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妨以更廣闊的胸懷來認識黨史研究的學科屬性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逐漸發生了具有時代性的轉折和變化，整個學界的研究條件和環境獲得很大改善，研究者獲取資料、信息、思想和理論資源的途徑得到進一步拓展，中共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由此取得了異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黨史研究的突出成就和顯著特征。與此同時，黨史研究身處的學科語境也發生了變易，不再如八九十年代那般相對單純，尤其是2008年開始的新一輪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體系調整，在國家教育體制層面改變了黨史研究的原有學術結構，客觀上使黨史研究處於事實上的“學科碎片化”狀態，成為黨史研究出現不少新問題的重要誘因，學科屬性問題再次成為制約黨史研究繼續發展的關鍵與要沖。這一點，近年來筆者在黨史研究和學術編輯工作中的感受都愈加強烈，危機感日益增強，深感黨史研究的學科屬性問題必須得到新時代黨史研究者的重新審視，否則黨史研究將不僅面臨被歷史學、政治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等基本關聯性學科“邊緣化”的尷尬境地，而且將喪失由時代進步所帶來的新的戰略性發展機遇。在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紀念以及開啟下一個百年征程之際，再次啟動黨史研究的獨立學科建制之路，當有更深刻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在筆者看來，若欲重新規設黨史研究的獨立學科地位，科學定位黨史研究的學科屬性，理應考量到一個最具有根本性和統攝性的現實境況與因素，亦即中共作為統管一切的執政黨的地位和作用，決定了黨史研究的對象、內容和范疇是非常廣泛的，幾乎與所有的現實領域發展和學科知識體系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之間都存在千絲萬縷的思想、精神、邏輯和學術關聯，它具有天然的跨學科、跨邊界的綜合屬性，在單一的學科范疇及其學術體制之下很難獲致全面的學術進步，隻具有單一學科背景或隻遵奉單一學科規范的研究者，自身也無法真正感知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全息歷史圖景和深刻本質。客觀而言，黨史研究之所以能漸次成長為一種具有獨特性和影響力的研究形態，正是當代中國政治制度下的一種特殊學術安排，這種政治與學術的雙重特殊性絕非目前的常規學科劃分體系所能涵括和容納的。如果不從黨史研究這一最大的特殊性出發，就很難重新體察和真正解決黨史研究的學科屬性問題，也無法適應目前社會迅速變動語境下對於學科整合式研究的急切需要。以單一學科屬性來規約和主導黨史研究的未來發展已顯得不合時宜，相關學者無妨以更為寬闊的學術胸懷、更為開放的時代意識和更為多元的學科資源來重新認識黨史研究的學科屬性。

基於這種前提，重塑黨史研究學科屬性乃至黨史研究學科獨立性的認定標准便具有優先的迫切性，黨史學界多年來在這方面有一些論述，但分歧也很大。筆者認為，從理論上講，黨史研究若欲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或至少成為一門學科的獨立學術分支，就必須擁有經驗層面和形而上或邏輯層級的充分理據。

就經驗層面而言，黨史研究必須通過扎實的學理性研究，能為現實政治社會提供出有效而及時的歷史經驗和教訓鑒戒，而這種功能又必須具有顯著的獨特性，是其他學科和其他學科分支所無法替代的。客觀來看，黨史研究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和代價，但與中國政治社會的期待相比，顯然還存在很大距離。如何透過各種形態的黨史研究發揮其現實價值和社會功能，相關理論儲備尚顯不足，相關研究實踐自身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括也存在諸多空白。同時，對於黨史研究所承擔的現實功能的理解與定位，還需在一定程度和維度上具有超越性甚至超驗性，亦即具體黨史問題研究要在“應然”“理想”的角度，關心國家的進步、社會的繁榮、人民的幸福乃至全人類的終極命運，這也就是近年來黨史學界普遍呼吁的“問題意識”的根本維度。缺乏真正而有效的“問題意識”，黨史研究在經驗認知層面的合理性就必定不充足，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意義和價值就不太容易落地，自然無法取得更大范圍的尊重、認可和支持。