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撥亂反正

1980年12月6日，由老戰士、老干部和老知識分子組成的合唱團在首都舞台縱情高歌。兩年來，大批冤假錯案紛紛昭雪平反，在“文革”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們稱其為“第二次解放”！ 賀延光/攝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面撥亂反正工作也由此迎來了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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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冤假錯案

平反“文化大革命”時期造成的大量冤假錯案，有步驟地處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許多歷史遺留問題，是推進全面撥亂反正的一項重要內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一度因為“兩個凡是”而推進困難、進展緩慢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開始按照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加快了工作步伐。

這其中，影響最大、最受人關注的就是平反劉少奇一案。

劉少奇是中共中央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風暴中，他受到錯誤批判和斗爭，被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1969年，劉少奇含冤病故，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大的冤案。

早在粉碎“四人幫”后，黨內就有許多人向中央建議，對劉少奇的冤案進行復查。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要求為劉少奇冤案平反的呼聲更加強烈。然而，由於劉少奇一案的重要性和復雜性，尤其是牽涉到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的評價問題，此案的平反工作一直未能取得進展。

1979年4月，在鄧小平、陳雲等的推動下，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紀委和中央組織部成立“劉少奇案件復查組”，復查工作正式啟動。復查組花了近一年的時間對劉少奇的各項“罪狀”進行了周密的調查研究，最終以可靠的事實逐條否定了強加給劉少奇的罪名。1980年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5月17日，劉少奇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此后，因劉少奇問題受牽連的近3萬人也得以昭雪。

到1982年年底，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基本結束。全國共平反、糾正大約300萬干部的冤假錯案，恢復47萬多名黨員黨籍，撤銷12萬多名黨員受到的處分，解脫了數以千萬計無辜受株連的干部和群眾。冤假錯案的大規模平反是黨的組織路線撥亂反正的具體實施，使得黨和國家由此卸下了沉重的歷史包袱，得以迎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400多萬人被摘掉地主、富農的帽子

為調動全社會的積極因素，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採取了多種措施調整各方面的社會關系。這其中有一項重要內容就是為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子”和解決地、富子女成分問題。

過去，地主、富農與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一起被劃歸為“四類分子”。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四類分子”都是被重點糾察和改造的對象。雖然在“文革”前，已有很多地主、富農分子被陸續改變了成分。沒有辦理改變成分手續的，絕大多數也已成為守法的社會主義勞動者。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林彪、“四人幫”蓄意造成的階級斗爭擴大化，不少已經改造好的地主、富農分子遭到迫害。他們的子女，甚至第三代、第四代也被當作地主、富農分子，備受歧視，在入學、招工、參軍、入團、入黨和分配工作等方面，都無法享有同工農家庭出身的人同樣的待遇。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在這樣的背景下，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

這份決定全文不過676個字，卻直接改變了全國幾千萬人的命運。據統計，1977年年底全國尚有地主分子279.7萬人，富農分子189.5萬人，合計469.2萬人。至1980年年底，全國隻剩有地主分子4萬余人，富農分子2萬余人。1983年7月到1984年10月，對最后一批地、富、反、壞分子79260人，進行評審摘帽。《決定》使得全國先后有大約440多萬人被摘掉地主、富農的帽子﹔有大約2000多萬人結束了30年來備受歧視的生活。數以千萬計的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們，終於從“惟成分論”“血統論”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重新煥發了生命力。

此外，中央還決定對1957年在反右派斗爭擴大化中錯劃的右派分子進行甄別改正。到1981年上半年，全國共改正54萬多人的“右派”問題，佔原劃右派總數55萬人的98％。原為勞動者的小商小販、手工業者也被從原資產階級工商業者中區別出來。到1981年11月，全國共有70多萬小商小販、手工業者及其他勞動者恢復了作為社會主義勞動者的身份。這一系列社會關系的調整解決了大量黨內和人民內部的矛盾，為調動社會各階層人員的積極性，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

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完成

隨著各條戰線撥亂反正工作的深入開展，為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更好地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對黨和國家的重大歷史問題作出認真全面總結的必要性逐漸顯現。

197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這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30年歷史作總結的機會。中央決定由葉劍英在慶祝大會上代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作重要講話，以對新中國成立30年的歷史作初步的總結。9月29日，葉劍英的講話發表，引起黨內外廣泛共鳴和高度關注，這促使中央作出決定，以《講話》為綱要，立即著手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79年11月，《決議》起草工作正式啟動。這項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主持進行的，起草小組主要由胡喬木負責。決議起草工作一啟動，鄧小平就確立了3條基本原則：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第二，對新中國成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評價﹔第三，對過去的事情作個基本的總結，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他強調，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

經過近1年時間的緊張寫作，1980年9月，起草小組交出了6萬字的《決議》未定稿。10月，黨內組織了4000名高級干部對決議稿進行了1個月的討論。討論中的熱點和焦點是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雖然大多數人認為應該歷史地科學地評價毛澤東，應該肯定毛澤東思想，但也有一些片面以至極端貶低或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言論。特別是有些挨過整的人，帶著私人感情，對毛澤東提了不正確的批評。對此，鄧小平堅決抵制住了徹底否定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意見，他表示，在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上不能讓步。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

歷時20個月，數易其稿，經過黨內多次大小范圍的討論和修改，《決議》起草工作終於完成。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審議和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解決了科學評價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確立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確道路這樣兩個相互聯系的重大歷史課題，為黨和國家發展確定了正確方向。《決議》的通過標志著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勝利完成。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三研究部）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