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增強黨性修養的歷史考察及其現實意義

內容提要：黨性問題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1941年皖南事變的慘痛教訓，使我們黨深刻認識到加強黨的集中統一、反對自由主義、獨立主義的極端重要性，從而把黨性問題提高到政治高度，並於當年7月1日建黨20周年之際通過《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成為黨的歷史上第一個以增強黨性為主題的中央決定。《決定》的出台和貫徹實施，引起全黨對黨性問題的深入思考和踏實踐行。以此為標志，我們黨開啟了自我改造的工作，黨性的概念和黨性觀念更加廣泛地進入了黨的建設領域。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加強黨性鍛煉、黨性修養問題，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和指示，為全黨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講政治最根本就是要講黨性，在思想政治上講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在行動實踐上講維護黨中央權威、執行黨的政治路線、嚴格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強調“作風問題本質上是黨性問題”。要“以慶祝建黨100周年為契機，引導黨員、干部加強黨性鍛煉、黨性修養，堅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撓把自己的事辦好”。[ 《習近平談共產黨員的黨性》，江蘇機關黨建網。]在慶祝建黨100周年之際，從歷史視域考察我們黨關於增強黨性、加強黨性修養的經驗教訓，對於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狀態加強黨性鍛煉、黨性修養，永葆共產黨員先進性純潔性，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共中央關於黨性問題的提出

“黨性”一詞，是隨著政黨的出現而出現的，也隨著政黨理論的形成而形成。“黨性修養”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中國化的標志。

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在延安獲得了相對穩定的工作環境，黨的領導人開始關注和系統思考黨的自身建設問題。1939年5月，陳雲在《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的文章中提到“黨性”問題，指出：“我們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才能培養自己成為一個真正有能力的有堅強黨性的共產黨員。”強調：這樣的學習，“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學習他們觀察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而不是背誦教條”。[ 《陳雲文選（一九二六—一九四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7—78頁。]同年7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克思列寧學院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演講，系統闡述了加強黨性修養問題，指出：“為了黨的、無產階級的、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的事業，能夠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黨性’或‘黨的觀念’、‘組織觀念’的一種表現。”強調：“共產黨員應該具有人類最偉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確堅定的黨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即黨性、階級性）。”[ 《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1、133頁。]

中共中央關於黨性問題的提出，是自皖南事變而起的。發生於1941年1月的皖南事變，是整個抗戰時期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規模最大、最劇烈、最復雜的一次反共高潮。皖南事變的發生，既有國共之間的深刻矛盾和復雜的國際、國內背景等外部原因，也有黨內長期存在的個人主義、分散主義、無組織狀態等錯誤傾向的自身因素。事變發生后，毛澤東痛心地指出：皖南新四軍的失敗，從我們自己方面來說，首先是由於項英、袁國平沒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備，其次是軍事指揮上的錯誤[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58頁。]﹔項、袁兩人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沒有認識到我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和斗爭性，對中央指示陽奉陰違，反對向北發展和向敵后發展﹔很少向中央報告黨政軍內部情況，完全自成風氣。毛澤東告誡說：“這次反共高潮中項英同志的機會主義的失敗，全黨應該引為深戒。”[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2—783頁。]

為了引起全黨重視，毛澤東要求把反對教條主義的問題提到黨性的高度來認識。他在悲憤中起草了《中央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並在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該《決定》在檢討“此次失敗，乃項、袁一貫機會主義領導的結果”之余，慎重而嚴肅地向全黨提出了關於“黨性”的要求，告誡“一切有個人英雄主義思想即是說黨性不純的同志，特別是軍隊的領導人員，必須深自省察”。強調指出：“必須估計到游擊戰爭環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產生如像張國燾或項英這類人物，因此加重了全黨特別是軍隊中干部與黨員的黨性教育與黨性學習，決不可輕視這個絕大的問題。”[ 《新四軍·文獻（2）》，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第182頁。]1月20日，由王稼祥簽署的軍委總政治部關於皖南事變后八路軍新四軍緊急工作的指示，提出在緊急危難的情況下，“要加強干部的政治認識、階級立場與黨性”，強調“一切自以為是輕視上級與漠視中央的觀念都應糾正”，“號召全黨全軍干部在中央及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團結一致，堅決奮斗，這是勝利的最重要的保証”。[ 《新四軍·文獻（2）》，第240頁。]

