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共產黨溯源

嘉賓介紹

龍平平（《覺醒年代》編劇、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主任）：《覺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雜志》問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為主線，全景式反映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時代風雲，藝術地再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和中國共產黨創建過程，揭示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歷史的必然選擇這個主題。

王學斌[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國史教研室主任]：《覺醒年代》之所以大熱，關鍵在於其用鮮活高超的影視藝術形式，講精彩了中國共產黨創立的故事，講清楚了深蘊於波瀾壯闊的歷史劇變（1915年至1921年）背后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講透徹了歷久彌新、豐沛博大的中國精神。

話題緣起

近來，一部名為《覺醒年代》的黨史題材電視劇廣受關注，一路領跑電視劇收視率榜單。該劇以厚實的劇本、精湛的演技、豐滿的形象、上佳的制作一時間口碑炸裂，吸粉無數，甚至被眾多影評媒體譽之為“破圈現象”。那麼，這部電視劇為什麼好看、其主題是什麼、那個年代為什麼會誕生中國共產黨、這裡有什麼歷史邏輯等等，帶著這些疑問，我們特邀該劇編劇龍平平和有關專家作答。

主導思想：為中國共產黨溯源

主持人：《覺醒年代》自開播以來，為何會受到觀眾熱捧？

王學斌：作為一名同樣緊追該劇不舍的觀眾，在我看來，《覺醒年代》之所以大熱，關鍵在於其用鮮活高超的影視藝術形式，講精彩了中國共產黨創立的故事，講清楚了深蘊於波瀾壯闊的歷史劇變（1915年至1921年）背后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講透徹了歷久彌新、豐沛博大的中國精神。

龍平平：《覺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雜志》問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為主線，全景式反映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時代風雲，藝術地再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和中國共產黨創建過程，揭示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歷史的必然選擇這個主題。觀眾評論說，《覺醒年代》是“建黨前傳”，有一定的道理。同時，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礎上，充分吸收和運用新時代黨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該劇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大膽的嘗試。

主持人：作為編劇，在寫作過程中，您有什麼考慮？

龍平平：中國共產黨是怎麼來的，是哪些人搞起來的？當初，先哲們為什麼要接受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要選擇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搞社會主義？當初的選擇對不對？這是劇本寫作過程中我重點思考的問題。通過電視劇形式清晰展現黨的由來，為中國共產黨溯源，是創作的主導思想。

覺醒年代：沒有行動，何談覺醒

主持人：從學術角度怎樣看“年代”二字的含義？

王學斌：近代中國走過了一段極其艱難且異常屈辱的探索歷程。1840年，西方與清王朝再度相遇，此次的相遇不再是溫情脈脈，而是劍拔弩張，英國人用槍炮打開了中國的門戶。之后不僅是西力東侵、資本東移，西學也伴隨堅船利炮如潮水般涌入華夏大地。彼時中國深陷於李鴻章口中所形容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裡。盲目拒斥西方並不是正確之道，到頭來隻會被列強踢出局。為了追求獨立富強，中華民族所遭受的苦難之重、面臨的風險之高、經歷的波折之多、付出的犧牲之大，都是世所罕見。危難當前，破局之道，隻有勵精圖治，實現向民族國家邁進的現代轉型。這就是《覺醒年代》裡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陳延年等進步人士所身處的歷史境遇，更是他們所欲滌蕩、改變的局勢，也是該劇中反復痛陳、一再強調的積弊所在。換言之，是日益加劇的民族苦難這樣的“年代”促使了“新青年”們的覺醒。

主持人：在特殊年代，進步人士們面臨怎樣的理論困境？做出了怎樣的選擇？

王學斌：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從林則徐、魏源等先覺者首倡“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到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再到辛亥革命，數代中國人真心向西方學習，前赴后繼，卻一再無疾而終，各種救國方案皆化作泡影，道路選擇上的慘痛教訓彰彰在目。這就是《覺醒年代》裡諸位進步人士所面臨的理論困境。

