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建黨百年視域看新中國是怎樣站起來的

﹝內容提要﹞在中國共產黨波瀾壯闊、艱難曲折的百年征途中，新中國成立是黨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偉大成就，是篳路藍縷奠基立業的重要裡程碑，是創造輝煌開辟未來具有歷史意義的新起點。在今年這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上，回顧新中國站起來的艱辛歷程、重要經驗和歷史啟示，對於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持續奮斗，開辟更加輝煌、更為恢弘的未來，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建黨百年 新中國 站起來 黨的領導

新中國的成立，是有著5000年燦爛文明歷史的中華民族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事件。毛澤東庄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新中國成立標志著中國人民從深受奴役和壓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入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從此開啟了新的紀元。

2021年是締造新中國的中國共產黨誕生100周年。習近平最近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指出：“我們黨的一百年，是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篳路藍縷奠基立業的一百年，是創造輝煌開辟未來的一百年。”﹝《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強調 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 以優異成績迎接建黨一百周年》，載於2021年2月21日《人民日報》。]在100年既波瀾壯闊又艱難曲折的征途上，新中國成立是我們黨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偉大成就，是篳路藍縷奠基立業的重要裡程碑，是創造輝煌開辟未來具有歷史意義的新起點。在今年這個重大的歷史節點上，回顧新中國為什麼能夠站起來、是怎樣站起來的、有哪些重要經驗和歷史啟示，對於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持續奮斗，開辟更加輝煌、更為恢弘的未來，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新中國能夠站起來的歷史基礎

新中國成立時經濟社會是什麼樣的狀況呢？可以用八個字簡單概括：積貧積弱、一窮二白。1949年工農業幾個主要產品的年產量分別是：鋼為15.8萬噸，糧食為1.1億噸，棉花為44.4萬噸，對外貿易總額不到11.3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不到679億元，人均國民收入隻有27美元。毛澤東曾形象地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壺茶碗，但一輛汽車、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就是這麼一個底子，但新中國卻昂首挺胸、筆直又筆直地站起來了！

為什麼能這樣？從宏觀層面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又正確的領導。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首先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為新中國站起來奠定了堅實的歷史基礎。

1840年鴉片戰爭后，由於封建制度的腐朽沒落，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攻擊下，國內生產總值佔全世界1/3的大清帝國轟然倒塌，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黑暗深淵。山河破碎、國不堪國，民不聊生、苦難深重。對世界文明進步作出過巨大貢獻的中華民族，是個不甘任人宰割而要發奮圖強的民族。無數志士仁人前仆后繼、不懈探索，尋找救國救民道路，卻無一不抱憾而終。從太平天國運動到辛亥革命，幾次大規模的斗爭雖接連而起，但農民起義、君主立憲、資產階級共和制等種種救國之道都相繼失敗。戰亂頻仍、喪權辱國、危機四起、民生凋敝，成了舊中國長期無法消除的惡瘤。

對中國先進分子尋找救亡圖存之路產生重大影響的，主要有兩大事件：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將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矛盾暴露無遺。戰爭的極端殘酷、歐洲參戰國的衰敗和社會混亂，使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更加痛苦不堪。戰爭期間，西方列強瘋狂掠奪中國資源，大量征集中國人去歐洲戰場充當勞工，其勞動條件和生活環境極其惡劣。這些都促使先進的中國人對西方資本主義的認識走向覺醒，他們開始反思資本主義制度，對走資本主義道路有了否定的傾向。二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特別是其中的先進分子。盡管俄國的工業和資本主義經濟比中國發達許多，但中國國情與俄國有相似的一面。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和列寧的領導下，工農大眾推翻沙皇和資產階級政府，建立起新型社會主義國家，成為社會的主人。這使在苦苦求索救國救民真理的中國先進分子在茫茫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如毛澤東所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才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一九二一年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就改變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就改變了方向。”﹝《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頁。]“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斗爭，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新中國，奠定了中國人民站立起來的歷史基礎。

