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黨史上的幾個重要關頭

為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重要指示精神，4月16日晚，全國政協網上書院“中共黨史學習”讀書群根據讀書計劃安排，邀請了金沖及先生以“百年黨史上的幾個重要關頭”為題，進行了一次線上輔導講座。

金沖及先生是中共黨史和中國近現代史著名專家。他治學嚴謹，理論功底深厚，學術造詣精深，研究成果卓著，是中共黨史研究方面的權威。講座從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開始講起，著重講述了具有歷史性轉折的遵義會議的召開及其重大意義，以及新中國的成立和改革開放后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不僅梳理了百年黨史上的幾個重要關頭，還探根究底分析其形成的原因與意義。講述旁征博引、深入淺出，令人印象深刻，受益匪淺。本期講壇刊發此次講座內容，以饗讀者，發表時有刪節。

主講人簡介：

金沖及，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兼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研究員。曾任中國史學會會長，復旦大學團委書記、教務部副主任、教學科學部副主任，文物出版社總編輯，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成員。主要著作有：《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二十世紀中國史綱》《辛亥革命史稿》等﹔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周恩來傳》《劉少奇傳》《朱德傳》等﹔發表有關學術論文百余篇。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一個“開天辟地的大事變”。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了這個判斷。“開天辟地”，是我們中國人喜愛使用的最高級的形容詞。它至少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它由此開辟了一個以往從未有過的新天地﹔第二，既然是“開辟新天地”，那就不是局部性或一時性的變化，而是具有總體性、根本性和長期性意義的變化。

中國古代在君主制度下沒有政黨。到近代，雖然出現了眾多西方式的政黨，但並沒有真正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並且有著科學理論指導和嚴密組織的政黨。連辛亥革命時期起過重要進步作用的中國同盟會也是如此。隻有中國共產黨誕生，才在中國破天荒第一次出現有著科學理論——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能夠依靠和發動最廣大民眾齊心奮斗，並且形成由民眾中先進分子為核心的政治力量。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堅強有力的政黨來領導，要實現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中國共產黨一建立，就有著跟以往中國歷史上任何政黨不曾有過的全新的三個特點：

第一，它旗幟鮮明地用科學理論——馬克思主義來觀察和分析中國問題。沒有馬克思主義，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很多人以為革命大功告成，事實証明“革命尚未成功”。到早期新文化運動，進步的知識分子認識到不僅要在政治上推翻舊政權，更要從思想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但光從思想文化上得到解放還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於是就提出“改造社會”，建立新的社會理想。而隻有中國共產黨建立后，才破天荒第一次鮮明地提出中國現在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從此，前進就有了明確的目標，並且還把中國革命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說清楚了。

第二，黨從成立時起，就下決心深入下層，到佔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勞苦大眾中去做群眾工作。這是共產黨的根本，是中國以往任何政黨沒有做過的。陳望道先生跟我講過，那個時候，深入到工人中去開展宣傳和組織工作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和沈雁冰常在工廠放工的時候，站在一個高處對工友演講，卻沒有多少人理他們。后來他們在實踐中摸索出一些做法，到工廠裡面辦工人夜校，提高了他們的思想，發現了積極分子，然后搞工人俱樂部，以后再開展工人運動。再以后就到農村裡面來開展農民運動，所以這個黨一成立就到底層去，到最基本的群眾中間去，特別是工人、農民中去。

第三，把黨建成一個有共同理想和嚴格紀律的先進分子組成的堅強有力的革命政黨，使它成為領導革命事業的核心力量。黨剛建立的時候，黨員也是很復雜的，一大代表中間，有的始終堅持革命，成為黨的領導人，像毛澤東、董必武﹔有的為革命犧牲了﹔有的中間脫離黨了﹔有的成了叛徒……大浪淘沙，最后把黨真正建成一個有共同理想、嚴格紀律的先進分子的組織。沒有這樣一個核心力量，什麼事也做不成。

大革命的失敗

中國共產黨因為具備了上述三個全新的特點，所以建立不久就進行了國共合作，推動了大革命的興起。但很不幸，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終還是失敗了。