中國向何處去？中國文化向何處去？圍繞這一難題，那時的中國思想界，可以說是諸種思潮激蕩，知識分子們面臨著理論抉擇的“三岔口”，中國歷史也進入了不得不抉擇的“三岔口”。那時候，歐洲所代表的、國人刻意追求的“現代性”文明，在一戰戰火中灰飛煙滅。這令中國人不得不重新審視中西文化，重新思考中國未來的指導理論問題。

以梁啟超、梁漱溟為代表的學者，通過反思現代性，對於中西文化問題，主張採取中西調和的方式以期復興中華文明，片面強調了文化的承繼性卻忽略了文化的時代性。

而以胡適、丁文江為代表的學者，則執著於對現代性之追求，指出所謂“歐洲科學破產論”，其實不過“謠言”而已，他們這種近乎偏見般對反省的拒絕，實際上弱化了個人的思想張力，其在五四運動后思想影響力的消退，恐與此頗有關聯。

隻有以陳獨秀、李大釗為首的部分新文化旗手，他們首先深刻反思現代性，如陳獨秀引介歐洲最新思潮動向，“當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若法蘭西之柏格森,雖不以現實物質文明為美備,咸揭櫫生活問題,為立言之的。生活神聖，正以此次戰爭，血染其鮮明之旗幟。歐人空想虛文之夢，勢將覺悟無遺。”正是在透徹反思歐戰的基礎之上，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革命從此步入了新階段，他們最終信仰馬克思主義。從此，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擔負起領導人民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歷史重任。

主持人：艱難年代，先進分子們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又是如何實現大眾覺醒的？

王學斌：沒有行動，何談覺醒？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再到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貫穿其中的，既有思潮的脈動，更有實踐的沖動。1919年9月15日，李大釗在《少年中國》第1卷第3期發表《“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說：“我們‘少年運動’的第一步，就是要作兩種的文化運動：一個是精神改造的運動，一個是物質改造的運動。”無獨有偶，1920年初，一向信守“不談政治”戒約的陳獨秀撰文道：“本志社員中有多數人向來主張絕口不談政治。我偶然發點關於政治的議論，他們都不以為然。但我終不肯取消我的意見，所以常常勸慰慈、一涵兩先生做關於政治的文章。”當時的思潮趨向由話語走向實踐，由推崇走向反思，由批判走向建設、由改良走向革命，五四運動引發了盛況空前的政治變革。《新青年》同仁亦因之漸趨分化，最終以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為代表的先進人士共同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國政治自此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擁抱革命、走向社會的行動，是覺醒后的必然選擇，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實踐屬性。《覺醒年代》后半段劇情的高潮部分，恰恰是全景式地呈現了此歷史時刻的雄壯與艱辛。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大會上指出：“五四運動改變了以往隻有覺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覺醒的人民大眾的斗爭狀況，實現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全面覺醒。”《覺醒年代》正是緊扣這一急遽變革的時期，通過藝術的語言講清楚了該年代所蘊含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的高度統一。與此同時，劇中人物群像的刻畫既不失嚴謹，又惟妙惟肖，讓人過目不忘，久久沉浸其中，為他們靈魂深處那一份偉大而可貴的精神而振奮甚或震撼。這恰恰印証了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文藝座談會上那一句論斷：“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

思想溯源：揭示黨成立的歷史必然性

主持人：《覺醒年代》敘事的時間段是1915年到1921年，長達6年，這樣的設計有何考慮？

龍平平：以往反映建黨題材的影視劇多是聚焦1921年黨的一大，展現黨的成立過程。《覺醒年代》講的是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時代背景和原因，揭示的是黨成立的歷史必然性。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馬克思主義是黨的指導思想，但馬克思主義是舶來品，不是中國產的，是從外國引進的。而且，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國這樣一個古老落后的東方大國，是沒有條件搞社會主義的。陳獨秀、李大釗這些人當初為什麼不從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找藥方，而要從國外引進和接受馬克思主義，他們是怎樣找到社會主義這條道路的？這就得從新文化運動說起。