在我黨的堅決斗爭及國際國內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以皖南事變為標志的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終於在3月走向緩和。3月19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中鄭重提出，要寫一篇關於增強黨性的文章。其意圖十分明確，就是皖南事變的教訓不能簡單歸咎於個人，而要站在黨的建設的高度深入剖析，其中黨性是關鍵。

二、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王稼祥起草中央關於黨性問題的決定

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題會議，討論關於增強黨性反對獨立主義問題。王稼祥作黨性問題的報告。他首先分析黨內獨立主義錯誤的各種表現，指出：“在少數服從多數問題上，缺乏黨性的干部就不服從。”強調：“這種獨立主義或黨內游擊主義的性質，是無原則性、唯我獨尊性、兩面性（陽奉陰違）、無政府主義性”。報告說明了“這種獨立主義的危險性”，並分析了這種獨立主義傾向的五種來源，最后提出如何糾正這種傾向的六條措施。[ 《王稼祥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292—293頁。]王稼祥報告后，政治局展開討論。

毛澤東發言說：“黨性問題是一個重要問題。”中級以上的干部要檢查黨性，干部的黨性增強了，黨便鞏固了。他指出：“我們黨的組織原則是團結全黨，但同時必須進行斗爭，斗爭是為了團結。”要深入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他要求“我黨干部要做到雖受到打擊也要服從組織，就是在一個時期為上級所不了解，並且孤立，都要能夠忍耐下去”。他強調干部“要能上能下”。指出“項英、袁國平的錯誤，中央也要負責”。[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285—286頁。]

張聞天在發言中說：“中央對黨性問題的提出，是自項英事件起，這是一個大問題。”黨擴大了，政治影響也大了，所以中央特別提出來增強黨性這個問題，這是很重要的。“我們要強調指出違反黨性這個問題的危險性，並提起全黨注意與這種傾向作斗爭，努力克服這種傾向。”他抨擊了英雄主義的錯誤，贊同毛澤東提出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重要性。強調：我黨過去，毛澤東與劉少奇同志曾受了打擊仍能堅決服從組織，是服從組織的最好模范。“這種模范值得我們學習。”[ 《張聞天年譜》上卷，中央黨史出版社2010年，第447—448頁。]

陳雲發言說：“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是區別黨性與非黨性的關鍵。黨的利益與個人利益有時是有矛盾的，但個人利益必須以黨的利益為前提。”“所謂有原則性，就是要看他個人利益是否能服從黨的利益。”有了政權的黨，更容易出現軍閥主義思想，必須對這種傾向進行長期斗爭。他強調批評的重要性，指出干部有了錯誤，必須正面地、坦白地批評，目的是為了挽救干部﹔對犯錯誤的干部既不打擊，也不放縱，要有原則的立場去團結，要獎責分明，反對曲解干部政策。[ 《陳雲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366—367頁。]

在其他同志發言后，會議決定由王稼祥起草一個關於黨性問題的決定。王稼祥根據政治局討論的意見，集中精力研究各地區、各部隊黨委的報告、文電，聽取各地來人的口頭匯報，對黨性問題認真作了調查研究。

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拉開整風運動的序幕。報告進一步談到黨性問題，指出：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有一種主觀主義的態度。“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必須打倒它，“隻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那麼如何區分黨性與非黨性呢？報告指出：“我們應當說，沒有科學的態度，即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態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0—801頁。]

毛澤東的報告為王稼祥起草中央關於黨性問題的決定，提供了重要遵循。在此基礎上，王稼祥同王若飛一起合作起草了決定草案，送中央政治局同志閱改后定稿，並在7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