大革命為什麼會失敗？我想有客觀和主觀兩方面的原因：

客觀原因在於雙方力量的對比：世界資本主義正進入相對穩定時期，能夠集中較多力量來干涉中國革命。中國的舊勢力盤根錯節，反動政治經驗豐富，絕不是一兩次革命沖擊就能摧毀的。中國共產黨畢竟還年輕，理論准備、實際政治經驗和對中國國情的了解都不足，客觀形勢卻迫使他們必須立刻投身到這樣一場大革命中去，並且站在斗爭的前列。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有好的方面，也有一些不正確的意見。在這種情況下，要在當時就取得大革命在全國范圍的勝利，條件是不具備的。

從主觀指導思想來看，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特別是敵對力量和同盟者的力量都明顯地大於自己的時候，最容易發生的主要錯誤是右傾。大革命時期正是這樣。盡管在城市和農村的實際工作中也出現過“左”的錯誤，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雖然對蔣介石的作為有時也有所警惕，但過於看重國民黨的力量，害怕太刺激蔣介石、汪精衛，總認為退讓就可以使國共關系中出現的緊張局面得到緩解，就可以維護團結。結果，國民黨右派看准了共產黨的這個弱點，得寸進尺，步步緊逼，氣焰越來越高，力量越來越大﹔共產黨卻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不敢放手發展進步力量，不敢在必要時理直氣壯地進行反擊，於是，已有的陣地一個一個地丟失，還抱著種種幻想，沒有做好應付突然事變的准備。

面對失敗，中國共產黨重新認識了許多重要問題，制定了一些新政策。最重要的有三點：

第一，黨的獨立性問題。獨立性不是兩黨為各自利益爭權奪利。黨的獨立性，是否由黨獨立地根據人民願望和中國實際情況來提出意見並積極行動，而不是被別人牽著走，這是革命事業成敗的關鍵。

第二，土地革命問題。農民佔中國人口中的絕大多數。土地所有制的正確解決，是廣大農民千百年來最強烈的渴望。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中國已實行幾千年，形形色色當權人物幾乎都同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真要下決心解決這個問題，遇到的阻力不言而喻。

第三，軍事問題。毛澤東在大革命失敗后的八七會議上響亮地提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一針見血，切中要害。民眾運動自然是重要的、應該做的，但不能“專做民眾運動”。世界歷史証明，沒有正確的軍事指揮，沒有一支經過嚴格軍事訓練、有著嚴密組織和豐富作戰經驗的軍隊作為骨干，是不能奪取政權的。即便一時取得了，也難以持久。

黨的獨立性、土地革命、“槍杆子裡出政權”，是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中三個根本性問題。弄清了這三個問題，中國革命就大大跨前一步，進入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新時期。

革命根據地的開創

為工農兵謀利益的政權，它應該實行民主集中制，通過工農兵代表大會產生﹔第四，要在敵人力量相對薄弱、地形和經濟條件有利的區域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並且隨著自身力量的發展，採取“傍著發展”的方式，像滾雪球那樣地不斷擴大這種根據地﹔第五，所有這一切都要依靠黨的領導，而黨為了實行正確的領導，必須把思想建設放在極重要的地位，時刻注意糾正各種錯誤思想。否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會變成一句空話。

正確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和方法，不可能隻靠少數人憑空地想出來，也不是一下子就很完善的，隻能在實踐的探索中不斷總結成功和失敗兩方面的經驗教訓而形成。這種對經驗教訓的總結又不能隻停留在就事論事地就工作中遇到的具體問題解決方法的歸納，而是需要加以深化，提升成規律性的認識。這種認識過程很難一次完成，往往需要經過多次反復在實踐中檢驗和發展。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正是這樣在實踐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

大革命失敗后，面對“黑雲壓城城欲摧”的險惡環境，在敵我力量如此懸殊的狀況下，中國共產黨應該怎麼辦？出路在哪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澤東在1930年1月在古田給林彪的一封復信中提出來的。這封信以黨內通信的形式發給紅四軍的部隊，正確地回答了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出路是什麼這個當時最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它有兩層意思：一是中國革命現在還處在“星星之火”的階段﹔二是有了這“星星之火”，隻要有正確領導，一定能在中國大地上燃起可以“燎原”的大火。