申而論之，黨史研究本應通過歷史重現和理論創新來關注國家和社會的歷時性演進和共時性結構，從而為助推政治社會的良善躍遷提供有效的思想與理論資源，這就必然要求研究者絕對不能滿足於那種與政治保持“安全距離”的所謂“歷史研究”。既遠離現實又失卻理想的黨史研究，肯定無法生產出具有歷史與思想穿透力的新知識，必然無助於真正理解歷史以及切實把握當下和未來，當然也就無望獲得普遍性的理解與接受，就一定缺乏成為獨立學科的根柢。可見，黨史研究是否能養成具有扎實學理基礎的“當代意識”並塑造強大的自我反思特性，將在根本上決定著黨史研究的獨立學科歸屬。黨史研究者必須像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樣通過哲學建構來為共產主義運動乃至全體人類的終極命運而服務，就可以將學術研究最終升華為科學思想﹔也可以像韋伯那樣終其一生都深深地介入他那個時代的政治議題之中，隨時接受“政治”的召喚，並“以學術為志業”。

就形而上或邏輯層級而言，黨史研究在80年代以降學術化發展和演進過程中的理論生產與思想建構的能力和體系尚顯不足，無論是學理上的實証研究還是宣傳上的問題研究，都沒有及時上升到獨立的話語和理論體系甚至歷史哲學或政治哲學的高度，從而使得黨史研究缺少與相關學科進行有效對話和對接的學術平台。僅僅擁有具體的研究形態，對於相關學科真正體認黨史研究的獨立性和價值感是遠遠不夠的。畢竟，凡是廣義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都會在具體研究形態方面具有相似性，並不是認定特定研究領域之獨立學科屬性的充分條件。隻有具備創新性和普遍性的思想理論與哲學體系，才能真正實現黨史研究與相關學科的有效接榫。但恰恰在這方面，黨史研究做得還遠遠不夠，限制了其他學科對於黨史研究作為或歸屬於一門獨立學科的認可度。比如就歷史學科而言，黨史研究的史學理論體系建設還遠遠不足，尤其是新世紀以來，黨史研究出現了不同於八九十年代的顯著特征，但黨史學界尚未就此作出全面深入的總結、概括和省思，遠遠低於歷史研究的整體理論水平。黨史研究的“概念化”和“理論化”水平相對低下，甚至一些研究水平非常高超的學者連自己的學術思想都無法用理論語言表達出來，很多年輕研究者更缺乏理論自覺。在這種情況下，寄望於取得歷史學科的接受與承認，學理前提顯然是不充分的。再如就政治學科來看，無論黨史研究的學科歸屬若何，其最大的本質仍然是“政治史”“政黨史”，本應通過黨史研究來透視“政治”的本質，洞悉何謂“好的政治”以及中國共產主義革命背后的“政治”建構等核心議題，但黨史研究在此方面的著力更為孱弱，無論是學術層面還是宣傳層面的黨史研究，都沒有使具體問題研究和理論思考上升到“政治哲學”層級。一言以蔽之，目前黨史研究的抽象性、理論性以及由此決定的普遍性意涵還很不充分，而如果沒有哲學層級的建構，就絕對無法支撐起一門獨立的學科，亦無法在一門學科范疇下取得獨立的學術地位 。[ <有學者就認為：“學科的誕生既包括對研究對象獨特的認識和研究方法的確立，同時也包括對於研究對象獨特的概括抽象方式的誕生，並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一整套知識體系。”參見方巍：《關於青年研究學科化的思考》，《當代青年研究》2007年第8期。以此作為判斷標准，黨史研究在“概念化”和“理論化”的體系建設上還存在相當距離。>]

循此思路，若欲在上述兩個層面確認並強化黨史研究的獨立學科地位並在此基礎上求取更高程度的學術化水准，僅僅仰賴單一學科的學術范疇和知識資源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必須以一種“大學科”的觀念來重新審視黨史研究的學科屬性，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狹隘的單一學科觀念對於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剛性束縛，將其他學科常常關注的“廣義黨史”內容真正納入黨史研究的對象與體系，並與傳統的“狹義黨史”內容形成對照、確証、互証、補充與共進的良性學術關系。從中共治理國家的基本歷史軌跡、現實架構以及未來趨向判斷，黨仍然會保持並強化統管一切領域的巨型功能，黨史研究涉及的范圍無疑將更為廣泛而深刻，這就決定了黨史研究的實際對象和范疇理應涵括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進程的一切歷史內容，“黨史（研究）”必須在一種廣義層級上加以理解與規范，否則就是對現當代中國這一最大的客觀實際的無視或無感。