講中國共產黨使新中國站起來，為什麼要強調毛澤東所起的核心作用呢？因為面對中國異常特殊的國情，選擇一條什麼樣的道路才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是在任何書本上都找不到現成答案的難題。遵義會議以前的中國共產黨歷屆領導人，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初期的教條主義者，簡單套用馬列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原理、照搬俄國十月革命城市武裝起義的經驗，使中國革命遭受嚴重挫折。遵義會議改組黨中央領導，逐步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比較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才使中國革命的面貌發生了巨大改變。如習近平所指出的：“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解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深刻分析中國社會形態和階級狀況，經過不懈探索，弄清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動力，提出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兩步走戰略，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開辟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解決了在中國這種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建設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把黨建設成為用科學理論和革命精神武裝起來的、同人民群眾有著血肉聯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解決了締造一個在黨的絕對領導下的人民武裝力量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建成一支具有一往無前精神、能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軍隊。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解決了團結全民族最大多數人共同奮斗的革命統一戰線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為黨和人民事業凝聚了一支最廣大的同盟軍。毛澤東同志帶領我們黨創造性地提出和實施了一系列正確的戰略策略，及時解決了中國革命進程中一道道極為復雜的難題，引導中國革命航船不斷乘風破浪前進。”﹝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頁。]習近平講的這幾個“創造性”，充分說明了強調毛澤東核心作用的緣由。

毛澤東既有非凡之論，也出非凡之兵﹔既悟非凡之謀，也打非凡之戰。這裡略述直接奠定新中國歷史基礎的三大戰役的戰略決戰。

1948年3月下旬，毛澤東在轉戰陝北指揮解放戰爭結束了100多年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和蔣介石20年的反革命統治之后，東渡黃河，到達西柏坡籌劃奪取全國革命勝利的總方略。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會議”決定進行奪取中國革命最后勝利的戰略決戰。當時，國民黨軍的數量仍多於解放軍，裝備更強於解放軍。南京政府還統治著全國3/4的地區和2/3的人口。但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看透這個表面上龐然大物的虛弱實質，覺察出他們在考慮戰略撤退正舉棋不定，毅然決然地抓住這個稍縱即逝的關鍵時刻發動震驚世界的大決戰。

這次大決戰，首先由遼沈戰役拉開帷幕。因為東北戰場形勢非常有利於我軍。國民黨軍55萬人被分割在長春、沈陽和錦州三個孤立地區。我東北部隊已超過百萬，裝備通過繳獲大有改善。毛澤東提出“封閉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的作戰方針。“關門打狗”，我軍隻用31個小時即攻克錦州。被俘的國民黨軍鎮守錦州最高指揮官坦陳：錦州好比一條扁擔，一頭挑東北，一頭挑華北。這一著棋，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下不出的。隨后，對長春和沈陽的戰役不戰而勝。大決戰的關鍵之戰是淮海戰役。國民黨軍總兵力達80多萬，我華野、中野總共兵力隻有60多萬人，不僅人少，而且裝備和交通運輸能力也不如敵人。但在這種不利條件下展開的決戰更具傳奇性，我軍開創了兩支野戰軍協同作戰的成功范例。大決戰的壓軸戲是平津戰役。這是毛澤東將軍事斗爭與政治斗爭巧妙結合的杰作。在軍事斗爭上將“兵貴神速”和“出敵不意”的原則運用到極致，對傅作義部實行“圍而不打”和“隔而不圍”，然后選擇時機殲滅主力，使其成籠中之鳥欲逃無路，展現了毛澤東軍事指揮的高超藝術。在政治斗爭方面，充分利用傅蔣矛盾，和平解放北平，完整保存文化古都。我軍在平津戰役中創造了解決國民黨軍隊的三種方式，即天津方式（用戰爭解決拒不投降的敵人），北平方式（迫使敵軍接受和平改編，是不流血的斗爭方式），綏遠方式（基本原封不動地保留起義部隊，以后擇機改編），以傷亡較小、破壞較少的代價取得勝利。這三大戰役環環相扣，歷時142天，殲敵154萬余人。隨后，百萬雄師過大江，勢不可擋地向華東、中南、西南、西北進軍，秋風掃落葉般地摧毀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使新中國站起來有了穩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基礎

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隻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夠發展中國，這不是馬克思主義文本上的什麼先驗結論，而是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所証實的顛扑不破的真理。從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看，人類最終要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新中國成立時曾經面臨過“走什麼道路、向何處去”的選擇。許多黨外人士津津樂道歐美資本主義制度，黨內一些人也有過這種傾向。但是，在籌建新中國時，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明確表示，新中國成立后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前途是社會主義。大家對此非常贊同，因為不少人到延安和其他解放區考察過，印象都很好。就連美軍觀察組也稱贊道：這裡不存在鋪張粉飾和禮節俗套，沒有乞丐，也沒有令人絕望的貧困現象，人們的衣著和生活都很儉朴，人民之間的關系是坦誠、直率和友好的。延安所在的陝甘寧邊區是建設新民主主義的示范區，像這樣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與會者沒有異議，大家一致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

新中國新制度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新起點，也揭開了建設夢寐以求的社會主義的新篇章。

（一）新中國能夠站起來而不倒，首先是建立起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實現了國家空前的獨立統一和民族團結