《覺醒年代》敘事的時間段是1915年到1921年，共6年。選擇這6年，是反復琢磨的。這6年，世界上發生了兩件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和會確定的凡爾賽體系架構了帝國主義重新瓜分世界的新格局﹔俄國的十月革命則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兩件事，影響甚至主導了整個二十世紀世界的走向。這6年，中國國內相繼發生了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三件大事，真正地打開了中國從封建走向民主，從農耕傳統走向現代文明，從封閉走向開放的歷史閥門。寫這6年，實際上寫的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奠基禮。今天中國的一切，皆是從這6年衍生而來的。習近平總書記說：五四精神是中國精神和中國力量的生命力所在，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三件大事是層層推進、環環相扣，缺一不可的關系。隻有把它作為一個整體來展現，才能夠講清楚中國共產黨的由來。

主持人：這三者之間的關系確實很緊密，《覺醒年代》用大篇幅展現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兩個大事件，內容會不會太多？

龍平平：《覺醒年代》用十分之九的篇幅傾情展現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兩個大事件。這兩件大事說清楚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緣由和脈絡就廓清了，黨的成立也就水到渠成了。

新文化運動是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志士仁人苦苦探索救國藥方過程中一場具有革命性的接力運動。陳獨秀辦《新青年》，按他的話說，就是要幫助中國人實現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所謂“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就是倫理的覺悟、道德的覺悟，實際上是文化的覺悟。1915年他從日本回國，就下決心“20年不談政治”，專心辦一本雜志，提高中國人的素質，通過改造國民性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他在創刊詞《警告青年》中首次樹起了“賽先生”和“德先生”即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提出：造就中國的新青年，唯有以科學和民主並重。凡違反科學與民主的，哪怕是祖宗之所遺留，聖賢之所垂教，社會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

《新青年》倡導科學與民主主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介紹引進國外新思想﹔二是反封建，批判正統的封建文化思想，就是所謂的打倒孔家店。這其中，抨擊舊文化，倡導新文化是中心環節。他們當時採取的是一種極端的方式，包括對儒學的態度、對漢字的態度、對文化傳統的態度，今天來看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當時是必要的，而且是持續發酵的。特別是他們的反封建，是從社會生活和需求入手的。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列舉出舊文學八大弊病，提出中國文學改革八個方面的主要問題。陳獨秀的《論文學革命》，更是旗幟鮮明地提出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他們提倡白話文、拼音、標點符號，等等。這些都契合了從傳統社會向現代文明社會轉型的基本需要，得到了整個社會普遍關注和擁護，產生了廣泛深刻的社會影響。特別是《新青年》搬到北京，實行文化精英同人編輯，與守舊派展開激烈爭鳴。魯迅的《狂人日記》《孔乙己》，深刻的思想性潛移默化地提升國民素質。

正是在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中，馬克思主義得到了進一步的引進和傳播，特別是這一時期發生的俄國十月革命，深刻地影響了李大釗等一批先進分子的思想，促使他們開始從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思想轉變。新文化運動如同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成為中國社會革命的引擎。《覺醒年代》第一次全方位地展現了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發展過程，特別是新舊兩派關於傳統文化和救國理念的爭論，引起了觀眾的極大興趣，對於幫助大家厘清中國共產黨的思想來源起到了很好的輔助作用。

新文化運動在1919年得到升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中國作為戰勝國參加巴黎和會，卻遭受種種屈辱，甚至要喪失主權，這就把正在覺醒的中國人徹底喚醒了。巴黎和會讓中國人看到，不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社會，這個國家就沒有救了。北洋政府是最黑暗最反動最軟弱最腐朽的政府，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中國淪落到最黑暗的谷底。當時很多人自殺了。所以陳獨秀在這個時候喊出“讓人民站起來直接解決問題”的口號。他提出，“世界文明的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這是五四運動能夠成為中國社會一個轉折點的根本所在。

概括地說，五四運動對新文化運動的升華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是由反封建的思想啟蒙運動演變成反帝反封建的社會革命，社會革命開始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成為主宰中國社會發展的主旋律。二是社會革命開始由新文化運動的精英層擴大到全社會，工農兵學商各行各業都席卷進來，特別是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台，演變成了全民族的偉大覺醒。三是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形成了一批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陳獨秀等中國最先進的一部分人選擇了信仰社會主義，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理論上、組織上特別是干部上的准備。

