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視角中的中共百年奮斗歷程——中國共產黨戰略思維中的天時、地利、人和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即將迎來建黨100周年。經歷了百年來的風霜雪雨、驚濤駭浪，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在不斷開拓創新中帶領中國人民戰勝無數艱難險阻，取得了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勝利，迎來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曙光。

放眼世界歷史，百年政黨亦或有之，而歷經時代更迭變遷保持長盛不衰之黨，則舉世罕見。許多人驚嘆中共永葆青春之謎。探索中共長壽的奧秘，站在不同角度的人會得出不同的結論，而始終站在時代浪潮的前列，緊隨歷史前進的步伐，無疑是其中一項重要原因。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我們黨始終保持清醒敏銳的戰略思維，正確判斷形勢的變化，准確把握機遇和挑戰，積極創新思想理論，靈活調整路線方針，努力在困境中迎來轉機，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証法，並將之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成功做到了這一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我們黨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時”與“勢”在我們方面。

關於增強戰略思維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對全黨提出了明確要求，就是要樹立大歷史觀，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雲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提出因應的戰略策略，增強工作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這就需要我們黨在把握歷史規律的基礎上，正確判斷“時”與“勢”，審“時”度“勢”，不斷調整路線方針政策，以掌握歷史主動，順應時代要求。

中國有幾千年風雲激蕩的文明史，戰略文化十分發達，特別是注重對“時”與“勢”的把握，其中許多內容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証思維相融相通，可以用作創造性轉化。孟子曾強調，“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镃基，不如待時”，指出了把握“時”與“勢”的重要性，並從天時、地利、人和三個層面論及了對“時”和“勢”的判斷和運用，提出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成為中國傳統戰略文化的寶貴財富，千百年來深入人心。毛澤東同志據此發揮了其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而事實上在中國共產黨近百年的奮斗史中，許多戰略決策都不可避免地帶有這一戰略文化的基因。

所謂天時，排除傳統文化之中的天命觀，可以理解為形勢與時機，深層次解釋可指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即歷史發展的大趨勢。順應天時就是運用規律、把握大勢，緊跟時代變遷，認清形勢發展，作出正確決策，抓住歷史機遇。所謂地利，不僅是指地理特點和地緣戰略因素，而且可以拓展理解為對一切客觀條件的掌握和運用。掌握地利就要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條件。所謂人和，不僅是指革命隊伍內部的團結，更是指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實現人和就要堅定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努力改善人民生活，建立起廣泛的統一戰線，團結最大多數人共同奮斗。如果說歷史是由人民創造的，歷史發展趨勢反映的是人類社會的進步潮流，那麼，天時與人和本質上是統一的，天時體現了人民的長遠利益、總體利益、根本利益，人和則要兼顧群眾當前的現實利益、具體利益、切身利益。所以，毛澤東同志講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鄧小平同志講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江澤民同志講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是最具決定性的因素，胡錦濤同志講群眾利益無小事，習近平總書記講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些都是要說明遠大理想必須與人民群眾當前的利益相結合，任何空談天下大勢而忽視人民群眾當下疾苦的目標，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共產黨人必須堅持尊重社會發展規律與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的一致性，堅持為崇高理想奮斗與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的一致性。這也恰與“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相互貫通。

回顧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歷程，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圍繞著掌握天時、地利、人和來謀篇布局，爭取勝利。雖然我們黨理論上未曾使用過這樣的表述，但在實踐中確有這樣的印記，我們可以借用這一中國傳統的戰略視角來檢視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中的戰略思維。

（一）100年前，在民族災難最為深重的時刻，在億萬人民苦苦探尋解放道路的求索之中，一部分中國的先進分子把世界上最科學、最先進的思想——馬克思主義引進中國，作為諸路皆走不通后的選擇，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順天應人，本身就是時代要求和人民願望的產物。