根據《共同綱領》，新中國的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新中國的政體，即國家政權組織形式，是實行基於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並由各級代表大會選舉政府。在此前的“九月會議”上，毛澤東還講過，新中國既不採用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鼎立等，也不照搬蘇聯的蘇維埃政權形式。《共同綱領》還確認新中國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國家結構形式是統一的民族國家，在單一制國家中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正是這些比較完整的基本政治制度，使中國人民從新中國成立伊始就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

當時對統一國家和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的主要舉措有四個：一是向未解放地區大進軍。人民解放軍殲滅大陸和海島上殘存和收編的國民黨軍近300萬人，加上此前殲滅的，總共殲滅國民黨軍達807萬人。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后，就解放了除台灣和少數幾個海島以外的幾乎全部中國領土。二是肅清各種殘存的反革命力量，建立地方各級人民政權。1950年全面開展大規模剿匪斗爭，到1953年共殲滅匪特260余萬人，結束了舊中國匪患為害甚烈的歷史。其間開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清查出許多隱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穩定了社會秩序。在新解放地區，民主選舉產生了各級地方人民政府，健全了國家政權機構，使新中國成立初期紛繁復雜的政府工作迅速打開局面。三是實行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新解放區開展的土改運動至1952年底基本完成，將沒收征收的約七億畝土地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從而徹底廢除了延續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工礦企業實行民主改革，廢除了舊的官僚管理機構和各種壓迫工人的制度。四是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建立各種自治區。至1953年春，全國已建立縣級及以上的民族自治地方47個，促進了民族地區各項事業的發展。這些重大舉措根本改變了舊中國四分五裂的局面，實現和鞏固了全國各族人民和各階層人民的大團結，牢固確立了新中國能夠站起來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二）新中國能夠站起來而不倒，還因為在迅速恢復國民經濟之后，在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同時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制度在神州大地初步建立起來

1．恢復被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

第一，沒收官僚資本，組建領導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的國營經濟。到1951年，包括金融、工礦、交通運輸和招商局等系統的所有官僚資本企業全部改造為國營企業。它不僅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國營經濟物質技術基礎的最主要部分，而且由此掌握了國民經濟中大部分社會化的生產力。對私營企業民主改革的推進，調動了廣大工人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恢復和發展生產也取得引人矚目的成績。第二，打擊不法資本，穩定物價。黨和政府採取了兩大措施：一是進行“銀元之戰”和“糧棉之戰”，查封金融投機的大本營上海証券大樓，集中調運一大批糧、棉、煤炭等緊缺物資，在物價上漲最猛烈之時敞開拋售，在投機商因市面行情大幅下跌而蝕本吐出囤積物資時及時購進。二是統一全國財經，平衡國家財政收支和市場物資供求，實行兩個“改變”（即改變戰爭年代分散管理、各自為政的財政體制，改變新老解放區不統一的財經政策）和“四個統一”（即統一全國財政收入，統一全國物資調度，統一全國現金管理，統一全國編制和供給標准），做到令行禁止。1950年底實現財政收支當年平衡，物價趨於平穩，結束了舊中國長期物價飛漲的局面。第三，貫徹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經過三年多的艱苦努力，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全面恢復，並有所增長。在農業方面，千百年來的洪水災害得到初步治理，全國的糧食、棉花總產量大幅超過歷史最高水平，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近一半。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的恢復也很快。1952年工業生產超過歷史最高水平近1/4。1952年工農業總產值與1949年相比有了大幅增長，平均年增長率達20%左右，這為大規模建設創造了條件。

2．實行有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改變舊中國國民經濟破敗不堪的面貌

隨著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新中國從1953年始實行“一五計劃”，邁開了中國人民期盼已久的工業化步伐。“一五計劃”有幾個重要特點：一是堅持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主要依靠內部積累，使現代工業能夠完全領導整個國民經濟並在工農業生產總值中佔絕對優勢。二是優先發展重工業，盡快改變我國工業極端落后狀況，實現國家工業化，使我國成為經濟強國。三是較好地處理了我國經濟建設的幾個重大關系。包括優先發展重工業和相應地發展農業、輕工業等的關系﹔在經濟布局上，內地安排的基本建設佔全國投資額的一半左右，在限額以上的工業建設單位中，有53%分布在內地﹔統籌經濟建設的規模、速度和效益，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與國力相適應、量力而行的原則﹔在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上，堅持以國內力量為主的方針，凡能自己解決的就不依賴外援。“一五計劃”實施后，全國人民以高度的政治覺悟和生產熱情投入到大規模的建設熱潮中去。到1957年底，“一五計劃”各項指標大幅度地超額完成，重工業主要產品的產量大幅度增長，工業生產能力空前提高。工業生產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舊中國的100年，增長速度同世界其他國家同一時期相比名列前茅。農業、輕工業生產得到相應發展，初步改變了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工業落后面貌和工業布局極不合理的狀況，國民經濟體系有了進一步發展的初始基礎。

