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你不知道的《絕密使命》

編者按：近日，中央電視台正在熱播的電視連續劇《絕密使命》，講的是在中國革命最艱苦的年代中共中央建立紅色交通線的事。在反革命勢力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嚴峻形勢下，這條交通線曾經被稱為“中國共產黨的生命線”。其實，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中，地下斗爭和秘密工作始終與黨的其他工作相伴而行，這條戰線上的同志們，以堅定的信仰、不屈的意志以及對黨組織的無限忠誠，履行著極為艱巨的任務，忍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用鮮血和生命守護著黨組織和同志們的安全，保守著黨的秘密。進入這條戰線的人們，甘願隱姓埋名，從此默默無聞，扮演無名英雄的角色，干的卻是驚天動地的壯舉。正如那首歌中唱的：“不需要你認識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進祖國的江河！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國不會忘記我！”本期刊發的這篇文章，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們黨的秘密工作一百年來的一段歷史，反映了這條戰線上的人們對黨的赤膽忠心和對革命事業的深厚情懷！

為什麼秘密交通工作與黨同源共生

中國共產黨的秘密交通工作始於1921年底，是隨著黨的誕生而誕生，隨著黨的發展而發展，隨著黨的成熟而成熟起來的。

一個新生的政黨為什麼會在建黨伊始就著手創建秘密交通工作呢？主要有三個方面原因：

首先是環境所迫。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地下黨”，長期處於“非法”“隱蔽”狀態，人員不斷被抓捕，組織不斷被取締，刊物不斷被查禁。面對凶險的生存環境，中央與地方、組織與黨員、黨員與黨員之間，被迫採取隱蔽的聯系方式。

其次是聯絡所需。建黨以后，地方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建立起來，如何保証上海、武漢、長沙、廣州、天津、北平等黨組織之間文件和刊物的安全傳遞，成為當務之急。

第三是認識所致。黨對秘密交通工作的認識可以歸結為一個字：“早”。早在1921年底，中央局就委派了專職交通員，負責中央與地方的文件傳遞和人員聯絡。

早期的秘密交通工作鮮為人知，但第一位專職交通員的大名卻無人不知，他就是現代著名作家茅盾。

第一位專職交通員茅盾與其編輯的《小說月報》

茅盾原名沈雁冰，1921年二三月間經中共創始人之一李漢俊介紹加入上海共產黨發起組，是黨最早的黨員之一。中央局利用茅盾在商務印書館編輯《小說月報》的掩護身份，委任他為直屬中央的聯絡員，茅盾遂成為黨第一位專職交通聯絡員。那時，外地給黨中央的信件都寄給茅盾，信封上寫著“沈雁冰先生轉鐘英小姐玉展”。

以“鐘英”署名的中央信件

由於三天兩頭總有來信，同事們猜測這位“鐘英小姐”可能是茅盾的女友。可問到茅盾，他卻總是笑而不答。有一次，著名作家鄭振鐸出於好奇，也是為了跟茅盾開玩笑，私自拆開了一封寄給“鐘英小姐”的來信，結果是福州地委給中央的報告，鄭振鐸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鐘英”是“中央”的諧音代號。

哪三個文件推動“紅色交通線”升級

第一份，是具有奠基作用的文件，即1924年5月由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制定《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決議案》，發表在5月20日的《中國共產黨黨報》上。其中在提出“必須使我們的黨及其各個機關能有更明顯的組織形式”的同時，明確要求黨的地方委員會在“組織部之下另有‘統計分配’及‘交通’的職務”。還對“交通”職務的工作內容作了明確規定：“‘交通’職務便是發送秘密宣傳品，組織群眾及示威運動等。”

建黨之初，文件和刊物的傳遞一度依托郵政，因時常遭到反動當局審查、緝查而被迫改用隱蔽方式。隨著敵人對郵件的緝查日益嚴苛，許多郵件被強拆、查抄。加上其他一系列需要秘密進行的重要工作，因此中共中央制定這一文件，就明確了各級組織部門必須設置專門的交通崗位。這一舉措，開創了黨的秘密交通工作正規化的先河。

第二份，是具有提升作用的文件，即1925年4月由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組織部聯合簽署的中共中央第28號通告。當年1月召開的中共四大決定在全國范圍內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后，各地秘密交通組織的建設也得到了強力的帶動，黨的秘密交通工作在認識和建設上迎來了質的飛躍。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建立健全黨內交通問題》的第28號通告，第一次把秘密交通工作上升到了生死存亡的高度，指出：“這種工作在組織上的重要，等於人身上的血脈，血脈之流滯影響於人的生死。”

 中共四大之后，中央組織部設立交通處，配備交通干事，黨的第一個專職秘密交通機構從此誕生。

第三份，是具有加速作用的文件，即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緊急會議通過的《黨的組織問題決議案》，其中明確提出：“臨時中央政治局，應當建立全國的秘密交通機關……,各省亦應有此等機關之組織，務使本黨有一全國的交通網。”並且特別強調：“即使在最公開的條件之下亦應有秘密組織及其工作，這是現時環境中最主要的職任。”