李大釗和陳獨秀接受和信奉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當時最新的成果。當時傳入中國的有十幾種社會主義，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新村主義，等等。對這些主義，當時不僅僅是理論的傳播，還有許多實驗，但都不靈。這個時候俄國十月革命給這些苦苦探索的先進知識分子很好的啟發，讓他們在幾近絕望中看到了出路。一方面蘇維埃俄國的施政綱領讓他們看到了社會主義的真實性﹔二是當時蘇維埃俄國宣布廢除沙皇對華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讓中國人切實感受到了社會主義的先進性。俄國和中國的情況差不多，他們能搞，我們也能搞。五四運動的第二年，陳獨秀和李大釗就決心效仿俄國成立中國共產黨。這就有了著名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場地溯源：北京大學是中國共產黨的發祥地

主持人：以往反映建黨題材的影視劇，多是把上海的石庫門和嘉興南湖的紅船作為故事中心，《覺醒年代》為何把視點聚焦到北京？

龍平平：《覺醒年代》把視點聚焦到北京，以北京大學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發祥地，以北大的紅樓為敘事平台，從黨的思想來源和干部來源兩個方面展現中國共產黨的醞釀和創建過程。史料証明，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客觀地存在著從北大紅樓到上海石庫門和嘉興紅船這樣一個歷史過程。如果說石庫門一大會址和嘉興紅船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產床的話，那麼，北京大學的紅樓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相結合的婚房。

紅樓是因：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共產黨最初的醞釀是在北京，北大的紅樓是源頭﹔紅船是果：石庫門和南湖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地標。我們今天所講的紅船精神，首先指的是黨的創始人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講，紅樓理所當然是紅船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把北大紅樓作為紅船的一部分，隻講紅船不講紅樓，不去追尋這條紅船是從哪裡駛過來的，必然隻見樹木不見森林，模糊了中國共產黨思想源頭，淡化了黨的創立時期無數革命先哲為追求真理、尋找救國出路作出的艱難曲折的痛苦選擇。

我曾經在大學生和研究生中做過調研，很少有人知道鄧中夏、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蔡和森、俞秀鬆、何孟雄。他們都是最早的一批共產黨員，20多歲就慷慨赴死了。這才幾十年，人們就不知道他們了。這不是一個大國大黨應有的狀態。所以，實事求是地展現黨的由來和建黨的過程，不應該忽視北京大學的地位和作用。

過去，在這個問題上有一些思想不夠解放的地方。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總書記兩次視察北大，召開座談會，發表重要講話。2014年，他指出，“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2018年，他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動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學習期間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並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是北大的驕傲，也是北大的光榮。”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論述，明白無誤地肯定了北京大學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中的地位和作用。他還說：“從五四運動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這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都是劃時代的。”這就把源頭和今天都講清楚了。《覺醒年代》堅持以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為指導，以尊重歷史的科學態度，把北京大學作為敘事平台，生動形象地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在北京大學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醞釀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過程，普及了黨史知識，得到了廣大觀眾特別是青年觀眾的高度評價。

主持人：北京大學在醞釀和創建中國共產黨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龍平平：北京大學是中國共產黨的發祥地。《覺醒年代》從事實出發，藝術地還原了這段歷史。其地位和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北京大學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是引進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地，《新青年》和《每周評論》是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平台。《新青年》雖然名義上不屬於北京大學，但它的同人編輯都是北京大學的教授。陳獨秀和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工作期間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傳播者。陳獨秀早在1915年就在《青年雜志》發表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李大釗則是在中國第一個舉起馬克思主義的旗幟、系統地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俄國十月革命傳到中國之后，李大釗相繼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再論問題與主義》等大量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名文章和演說。五四運動期間，《每周評論》刊載了摘譯的《共產黨宣言》。之后，《新青年》首次在中國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北京大學在中國的大學中第一次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列入課堂教學，開設了“唯物史觀研究”“工人的國際運動”“社會主義史”等課程。1920年3月，北大成立了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還建立了“亢慕義齋”圖書室，會員最多時達到250人。這些都說明，引進傳播馬克思主義，北京大學起到了無可替代的領袖作用。