3．全面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起來，實現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最深刻的社會變革

1953年實施“一五計劃”之際，毛澤東就我國怎樣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簡單地說，這條總路線就是“一化三改”。“一化”就是社會主義工業化，“三改”就是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這“一化三改”與我們黨過去提出的“兩個轉變”——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和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有機地融合起來。“三改”首先是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土改后，不少地方出現階層分化、貧富差距拉大，農產品的商品率又很低，農業有拉迅猛發展的工業后腿的趨勢。1951年開始的農業互助合作運動，顯示出互助合作的優勢。此后，新中國探索出由互助組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逐步升級、發展生產的中國式農業集體化道路。1956年形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高潮。這年底，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總數達全國1.1億農戶總數的96.3%，其中高級社戶數佔878%，基本上實現高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手工業合作化，也探索出由生產小組、供銷合作社到生產合作社的逐步升級形式﹔在方法上從供銷入手，實行生產改造﹔到1956年底，加入手工業合作社（組）的佔全部從業人員的91.7%，全國基本實現手工業合作化。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也從加工訂貨、收購包銷、統購統銷發展為單個的公私合營和全行業公私合營。公私合營最有利於將私營企業過渡到社會主義。到1956年底，全國原有的私營工業8.8萬余戶，有99%的企業實現所有制改造﹔全國原有的240萬余戶私營商業，有82.2%實現改造﹔全國公私合營工業總產值，較上一年這些企業的總產值增加32%，勞動生產率提高20%—30%﹔在商業方面，全國公私合營商店等企業的零售總額，較上一年的數額增加15%以上。

“三大改造”的完成使億萬農民和上千萬手工業者以及其他個體勞動者，成為社會主義集體勞動者。資本主義私有制基本上轉變成國家所有的公有制﹔資本家不再是原來企業的老板，而成為企業職員﹔他們領取的定息，由國家根據合營時核定的私股資產按年息5%（略高於銀行利率）固定利率給付，同原有企業的利潤沒有聯系。這樣，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居於絕對統治地位，這標志著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立起來。應特別指出的是，在當時我國這樣幾億人口的大國能實現異常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不但沒有破壞生產力，反而明顯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不但沒有引發經濟社會動蕩，反而是在保証國民經濟基本穩定發展的情況下進行的﹔不但沒有照搬照抄別國的改造模式，反而創造出一系列由低級到高級逐步過渡的形式，特別是成功實行了“和平贖買”政策。這“三個不但沒有和反而”，在理論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巨大發展，在實踐上開辟了一條具有中國獨特經驗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

（三）新中國能夠站起來而不倒，還因為關系廣大人民群眾生存、生活和發展進步的各項社會事業得到很大發展，人民的基本需求有了一定保障

舊中國的科教文衛事業同經濟一樣異常落后，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廣大工人農民多為文盲，全民族體質虛弱，疫病廣為流行。新中國成立后，科教文衛體等各項事業得到很大發展，社會風氣有了很大改變。具體地說：一是解放婦女，改革舊的婚姻制度。1950年4月頒布的《婚姻法》，是新中國的第一部基本民法。在全國廣大地區，封建婚姻制度被摧毀，實現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形成新的社會風氣。廣大婦女積極參加各種生產活動和社會活動，政治地位空前提高，從根本上觸動了傳統思想觀念和倫理道德，既真正解放了婦女，也解放了強大的生產力，在許多領域創造了不可思議的奇跡。二是科學教育文化事業的改革和初步建設。大力發展小學和中學，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0%以上，小學、中學、大學在校生成數倍或數十倍增長﹔興辦多種多樣的工農速成中學等，一批工農干部、產業工人和解放軍指戰員達到中等文化程度﹔“一五”期間，全國高校畢業生達27萬，超過1912—1947年21萬畢業生總和的28.5%。文化建設方面貫徹“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方針，重點發展服務於廣大人民的文學、藝術、戲劇、電影等文化事業，積極推進戲曲改革，注重出版有益於人民的書報期刊。科技建設尚處於起步階段，組建領導國家科學技術事業發展的中國科學院等機構，開展服務於工業、農業和國防建設的科學研究，推動學術研究和學術交流，普及科學知識，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科學技術水平。三是醫療衛生體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在醫療衛生方面，明確了新中國醫療衛生工作要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的方針，大規模開展愛國衛生運動，醫療衛生機構在廣大農村基本建立。到1957年，全國縣縣有醫院，鄉鄉有診所，城鄉環境衛生有顯著改善。為掃除舊社會痼疾，新中國開展了大量工作。到1952年底，在舊中國肆虐的娼、毒、賭等社會痼疾基本禁絕。群眾性體育活動廣泛開展，我國運動員獲得20多項世界冠軍，打破了170多項世界紀錄。