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初，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正確判定了中國社會的性質和當時的革命任務，但對於如何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尋找到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尚在探索之中。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具有了革命的形勢，但還不知道如何運用當時的客觀條件，組織起一支強大的革命隊伍，是有了天時而尚缺地利與人和。毛澤東同志通過對中國社會的深刻考察，寫出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明確了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依靠力量和革命對象，特別是發現農民運動的力量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進而逐步認識到農民是中國革命必須依靠的主要力量，初步回答了人和的問題。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開始獨立探索革命道路，從而對中國革命中的天時、地利、人和有了更清晰的認識。首要的問題是如何判斷當時的革命形勢，“左”傾冒險主義者不承認革命陷入低潮，不顧客觀條件地強調進攻﹔右傾的“取消派”則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需要等待將來中國的資本主義充分發展之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前者高估了革命形勢，盲目冒進，主張在反動統治的中心舉行城市工人武裝暴動，迅速奪取政權﹔后者則錯判了中國當時的社會性質，否定了革命形勢的存在，事實上取消了革命斗爭。兩者都忽略了中國的基本國情，尤其是中國農村存在的巨大革命力量。這些錯誤觀點表明，由於在革命形勢的判斷上發生了根本性的失誤，在革命道路、革命立腳點、革命主力軍以及團結對象等問題的認識上也發生了重大失誤，屬於既失天時，又失地利，更失人和。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則堅持對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判斷，堅持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探索出一條在革命處於低潮時期，深入反動統治薄弱的農村地區特別是數省交匯的邊界地區，發動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開展土地革命，進行武裝斗爭，建立農村根據地，實行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這條道路正確把握了當時的革命形勢，解決了中國革命的立腳點和主力軍問題，順天時，得地利，聚人和，實現了三者的完美結合和有機統一，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打開了通途。

（二）由於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開始了萬裡長征。中國革命再一次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正確把握天時、地利、人和成為更加緊迫的問題。此時，日本帝國主義已經侵佔了中國東北，正在加緊蠶食華北地區，全面侵華已成不可逆轉之勢，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人民救亡圖存熱潮不斷高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也早已發表了對日作戰宣言。抗日救國可以說是當時最大的天時，也是最大的人和。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紅軍長征高舉北上抗日的旗幟，是順天應人之舉，是化軍事退卻為政治進攻、扭轉戰略被動局面的關鍵一著。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幟，絕不僅僅是宣傳口號，更不是掩飾退卻的煙幕，而是有深遠的戰略考慮，更是對內凝聚軍心、對外發動群眾的強大政治武器。沒有這樣一面旗幟，紅軍長征必然演變成一場潰敗，而有了這面旗幟，長征就真正像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那樣，成為了“宣言書”“宣傳隊”和“播種機”。

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矛頭的指向，中國北方日益成為中外各種矛盾的聚焦點，也必然會發展為未來中國革命高潮的策源地和對日作戰前哨陣地，並將因此而演變成為中國政治、軍事的中心舞台。作為一個領導革命的政黨，隻有佔有這樣的舞台，才是真正據有地利，才能領導群眾斗爭，才可掌握戰略主動，才有機會大有作為。雖然長征的具體目的地在途中隨著形勢變化而不斷調整，但迎著中國革命未來高潮興起的方向前進，始終是黨中央堅定不移的目標。這也就是為什麼說黨中央北上路線正確，而張國燾南下路線錯誤的根本原因。當時堅持北上，雖有靠近蘇聯邊界，取得國際援助的考慮，但中蘇邊界地區廣漠荒涼、人煙稀少，不確定因素很多，北上主要還是希望獲得更大的政治、軍事回旋余地。首要的考慮是選擇有利位置建立根據地，在有了鞏固根據地的基礎上再謀聯通蘇聯。而南下川康邊界，深入少數民族聚居區，政治上缺乏號召力，也沒有堅實的群眾基礎﹔軍事上陷入人口稀少的高原叢山之中，缺少軍隊發展壯大的足夠空間，天時、地利、人和俱失，必將陷全軍於絕地。即使避免了重大軍事失利，也將使紅軍困居於偏遠地區，遠離中國政治中心，成為一支邊緣化的政治、軍事力量。當毛澤東和黨中央決心率中央紅軍單獨北上時，尚不知道陝北還有碩果僅存的一塊革命根據地，但仍然決定以數千之眾孤軍北進，就是預見到北上才有機遇、北上才是活路。這裡既有超人的革命勇氣，更有非凡的政治判斷力和歷史主動性。紅軍北上順天時、得人和，而在一旦得知陝北尚存有蘇區之時就立即改變了在接近蘇聯的地方建立根據地的設想，決定把長征落腳點放在陝北，這就又補齊了地利，從而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如果中共中央不斷然北上，就無法與《八一宣言》相配合，掀起以一二九運動為起點的全國的抗日熱潮﹔就不可能實現與東北軍、西北軍的聯合，促成后來的西安事變，建立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更不可能有后來的背靠陝北，東渡黃河，建立廣大的抗日根據地，中國革命的命運將不堪設想。歷史的關節點往往就在這樣一個決策之中。而這一正確決策，正是建立在對中國歷史發展趨勢的准確判斷和對人民群眾歷史推動作用的深刻領悟之上的。