第二，北京大學作為五四運動的策源地，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充分的干部准備。據統計，在中共“一大”前，共有8個地方建立了黨組織，其中6個地方黨組織的負責人是北大的師生或校友﹔共有黨員58（舊說為53）人，其中在北大入黨的師生13（舊說11）人，在北大學習及工作過已離校的校友10人，兩項合計共23（舊說21）人，約佔黨員總數的40%左右。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13人中，有北大的學生和校友5人，佔代表總數的38.5%。從這幾個數字可以看出北大在建黨時期的重要地位和突出貢獻。（見楊琥：《北京大學於中國共產黨創建之貢獻》，《前線》2020年第10期）

第三，中國共產黨的兩位主要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都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醞釀於北大。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指導成立中國共產黨最早是在北大與李大釗謀劃的。

人物溯源：第一次充分地、藝術地再現了陳獨秀的重要貢獻

主持人：電視劇以陳獨秀為主角，這種安排有什麼考慮？

龍平平：能不能將陳獨秀作為《覺醒年代》的一號主角，從事實出發，客觀公正地充分展現他領導創建中國共產黨的作用、貢獻和歷史地位，這是整個創作過程中一直困擾我的根本問題。

1945年，在黨的七大預備會上，毛澤東同志說過，陳獨秀是有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創造了黨，將來我們修黨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毛主席的這個話距今已經76年，還沒有一部文藝作品把陳獨秀的這個功勞清清楚楚地展現出來。在已有的建黨題材的影視作品中，陳獨秀的人物形象和歷史貢獻有反映，但不充分，與歷史真實有一定的差距。《覺醒年代》講的是1915年到1921年發生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三件大事。在這三件大事中，陳獨秀、李大釗顯然是無可替代的核心人物。李大釗自不必說，關鍵是陳獨秀能不能做主角？這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還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大問題。我很幸運，趕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2013年10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歐美同學會成立10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歷史不會忘記，陳獨秀、李大釗等一批具有留學經歷的先進知識分子，同毛澤東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傳並積極促進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使中國革命面貌為之一新。”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再次指出：“特別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倡導運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社會。”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論述，充分肯定了陳獨秀的歷史貢獻，為我們正確認識和反映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歷史提供了根本的指導。

2019年10月，為紀念陳獨秀誕辰140周年，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發表了一篇紀念文章，稱陳獨秀為“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傳播者和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這種評價是陳獨秀研究的最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對陳獨秀歷史地位的肯定。

主持人：多角度呈現陳獨秀可以說是《覺醒年代》的一大特點。此外，《覺醒年代》為何還濃墨重彩地講述了一群理想飛揚的革命青年的故事？

龍平平：《覺醒年代》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尊重歷史事實，遵循既定的歷史認同，以習近平總書記的有關論述和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兩卷本《中國共產黨歷史》以及黨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為依據，把陳獨秀和李大釗作為並列的兩大主角，第一次充分地、藝術地再現了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三大歷史事件中做出的重要貢獻，從而真實地展現了歷史，弘揚了正確的歷史觀、國家觀、文化觀，正確地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的必然選擇的主題。這種做法受到了廣大觀眾的一致肯定、高度評價。這是《覺醒年代》高口碑的一個重要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陳獨秀畢竟是有一定歷史局限的歷史人物。所以，《覺醒年代》在充分展現陳獨秀的歷史貢獻和人格魅力之外，對他的一些缺陷，如家長制作風、粗暴、專制、生活隨便、不拘小節等也做了明顯的揭示。

除了陳獨秀、李大釗之外，《覺醒年代》還濃墨重彩地講述了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一群理想飛揚的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燃燒激情的曲折經歷，重點彰顯了陳延年、陳喬年、趙世炎、鄧中夏、蔡和森，俞秀鬆、何孟雄等一批志存高遠、才華橫溢、品格高尚的革命烈士的偉大人格、光輝風採。這樣做，就是要讓廣大觀眾特別是青年從真實的黨史中認識和了解革命先驅，從他們的事跡中汲取力量，找到榜樣。（主持人：李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