隨著國民經濟根本好轉，國家財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人民收入也逐年增長，生活普遍得到改善。1957年全國居民平均消費水平比1952年提高24.5%﹔全民所有制職工平均工資比1952年實際增長30%以上﹔全國農民收入在“一五”期間增加30%。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翻了一番，初步滿足了佔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新中國社會事業發生巨大變化，社會建設取得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耀眼成就，廣大人民群眾擁護共產黨的領導，為新中國屹立在亞洲東方奠定了強大社會基礎。

三、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站起來的國家安全基礎

新中國能夠站起來而不倒，還因為結束了舊中國屢受外國欺凌侵略的屈辱歷史，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挫敗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和武裝挑舋，穩固的國防使祖國領土完整和人民安全有了絕對保障。特別是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志願軍經受現代戰爭的洗禮，既打出了人民軍隊的軍威，也打出了新中國的國威，使中國人民真正揚眉吐氣地站起來了。下文將著重論述抗美援朝戰爭是怎樣奠定新中國站起來的國家安全基礎的。

（一）抗美援朝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難下決心打的一場戰爭

對於一生征戰的毛澤東來說，抗美援朝是他一生中最難下決心打的一場戰爭。因為這牽涉到方方面面，既有對國家安全和主權的諸多考慮，又受朝、美等各種外部因素的制約。就中國當時的情況而言，經濟剛剛開始恢復，物資極度匱乏，財政狀況甚為困難，人民政權沒有完全鞏固，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相當落后，海、空軍尚處於初創階段。面對的美國則是世界上經濟實力最雄厚、軍事力量最強大的國家。就綜合國力而言，1950年美國的工農業總產值是2800億美元，而中國僅100億美元。論軍事裝備，美國擁有包括原子彈在內的大量先進武器和現代化的后勤保障，而我軍基本還處於“小米加步槍”的水平。敵我力量如此懸殊，出兵參戰，能否打贏？國內經濟建設還能否進行？這些是不能不考慮的重大問題。軍情緊急，壓力巨大，再加上國際環境和朝鮮戰爭形勢的不斷變化，毛澤東審時度勢，隨機調整出兵決策，這就出現了艱難決策的“長考百日、三波兩折”。

所謂“長考百日”，即從1950年7月上旬提出准備出兵到10月中旬決定入朝作戰，經歷了103天的反復考量和權衡。“三波兩折”，發生在最后決策的1950年10月上半月。第一個波折在10月2—3日。毛澤東對出兵問題有個底線：敵軍是否越過三八線。10月1日，南朝鮮軍越過三八線，斯大林致電望中國立即派出軍隊支援朝鮮，金日成緊急向中國政府提出援兵入朝請求。2日，毛澤東決定用志願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入朝作戰，並擬好致斯大林的回電。但在3日的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朝鮮戰局和中國出兵援朝問題時，與會者多數不贊成出兵。毛澤東聽取了多數人意見，將不出兵的意見轉告蘇朝方面。第二個波折是在10月4—12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讓與會者發表意見，權衡出兵利弊后，5日下午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決定由中央軍委副主席彭德懷率志願軍入朝作戰，並決定派周恩來等去蘇聯同斯大林會談。11日，周恩來同斯大林會談，介紹了中共中央關於出兵援朝的考量，提出隻要蘇聯同意出動空軍給予空中掩護，中國就可以出兵。斯大林表示，蘇聯空軍尚未准備好，須待兩個月后才能出動空軍支援志願軍的作戰。12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等，兵團各部不要出動。第三個波折是在10月13—18日。毛澤東13日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討論是否出兵問題，與會者一致認為，即使蘇聯不派空軍支援，在美軍越過三八線大舉北進的情況下，我們仍應出兵援朝。當晚，毛澤東將這個決定電告在莫斯科的周恩來，說明我軍出動“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而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頁。]。周恩來返京后，毛澤東再次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了出兵入朝作戰的最后決定，同時作好了應付最壞局面的准備。