失去“廣義黨史”內容的結構性支持，“狹義黨史”或“傳統黨史”內容的梳整和理解就會喪失更多元、更有效的思想與精神資源，從而既無法使黨史研究形成“整體史”的研究氣象和書寫規范，也無法真正從整體格局上理解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及其歷史，這應當是不難理解的經驗與學術感覺。譬如，就研究對象而言，黨史就是中共認識、實踐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僅是黨史研究的根本指導思想，更是黨史研究的具體研究對象。然而從新世紀以來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來看，年輕一代的黨史研究著述都鮮明地體現出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隔膜和疏離以及對於相關思想理論譜系的片段式理解。在這種情況下，不少研究者寧願抱殘守缺，也不願從原典著作中體認馬克思主義理論自身的科學性、深邃性和復雜性，更不願努力探索馬克思主義理論與黨史研究的結合之路，從而使黨史研究的“實証性”“歷史感”失卻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歷史的確証與支撐。顯然，若欲繼續加強黨史研究的學術性，就必須將本屬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或帶有顯著馬克思主義理論色彩的歷史問題納入黨史研究的學術視野。再如，就黨史研究的政黨史屬性而言，目前將黨史研究劃分至“政治學”學科的通行做法並無不妥之處，但問題是很多黨史研究者的政治學理論素養非常欠缺，導致一段時期以來的黨史研究在不同程度上脫離了長時段的制度變遷、意識形態流變、國家治理、社會整合、政黨角色等宏觀層級的歷史論域，從很多黨史研究著述中已無法深刻而顯著地體察到“政治”“國家”“人類”“命運”等根本主題的貫通性以及諸如“統治”“權力”“權利”“權威”“自由”“民主”“平等”“正義”“責任”“寬容”“合法性”等核心概念的解釋力，進而從根本上削弱了黨史研究的學術價值和現實功能。職是之故，今后黨史研究者需要著重加強政治學基礎理論的補充尤其是政治哲學和政治關懷意識的滋育，並探索黨史研究在政治學科框架下的發展路徑。隻有在這樣的“跨界”意識指引下，科學的黨史研究才能真正承載起政治史研究的靈魂與精神，扭轉傳統政治史研究式微的趨勢，進而更好地審視中共黨史作為一種政治史、黨派史的基礎特征和學術意涵以及更深刻地透視“政治”的本質。此外，近年來以應星為代表的一批社會學研究者，以鮮明的社會學知識與理論來重構和詮解中共革命史，取得了非常突出的學術影響，凸顯了社會學理論對於創新黨史研究的重要意義和價值﹔由《開放時代》雜志創設的“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革命”專欄，更是集合諸多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科理念和相關學者，所刊論文的學術質量以及所提出的具有跨學科性質的“共同問題意識”等頗為學界矚目，既顯現了“中國革命”作為黨史研究之核心概念的巨大統貫性和整合力，也彰顯了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與黨史研究實現科學接榫的巨大可能性。上述這一切都顯現“中共黨史（研究）”自身的內涵和外延尚未得到充分發育遑論成熟，“中共黨史（研究）”的學術邊界遠未達到高度清晰的程度。

承上所論，中共歷史內容的龐大體量及其與政治現實和各種學科之間的復雜關聯，使得黨史研究很難在目前條塊分割的學科體系環境下獲致正常發展，必須以跨邊界的宏闊視野加以審察和定位，黨史研究理應成為當代中國特殊政治語境和學術架構中的一門綜合學科，它具有跨學科、多學科的顯著屬性。盡管與黨史研究相關的各門學科在治學理念、話語體系和研究程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但至少在方法論層面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將這些不同學科納入一個有機統一的學術整體，“隻有以這種方式才能充分論証科學事業的多種多樣的差異，同時又不會在把它分解為許多不連續的、多種多樣的部分這一過程中使它遭到‘割裂’”，“科學中最完美的統一性就在於它把科學的許多互不相同的分支納入一個獨立自足的、‘有機的’整體之中”[ 〔德〕李凱爾特著，涂紀亮譯：《李凱爾特的歷史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9頁。]。今后的黨史研究要努力成長為一種“類海綿體”或“准化合體”的獨立研究形態，以歷史研究的學術規范為學理根基和核心價值，將相關的學科質素逐步涵攝進來，在“中共黨史研究”的學術范疇下實現與所有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合作與會通，進而形成獨具特色的知識體系和學科規范，“從學術史看，一個生成中的新學科，大多產生於成熟學科的交叉區域” 。