三、《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出台正值建黨20周年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文件印發時，特別標注“中共二十周年紀念日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央政治局通過”。這一標注，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立即投入如火如荼的革命斗爭實踐，在整個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黨並沒有提出黨的誕生紀念日問題。全面抗戰爆發后，黨在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過程中愈發感到加強自身建設的重要性，這就對明確黨的誕生紀念日並組織相關紀念活動提出迫切要求。1938年5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這部著作中首次提出建黨紀念日問題。文章劈頭指出：“偉大抗日戰爭的一周年紀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同敵人作英勇的戰爭，快一年了。”接著，毛澤東從爭取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高度，明確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七周年紀念日”。並鄭重表明“我們共產黨人，同其他抗戰黨派和全國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團結一切力量，戰勝萬惡的日寇”的鮮明態度。[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439—440頁。]當年7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出版《抗戰一周年中國共產黨十七周年紀念專刊》，刊登毛澤東題詞：“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最后勝利必然是中國的。”[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81頁。]這個專刊不但將抗戰紀念與黨的誕生紀念緊緊聯在一起，而且毛澤東的題詞也並未言及中共成立17周年的話題，而是直擊持久抗戰的時事主題，表明中國共產黨完全致力於抗戰救國的初心使命。

1941年6月，在全面抗戰爆發4周年到來之際，中共中央政治局於6月7日召開會議，討論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0周年問題，決定由毛澤東起草紀念黨成立20周年的黨內指示。會后，毛澤東起草了《中央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年、抗戰四周年紀念指示》，明確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共產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國抗日戰爭的四周年”。這是我們黨首次以黨內指示的形式正式明確黨的誕生紀念日。《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據地應分別召集會議，採取各種辦法，舉行紀念，並在各種刊物出特刊或特輯”，以此“深入的宣傳中共二十年來的歷史，是為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英勇奮斗的歷史。他最忠實的代表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利益”。[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三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40—141頁。]6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中央大禮堂隆重召開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0周年大會，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諸同志，邊區黨政軍各界黨的干部千余人出席。張聞天在會上作《紀念我黨二十周年我們的任務》的報告。這是中共中央層面組織的首次建黨紀念活動。7月1日當天，新四軍軍部在鹽城舉行中國共產黨誕生20周年紀念大會，劉少奇出席並作報告，闡述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歷史根源、發展經過與今后任務。同日，朱德在《解放日報》發表《中國共產黨與革命戰爭——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年》的紀念文章。重慶的《新華日報》也刊發了《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周年》社論。

在黨誕生20周年紀念日通過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有著特別重要的政治意義。它表明：我們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把為民族謀獨立、謀復興，為人民謀解放、謀幸福，作為共產黨人神聖的初心和使命﹔為肩負起民族重任，黨必須加強自身建設，把反對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提到黨性的高度來認識，敢於同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錯誤傾向作斗爭﹔為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全黨必須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氣，著力解決黨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不斷增強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確保黨始終成為人民解放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四、《決定》的主要內容與歷史價值

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是我們黨的歷史上第一個以增強黨性為主題的中央決定。《決定》要求“黨要進一步地成為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的黨，要求全黨黨員和黨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下面，團結起來，成為有組織的整體”。《決定》指出：“鞏固黨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黨黨員，尤其是干部黨員，更加增強自己黨性的鍛煉，把個人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把個別黨的組成部分的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使全黨能夠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決定》還分析了黨內存在的各種違反黨性的錯誤傾向及其危害，列舉這些傾向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的表現，並提出糾正錯誤傾向的六條辦法：一是“在黨內更加強調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二是“更嚴格的檢查一切決議決定之執行，堅決肅清陽奉陰違的兩面性的現象”﹔三是“即時發現，即時糾正，不縱容錯誤繼續發展”﹔四是“要在全黨加強紀律的教育”，“要嚴格遵守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基本原則”﹔五是“要用自我批評的武器和加強學習的方法，來改造自己使適合於黨與革命的需要”﹔六是“決定從中央委員以至每個黨部的負責領導者，都必須參加支部組織，過一定的黨的組織生活，虛心聽取黨員群眾對於自己的批評，增強自己黨性的鍛煉”。[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三冊，第144—147頁。]

為了宣傳解釋中央《決定》，劉少奇在華中局黨校作了《論黨內斗爭》的演講，指出：“為了加強我們黨員的黨性鍛煉，我們就要在黨內開展一些具體的思想斗爭，來反對各種違反黨性的不良現象。”全體共產黨員要依照正確的方法“去進行黨內斗爭，去反對黨內各種不正確的傾向，去檢查每一個黨員特別是干部的黨性。使我們的黨在思想上、組織上更進一步地鞏固起來”。[ 《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78、217頁。]任弼時撰寫了《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並在中央黨校作了關於增強黨性的報告。指出：在當前形勢下，“我們黨比任何時期更加需要內部的統一團結，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動一致，更加需要鞏固我們的黨”。黨性是階級性的集中或是最高的表現。共產黨員的黨性要求黨員把黨的利益看做高於一切，“一切行動都合乎黨的利益”，“對黨絕對忠誠”，“用馬列主義的理論、思想方法來處理政治問題、組織問題和自己的行動”，“對任何有利於黨的事情應當努力去做，有害的事情應堅決反對”。[ 《任弼時年譜》，第432頁。]

