大小小的武裝兵變十余次，革命的槍聲開始不斷在隴原打響。

太白收槍。1930年9月中旬，劉志丹返回保安，得知譚世麟仍想找他當騎兵第六營營長后，劉志丹等果斷決定奇襲太白。9月28日拂曉，劉志丹率領騎兵部隊向太白鎮前進。當晚，黨組織派進太白民團當兵的趙連璧，以喝酒為名找劉志丹詳細報告了敵人的布防情況。次日，劉志丹命隊伍分頭與敵人進行官對官、兵對兵的“交朋友”活動。一面麻痺、迷惑敵人，一面繼續深入偵察敵情。10月1日晨，劉志丹、楊樹榮按照部署，以“商借糧草”為名，消滅了隴東民團軍第二十四營。這次行動共繳獲長短槍五十余支，騾馬十余匹。這次奪槍行動為日后南梁革命武裝的組建奠定了基礎。

兩當兵變。1929年至1930年秋，中共陝西省委先后派李特生、李秉榮、習仲勛等中共黨員到楊虎城部陝西騎兵第三旅二團二營開展兵運工作。1932年4月2日，營黨委利用該營從駐地鳳縣、兩當出發前往徽縣換防之機，發動起義。隨后，參加起義的200多名士兵到達兩當縣太陽寺，宣布改編為陝甘游擊隊第五支隊。部隊經陝西寶雞縣、千陽縣、麟游縣、甘肅靈台縣繼續北上。到達陝西永壽縣岳御寺駐扎時，被當地土匪王結子的部隊包圍，雖進行了頑強抵抗，終因寡不敵眾而被打散。兩當兵變后，習仲勛在楊柳坪找到慕名已久的劉志丹，劉志丹鼓勵他：“幾年來，陝甘地區先后舉行過大大小小70多次兵變，都失敗了。”“失敗是成功之母，我失敗的次數要比你多得多”。兩當兵變是習仲勛參加革命后參與領導的第一次重大革命活動。以此為始，習仲勛開始成長為一名黨的基層組織領導人和軍事指揮者，並與劉志丹、謝子長一起創建和發展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

涇川兵變。1932年4月，楊虎城第十七路軍在西安舉辦的潼關行營附設干部教導隊300多名學員結業，楊虎城決定把這批學員送至蘭州的鄧寶珊部，以加強十七路軍在甘肅的力量，部隊沿西蘭公路去蘭州。13日，教導隊到達涇川縣的鳳翔路口休整。中共地下黨負責人曹定侯、陸子江等人，利用這裡與陝甘邊根據地比較近的地理條件實施兵變。起義部隊在向陝北轉戰途中，遭強敵包圍，部隊被打散。

靖遠兵變。1931年10月，陝西楊虎城部孫蔚如師進駐蘭州，孫作賓、常黎夫、馬豫章等隨軍共產黨員，以國民黨甘肅宣慰使署點驗小組的名義，將駐扎在靖遠的王子元部改編為甘肅宣慰使署警備第三旅，同時秘密開展兵運工作。1932年4月，中共陝西省委派謝子長、焦維熾到靖遠，與駐警備第三旅的黨組織負責人一起討論兵變問題。因走漏消息，5月5日傍晚，起義被迫提前發動。6日，兵變部隊集合於靖遠打拉池，改編為陝甘工農紅軍游擊隊第四支隊，向海原方向進發。到達屈吳山時遭王子元部兩個騎兵營圍追堵截，靖遠第一次兵變失敗。謝子長、焦維熾返回蘭州后，與經黨組織營救獲釋的張東皎、王儒林會合，通過時任國民黨甘肅行署主任的鄧寶珊、甘肅宣尉使署秘書長的杜斌丞等人的關系，籌得步槍、機槍、手槍百余支，子彈萬余發。5月30日，謝子長等人在靖遠水泉堡打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的旗幟，游擊隊很快發展到400多人。7月，王雲山特務營和國民黨冶成章騎兵旅聯合向水泉堡游擊隊發動進攻，靖遠第二次兵變失敗。

巉口兵變。1932年上半年，國民黨軍第十七路軍第十九師第五十旅補充第二團由蘭州移防進駐定西。7月，在一營三連任排長的趙丕烈和三營任排長的盧鬆軒（中共黨員），在部隊到達巉口宿營時，發動兵變。兵變部隊堅持了兩個多月，途經定西、會寧、靖遠、通渭、靜寧、清水各縣境，在內無糧草，外無援兵，與上級沒有任何聯系的情況下，孤軍奮戰，終至失敗。

西華池起義。1932年7月8日，在謝子長的指導和陝甘游擊隊的幫助下，國民黨陸軍新編第十一旅中從事兵運工作的共產黨員高鵬飛、楊林等發動起義。為配合這次起義，陝甘紅軍主力部隊三天之內未離開盤克塬，接應起義部隊。起義后，部隊170余人進行臨時整編，與陝甘游擊隊騎兵大隊會合。陝甘游擊隊隊委會決定，將西華池起義部隊增編為第三大隊，高鵬飛任大隊長。西華池起義的成功充分顯示了搞武裝斗爭，建立根據地的重要性。

天水兵變。1932年9月，陝西警備師馬青苑部在天水發動事變，叛離楊虎城。事變時，警備師第四團學兵連也配發了武器，於是，在連隊黨組織領導下，學兵連發動兵變。但因缺乏周密的計劃和明確的目的，兵變部隊游擊一周后，恰值楊虎城親自率部前來圍剿馬青苑。部隊隻好暫回馬青苑部，兵變失敗。