[ 朱劍：《霧裡看花：誰的期刊 誰的評價》，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315—316頁。]更何況就目前的中國學術格局判斷，將中共黨史研究在學術體制層面重新歸入任何一個其他學科，都存在諸多現實困難，被人為勉強地納入單一學科狹隘范疇的發展模式已沒有前途，黨史學界需要推動黨史研究學科屬性的重新調整，並借此實現更高水平的獨立發展。因此，歸根到底，以綜合學科的自覺意識來重識黨史研究的學科屬性，與其說是一個學科建設層面的問題，毋寧說是一個以持續的知識結構更新和學術理念創新來提升黨史研究學術水准的問題。若欲真正做到這一點，自我封閉的意識絕不可取，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以更廣闊的學術胸懷，積極汲取各門學科的知識營養和研究理念才是正道，也許還是唯一的正道。通過黨史研究之綜合學科屬性的型塑與強調，筆者特別希冀黨史研究者不僅應該培養超越狹隘學科視角的綜合治學能力，而且透過這種“開放性”維度，更要發展出真正服務公共社會的“問題意識”，從而讓黨史研究在知識生產、理論創新和公共服務等方面都真正成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不可或缺的獨立學科。年輕研究者要努力成長為像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樣的思想探險家，勇於、樂於打破各種既有學科和理論之間的人為劃界，並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的創見，打造一門真正的“大黨史”學科。

實際上，關於黨史研究是一門綜合學科的定位並非一種新思想，而是在有關黨史研究學科屬性討論過程中時常被提及的主張，尤其在新世紀之初的幾年時間裡得到高度關注和密集論証，如由中共黨史研究雜志社組織的“《中共黨史研究》迎接新的千年座談會”就鮮明地體現了對於黨史研究綜合學科屬性的確認與宣揚，“中共黨史學是一門涉及面廣、政治性強的綜合學科，如果隻局限於黨史本身，很難提高研究質量，而應著眼特點，開闊視野，進一步拓寬研究領域，朝著縱向和橫向發展，展開多層次、多角度的研究”，“中共黨史學要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關鍵在於要建立獨立的學科體系和提高理論層次” ﹔[ 邵維正：《面向新世紀的黨史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1期。]在紀念中共成立80周年之際，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章百家就在一次發言中明確指出：“黨史學的建設必須有開闊的視野。黨史學屬於哪一門學科，這是一個爭論了很久的問題，現在仍有不同的意見。我想這個現象說明了一個問題，就是黨史學其實是跨學科的，是一門綜合學科” ﹔[ 章百家：《黨史研究的新視角與新要求》，《教學與研究》2001年第5期。]在這一時期陸續編輯而成的龔育之的三本“黨史札記”，其中的不少文章及其內容和精神實際上都屬於“廣義黨史”的范疇，筆者更傾向於認為“黨史札記”系列同樣體現了作者和編者對於黨史研究之綜合學科性質與范疇體系的一種識見 ﹔[ 關於中共及其歷史在現當代中國歷史上的統攝性，胡喬木、胡繩、龔育之等黨史研究大家都曾不斷強調。如龔育之就明確指出，自中共成立和國共合作進行國民革命后，中國近代史就逐漸地並越來越顯著地以中共的活動、人物、事件為軸心，中國歷史的其他方面越來越同中共歷史聯系在一起，越來越需要從同中共歷史的聯系中加以觀照。1949年后，中國現代史更是在中共的領導下，經歷勝利與成就、挫折與動蕩、改革與開放的偉大轉變的歷史。“所以，國民革命以來的中國歷史和中國共產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中國歷史和中國共產黨史，從原則上是不可分的。從黨史研究的角度說，需要放寬、再放寬自己的視野﹔從中國歷史的研究來說，需要聚焦、再聚焦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參見龔育之：《黨史札記末編》，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第176—177頁。]等等。現在看來，這種典型的“世紀初現象”彰顯的正是一批學者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於黨史研究之學術定位的一種冀望。