事實証明，堅強的黨性既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從頭腦中自發產生的，而是從嚴格的黨內生活中反復鍛煉、修養得來的。《決定》的出台和貫徹實施，引起全黨對黨性問題的深入思考和踏實踐行。廣大黨員干部響應黨中央號召，紛紛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糾正自身和他人身上存在的各種違反黨性的傾向。以此為標志，我們黨開啟了自我改造的工作，黨性的概念和黨性觀念也更加廣泛地進入了黨的建設領域。1942年3月11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討論改造黨報的會議上指出：我們自去年7月起已開始改造黨的工作，但黨報尚未實現徹底的改造。要達到改造黨的目的，必須首先改造黨報的工作。強調：“黨性是一種科學，是階級性的徹底表現，是代表黨的利益的，無論什麼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對黨有利益。”[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67頁。]4月20日，毛澤東又在整頓三風的報告中高度評價《決定》，指出：“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全面的、全黨范圍的、經過中央領導的對整個干部進行的內部教育，過去還很少。從去年七月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開始，我們才全體地從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這個問題，這個意義非常之大。”[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75頁。]

《決定》的出台，是黨中央對黨性問題進行系統思考后做出的重大決策和部署，是中國共產黨從嚴治黨，勇於自我革命，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的歷史見証。它深刻論述了建立一個堅強的集中統一的政黨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使全體黨員干部端正了政治態度，提高了政策水平，加強了黨的團結統一，為贏得抗日戰爭徹底勝利、完成民族解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五、增強黨性修養的現實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黨性問題，多次就加強黨性鍛煉、提高黨性修養作出明確指示，提出明確要求。2013年9月23日至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指導河北省委常委專題民主生活會時指出，“黨性是黨員干部立身、立業、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須在嚴格的黨內生活鍛煉中不斷增強”。[ 《習近平在指導河北省委常委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時強調 堅持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裝 提高領導班子解決自身問題能力》，共產黨員網。]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要求“全黨同志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加強黨性鍛煉，不斷提高政治覺悟和政治能力，把對黨忠誠、為黨分憂、為黨盡職、為民造福作為根本政治擔當，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9頁。]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僅包含著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思想，也貫穿著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品格、價值追求、精神境界、作風操守的要求。2019年3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指出：“干部的黨性修養、道德水平，不會隨著黨齡工齡的增長而自然提高，也不會隨著職務的升遷而自然提高，必須強化自我修煉、自我約束、自我改造。”“要涵養政治定力，煉就政治慧眼，恪守政治規矩，自覺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實人。”[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第521頁。]2020年1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又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總結大會上講話指出：“共產黨員的黨性不是隨著黨齡增長和職務提升而自然提高的。初心不會自然保質保鮮，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塵褪色，久不滋養就會干涸枯萎，很容易走著走著就忘記了為什麼要出發、要到哪裡去，很容易走散了、走丟了。”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是一輩子的事，“每個黨員都要在思想政治上不斷進行檢視、剖析、反思，不斷去雜質、除病毒、防污染”。[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第538—539頁。]

加強黨性鍛煉、黨性修養是黨員干部一生的必修課。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作出的重要論述、提出的明確要求，為我們加強黨性教育、進行黨性鍛煉、提高黨性修養，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建黨100周年、《決定》出台80周年之際，我們更要以更加自覺的心態狀態學好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增強對黨的歷史的自豪感、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感和自信心﹔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切實提高政治能力，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學習以黨章為核心的黨內法規，深入開展“兩學一做”活動，增強遵守黨規黨紀的自覺意識﹔學習黨風廉政建設有關法規規定與反腐敗斗爭形勢，增強法治思維和道德素養，堅決守住政治和作風底線。

（作者系江蘇省自然資源廳機關黨委副書記，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和中國近現代軍事史。此篇為江蘇省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理論研討會入選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