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創作《覺醒年代》的

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作品，體現編劇的歷史觀，反映編劇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看法。如果編劇沒有自己的觀點，只是詮釋教科書的概念，人雲亦雲，不可能寫出生動故事，不可能打動觀眾。我很慶幸，趕上了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這個節點，能夠以百年大黨成熟思維為指導回望百年前的歷史。
　　學習黨史：不可不知新文化與“五四”
　　2015年我開始寫《覺醒年代》劇本，正逢新文化運動100周年。其時，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有各種各樣的議論。我就整天在想一個問題：對中國傳統文化有很深研究造詣的晚清秀才陳獨秀，為什麼不從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中為中國找出路，而要舍近求遠，不遠萬裡從歐洲引來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社會主義隻能建立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像當時中國這樣一個貧窮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是不具備搞社會主義條件的。這種情況下，陳獨秀、李大釗為什麼會選擇信仰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要用它來指導中國革命，創建中國共產黨。他們當初是怎麼想的，是怎樣找到這條道路的？
　　《覺醒年代》是用理性思維的方式來回答這個問題的。開篇第一集，李大釗和陳獨秀一見面，兩人爭論的就是怎樣尋找救國出路。陳獨秀的回答是：出路不是老路，隻有找到一條新路，中國才不會亡。
　　何謂老路？
　　“流民起義，推翻一個舊政權，建立一個同樣性質的新政權，循環往復，這就是老路。”
　　何謂新路？
　　“不知道，我正在找。”
　　第二集，經過五次出國求道回到上海的陳獨秀亮出了他的答案。他以中國正處在“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三千年未遇之大強敵”的判斷立論，總結了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向西方學習經歷的兩次覺悟和兩次毀滅的慘痛教訓：甲午戰爭，破滅了“以夷制夷”實業救國的夢想﹔袁世凱稱帝，撕碎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方案。以史為鑒，陳獨秀創造性地提出，以科學和民主為旗幟，改造國民性，開民智、造新民，通過思想啟蒙，喚起全民族的覺醒，拯救瀕臨淪亡的中國。由此，一場類似於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新文化運動拉開了大幕。
　　人類歷史上任何一次社會革命都是以思想啟蒙為引擎的。新文化運動6年之后，中國共產黨成立了，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是顯而易見的。《覺醒年代》選擇1915年到1921年這6年敘事，是從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大背景來揭示中國共產黨產生的緣由。這6年，世界上發生了兩件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和會確定的凡爾賽體系架構了帝國主義重新瓜分世界的新格局﹔俄國的十月革命則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兩件事，不僅改變了20世紀世界的走向，也影響甚至主導了中國的社會變革。短短的6年時間，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建立接踵而至，通過這三件大事，真正地打開了中國從封建走向民主，從農耕傳統走向現代文明，從封閉走向開放的歷史閥門。這三件大事都是陳獨秀、李大釗這一撥人發動領導的。三者之間是環環相扣、層層推進、缺一不可的關系。但是，我之前做過調查，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並不清楚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關系。所以，我想通過《覺醒年代》把它說清楚。
　　新文化運動批孔，今天我們尊孔。歷史和現實是否需要溝通，怎樣溝通？這是個難題。我的觀點：100年前的批孔和我們今天的尊孔，都沒有錯，都是救國和興國的需要。《覺醒年代》中有兩場戲是我精心設計的。1919年，陳獨秀決意要離開北大，蔡元培勸他留下來編《中國通史》，陳獨秀說：謝謝蔡公。我現在隻想靜下心來把《新青年》編好。畢竟現實比歷史重要。1920年，毛澤東去曲阜祭拜孔子后到上海見到陳獨秀，陳獨秀不無遺憾地說：早知道的話我就請你也給我上一炷香了，請老夫子不要罵我陳獨秀，要罵就請他去罵袁世凱吧。寫到這裡，我壯著膽子給了毛澤東一句台詞：先生，老夫子不會見怪的。他心裡明白，他就是一幅畫，怎麼貼是后人的事。評價歷史人物，不同的時代會有不同的認識。司馬遷說，研究歷史，要“通古今之變”。這應該是正確的歷史觀。
　　新文化運動為什麼要批孔？直接的原因是袁世凱復辟帝制要拜孔教為國教。深層次的原因是，孔教三綱禁錮了人的思想，封建禮教扼殺了人的活力，封建制度阻礙了社會進步。不批孔，就沒有理由去請“德先生”“賽先生”，就沒有理由去引進現代文明，中國就依然是農耕社會的死水一潭。《覺醒年代》通過全景式展現新文化運動，表達了一種思想觀點：面對三千年未遇之大強敵，封建主義和孔孟之道救不了中國，復辟帝制走回頭路必定死路一條。唯有奮起趕上時代，中國才不會亡。
　　毫無疑問，100年前，是資本主義的時代。五四運動之前，當中國僥幸成為戰勝國的時候，包括陳獨秀、李大釗在內的大多數人都以為中國有救了，可以趕上時代了。可是，僅僅過了幾個月，巴黎和會就無情地毀滅了中國人的夢想。當帝國主義背信棄義聯起手來把一個屈辱的《巴黎和約》強加給中國，而腐朽軟弱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備簽訂這個和約的時候，中國人徹底地憤怒了、覺醒了。什麼是覺醒？《覺醒年代》通過五四運動告訴觀眾：封建主義救不了中國，資本主義也救不了中國。中國要圖強，隻能走反帝反封建的道路！