192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建立中央直屬的交通處，中央以“吳世榮”的署名發出了《中央通告第三號：建立黨內交通網》

中共“八七會議”后，中共中央又於1927年8月21日發布了《中央通告第三號——建立黨內交通網》，要求建立中央通省、省通縣、縣通鄉的全黨交通網，並進一步明確了建立全國交通系統的內容。1928年底，三號通告提出的全國交通網初步建成，其中連接中央與地方的有上海至北平、天津的北方線，上海至漢口的長江線、上海至廣州的南方線。

中共中央對“紅色交通線”和秘密工作的規定，還不止這些。翻開黨的一份份歷史文獻，你會看到中共一步步走來之組織嚴密和道路艱辛！

著名的“紅色交通線”是哪條線路

中央交通機關成立后，僅用三個月，就打通了上海至中央蘇區的秘密交通線。許多人因而籠統地說，這就是連接上海黨中央和中央蘇區之間的那條著名的“紅色交通線”。

其實，當時打通的上海至中央蘇區的“紅色交通線”一共有四條。

第一條於1930年冬開通，由上海到汕頭，經大浦縣、永定縣進入中央蘇區。

1931年春又開辟出兩條線：一條是西部線，從上海到武漢，經湖南株州，從湘贛邊蘇區進入中央蘇區。另一條是東部線，從上海到浙江衢州，經常山、玉山從贛東北蘇區進入中央蘇區。

還有一條是1930年底至1931年初開辟的，從上海到香港，經汕頭、大浦、虎崗進入瑞金。這條線在第三次反圍剿后，根據敵情幾經調整，最終固定為上海-香港-汕頭-大埔-永定-上杭-長汀-瑞金，全程大約3000公裡。此后，其它幾條交通線相繼遭到破壞，隻有這條線保留了下來，這才是今天人們所津津樂道的那條“紅色血脈”。

這條交通線，從水路、公路到山路，征服各種地形，克服各種天氣，戰勝隨時可能被堵截、被盤查，被追蹤、被出賣等各種危情，自1930年底打通安全運行長達4年，直至1934年10月紅軍長征離開瑞金。

延安時期為什麼改稱“農委”

1940年6月中央交通機關在延安重建，為更好地開展工作，這一機構對外掩護名稱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委員會”。

1941年，黨中央決定將全國各根據地團以上主要干部數千人召回延安參加整風運動，“農委”迎來了一場規模空前、難度空前、持續時間空前的重大考驗。

時值我黨最為困難時期，日軍抽調其在華北90%以上的兵力掃蕩我各根據地，國民黨接連發起兩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在延安周圍布下50萬大軍，構建了5道包圍圈，筑起18000多個碉堡，糧食、藥品、紙張甚至火柴都進不了延安，逼得共產黨人不得不發動“自己動手”的大生產運動。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農委”在1941年至1943年長達兩年時間裡，沖破日偽、國民黨的重重封鎖，成功護送全國幾千名團以上干部，往返於華北、華東、華中直至海南島等各根據地與延安之間，參加了整風運動。

1942年3月，“農委”協助各地方護送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委劉少奇一行，從江蘇鹽城阜寧縣羊寨鎮單家港村出發，途經山東分局、湖西分局、魯西分局、北方局、太岳區、晉綏分局，穿越103道日偽、國民黨封鎖線，歷時10個月，於12月底安抵延安。

想想在擁有一切現代化手段的今天復制類似活動可能面臨的重重困難，不知人們對“農委”當年的壯舉作何感想？

對“農委”干部的選拔，中共中央也是極為慎重的。毛澤東曾親自交待說：“盡力配備黨性好的干部。”

這是一條什麼樣的線路

從1921年底茅盾擔任首位交通員至今，黨的秘密交通工作已走過百年歷程，“紅色交通線”的概念早已遠遠超出了那條連接上海和瑞金的交通線本身，成為革命戰爭年代黨的秘密交通工作的代名詞。

（一）這是一條血泊之路。192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羅亦農在上海被捕。為及時通知有關同志轉移，內埠交通科科長張寶泉不顧個人安危，穿梭於上海街頭，不幸被捕。敵人使用酷刑打斷他兩條腿后，把他拖到院子裡，毒打200軍棍，又朝他連開七槍，用三把刺刀挑起他的尸體，扔出龍華監獄圍牆。

秘密交通員龔增祥在上海被捕后，敵人對他施以“剃頭”酷刑，用剃刀將他的頭皮一片片割下來，他寧死不招。敵人假放他出獄，企圖誘捕與他聯絡的人。龔增祥毅然乞討露宿街頭，用棍子打走想要營救他的同志，終被敵人槍殺。

中央紅色交通線入閩第一站永定伯公凹交通站，涌現出紅色交通員“七烈士”英雄群體。

福建省龍岩市永定區伯公凹村，曾經是上海至瑞金那條“紅色交通線”從廣東進入福建的第一站。該村下凹鄒氏家族的地下黨員鄒作仁，動員全族30多人參加了紅色交通，最終13人為此獻出了寶貴生命，其中7人被評為烈士:

鄒作仁為護送軍用物資與敵交戰，犧牲於三河壩。

鄒端仁運送食鹽時被捕，被敵人槍決焚尸。當年周恩來前往蘇區，曾在鄒端仁家留宿。他長途跋涉打了腳泡，鄒端仁夫婦給他端水泡腳，還殺了家中唯一一隻鴨子給他煲湯。臨別時，周恩來給他們留下3塊銀元貼補家用。

鄒昌仁、鄒佛仁兄弟被叛徒出賣，鄒昌仁被敵人剖開脊背，從背后挖出心臟。鄒佛仁被砍頭示眾。

鄒春仁為護送電台而犧牲，鄒啟龍在保護交通線的戰斗中犧牲，鄒晉發執行護送任務時犧牲。

土地革命時期，僅江西一省，犧牲的交通員就多達1780多人。

今天的人們常常贊嘆這條紅色交通線“從未中斷”，卻不知“從未中斷”這寥寥四個字，是多少交通員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

伍修權回憶說：“這些交通員，我連名字都不知道，他們卻默默地為革命貢獻著力量和智慧，我至今想起他們，還不由產生無限尊敬的心情。”

（二）這是一條回家之路。翻看開國元勛、將帥們的傳記和回憶錄，讀著他們對初入蘇區那一刻的描述，那種沖破黑暗、走向光明的豁亮和暖意，像一股惠風扑面而來。

“一進入蘇區，周圍的一切對周恩來都是那樣新鮮，使他十分興奮。”他在給中央政治局的信中高興地寫道：“汀州（長汀）的繁盛，簡直是全國蘇區之冠。”

“一向性格深沉含蓄的陳雲，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悅，笑著大聲說道：‘總算到家了！’”

聶榮臻回憶說：“到了根據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搖大擺地行走了。”“真是春風得意馬蹄疾”。

“葉劍英一到蘇區，就感到進入了另一個天地，一切景象都是新鮮的。”

伍修權深情地寫道:“交通員大喊：‘到啦，同志們，到家啦！’……家，就是蘇區，就是我們的中央革命根據地。……我深深地吸了幾口蘇區的新鮮空氣，隻覺它是那麼清新，那麼香甜。”

進入蘇區，看到一面有鐮刀斧頭標志的紅旗，病倒在擔架上的李克農“猛然從擔架上坐起，庄重地向紅旗行了個軍禮，心裡在喃喃自語：‘我李克農回到家了，回到家了！’”

（三）這是一條勝利之路。土地革命時期，內埠和外埠兩個交通渠道，是黨的秘密交通工作的主線。

1929年下半年，送往共產國際的文件有570余份﹔全年“由中央秘書處一家發往各地的文件就有5523件，各省送到中央的達4687件。”

1930年至1933年，共有260多名黨政軍領導和骨干被護送進入蘇區，幾乎包括了所有開國元勛、將帥，黨的第一代、第二代領導集體主要成員。

各地每年向蘇區輸送價值600萬法幣的布匹、價值900萬法幣的食鹽，以及數百噸的西藥、紙張、報刊、書籍、無線電器材、印刷工具、軍械修理器材等。

抗日戰爭時期，14個八路軍辦事處成為紅色交通的中流砥柱。駐武漢辦事處曾轉運軍餉655萬法幣、槍炮730多支、彈藥1390多箱、服裝46萬套、藥品35萬箱等。駐太原辦事處曾轉運30部電台、100萬發子彈、200挺機關槍等。駐上海辦事處轉運了1000具防毒面具、2萬雙膠鞋、4000匹細布、捐款1785萬元。駐西安辦事處採辦了大量通訊軍工器材、金屬化工原料、皮革、紙張、蠟燭、行軍鍋、報刊書籍等。駐香港辦事處護送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等800多位民主進步人士回到大后方。

解放戰爭時期，紅色交通的收官之作是著名的“北上！北上！”行動。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直接指揮下，通過6條交通線，分大小20多批，秘密護送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馬敘倫、馬寅初等1000余名民主進步人士從香港北上，協商共建新中國。

面對這些數字和名字，你能感受到生命的溫度，能觸碰到歷史的厚重，能遙望到紅色交通工作的背影。

百年華誕之際，紅色交通的統帥周恩來、紅色交通的創建者吳德峰、紅色交通的首位專職交通員茅盾，還有那些曾經行走於刀鋒之上的一個個普通身影，已經離我們遠去。當年那條黑暗、漫長、崎嶇、凶險的小路早已難覓其蹤，而那條血泊之路、回家之路、勝利之路，卻依然在我們心間綿延不絕。

無論再過多少個百年，這條路也不會荒蕪！

資料來源：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鄧小平傳》、《陳雲傳》，以及《葉劍英傳》、《聶榮臻元帥回憶錄》、《回憶與懷念》（伍修權）、《茅盾傳》、《吳德峰》等。

（來源：理論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