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工人階級的聖經”的著作，是如何在白色恐怖下翻譯出版的？

在白色恐怖籠罩、反動勢力猖獗的黑暗年代裡，翻譯《資本論》是一件極為艱難的事。《資本論》是馬克思集畢生心血寫成的不朽巨著，被譽為“工人階級的聖經”，這樣一部鴻篇巨著的翻譯絕對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因此，盡管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李大釗等革命先驅就曾撰文介紹過《資本論》的基本觀點，但由於翻譯工作是一項艱巨復雜、耗時費力的工程，在白色恐怖下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讀者都沒能完整地看到這部巨著的全貌。在敵人統治區從事《資本論》的翻譯出版工作，就是一場飽含著鮮血和汗水的曲折艱辛的接力賽。

“為譯《資本論》而死是光榮的”

郭沫若早年在日本留學期間就抱定了全文翻譯《資本論》的決心。1924年，他回國后不久就在上海制定了一個翻譯《資本論》的“五年計劃”。有人勸他放棄這個想法，理由是這項翻譯工程會耗盡一個人的全部青春和心血。日本的高畠素之就因花費十年時間把《資本論》譯成日文，結果積勞成疾而亡。郭沫若力排眾議，堅決地回答說：“如果能為譯《資本論》而死，要算是一種光榮的死。”

可是這個宏偉計劃在商務印書館的編審會上卻沒有獲得通過。由於出版社不敢承擔出版《資本論》的風險，郭沫若未能實現自己的抱負，這使他感到十分遺憾，但這並沒有改變他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熱情和決心。在險象環生、顛沛流離的生活中，郭沫若陸續翻譯並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中的著名篇章，對傳播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証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國，第一個翻譯《資本論》的人是陳啟修。1925年春，陳啟修由朱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他流亡日本，易名陳豹隱，潛心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手翻譯《資本論》。他根據德文版並參照日本學者河上肇的日文譯本進行翻譯。

1930年3月，上海昆侖書店出版了陳啟修譯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這是我國最早出版的中文譯本。陳啟修原計劃分十冊出版《資本論》，但在當時艱難的條件下隻出版了第一分冊。

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曾留學蘇聯，精通六國語言的潘冬舟見《資本論》出了第一卷第一分冊便沒了下文，於是決定接著陳啟修的工作繼續翻譯。潘冬舟的翻譯速度很快，文風朴實流暢，先后譯出《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二、三、四篇，分為兩冊，即第二分冊和第三分冊，於1932年8月和1933年1月由北平東亞書店出版。不幸的是，1934年底，由於叛徒的出賣，時任張學良秘書的潘冬舟被蔣介石點名抓捕，1935年犧牲於武昌。

對於潘冬舟，張學良曾不勝惋惜地說：“前些天在武漢抓到一個共產黨員叫潘冬舟，這個人通六國語言，很有才華。這樣的人，中國還極少。如果用其所長，一定能為國家做出很大的貢獻。可是，就因為他是共產黨員，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就非殺不可，甚至連我出面保了幾次，都遭到（蔣介石）拒絕，最后還是被殺害了。”革命者翻譯《資本論》的努力再次被扼殺。

《資本論》第一卷翻譯中的艱難與曲折

1936年6月，《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以世界名著譯社名義出版，譯者是侯外廬和王思華。

早在1924年，年輕的侯外廬就結識了李大釗。1924—1926年間，他經常得到李大釗的關懷和教誨，並多次談到《資本論》。李大釗為中國尚無一部較為完整的譯本而感到遺憾。由於受到李大釗的鼓勵和推動，侯外廬決心要翻譯這部巨著。1928年，他在法國開始翻譯《資本論》，到1930年回國前，共譯完《資本論》第一卷的二十章。

侯外廬回到祖國后，結識了當時執教於中法大學的王思華，兩人一見如故。王思華和侯外廬一樣，也有一段受李大釗啟蒙的經歷。兩人由於有著共同的信仰，和比較接近的對《資本論》的研究基礎，很快就結成志同道合的朋友，並相約合作，從頭翻譯《資本論》。為了讓《資本論》第一卷盡快與讀者見面，他們將這本著作分為上、中、下卷進行翻譯。