蒿店兵變。1932年10月初，中共隴東軍特委根據中共陝西省委指示，在平涼蒿店發動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甘肅行署干部補習隊舉行兵變。帶出黨員和積極分子34人，槍支40多支，成立陝甘游擊隊第七支隊。不久，紅軍游擊隊在鎮原一帶，突遭當地民團的襲擊，隊伍被打散。

碧口兵變。1933年1月，甘肅宣慰使署參謀靖任秋與劉秉琳、武伯昌等前往武都策劃國民黨新編第二軍魯大昌部何玉民團兵變事項。因策劃兵變一事泄露，何玉民遭敵誘捕殺害，起義未遂。

園子岔起義。1932年12月，中共甘寧青特委成立后，決定在甘肅地區繼續組建一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通過進步人士續范亭、共產黨員杜漢三的關系，中共甘寧青特委為王儒林安排了一個鄧寶珊綏靖公署“招募專員”的職務。王儒林到靖遠后，假借為國民黨甘肅行署新兵營招募新兵，公開招募靖遠兵變的失散人員，並於1933年3月在靖遠縣園子岔（現屬榆中）正式成立西北抗日義勇軍，王儒林為總指揮，李慕愚為政委。西北抗日義勇軍的活動，引起國民黨甘肅軍政當局和南京國民黨政府的恐慌，組織甘、寧、青三省組成聯軍“圍剿”。同年4月下旬，經過紅砂峴的浴血戰斗，西北抗日義勇軍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

水北門起義。靖遠兵變失利后，賀晉年、李培青返程到蘭州與中共甘寧青特委取得聯系。在中共甘寧青特委的安排下，他二人在蘭州市警察局交通分局謀得差事，以此為掩護准備在蘭州地區黨的力量比較雄厚、條件接近成熟的駐軍中繼續發動兵變。因水北門城樓駐軍排長柳明山是賀晉年的舊相識，且傾向革命，特委便把策劃水北門城樓兵變的任務交給賀晉年。通過日常走動，賀晉年與守城駐軍混得臉熟。1933年4月初，賀晉年、崔仰亭、李培青等乘夜色登上蘭州水北門城樓，控制水北門，繳了駐軍槍械。脅迫水北門士兵20余人從鐵橋上過黃河，順利地在皋蘭后長川與西北抗日義勇軍會合，義勇軍在此整頓了隊伍，並增編了1個步兵大隊，由賀晉年任大隊長。后在靖遠紅砂峴一帶隨西北抗日義勇軍遭國民黨甘、寧、青三省聯軍“圍剿”而失敗。

新堡起義。郭寶珊早期受陝甘革命影響，1931年集眾聚義，后投靠黃龍山山寇梁佔魁。1934年秋，國民黨馮欽哉部進剿黃龍山土匪梁佔魁部。在梁佔魁部任營長的郭寶珊率所部轉移到甘肅合水，劉志丹派黃羅斌、馬錫五假借慰問進行策反。10月25日，郭寶珊在慶陽新堡宣布起義，率領120余人參加紅軍。這支部隊后經中共陝甘邊特委改編為陝甘紅二十六軍所轄西北抗日義勇軍，成為紅二十六軍的一支勁旅。

甘肅舉行的這十余次兵運斗爭，除了西華池起義、慶陽新堡起義有劉志丹率領的紅軍游擊隊的支持配合而獲得成功外，其余兵運斗爭多則堅持數月，少則幾天，都以失敗而告終，但這些武裝斗爭對后期陝甘革命的影響卻是非常深遠的。

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南梁

紅旗漫卷天地新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甘肅領導的兵運斗爭是陝甘共產黨人以實際行動對中央八七會議精神的貫徹和執行，是創建陝甘紅軍和根據地過程中的重要探索，在甘肅乃至整個西北革命斗爭史上都佔有重要的地位。

這一系列武裝斗爭，喚醒了隴原人民的革命覺悟，吹響了隴原武裝斗爭的總號角。兵變多發生在國民黨統治嚴密的地區，其范圍之廣、震動之大、影響之遠，引起了國民黨的極度恐慌，極大地震懾和動搖了國民黨在甘的統治﹔這一系列的武裝斗爭，提高了人民群眾對共產黨的認識，在民眾心中點起了一盞明燈，為處在黑暗摸索中的革命人士指明了前進的方向，進一步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甘肅的影響力和感召力﹔這一系列的武裝斗爭，為陝甘蘇區的革命斗爭積累了經驗，培養和鍛煉了一大批軍事干部，為陝甘紅軍和陝甘革命根據地的創建、鞏固和發展，做出了杰出貢獻﹔這一系列武裝斗爭奠定的革命發展形勢和群眾基礎，為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甘和中國革命大本營的北移作了深厚的鋪墊。隨著紅軍長征過境和落腳陝甘，隴原人民的革命激情更加熾烈，隴原大地的革命形勢更加高漲，中共黨組織的發展勢頭更加猛進，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更是如火如荼。

這一系列武裝斗爭是黨創建陝甘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偉大斗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陝甘共產黨人在白色恐怖惡劣的環境中，為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勞苦大眾的利益，不畏艱險，前赴后繼，經受住了重重考驗和戰爭洗禮，在不斷的武裝斗爭中總結經驗，不斷成長壯大，最終成就了中國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碩果僅存”的革命根據地，為中央紅軍長征落腳陝甘和中國革命大本營的北移、中共抗日大本營前移，以及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完勝奠定了不朽的功勛。他們崇高的革命精神和光輝業績，將永遠為黨和人民深深懷念。

（執筆：魏潔慶 戴引兄）

(來源：《甘肅日報》2021年3月1日第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