近年來，在黨史研究學科建設遭遇頓挫之際，其綜合學科屬性重新得到不少黨史研究者的檢視，如有博士研究生在梳理和評析以往關於黨史研究學科歸屬爭議歷程的基礎上提出，黨史研究與政治學、歷史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等學科聯系緊密但又有所不同，是一門綜合性學科。因此，黨史研究應結合“跨學科”特點，在專業化研究基礎上進行一體化研究﹔應立足“大歷史”視域，在專門史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拓展化研究。 [ 趙娜：《中共黨史學科歸屬爭議及其歷史考察》，《貴州師范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高校黨史學者則著力論証了將黨史研究劃分至其他學科的不科學性，主張將黨史研究設置為一級學科，這不失為一種頂層設計層面的優先性和可行性選擇，迫切需要黨史學界給予切實的集體關注、呼吁與支持，更值得引起國家教育機構和相關黨政領導機構的高度重視。黨史研究的跨學科特性還得到越來越多相關學科研究者的實踐與體認，大多認為目前的任何一個學科都無法單獨完成或“壟斷”這種學術研究，中共歷史及其研究的獨特性正愈加呼喚建立起一個“學術統一戰線” 。[ 由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於2019年11月4日主辦的“政治文化與文明史視野：革命研究的兩種路徑”學術研討會，就典型地體現了這一思想取向。]依此而論，關於黨史研究之綜合學科建設的思想、主張和呼吁，目前已蔚然成風。從現實條件來看，新世紀以來世界和中國的發展變化為加強黨史研究的綜合治學能力提供了良好的物質條件，黨史研究者獲取並掌握多學科知識和思想的途徑正在愈益擴大，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不同學科之間的學術交流變得愈加頻繁。在這種情勢下，黨史學界必須盡快承擔起重新整合相關學科之知識體系和治學理念的重擔，再次強調與科學論証黨史研究的綜合學科屬性，充分討論和深入反思這種主張在以往的學科屬性討論中未能得到應有重視的原因，進而在更為復雜且多元的社會、文化和學術語境下理解與定位黨史研究的學科屬性，積極探索真正落實黨史研究之綜合學科建設的科學途徑，逐步構建黨史研究的綜合學科體系（包括理論形態和實踐形態），切實提升黨史研究者的多學科自修與知識整合能力，研究者的敏銳程度和開明程度將決定著黨史研究的總體面貌、學術地位及其參與和影響政治生活的水平。

從學理上分析，綜合學科屬性並非黨史研究所獨有，但在目前以及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無法有效融入其他學科體制的態勢下，隻有綜合學科屬性才能真正凸顯黨史研究在中國政治社會和學術體系中的高度特殊性以及在學科建設層面實現獨立自主的可能與可行空間。近年來，諸如“歷史政治學”

“歷史社會學”“全球史”等不同交叉學科的興起與相互通約及其所展現的學術研究新趨向 [ 另外，目前在高等教育領域討論正酣的“新文科”理念，更是深度體現了新時代學術研究的發展走勢。這一理念認為，在世界進入產業發展史上的信息化時代后，“分科治學”的學科壁壘已成為學術研究進一步發展的巨大障礙，新時代的文科發展更加強調“學科交叉”“學科整合”“科際融合”。同時，“新文科”更加突出“問題”，更加強調以“問題研究”為中心，以“問題”為平台整合學科，“重問題輕學科”將成為“新文科”的核心追求，任何學科存在的終極根據都是為了解決“問題”，“分科是為了治學，但治學絕不是為了鞏固分科、強化分科……而是為了解決問題”。參見王學典：《何謂“新文科”》，《中華讀書報》2020年6月3日。]，在在彰顯和預示著黨史研究學術化的未來圖景。當然，黨史研究者自身有無這種綜合治學能力是一回事，但有無這種綜合學科建設的自覺意識，將決定著黨史研究者自身的學術視界以及終身學習、不斷進步的自覺性。而從一個長時段的學術史視角觀之，是否秉持一種綜合學科的自覺意識與黨史研究是否能成為“顯學”之間亦存在一種根本性的因果關系。比如在撥亂反正時期乃至整個80年代，由於黨史研究要直面諸多關涉國家長遠發展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實際上承擔了很多良善的現實功能，故而盡管在生成與踐行“黨史研究是一門歷史科學”理念之際， 80年代的黨史研究仍然體現出積極的大學科或跨學科視野，至少與國際共運史、中國近現代史、馬克思主義理論、政治學等學科之間保持著緊密的互動與融合，甚至積極借鑒與實踐一些自然科學的研究理念，並未將黨史研究絕對而嚴格地限定在歷史學科范疇，這是已為不少學術史研究所証實的史事，也是80年代黨史研究帶有濃厚啟蒙色彩並形成顯著的獨立學科氣象的明証。顯而易見，80年代黨史研究之所以能成為“顯學”並由此奠定學術化的根本發展方向，恰恰與其宏闊的學科視域和開放的研究理念存在著根本關聯。從理論上說，一個學科在其學術發展的最初階段或重新起步階段，都需要先極力擴展自身的學術版圖和話語疆界，為搭建宏觀歷史的基本脈路和理論框架提供更多的相關知識與思想資源，進而為之后的持續精進和專深研究供給連綿不斷的知識體系尤其是對於歷史“重要性”的感受——這種“重要性感受”將直接決定具體問題研究的學術方位和實際價值。