張國燾南下錯誤路線產生的主要原因是迷惑於眼前的困難而喪失了對歷史發展趨勢的正確判斷。正如中共中央1937年在就張國燾的錯誤所作的決定中指出的：張國燾對敵人力量估計過高，對於自己力量估計不足，對全國人民抗日的民族運動表示不信任，因而喪失了紅軍在抗日前線的西北部戰勝敵人創造新蘇區，使蘇維埃紅軍成為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中心的自信心。這裡強調的正是戰略思維上的錯誤。毛澤東同志對此特別指出，張國燾錯誤的哲學根源主要是機械論和經驗論。

（三）全面抗戰爆發之后，中國共產黨成為了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自身力量得到了極大發展，同時也陷入到敵我友矛盾相互交織的空前復雜的政治、軍事斗爭局面之中。中國共產黨的戰略思維在這一時期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和發展。毛澤東同志在這期間所寫的《論持久戰》一文，從時代、國力、民心等多方面，全面分析了中日兩國在天時、地利、人和上的盛衰長消和優劣轉換，得出中國必勝的結論，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的思想，為中國奪取抗戰勝利指明了方向，成為中國共產黨戰略思維的經典之作。特別是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應對抗日陣營內部的矛盾斗爭中，不斷錘煉自身的戰略思維能力和斗爭藝術，作為一個革命政黨在政治上日益走向成熟。

全民抗戰時期，抗日是民族大義，是最大的民心和大局。中國共產黨高舉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旗幟，始終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發揮著引領作用，牢牢把握住了天時。同時，抓住國民黨軍喪師失地、一潰千裡的有利時機，挺進敵后開展游擊戰爭，把敵后變為前線，在日偽勢力薄弱地區開辟抗日根據地，打開了發展空間，特別是著力經營華北戰略屋脊山西，在晉東北、晉東南、晉西北建立起堅強的根據地，進可俯瞰華北平原，退可屏障陝甘寧邊區，從而成功佔據了地利。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實行一條依靠人民大眾的全面抗戰路線，把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有機結合起來，在解放區實行減租減息、合理負擔，減輕人民所承受的封建剝削，改善了人民生活﹔建立了“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權，使人民初次嘗到了當家作主的滋味，有了自己起來抗日並在抗戰中改變自身命運的權利和能力。這就極大地調動了廣大人民的抗日積極性，使人民不僅看到了抗戰勝利的希望，而且看到了未來新社會、新生活的曙光，從而廣泛凝聚了人和。正是因為堅定地依靠人民，真正把人和放在了首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敵后越抗越大、越戰越強，並以人民群眾為“靠山”，擺脫了對山區的依賴，在地廣人眾的平原地區建立起鞏固的根據地，不斷擴大解放區、壓縮敵佔區，逐步改變敵我力量對比，把游擊戰爭開創性地發展到了戰略的規模。這種以人民為“山”的“人山”思想及其戰爭實踐，証明了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力量和創造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彌補條件和環境的不足，深刻揭示了兵民是勝利之本的真理，生動地告訴了我們什麼是“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反觀抗戰中的國民黨政權，雖然也堅持了對日作戰，可以說是順應了天時，利用中國廣闊領土，以空間換取時間，也算是掌握了地利，隻因實行單純防御的戰略，未能充分發揮地利作用，但在最重要的爭取人和方面，則完全陷於失敗。由於奉行了一條排斥人民大眾的片面抗戰路線，對人民政治上獨裁專制，防民甚於防敵﹔經濟上單純索取，罔顧民生、竭澤而漁﹔加之軍事上消極抗戰，作戰不力，國民黨政權越來越失去民心。尤其是留在敵后的國民黨軍隊，失去了大后方支援，抗敵不足、擾民有余，甚至為了苟延殘喘不惜勾結日寇，制造磨擦，為敵張目，因而不但不能發展壯大，反而最終不是逃跑就是投敵。抗日戰爭期間國共兩黨的鮮明對比，事實上已經決定了中國日后命運的走向。