（二）空前殘酷軍事較量的五次戰役

志願軍入朝后，10月25日與敵軍遭遇，取得初戰勝利。故這一天被確定為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紀念日。第一次戰役歷時十多天，殲滅“聯合國軍”1.5萬余人，創造了以劣勢裝備打敗現代化裝備之敵的歷史記錄，並將敵軍從逼近鴨綠江趕回至清川江，使朝鮮擺脫了絕境。第二次戰役是場惡戰。敵人調集22萬軍隊、1200余架飛機，聲稱在聖誕節前佔領全朝鮮后班師回國。志願軍第一線部隊9個軍約40萬人，採取誘其深入、在運動中尋機殲敵的戰術。11月下旬，我西線各軍發起大規模反擊，各部隊穿插運動、分割包圍在清川江北企圖南逃的美軍數萬人。我38軍113師一夜疾馳，孤軍深入敵后80公裡，緊緊地擋住突圍之敵和北援之敵的兩面進攻，以血肉之軀堅持50多個小時，使南逃北援之敵相距不到一公裡卻不能會合，為戰役大勝奠定了基礎。在東線，第9兵團向進犯長津湖之敵發起突然攻擊，冒著零下近30度嚴寒與敵人連續戰斗，收復了興南地區及沿海港口。12月6日，中朝軍隊收復平壤，逼近三八線。這次戰役歷時一個月，殲滅“聯合國軍”3.6萬余人，其中美軍2.4萬余人，基本收復朝鮮全部領土。第三次戰役是在我軍嚴重減員、冒著狂風暴雪、極度嚴寒與忍飢挨餓的不利情況下進行的。經過連續八晝夜追擊，將戰線向南推進了80—110公裡，殲敵1.9萬余人。第四次戰役從1951年1月下旬開始，雙方各投入兵力20多萬，歷時近三個月，我軍殲敵7.8萬余人，超過前三次戰役殲敵人數總和。第五次戰役是志願軍入朝后打的規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的一仗。雙方投入兵力都在百萬之眾。就其戰爭規模和激烈程度言，絲毫不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任何一次戰役。這次戰役我軍奮戰50天，殲敵8.2萬余人，將“聯合國軍”打回到三八線，迫使美國當局認識到要想吞並朝鮮是根本不可能的。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布雷德利（Omar Bradley）在1951年5月發表了一段著名言論：採取這樣一種（把戰爭擴大到中國的）戰略，“將使我們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敵人，打一場錯誤的戰爭”﹝《葉劍英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640頁。]。進攻共產黨中國，“不會使中國屈服”﹝[美]克萊·布萊爾整理《將軍百戰歸——布雷德利自傳》軍事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37頁。]。這種狀況迫使美國當局調整了朝鮮戰爭政策，使其認識到隻有坐下來談判才是結束戰爭的出路。

（三）異常艱難的兩年停戰談判斗爭

停戰談判從1951年7月10日拉開序幕，談判地點先在三八線附近的開城，后移至板門店。為時兩年的談判主要圍繞以下幾個問題展開：（1）通過議程﹔（2）確定雙方軍事分界線，建立非軍事區﹔（3）在朝鮮境內實現停火與休戰的具體安排﹔（4）關於戰俘的安排問題﹔（5）向雙方有關各國政府建議事項。〖JP+1〗在這五項議程談判期間，還打了四次大仗。兩年談判全過程，充分展現了毛澤東作為統領停戰談判總設計師的超人謀略。這裡著重闡述有代表性的邊談邊打的三次談判。

第一，關於劃分軍事分界線問題的博弈與粉碎敵人的夏秋攻勢。劃分軍事分界線的談判是雙方的第一個實質性談判。從1951年7月27日始，談了整四個月。我方最初提出的方案是以三八線為界，南北各劃若干公裡，建立非軍事地區。隨后又主動作出調整，提出新方案：以三八線為雙方軍事分界線的基線建立非軍事區，依地形便利，就雙方軍事形勢劃一條線在三八線南北附近，即臨津江以東劃在三八線以北，臨津江以西劃在三八線以南，南北地區大致相等，作為軍事分界線。然而，美方代表企圖攫取我軍佔有的數百平方公裡土地，並蠻橫地以武力相威脅。由此，雙方在談判桌上的博弈轉變為戰場上的搏殺。8—10月，中朝軍隊先后粉碎敵人的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殲敵15.7萬余人。美軍隻好回到談判桌前繼續討論。1951年11月27日，雙方代表團基本上在我方新方案基礎上達成軍事分界線議程的協議。

