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書記腦海裡印象最深刻的湘江戰役

4月25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廣西考察第一站，首先來到位於桂林全州縣才灣鎮的紅軍長征湘江戰役紀念園，緬懷革命先烈、賡續共產黨人的精神血脈。他強調：“湘江戰役是紅軍長征的壯烈一戰，是決定中國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歷史事件。”並指出這一戰“在我腦海裡印象是最深刻的，我也講得最多”。湘江戰役之所以關系到中國革命的生死存亡，在於它付出極大犧牲后保存了革命的火種，戰役的慘烈使得黨內對“左”傾錯誤領導的懷疑和不滿達到了頂峰，從量變漸至質變，成為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的前奏。

湘江戰役是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中渡過的第一次嚴峻危機

由於“左”傾錯誤領導，中央根據地未能打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五次“圍剿”。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原來推行“左”傾錯誤方針的中央領導人，在實行這次突圍和戰略轉移的時候，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並且把這次戰略轉移變成了“甬道式”的搬家式行動。部隊攜帶著各種笨重的“壇壇罐罐”，在狹窄的小道上，前呼后擁，磕磕碰碰，互相擁擠，緩慢地行進著。這種行軍方式，彭德懷稱之為“抬轎子”。

國民黨軍隊以湘江天險構筑了第四道封鎖線。中央紅軍進入廣西后形勢愈發危急。1934年11月27日，紅一軍團佔領了從屏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點，但由於湘軍先期到達，失去了佔領全州縣城的有利時機，紅二師退到桂（林）黃（沙河）公路之腳山鋪一帶構筑陣地，准備阻擊湘軍。28日，紅三軍團第五師趕到新圩阻擊桂軍。29日，紅三軍團第十團在界首南光華鋪打響了阻擊戰。這三處阻擊陣地地勢較為平緩，裝備明顯處於劣勢的紅軍與敵人進行並不擅長的陣地戰，預示了這場血戰的慘烈。

形勢越來越緊張，紅一、紅三軍團佔領湘江渡口后，中央軍委縱隊前距湘江最近渡河點是55公裡，卻走了兩天。為保衛中央軍委縱隊順利過江，擔任兩翼和后衛的各軍團不得不與敵人展開殊死決戰，盡可能為中央軍委縱隊渡江贏得時間。

戰況異常慘烈。在新圩阻擊戰中，部隊浴血奮戰三晝夜，傷亡2000多人，紅五師參謀長胡震、紅十四團團長黃冕昌以及副團長、參謀長、政治處主任全部犧牲，紅十五團團長、政委和紅十四團政委均負重傷，營以下干部大部分犧牲。在光華鋪，紅十團團長沈述清中彈犧牲。彭德懷隨即任命杜中美接任團長。當天，杜中美又壯烈捐軀。在腳山鋪，紅五團政委易蕩平身負重傷，敵人圍攻上來時他為避免被俘，讓警衛員對自己開槍。警衛員不忍，他奪過槍開槍自盡。廣大紅軍戰士視死如歸、向死而生、一往無前，靠著堅強的理想信念為中央軍委縱隊贏得了寶貴的過江時間。

尚未過江、擔任全軍后衛的紅三十四師和紅三軍團十八團，被敵軍分割包圍，戰至彈盡糧絕，大部分壯烈犧牲。紅三十四師師長陳樹湘傷重被俘后，在敵人抬他領賞的路上，從腹部傷口處絞斷了自己的腸子，獻出年僅29歲的生命。

經此一役，中央紅軍付出了慘重代價，從長征出發時的8.6萬余人銳減至3萬余人。在廣大指戰員和紅軍戰士的浴血奮戰下，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主力渡過了湘江，保存了革命的火種。