侯外廬（左）、王思華

1932年9月，生活書店以“北京國際學社”的名義出版了他們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的上冊。1936年6月，又以“世界名著譯叢”的名義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上、中、下三冊的合譯本。侯外廬署名為“玉樞”，王思華署名為“右銘”。為了完成這個譯本，侯外廬前后奮斗苦譯了8年之久。他后來在回憶這段經歷時動情地寫道：“翻譯《資本論》，對我來說實在是艱難。我以德文1928年第四版為依據，找來英文、法文、日文譯本為參考，一個詞一個詞地推敲著前進。若沒有神聖的動力，一個從德文字母學起的人，簡直是無法堅持下來的。”

完成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翻譯后，侯外廬同時准備第二、三卷的翻譯工作。他原打算與王思華合譯，但由於各種原因，沒有繼續合譯。於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下，侯外廬開始自己翻譯。在友人的建議下，他先把《資本論》第三卷中的地租部分翻譯出來，但在這期間，他也沒有放下第二卷的翻譯。直至抗日戰爭爆發前，侯外廬完成了《資本論》第二卷大部分和第三卷地租部分的翻譯。他把第二、三卷的譯稿以及他的很多相關書籍都集中起來放在箱子裡，托人將其帶到延安。但遺憾的是，這箱譯稿都毀於戰火。隻有第二卷的十五章譯稿沒有放在箱子裡，得以保留下來。

在此期間，193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的另一個譯本，譯校者是吳半農和千家駒。但是，這個譯本因印數太少和當時的動蕩環境，其影響不大。商務印書館原計劃將這部著作的三卷全部推出，但由於國民黨當局的壓迫，全書的翻譯出版計劃最終被扼殺。

《資本論》第一個完整中文全譯本的翻譯工作從大佛寺開始

杭州西湖湖畔的大佛寺清靜依舊。別說游人，就是杭州本地人，大多也不大清楚這裡曾與《資本論》的一段翻譯故事有過淵源。郭大力和王亞南翻譯《資本論》的計劃就是從這個大佛寺開始的。他們合作翻譯《資本論》的歷程，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傳播史上的一段富有傳奇色彩的佳話。

1927年，郭大力從上海大夏大學畢業后，曾一度在上海中學教書。半年之后，因有向學生進行“赤化宣傳”的嫌疑被解聘。1928年1月，他離開上海來到杭州，選擇了僻靜的大佛寺住下來，開始翻譯《資本論》。恰巧王亞南剛剛大學畢業，和郭大力一樣，為生活所迫寄居在大佛寺裡，他想在這裡寫一部長篇小說。

兩位熱血青年意氣相投，很快成為知己。在郭大力的鼓動下，王亞南決心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郭大力合作翻譯《資本論》。共同的理想把他們緊緊地聯結在一起。馬克思這部科學巨著在中國的翻譯傳播，就在這青燈古佛旁邊的書桌上開始了。翻譯《資本論》的過程充滿艱辛和苦難，郭大力和王亞南幾經輾轉，分頭按計劃翻譯《資本論》。他們面臨過反動勢力的壓迫，忍受過貧困和疾病的折磨，遭到過整卷譯稿在日寇炮火中被焚毀的災禍，遇到過翻譯工作中成千上萬的難關。但是，他們矢志不移，經過十年的努力與磨難，終於在1938年完成了這部厚達兩千多頁、近三百萬字的《資本論》三卷翻譯工作，並交付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

郭大力（左）、王亞南

1938年的上海已經被日本侵略者佔領。然而，《資本論》三卷的第一個完整的中文全譯本的校譯工作就是由郭大力在這個“孤島”上完成的。

當時，處於秘密狀態下的讀書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法租界總共隻有兩個小房間。為了工作方便，郭大力住進了出版社負責人鄭易裡為他安排的一個小房間，裡面擺著一張行軍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郭大力就在這個斗室裡夜以繼日地修訂、整理他和王亞南多年積累的翻譯成果——《資本論》。

在日本帝國主義包圍下的租界裡，譯者和出版社總共隻有十幾個人。大家齊心協力，隻用了半年時間，就出齊了中國第一部完整的《資本論》三卷中文本。1938年8—9月，《資本論》這部巨著終於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出現在中國讀者面前。

（來源：“理論中國”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