第二，關於揭露美軍使用細菌戰和戰俘遣返問題的艱難談判。戰俘問題談判是所有談判中最艱難的。討論的核心內容是遣返原則和遣返數量。美方公然違反《日內瓦公約》，在談判過程中，還實施慘無人道的細菌戰。對此，我方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首先，開展反細菌戰斗爭。1952年初，美軍從三八線北撤時就對朝鮮北方和中國部分地區實施細菌戰。中共中央一方面動員全國人民全面展開反細菌戰斗爭，向全世界揭露美軍滅絕人性的罪行﹔另一方面，在全國開展防疫衛生運動，為新中國衛生事業打下廣泛的群眾基礎。再就是，進行抗議對中朝戰俘殘酷迫害的斗爭。美方置《日內瓦公約》規定的“全部遣返”原則不顧，堅持“一對一”的交換，進行“自願遣返”。這與我方根據《日內瓦公約》提出的“有多少遣多少”的原則南轅北轍，遭到我方堅決駁斥。並且，美國當局對朝中被俘人員使用威脅利誘、酷刑等各種手段進行所謂“甄別”。這種罪惡行徑遭到我被俘人員的強烈反抗。1952年2月和5月發生了兩起美軍殘酷迫害我被俘人員的嚴重事件，我方向全世界進行了揭露，並且嚴厲駁斥美方企圖離間中朝兩國的遣俘方案，美方代表單方面宣布談判無限期休會。

第三，關於上甘嶺戰役的較量和曠日持久談判的結束。美軍在上甘嶺地區發動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勢”，我軍堅決反擊。從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在這個不足4平方公裡的陣地上，敵人動用一切現代化軍事手段，投入4萬余人、300多門火炮、近200輛坦克、3000余架次飛機，輪番進攻和轟炸志願軍陣地。我志願軍堅守的兩個高地遭受近200萬發炮彈和5000余枚炸彈的蹂躪，土石被炸掉1至2米，成為一片焦土。我軍投入4萬余人，用近500門炮發射了35萬余發炮彈。外電評論，此戰兵力、火力之密集，在世界戰爭史上罕見，是中國軍隊炮火最強大最猛烈的一次。這次戰役持續43天，我軍以傷亡1.1萬余人的代價勝利擊退敵軍近700次沖擊，殲敵25萬余人，擊落擊傷敵機近300架。

美帝國主義者在戰場上打不贏，隻好又回到談判桌上來。1953年7月27日，“聯合國軍”總司令馬克·韋恩·克拉克(Mark Wayne Clark)、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分別在《關於朝鮮軍事停戰的協定》等文件上簽字。歷時三年一個月的朝鮮戰爭與兩年九個月的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就抗美援朝戰爭而言，共殲敵71萬余人，自身作戰減員36.6萬余人。敵我傷亡損失比為1.7︰1。美國開支戰費400億美元，消耗作戰物資7300余萬噸。中國開支戰費62.5億人民幣（相當於當時25億美元），消耗作戰物資560余萬噸。克拉克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成了美國歷史上簽訂沒有勝利的停戰條約的第一位美國陸軍司令官。我感到一種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麥克阿瑟和李奇微兩位將軍一定具有同感。”﹝[美]克拉克《從多瑙河到鴨綠江》台灣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56年版第1頁。]

四、建黨百年視域的歷史反思和時代意義

撫今追昔，回首反思，新中國站起來的這段歷史既使我們感慨萬端，也讓我們體悟到它的巨大時代意義。

（一）敢於斗爭、敢於勝利的戰略定力

無論是面對殘暴的國民黨還是凶狠的美帝國主義，毛澤東都毫無懼色。“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個非凡之論，是他與一切強敵過招之后的經驗總結。他說得好：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毛澤東一生中最難下決心打的兩場戰爭，都是這個戰略定力起了定海神針作用。1946年夏，面對國民黨軍隊悍然發動全面內戰的猖狂進攻，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敢於自衛反擊，就是因為有這個強大的精神力量。1950年，毛澤東反復考量后作出抗美援朝決定也與這個密不可分。他在10月5日作決策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美國有它的原子彈，我有我的手榴彈，我相信我的手榴彈會戰勝它的原子彈，它無非是個紙老虎。﹝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頁。]歷史証明了毛澤東戰略定力的正確。無論對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還是前進道路上的任何困難、風險和挑戰，首先都要有敢於斗爭、敢於勝利的精神狀態，隻有這樣才能去奪取勝利。這是以弱勝強的首要精神支柱。