為了使“星星之火”能發展成“燎原”大火，正確的領導必須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解決好幾個問題：第一，要有堅強有力的武裝力量，也就是有可靠的有戰斗力的革命武裝力量，沒有這個條件，其他都談不上﹔第二，充分地發動並依靠群眾，使這支軍隊深深扎根在群眾之中，得到群眾的全力支持，並從群眾中不斷得到補充﹔第三，在條件許可時建立起人民政權，這種政權應該是工農兵自己的、能為工農兵謀利益的政權，它應該實行民主集中制，通過工農兵代表大會產生﹔第四，要在敵人力量相對薄弱、地形和經濟條件有利的區域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並且隨著自身力量的發展，採取“傍著發展”的方式，像滾雪球那樣地不斷擴大這種根據地﹔第五，所有這一切都要依靠黨的領導，而黨為了實行正確的領導，必須把思想建設放在極重要的地位，時刻注意糾正各種錯誤思想。否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會變成一句空話。

正確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和方法， 不可能隻靠少數人憑空地想出來，也不是一下子就很完善的，隻能在實踐的探索中不斷總結成功和失敗兩方面的經驗教訓而形成。這種對經驗教訓的總結又不能隻停留在就事論事地就工作中遇到的具體問題解決方法的歸納，而是需要加以深化，提升成規律性的認識。這種認識過程很難一次完成，往往需要經過多次反復在實踐中檢驗和發展。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正是這樣在實踐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

遵義會議

對遵義會議的歷史定位，中共中央在1945年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有明確的論斷：它“是中共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在1981年發表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又指出：“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親身經歷過這場巨大變化的陸定一在1944年說：“它在黨史上是個很重要的關鍵，在內戰時期黨內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左’傾機會主義的路線，一條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的路線。遵義會議是由錯誤路線轉變到正確路線的關頭。”

陸定一所說的“兩條路線”，前者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的指示和決定神聖化，一切聽從它的指揮行事，在十年內戰時期表現為“左”的機會主義錯誤，王明和早期的博古是它的主要代表﹔后者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獨立自主，堅持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去奪取勝利，毛澤東是它的主要代表。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指導思想。

遵義會議前，前者在中共中央佔有優勢﹔遵義會議后，后者在中共中央取得了優勢地位。這個變化，可以稱得上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轉折點，對黨和國家民族命運的關系太大了，而取得這個變化實在極不容易。

“左”傾錯誤最后導致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紅軍被迫長征，使黨和紅軍面對極端嚴重的危機。但長征開始時，黨和紅軍的領導權仍掌握在“左”傾教條主義者手中。他們不顧周圍的實際情況，採取直線式行軍，企圖到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同紅二、六軍團匯合，又導致搶渡湘江時的慘重損失。進入貴州時，紅軍已處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如果再沿著這條路走下去，黨和紅軍都必將被完全斷送。事實是最好的教員。矛盾的激化，也表明長期存在的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遵義會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召開的。

遵義會議直接解決的是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這是當時具有決定意義而又有可能解決的問題。但它的意義並不隻限於這兩個問題，在這兩個問題背后反映出來的是兩種指導思想、兩種方法論的根本對立。毛澤東1963年同外賓談話時明確地說道：“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教條主義者說蘇聯一切都對，不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這次會議扭轉和解決了中國共產黨面對的一個根本問題：究竟一切按共產國際和“左”傾教條主義錯誤領導的指揮行事，還是獨立自主地從中國實際國情出發走自己的路。會后，黨和紅軍立刻以全新的面貌，顯示出強大的生機和活力，四渡赤水，直入雲南，搶渡金沙江和大渡河，同紅四方面軍會和，又擺脫新發生的內部危機，揮師北上，到達陝北，取得長征的勝利。