（四）抗日戰爭勝利之后，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進入到最后關頭，新舊中國迎來命運的決戰。能否把握住戰略機遇，贏得勝利，贏得未來，是對中國共產黨戰略思維能力的又一場考驗。當時，經過反法西斯戰爭的洗禮，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已經成為世界潮流。對於經歷了長期戰亂和壓迫的中國人民，和平和民主更是成為萬眾所期、人心所向。隻有堅持和平、堅持民主才能順應時代潮流，贏得人民擁護。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同志不顧個人安危，毅然赴重慶談判，在捍衛人民根本利益特別是解放區人民已有民主權利的基礎上，不惜在聯合政府組成、軍隊整編數量、解放區的范圍等問題上作出極大讓步，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爭取國內和平和實現民主政治的真誠和決心，贏得了全國人民包括各民主黨派的熱烈擁護，既順天時，又合民意，佔據了政治上的制高點。同時，為應對國民黨的內戰政策，我們黨在軍事上也作了積極准備，特別是充分運用了解放區空間和位置的地利，在戰略上實行向南防御、向北發展的方針，放棄南方孤立、分散的小塊根據地，收攏力量、把握先機、爭取東北，搶佔有利戰略位置，經營可靠戰略后方，確保立於不敗之地﹔在戰術上不爭一城一地的得失，集中優勢兵力，利用鞏固的老解放區，誘敵深入，在運動中分割殲滅敵人有生力量，逐步扭轉敵強我弱的局面。正是由於充分利用了一切有利條件，人民解放軍不但粉碎了國民黨軍的進攻，而且抓住敵人的薄弱環節實施戰略反攻，奪得戰爭主動權，最后斷然進行戰略決戰，徹底奪取了戰爭勝利。與軍事准備相比較，更具決定性作用的是我們黨深入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充分發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為革命戰爭提供了無窮無盡的后備力量，戰場上呈現出解放軍在解放區人民支前大軍的數百萬輛小推車伴隨下，一路高歌猛進的壯觀景象。與此同時，我們黨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國統區建立起反內戰、反飢餓的人民革命第二條戰線。全中國人民以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為共同目標，形成了空前的大聯合。至此，天時、地利、人和齊聚，為新中國的建立准備了充分的條件。而這一時期的國民黨政權，不僅政治上倒行逆施，堅持獨裁，發動內戰，經濟上不擇手段，濫發紙幣，橫征暴斂，脫離了中國最大多數的人民，成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人民公敵﹔在軍事戰略上也是毫無章法，拘泥於一城一地的得失，進攻時不分主次、分兵冒進，防御時不別輕重、處處固守，決戰時不知進退、被動應戰，最終一敗涂地，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全盤皆失，滅亡已經不可避免。國共雙方在戰略思維、戰略決斷、戰略把控能力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國民黨政權戰略上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其反人民的政治本質。

（五）新中國成立不久，一場國際戰爭不期而遇。抗美援朝成為了新中國的立國之戰。這一仗能不能打，能不能打得贏，會不會引火燒身，成為關系到新生人民政權能不能鞏固，新建立的人民共和國能不能站穩，剛獲得解放的中國人民能不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命運攸關之事。如果僅從參戰的利益來看，參戰對於國家安全、政權穩定、中國的國際地位乃至社會主義陣營的鞏固，無疑是有利的。但問題的關鍵是，參戰會不會引發全面戰爭﹔中國以剛剛擺脫長期國內戰爭的貧弱之軀投入國外戰爭，能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能不能打贏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這就需要從戰略上進行冷靜權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從國力軍力、民心士氣、國際援助、戰場環境各個方面分析中美兩國的優劣長短，對戰爭發展進行研判，最終作出了抗美援朝的重大決策。雖然這一決策的思考醞釀極其艱難復雜，但歸納起來仍可從天時、地利、人和三個方面把握其基本思路。