（二）善於斗爭、善於勝利的應對戰術

1950年8月，他接見邊防軍首長即后來的志願軍代司令鄧華說：你們“要准備同美國人打前所未有的大仗，還要准備他打原子彈……在戰略上藐視他，當作紙老虎，在戰術上重視他，當作真老虎打”﹝《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頁。]。毛澤東將戰略戰術融為一體，在戰略上以一當十，在戰術上以十當一﹔前者為敢於斗爭，后者為善於斗爭。這一點，毛澤東在部署打退國民黨的猖狂進攻計劃時講得非常清楚。他說：在戰役戰術的部署方面，我軍必須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四倍於敵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於敵的兵力，於適當時機，首先包圍殲擊敵軍較弱的一部，務期必克。得手后，迅速擴張戰果，各個殲滅該敵。“這是戰勝蔣介石進攻的主要方法。實行這種方法，就會勝利。違背這種方法，就會失敗。”﹝《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8—1199頁。]毛澤東領導和指揮解放戰爭奪取勝利是如此，統帥抗美援朝戰爭也是如此。

（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中國共產黨在誕生時給自己立下的目標就是要為建立社會主義社會而奮斗。但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沒有現成答案，隻能在實踐中探索。這就要敢於解放思想，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來制定規劃，明確基本路線和重大方針政策。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敢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對本本主義，開辟了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在新中國成立之際，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最初設想是：先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等工業發展了，國營經濟壯大了，再採取兩個“嚴重步驟”，即實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國有化和個體農業的集體化，進入社會主義的時間估計少則10年，多則15到20年。簡單地說，是先工業化，后集體化。在國民經濟全面恢復和開始“一五計劃”時，毛澤東敏銳地感覺到，土改后的農村在出現階層分化，個體農業不適應工業發展需要﹔實施“四面八方”政策和三反五反運動后，資本主義工商業既需要國家幫扶，也需要限制和改造。於是，他率先改變原來的先工業化、后集體化的思路，醞釀提出“一化三改”同時進行的過渡時期總路線，這就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對黨探索的這條中國社會主義改造道路應予充分肯定。它是毛澤東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的偉大成就。從建黨百年視域看，它同中國革命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起，是黨的三條成功道路。

（四）“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為民情懷

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百年來，黨始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完全實現它而不懈奮斗。毛澤東是具有“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民情懷的卓越代表。他在大革命時期擔任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時就明確表示：“為什麼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頁。]在土地革命戰爭極其艱難困苦的歲月，他時時處處踐行這種為民情懷。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他在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指出，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吃飯、穿衣、住房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從土地、勞動力問題，到疾病衛生、婚姻、生小孩子和小孩上學等問題。“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你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我們這樣做了，“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並且指出：“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頁。]中國共產黨真正地這樣做了，將億萬群眾團結在自己周圍，發動新民主主義革命戰爭，在1949年解放全中國，100多年來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斬釘截鐵地指出：共產黨“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為民情懷，永遠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根和立國之本。

（五）從嚴治黨，永葆先進的價值追求

我們黨自誕生以來一直高度重視黨的自身建設，但考慮到中國的特殊國情和黨情，怎樣建設黨的問題要在實踐中不斷作出回答。1929年，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初步回答了在黨員隊伍以農民為主的情況下，如何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以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的問題。這可謂是從嚴治黨的第一個綱領性文獻。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開展的整風運動，毛澤東要求共產黨員不僅在組織上入黨還要在思想上入黨，開展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經過整風，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建設得到空前加強，黨的三大作風成為中國共產黨立於不敗之地的根基。廣大黨員強化了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培養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更鮮明地展現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這對於將黨建設成為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起了決定性作用。正是毛澤東堅持從嚴治黨，始終將黨的建設作為“偉大的工程”不斷推進，我們黨在抗日戰爭中才能發揮中流砥柱作用﹔在解放戰爭中，我們黨僅用三年時間就消滅國民黨800萬軍隊，取得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踐行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兩個務必”思想，繼續從嚴治黨，開展整黨整風教育和“三反”運動，從嚴處理了號稱共和國第一宗大腐敗案的劉青山、張子善事件。毛澤東明確指出：隻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他們在革命戰爭年代立過功勞，但黨決不姑息。黨中央和毛澤東對劉、張的處理起到了非常好的威懾效應。它教育了廣大干部和黨員，對樹立廉潔奉公、艱苦朴素的良好社會風尚，提高黨的隊伍的純潔性和戰斗力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中國共產黨從嚴治黨、廉潔治國的良好開端。從嚴治黨，永葆先進的價值追求，既是黨百年風華正茂的重要“秘笈”，也是黨安身立命、長期執政之根本。

百年建黨，百年巨變。如毛澤東當年講全國革命勝利一樣，“這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頁。]毛澤東講的這個“后頭”，實際上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因此，我們還要持續接力，堅持和弘揚百年視域下新中國能夠巍然屹立的歷史經驗，為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和中國夢而奮斗！

（作者簡介：石仲泉，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研究會會長、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