湘江戰役為之后的歷史性轉折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備

從第五次反“圍剿”開始，黨內對“左”傾錯誤的領導就有所懷疑。長征開始后，這種懷疑和不滿便開始滋長。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曾說“中央蘇區的轉移，在他們（指紅軍將士）中間引起了一些不滿的情緒和不穩定的感覺”。湘江戰役激化了這種懷疑，使得不滿情緒達到了頂峰，一些指戰員逐漸萌生出改換領導人的想法。湘江戰役徹底宣告了“左”傾冒險主義軍事路線的破產。血的事實讓大家逐步認識到，隻有改變“左”傾錯誤領導，紅軍才能轉機。

“仗沒有打好，大家都不滿意”，紅十三師師長陳伯鈞的這句話反映了當時普遍的情緒。當時受“左”傾錯誤打擊的蕭勁光回憶，有些同志開始偷偷議論：“老是這樣被動挨打，怎能打破敵人的圍剿呢？”“看來不換領導人，是扭轉不了被動局面的！”擔任軍委二縱隊司令員兼政委的李維漢也認為，湘江戰役“引起了人們的深思，為什麼一、二、三、四次反‘圍剿’都勝利了，而第五次反‘圍剿’卻失敗得這麼慘呢？”時任紅五軍團參謀長的劉伯承回憶：廣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迭次失利，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湘江戰役使得中央紅軍瀕臨絕境，“左”傾錯誤領導人對如此危機和重大挫折毫無辦法，博古和李德都喪失了信心。聶榮臻回憶，博古感到責任重大，可是又一籌莫展，痛心疾首，在行軍路上，他拿著一把手槍朝自己瞎比劃。聶榮臻對他說：你冷靜一點，別開玩笑，防止走火。這不是瞎鬧著玩的！李德在其回憶錄中也承認，突破湘江封鎖線“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各部隊“減員也很嚴重”。他說長征出發時新編成的部隊到佔領貴州黎平時損失達到百分之五十，預備師“甚至達到實有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五”。

黨內逐漸蔓延的對“左”傾錯誤領導的懷疑和不滿情緒成為一種普遍共識，從量變逐漸到質變，為之后的歷史性轉折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備。

湘江戰役成為遵義會議偉大轉折的前奏

湘江戰役最直接的影響就是黨內對“左”傾錯誤領導的懷疑和不滿公開化，爭論也開始了。進入越城嶺山區，部隊暫時擺脫了敵人的追擊。在前進過程中，黨內對行軍路線的爭論日益激烈。

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等開始批評中央的錯誤軍事路線，認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是由於軍事領導上的錯誤路線造成的。周恩來回憶說：“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張聞天說：“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斗爭，一直到遵義會議。”博古后來也說：“長征過程中毛主席起來反對錯誤領導，從湘南爭論到遵義會議。”

12月11日，紅軍佔領湖南通道縣城。第二天舉行了緊急會議，會議否定了李德、博古關於繼續向紅二、紅六軍團所在地區推進的意見。毛澤東建議向貴州進軍。這個建議本來就是毛澤東同張聞天、王稼祥討論的結果，周恩來也支持向貴州進軍。18日，在黎平由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張聞天等同李德、博古等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會議作出《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否定了李德、博古向湘西進軍的計劃，決定在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

20日，中央軍委縱隊到達黃平。耿飚回憶有個“橘林談話”。在一個橘林裡，張聞天和王稼祥頭靠頭躺著，討論當前的情形。王問張，紅軍最后的目標，定在什麼地方。張說，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又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王稼祥當天晚上就將張的想法打電話告訴彭德懷，然后又告訴毛澤東。這消息在劉伯承等幾位將領中一傳，大家都贊成開個會，讓毛澤東出來指揮。1935年1月1日在猴場會議上，中央政治局再次批評了博古、李德不過烏江的錯誤主張，決定強渡烏江，並發布了《關於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

湘江戰役后這一個多月來的激烈爭論，使廣大指戰員逐步看清了以博古、李德為代表的錯誤軍事路線對紅軍造成的巨大損失，加上期間召開的一系列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作了思想上、組織上的准備。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逐步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湘江戰役后引發的激烈爭論，成為遵義會議偉大轉折的前奏。

（來源：《學習時報》2021年5月10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