　　怎麼反帝？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靠學習資本主義來反對帝國主義是無稽之談。五四運動讓中國的先進分子認識到，隻有找到高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理論，用於武裝我們的思想﹔隻有找到優越於資本主義的先進制度，作為我們奮斗的方向和目標，中國才不會亡。這就是五四運動之后，陳獨秀、李大釗為什麼會跨越歷史階段引進和信仰馬克思主義，選擇走十月革命道路的終極原因，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歷史必然性，是一個民族的偉大覺醒！
　　《覺醒年代》用百分之九十的篇幅展現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蓋緣於此。
　　學習黨史：不可不知陳獨秀、李大釗
　　中國共產黨是誰創建的？這原本不應該是個問題。但是，如果你到青年人甚至中年人中去問這個問題，肯定有很多人答不上來或者答錯了。我們曾經拍攝過不少建黨題材的影視作品，基本上都是圍繞著黨的一大展開的，毫無疑問，黨的一大代表都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但是，許多人並不知道中國共產黨到底是怎樣創建的。
　　以我為例。上世紀60年代，我讀小學的時候，並不知道陳獨秀。改革開放后，我上了大學，全面系統地學習了黨史，才知道陳獨秀是黨的締造者之一。毛澤東說過，陳獨秀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創造了黨，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百年大黨，這個節點上，我們應該有一部客觀公正地全面反映陳獨秀、李大釗締造中國共產黨的過程和貢獻的影視作品，讓人民充分了解這段歷史。而且，我堅定地認為，寫這部電視劇，必須以陳獨秀和李大釗為主角，這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還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大問題。
　　我很幸運，趕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2013年10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歐美同學會成立100周年慶祝大會上指出：歷史不會忘記，陳獨秀、李大釗等一批具有留學經歷的先進知識分子，同毛澤東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傳並積極促進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使中國革命面貌為之一新。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再次指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倡導運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社會。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論述，充分肯定了陳獨秀的歷史貢獻，為我們正確認識和反映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歷史提供了根本的指導。
　　2019年10月，為紀念陳獨秀誕辰140周年，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發表了一篇紀念文章，稱陳獨秀為“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傳播者和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這篇文章是以黨中央黨史研究職能部門名義發表的，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其中對陳獨秀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的表述，為我在《覺醒年代》劇本中塑造陳獨秀人物形象提供了准確的依據。
　　《覺醒年代》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尊重歷史事實，遵循既定的歷史認同，以習近平總書記的有關論述和經中央審定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以及黨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為依據，把陳獨秀和李大釗作為並列的兩大主角，第一次充分地、藝術地再現了陳獨秀、李大釗在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建立這三大歷史事件中做出的重要貢獻，真實地展現了黨的創建過程，弘揚了正確的歷史觀。
　　能否塑造好一個經得起歷史檢驗、各方面都能接受的黨的創始人陳獨秀的人物形象，是我在整個創作過程中魂牽夢繞的事情。挑戰之多，難度之大，難以想象。有兩場戲銘心刻骨，永生難忘。一是陳獨秀的思想裂變。五四之后的一個月，當陳獨秀走出家門，看到北京大學突然變成了關押千余愛國學生的監獄時，他的思想崩潰了。這種人類文明史上從未有過的最可恥的事情讓他幾十年追求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理想徹底破滅了。他在紅樓的走廊裡獨自流淚，在思想的煉獄中掙扎了幾個時辰，終於浴火重生、鳳凰涅槃，完成了與舊民主主義的徹底決裂。他寫下了《研究室與監獄》的那個名篇。后來又親自上街撒傳單，決心飛蛾扑火，犧牲自己，以血醒民。寫到這裡，我突然不能自已，躲到廁所裡傷心了很長時間。一個人脫胎換骨，長成革命者是多麼的不容易。
　　還有就是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我查了資料，那一年北方大災，餓殍千裡。看到海河大堤災民遍野哀天嚎地的慘狀，鐵血漢子陳獨秀發出了建黨的誓言。李大釗問：你為什麼要建黨？陳獨秀哭著說，不為別人，就為眼前的這些難民，為了他們能像人一樣的活著，能夠得到人的快樂、人的尊嚴、人的權利。這樣的話恐怕隻有陳獨秀這樣性格、這樣品質的人才說得出來。
　　這兩件事都是事實，只是其中一些具體的情節是我虛構的。我非常敬仰陳獨秀，因為他締造了中國共產黨，而正是中國共產黨經過百年奮斗，使中國人民過上了從未有過的美好新生活。飲水思源，今天，我們黨百年華誕、生機勃勃、風光無限，我們的國家安定祥和、人民幸福、國力強盛，我們不能忘記黨的締造者，應該向他們致以崇高的敬意。這應該是一個百年大黨回望歷史的科學態度。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