從天時方面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在內，對於剛結束不久的大戰創巨痛深，強烈反對新的世界戰爭。早在二戰結束不久的1946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就判斷，美帝國主義在未經過充分准備，特別是未搶佔美蘇之間的廣大中間地帶之前，是不可能發動新的世界大戰的，中間地帶的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是制止大戰爆發的重要力量。到朝鮮戰爭爆發之時，美軍戰線過長，從西歐一直延伸到東亞，而戰略重點放在西歐，在東亞的軍事投入必將受限。因此，隻要我方應對得當，就有可能把戰爭限制在一定范圍之內。從地利方面來看，朝鮮地形狹窄、境內多山，不利於美軍機械化大兵團作戰，有利於我軍發揮在長期革命戰爭中錘鍛出的近戰優勢﹔戰場背靠我國當時工業最發達的東北地區，且接近蘇聯，交通運輸相對方便，有利於我軍后勤保障和獲得國際支援。因此，出境作戰、御敵於國門之外，比在鴨綠江千裡邊防被動應付、處處設防更為積極主動。如果新中國要站穩腳跟，必須與美國有一番較量，則在朝鮮交鋒顯然是比在台灣海峽等其他地方更可取的選擇。從最關鍵的人和方面來看，經過多年戰亂之后，中國人民當然熱烈祈盼和平建設，但歷經百年屈辱后壓抑已久的民心，對國家主權、安全和尊嚴更是高度敏感。美帝國主義在武裝干涉朝鮮內戰的同時入侵中國領土台灣，阻撓中國統一，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怒，已經站起來的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國家主權再遭侵犯，舉國同仇敵愾，民心可恃﹔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20多年對內對外戰爭的淬煉，堅韌不拔，作為勝利之師，更是士氣正盛，民心士氣均可一戰。正是基於這些方面的因素，中共中央有信心贏得戰爭的勝利，並在決意參戰之時，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口號，把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有機結合起來，為爭取戰爭勝利奠定了政治基礎。同時，決定採用志願軍的名義入朝參戰，避免了與美國正式進入戰爭狀態，確保了戰爭的有限性。抗美援朝戰爭的結果表明，中國實現了參戰的預定目標。70年后再看抗美援朝決策，體現了對天時、地利、人和的正確認識和全面掌握，是戰略決斷與策略運用的成功結合。

（六）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直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共產黨從總體上說把握住了世界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時代潮流，把握住了中國人民實現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社會公正、人民幸福的歷史追求，在中國建立和鞏固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取得了包括“兩彈一星”在內的科技成就，鞏固了國防，捍衛了國家獨立、主權和尊嚴，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打破西方帝國主義的孤立和封鎖，使新中國真正站穩了腳跟。但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失誤。在對形勢的判斷方面，對內一度錯判了社會主要矛盾，導致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犯了“左”的錯誤﹔對外一度高估了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危險，影響了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在對經濟規律和國情條件的認識和運用方面，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和面臨的困難估計不足，經濟制度片面求純，管理體制過於求統，建設目標急於求成，導致了發展失衡、欲速不達。這些方面的失誤，挫傷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凝聚力。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出現失誤的時期，我們黨在對天時、地利的運用上也有非常成功的亮點。一是准確把握美蘇爭霸的形勢，順勢而為，打破了中美關系的僵局，改善了中國的國際環境，為后來的對外開放打開了突破口。二是實施三線建設，拓展了中國的戰略縱深，開闊了未來發展空間。此舉雖是出於戰備考慮，但從長遠戰略來看，對於調整中國工業布局和經濟發展格局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促進西部內陸地區經濟發展、縮小地區差距准備了條件。可以說這一時期，我們黨在掌握天時、地利、人和方面有得有失，總體上得大於失。

（七）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全面總結國際國內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客觀分析國內外形勢，先后得出階級斗爭已經不是國內社會主要矛盾、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主題等重大結論，作出了工作重心轉移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的發展，繼續深化了這條道路。這一時期，我們黨正確解決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系，積極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歷史大趨勢，勇敢迎接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產業革命，緊緊跟上了時代發展的潮流﹔我們黨正確判斷了蘇東劇變后的世界發展趨勢，不走封閉保守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持走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新路，成功應對了世界格局巨變的沖擊。這一時期，我們黨充分利用沿海地區的有利條件，率先實行對外開放，實施沿海發展戰略，發展外向型經濟﹔在東部沿海地區逐步發展起來之后，支持西部地區建設，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進而實現了東中西部地區接續發展、沿海內陸協作發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成功運用了中國不同地區的區位優勢和自然條件。這一時期，我們黨以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突破口，積極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實施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基本分配制度，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除經濟領域外，我國這一時期在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各方面也取得了明顯的成就，不斷滿足中國人民追求幸福生活和公平正義的需要，維護和發展了人民群眾各方面的權益。這些努力和成就充分調動了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釋放了中國人民巨大的創造力。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繼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之后，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上再一次實現了天時、地利、人和的完美結合和有機統一，使中國的面貌短時間內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也使蘇東劇變后陷入低谷的社會主義事業重新走向了輝煌。