這以后，又經過瓦窯堡會議、抗日戰爭爆發、六屆六中全會、全黨整風到黨的七大。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觀念，就這樣一步一步地深深鐫刻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心中，成為黨內公認的正路，形成全黨新的傳統。以后，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時期，它成為一種無形的衡量是非的行為准則。

延安整風和中共七大

從延安整風到中共七大，是中國革命過程中關鍵性的重要環節。可以說，沒有延安整風，就難以有革命的迅速勝利，就不會在短短幾年后迎來新中國的誕生。

為什麼當抗日戰爭正處在艱苦的生死搏斗中時，中國共產黨會下如此大的決心連續幾年在全黨、特別是高級干部中擠時間開展這樣一場整風學習運動呢？因為，人們的行動總是受自己思想指導。如果沒有五四運動以所向披靡之勢破除那些原來長期居於支配地位的種種舊思想、舊文化、舊傳統，又經過反復的爭論和比較，就不可能接受新傳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不可能在人們頭腦裡樹立起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也不會有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和中國歷史發生的大轉折。延安整風就是要解決這個思想指導的問題。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它是在歐洲產生的。世界各國有著各自不同的具體情況和特點，要實現這個理想就有一個怎樣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本國實際相結合的問題，在中國來說，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

毛澤東很早就認識到這個問題。他在1930年所著《反對本本主義》中就說：“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絕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麼‘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証明了是對的。”他又說：“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這是引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

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毛澤東的辦法是：切切實實地做調查研究，對具體問題做具體分析，一切從實際出發，做到實事求是。但要把這種思想化為全黨的普遍作風並不容易。毛澤東這個極重要的思想在很長時間內沒有被黨內許多人所接受，甚至被譏笑為山溝溝裡怎麼能產生馬克思主義？他們中有兩種人：一種是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蘇聯經驗絕對化，一遇到問題隻想去找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是怎麼說、蘇聯過去是怎麼做的，強行要求人們照著去做，而不做調查研究，不顧中國的實際情況。這是教條主義者。另一種是僅有一些狹隘的個人經驗，遇事不做調查研究，隻憑自己的主觀願望或主觀的想當然來作判斷，闖出不少亂子。這是經驗主義者。兩者都是主觀主義，而教條主義是主要的，這種思想如果處於支配地位，革命是不會取得成功的。

整風學習，正是下決心從根本上糾正這種狀況。它要求學員普遍而深入地學習規定的“22個文件”，相互交換意見，樹立起衡量和判斷是非的明確標准，又以相當時間引導大家總結自己前身經歷過的歷史經驗，對照檢查，弄清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怎樣能走向成功怎樣會導致失敗，改變那些不良的黨風、學風、文風，做到解放思想、自我改造。這是延安整風的主旨，是切實有效的。

經過延安整風，中國共產黨內的思想和作風從上到下相當普遍地發生了很大變化，既有堅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又能細膩地從實際情況出發，實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切實發動並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從而在4年多后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

新中國的成立

習近平總書記說過：“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五四運動以來我國發生的三大歷史性事件，是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裡程碑。”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裡程碑”之一？因為從這時起，中國的命運發生了根本變化，稱得上“換了人間”。它突出地表現為三個方面：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統一。

一是，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鴉片戰爭后，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不斷遭受外來的破壞。一系列的侵略戰爭，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強加到中國人頭上。中國人被趾高氣揚的外人看作“劣等民族”，視同可以任人宰割的牛羊。瓜分的陰影一直籠罩在中國人心頭。反動的中國統治者，一切都得看外人的眼色行事。新中國的成立，徹底改變了這一狀況。

從新中國成立起，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做主張，自己來處理，決不容許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內政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決不容許在根本原則問題上有什麼妥協和退讓。這對新中國此后的進步和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有了這一條，才有中國人民在自己的國土上揚眉吐氣，能根據人民的利益和實際情況，獨立地探索並建立一個新國家和新社會，終於創造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