誠如上文所述，進入新世紀以來，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逐步呈顯嶄新的時代性特質，開始步入一個新的發展與重建階段。如同80年代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起步之際需要先行拓展學科范疇和研究疆界一樣，新時代的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也必須擴大並提升多學科整合的學術能力。畢竟在這樣一個別有“意義”的時代裡，黨史研究者必須有能力不斷創新尋求更有意義和價值的歷史問題，“有意義”的問題可以使研究者的治學過程充滿動力和興味，真正凸顯黨史研究在中國學術格局中的獨特價值，“而一個真正有意義的問題，它的特色就是‘與其他學科相通’” [ 王汎森：《天才為何成群地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150頁。]，這一點對於研究異常復雜豐富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歷史愈益重要。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學術固然有其內在的自然發展邏輯，但真正的學術也一定是時代精神的反映與升華，脫離時代脈絡及其精神理想的學術既無法得到切實發展，也無法在學科領域獲得一席之地，這對於“與時代同行”特征非常鮮明的黨史研究而言尤其如此。將黨史研究自我拘囿於任何一個單一學科范疇之下的狹隘視角，不僅不符合不斷加速變動的政治社會環境的客觀需要，而且經常會喪失由外部環境所帶來的有利於學術研究的發展機遇。[ 比如在最新一輪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進程中，原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編譯局三家科研機構合並組建為新的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便具有因應時代發展的顯著考量，而研究院在第一個五年規劃中提出的“六個打通”理念，就為黨史研究的學術化發展提供了學科整合和學術共進的戰略性機遇﹔不少地方的黨史工作機構與地方志、檔案館等機構實現了初步整合，這實際上有利於地方黨史研究獲得地方志所能提供的那種“在地感”和“地方性知識”，進而突破以往“地方黨史普遍化（中央化）”的沉重窠臼，從而為地方黨史研究的學術化之路開辟新的探索方向﹔等等。]在此情勢下，黨史研究者不應該再有“排異”“排外”情緒，尤其需要警惕和反對那種絕對主義、本質主義甚至封閉主義的學科劃界取向。在黨史研究尚未真正形成或融入一門獨立學科的時候就養成狹隘的學科意識，對於黨史研究的學術發展而言不啻一種災難。試問，如果沒有“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宏大抱負，學者又如何達致“成一家之言”的化外之境？恩格斯就鮮明地批判了15世紀以來自然科學分類化的弊端，指出這種考察方法形成了幾個世紀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87頁。]顯然，這種批判更加適用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風物長宜放眼量”“柳暗花明又一村”，也許在這樣廣闊的學術胸懷之下，黨史研究的又一個春天將被喚醒。

依據上述認識，以往關於黨史研究學科屬性問題的一些討論尤其是將黨史研究拘縛於單一學科范疇下的認識前提就亟須得到重新檢審。即使“黨史研究是一門歷史科學”這樣科學的前置性觀念，在經過一段歷史時期的實踐性沉澱后，也理應得到學術層面的檢省、反思與調整，如從歷史發生學的角度審視這一思潮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興起的歷史性和特定指向性，其主要針對的是以“四人幫”炮制的《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為代表的極左黨史學的泛政治化取向﹔40多年來這一理念在黨史學界仍存顯著爭議和反復，亦缺乏國家教育和歷史學界在體制確認層面的核心支持﹔黨史研究的歷史學化進程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理想類型”，並不與黨史研究所處的現實境況及其發展史之間存在完全的對應關系，“黨史研究是一門歷史科學”或黨史研究的歷史學屬性，實際上僅是就這一層級而言的﹔僅僅在歷史學的知識體系和學術規范下開展黨史研究，或認為歷史學的治學規范就足以完成關於中共歷史的科學研究，有可能使黨史研究者無法客觀地洞識和批評目前歷史研究領域所普遍奉持的基本規范和治學理念本身的某些不足和罅漏，進而在不同程度上影響黨史研究的科學化程度﹔不少研究者將歷史研究的一般性范式簡單導入黨史研究而欠缺對其特殊前提預設的學理探察和理論重建，已然導致新的黨史研究形態的學術邊際效益出現遞減趨勢 ﹔[ 如將歷史研究領域一般意義的“社會史”甚至明清社會史研究的理念簡單引入黨史范疇，便會模糊“社會”概念的特定意義指向，進而在很大程度上喪失社會史研究的學術精神﹔將歷史研究領域已較為成熟的“地域史”范疇導入黨史研究，但若不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各地域之間的歷史內容同質性問題作出事先與事后的理論研判，就會顯著削弱中共地域史研究的學術生命力﹔如果將“世界史”“國際關系史”等學科的治學理念天然地移植到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認為“世界史”“國際關系史”的基本規范就完全適合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而不是秉承“中國本位”“中國中心”的學術理念，那就會犯下很多技術性甚至戰略性錯誤，對於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自身是極端不利的﹔如果將中國傳統史學史研究的“學案體”“要籍解題式”的治學理念和書寫方法直接移用到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中，就會忽視馬克思主義史學文本與一般史學文本之間的顯著差異性，致使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經年間未獲得實質性進展﹔等等。]等等。由是言之，若欲將局限在單一學科范疇之下所出現的負面效果降至較低水平，黨史研究者就必須高度注重養成強烈的及時反省和自我反觀的意識，這是真正的學術觀念應當也必須具備的品質。我們要像馬克思那樣終生不要“受到任何固定思想的困擾”。[ 〔英〕以賽亞·伯林著，李寅譯：《卡爾·馬克思：生平與環境》，譯林出版社，2018年，第22頁。]實際上，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沒有一種學科的前提預設是不需要經過反思甚至批判就盲目接受和長期執守的。前人聖賢曾說：“未經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同樣，在時代形勢已發生顯著變化的前提下，如果仍然對黨史研究的學科屬性問題不作一番學術清理和理論省思，那麼再科學的理論前提也會產生越來越多的實際弊端，因為現代人文社會科學帶有天然的“反身性”（reflexivity），亦即任何知識的生產、傳播和應用都會反過來加諸己身進而招致一定后果 。[ 顧忠華：《韋伯學說的當代詮釋》，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233頁。]正因如此，黨史研究者必須明白，一種研究理念的長久堅持與踐行，誠然可以取得良善的學術進展，但同樣會對這種進展本身帶來一定的負面問題，這就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無可逃避的命運。

需要強調和澄清的是，筆者提出上述一系列尖銳問題，絕非否定黨史研究學術化的本質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仍然是歷史學化，未來仍然要在調適與反思的基礎上繼續加強和深化黨史研究的歷史學化程度，黨史研究作為一門綜合學科的實現與發展一定建基於歷史學的基本學術規范和寫作訓練，綜合學科體系的建設必須充分觀照黨史研究的歷史學屬性，畢竟黨史研究要成為“科學”進而成為“學科”，就一定要首先使研究對象“歷史（學）化”，黨史研究者對於“歷史”的信念和信仰、對於歷史學規范的熟稔與遵循、對於歷史研究形態的堅守與拓揚以及對於中國和世界歷史知識的儲備與更新等基礎功力，都在在影響著黨史研究的學術水准和學科地位。任何一個有志於黨史研究的學者，都必須首先著力培育和持續提高歷史研究的治學能力。即使僅僅致力於現實政策注解的黨史研究形態，離開相關歷史問題的深度研究和邏輯支撐，既無法為黨史研究的獨立學科地位贏得尊重，更無法獲致真正的智慧訓教。 [ 准此而論，筆者之所以強調要對“黨史研究是一門歷史科學”這樣的科學觀念加以反思並由此引導出學術觀念的自我反思意識，就在於真正的黨史研究歷史學化進程一定是和研究者自身的歷史（主義）化准則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唯有研究者對於所奉行的學術觀念抱持一種歷史（主義）化的開放態度，黨史研究才能真正實現高水准的歷史學化。從理論上講，研究者在長期艱苦的學術研究過程中必須秉持一種堅定而靈活的反思律則，它正好就是研究者及其所委身的研究領域遵從歷史（主義）化原則的一種必然結果，反之亦然，二者是真正的“互為”關系。隻有將自我反思作為結構性的認知媒介和治學原則，黨史研究者才能對與自身所處時代產生精神關聯的歷史和未來作出真正具有穿透力的還原、建構與分析，從而最大程度地發揮黨史研究的學術與社會影響。]問題的關鍵仍然是，黨史研究要想獲得更為長程和健康的發展，僅僅仰賴歷史學科是遠遠不夠的，很多黨史問題的歷史脈絡構筑和思想理論闡說，離開歷史學之外的學科資源是無法科學完成的。失去多學科、跨學科的學術資源的支持，黨史研究本身的歷史學水准也必然會受到極大削弱。換言之，若欲使黨史研究更為“歷史”或“歷史學化”，就必須引入更多學科資源方可實現。准此而論，如果黨史研究的綜合學科建設需要形成一種“同心圓”的學術結構，那麼這個“同心圓”的中心點應該有兩個維度：一個當然是“中共歷史”，隻要與中共歷史有關的內容，隻要有利於更好地建構和理解中共的歷史發展，都屬於中共黨史研究的學科范疇﹔另外一個就是“黨史研究的歷史學化”，中共黨史的所有學科范疇都應該基於嚴肅扎實的歷史敘事和不斷創新的歷史識見，凡納入中共黨史學科范疇的研究對象和理論方法，都應該有助於黨史研究的深度歷史學化。此外，在此問題上，其實還有一個在以往關於黨史研究學科屬性的討論中常常被忽視或未加刻意強調的維度，即“學術研究”與“學科建設”或“學科屬性”有關聯但也有差別，是兩個不同層級的問題，后者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和理論的問題，而是非常現實且更具宏觀性和政策性的議題﹔不僅僅關涉個體研究者或特定研究群體的學術理想和學術倫理，更是一個需要黨史研究者在打造學術共同體的基礎上與國家、社會、民眾以及學術界之間施行博弈的問題。“學科建設”或“學科屬性”的實踐指向或實踐理性似乎遠遠強於其理論思辨或理論理性，主要是一個“實踐”層次的問題。

總而言之，既然黨史研究的學術安排具有顯著的國情特殊性，學科規劃的設置和建設無妨充分尊重和發揚這種特殊性，讓黨史研究獲得一種綜合學科建設層面上的特殊獨立性，這無論對黨史研究學術化的繼續發展還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整體進步都會促發明顯的積極效果。黨史研究的綜合學科屬性，從根本上源自具有中國特色的特殊體制安排以及在黨領導一切的政治社會架構下形成的廣闊研究對象群落，這就是黨史研究的最大特殊性。如果黨史學界無視這種特殊性，不基於這種特殊性來討論黨史研究的學科屬性問題，無異於緣木求魚。包括筆者在內的很多學者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都大力強調黨史研究的普遍性特征，但在新的時代情境和學術環境下，筆者更傾向於重新體認和尊重黨史研究的特殊性，並希冀通過這種特殊性的張揚來開拓黨史研究的新的學術成長點，進而對黨史研究形態和格局的重塑提供一種“再平衡”的力量和“再出發”的機緣，擴大黨史研究的學術疆域和現實影響。也許，再過若干年，我們還會再次召喚黨史研究的普遍性維度，但至少在從現在開始的一段時間裡，黨史研究的特殊性價值必須得到重新關注，以使黨史研究獲得一次自我反省和學術重建的時代機遇。 [ 需要指出的是，80年代以降關於“黨史研究是一門歷史科學”的討論，既相當注重黨史研究學術性的普遍意義，也高度強調黨史研究自身的特殊性價值（其核心是政治性或現實性）。但隨著時日推移，很多研究者大多只是從技術性角度理解、運用甚或規避黨史研究的特殊性，而從未認真考慮如何從學理層次透過特殊性維度來開拓黨史研究的學術疆界和發展空間，進而提升黨史研究的學術化水准。易言之，黨史研究的特殊性維度亦可以生產出高度的學術化成果，這完全取決於研究者自身的知識廣度、觀察視閾和學術修養。]能否抓住這次機遇，實實在在地決定著黨史研究學術化的未來圖景。學術研究就是在這樣的“鐘擺效應”中不斷獲致發展與進步的，黨史研究也無法超脫這樣的學術法則，否則必然會故步自封、不進則退。沉思、勇思、善思、慎思、反思——必須成為新時代黨史研究者認真培育和全面實踐的治學理念與學術品質。學術觀念的反思意識固然具有“重估價值”的意涵，但借此可以重新找到黨史研究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版圖中的真正位次，也就是“找到自我”。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編審）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