（八）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已經從站起來、富起來的階段邁向了強起來的階段，前所未有地接近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群體的崛起，推動世界進入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內外因素的交互影響下，形勢變化不斷加快，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刺激下，形勢發展有了進一步加速的趨勢。如何准確判斷形勢，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成為新一代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面臨的重大課題。正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敏銳發現了國際國內形勢發生的重大變化，對新歷史條件下的機遇和挑戰作出了科學的判斷，得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結論，並提出了一整套相應的戰略指導方針。特別是針對國際環境的新變化，黨中央明確指出，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歷史大趨勢沒有變，我國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時”和“勢”在我們一方﹔同時指出，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構成威脅，我們要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保持戰略定力，堅定地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把握發展規律，准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在危機中育先機，於變局中開新局。立足於對形勢變化作出的判斷，黨中央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先后提出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一系列重要舉措，確保了國家在風雲變幻的國際環境中穩步前進。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后，及時提出了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為育先機、開新局指明了方向。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對於形勢的精准判斷和全盤掌控，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正確把握天時的又一成功范例。

除了應對形勢變化，及時調整發展思路，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還充分發揮我國改革開放幾十年來積累的發展優勢，打造新的經濟增長極和發展制高點，先后提出了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長三角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貿港等一系列地區發展戰略，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地利因素發揮到一個新的高度。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利用中國位居東亞中心的地理特點，提出“一帶一路”建設構想，把經濟因素與地理因素、現實需求與歷史文化有機結合起來，政經互動，內外連通，東西呼應，海陸並重，以打造一條橫貫歐亞大陸，延伸到非洲、拉美的經濟、社會、人文交流紐帶，把霸權主義者圍堵中國的堡壘、島鏈扭轉為各國人民交流互鑒、共商共建共享繁榮未來的路徑和橋梁。這一構想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發揮地理區位優勢，兼顧各國人民利益，實現了地利與天時、人和內在的統一與融合，超越了西方歷史上的任何地緣戰略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戰略思維與中華優秀戰略文化相結合得出的豐碩成果。

任何戰略的成功實施，都必須得到人民的廣泛支持。面對日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和新的歷史條件下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任務，凝聚人心的重要意義更加突出出來。我們前所未有地接近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也將面臨前所未見的新的風險和挑戰，必須實現全體中國人民精神上、意志上的高度統一。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成為新時代凝聚全體中國人民和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奮斗的時代號角。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新發展理念，堅定不移地推進並勝利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在中國大地上首次消滅了存在數千年的絕對貧困，特別是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在西方世界陷入一片混亂之際率先成功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把廣大人民群眾緊緊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實現了最大限度的人和，成為我們戰勝一切內外挑戰的根本保障。這也是我們堅信民族復興偉大目標一定能夠實現的底氣所在。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証明，隻要我們黨真正掌握了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天時、地利、人和，就一定能夠戰勝一切困難和挑戰，始終保持應“時”得“勢”，不斷奪取新的勝利。然而，后人在總結歷史經驗時評價前人得失容易，而當事人在當時的復雜環境中隨時把握前進的方向十分困難。如何確保決策的正確性，是對馬克思主義政黨戰略思維能力的重大考驗。中國共產黨作為以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為指導的革命政黨，從本質上說是掌握歷史發展規律、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但這並不能保証我們每時每刻都能自動作出正確的決策。實踐要求我們黨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從當時當地的客觀實際出發，以問題為導向，就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這就需要共產黨人堅持人民立場，堅持實事求是，堅持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証思維、系統思維、創新思維、底線思維，在紛亂的諸多因素中，去偽存真、去粗取精，找出關鍵環節，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此時此地的天時、地利、人和。其中首要的就是堅持人民立場。正如中國古典文獻《尚書》所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時最終取決於人心向背，一時的形勢順逆最終還是不敵人和。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在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人民至上是作出正確抉擇的根本前提。因此，我們黨要想在復雜情況下正確判斷形勢，作出符合天時、地利、人和要求的決策，首先要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尋找到切入點。這樣，才能不為浮雲遮眼，不為亂花迷目，永遠保持敏銳的戰略思維能力﹔才能始終立於時代潮頭，永遠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將迎來勝利前夜的決戰階段，形勢要求我們黨更加重視戰略思維，更加珍惜歷史經驗。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指出，中國共產黨從建黨的開天辟地，到新中國成立的改天換地，到改革開放的翻天覆地，再到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根本原因就在於我們黨始終堅守了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這就從根源上闡明了中國共產黨長盛不衰的奧秘，也揭示了中國共產黨總是能夠在關鍵時刻作出正確抉擇，牢牢掌握天時、地利、人和的背后原因。這是歷史給予未來的啟示。

（本文作者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原院務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