二是，人民政權為人民。中國舊社會中，佔中國人絕大多數的農民、工人被看作“下等人”，自然更談不上參加治理國家。新中國成立后，最根本的變化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完全改變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成為最響亮的格言，也是共產黨人的根本宗旨。人們都以“同志”相稱。我在1950年至1952年當過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青年界代表，親眼看到不少普通的工人、農民在大會上發言。沒有什麼稿子，暢所欲言，陳毅市長坐在下面聽。代表們還投票選舉了市長。這種情景在舊中國沒有見過。人民真切地感到自己已經抬起頭來、是國家的主人，精神面貌隨之發生根本變化，產生了萬眾一心、無堅不摧的凝聚力。這是新中國誕生后方方面面都出現生氣勃勃新局面的根本動力所在。

三是，祖國統一和團結的實現。舊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各地區情況有很大區別而小生產佔著絕對優勢的國家，老百姓曾被人譏諷為“一盤散沙”。近代以來，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劃分並爭奪勢力范圍，在國內長期形成軍閥割據和軍閥混戰的極端嚴重的混亂局面。地方上，還有大小不等的種種惡勢力各霸一方。在全國，根本談不上什麼統一意志、統一法令、統一行動可言，自然更談不上什麼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可言。

新中國的成立，在人們面前出現的是前所未有的人民大團結的全新局面。中國56個民族，早已結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親密關系。黨和人民政府的路線、方針、政策、決定，一直貫徹到全國的各個角落，萬眾一心地辦成一件又一件大事。這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

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在嚴峻的考驗面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通過總結以往的經驗教訓，在實踐中繼續探索前進，走出一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路。這就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果斷地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劃時代決策。

實行這樣一場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改革，面對千頭萬緒的問題，應該從哪裡著手？俗話說：牽牛要抓住牛鼻子。鄧小平和中共中央下決心抓住端正思想路線這個“牛鼻子”，作為打開改革和發展新局面的突破口。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中國帶來一次思想大解放。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精神面貌發生巨大變化，到處熱氣騰騰，對國家的未來充滿信心。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勇敢、富有智慧的民族。如果億萬民眾沒有形成這樣齊心協力的共同奮斗目標，如果不能把蘊藏在人民中的無窮潛力充分釋放出來，中國能在以后40多年中創造出舉世震驚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的巨大成就是無法想象的。

中國人民走上改革開放的新路后，應該舉著怎樣的旗幟前進？改革開放的目標是什麼？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對這些問題的總回答。

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它的含義十分明確：第一，要建設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絕不是其他什麼社會。第二，中國的事情一定要按照中國的實際國情來辦。別國的建設和管理經驗，無論是蘇聯的還是西方國家的，隻要是有益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都可以而且應該學習和借鑒，但決不能照抄照搬。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面十分鮮明的旗幟。高舉這面旗幟，使十幾億中國人民在前進中有了共同的明確方向，有了共同的判斷是非的明確標准。那麼為什麼高舉這面旗幟下能夠在不長時間內實現如此巨大的勝利？關鍵又在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實際工作中始終堅持並不斷深化改革開放。

鄧小平把改革稱為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革命的目的歸根到底就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改革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也是為了進一步解放生產力。所以，改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

事實充分說明，中國的改革一直是在通過總結新的經驗、採取新的措施而不斷推進和深化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一直是在通過確立新的體制、機制和新的具體制度而不斷地完善和發展的。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以能夠取得巨大成功和舉世矚目成就的最重要的政治和制度保証。

堅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堅持實行改革開放兩者的關系是什麼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改革開放是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

總之，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既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不動搖，又堅持從中國國情的具體實際出發，使社會主義在中國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既防止“左”、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又警惕右、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始終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朝著正確方向和既定目標萬眾一心地為之奮斗。這也是中國的改革和建設所以能在40多年這樣不長的時間內取得舉世震驚成就的奧秘所在。

“行百裡者半九十。”在前進道路上，不確定因素和難以預料的困難仍會很多。我們在滿懷信心地向前邁進時，對這些要有足夠的精神准備。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是抵御風險挑戰、聚力攻堅克難的根本保証。”隻要全黨和全國人民不忘初心，團結一致，萬眾一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可以告慰先人的崇高歷史使命，必將完美地化為現實！

（ 來源：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