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談黨史和黨史研究

李先念是人民軍隊的杰出將領、新中國財經工作的卓越領導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探索者。他在幾十年的革命歷程中，對於如何學習研究黨的歷史，有著豐富的論述和實踐，其原則和方法對我們當下黨史學習有諸多啟發和借鑒。

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堅持實事求是

如何編寫、學習黨的歷史，李先念指出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堅持實事求是”。他說：“寫好歷史，一方面要收集大量歷史資料，掌握第一手材料，分析研究，去粗存精，去偽存真﹔另一方面請一些老同志回憶當時的歷史情況，挖掘活材料，並把這兩個方面很好地結合起來。后人來寫，有好寫的一面，就是比較超脫，可以更客觀些﹔不好寫的一面是歷史不熟悉，這就要認真收集各方面的史料，反復研究，有疑難的地方更要深入鑽研，這樣才能真正把它搞准確，才能寫出有較高水平的著作。”

關於紅四方面軍的歷史，有些問題相對敏感，如紅四方面軍主力退出鄂豫皖、西路軍是否執行的“張國燾路線”等。如何看待這些歷史問題，李先念強調“要嚴肅認真，實事求是”。對於當年紅四方面軍主力退出鄂豫皖對不對，李先念從階級斗爭全局和主客觀條件等方面作了分析，認為在鄂豫皖長期站住腳不容易。“依我看，不撤出（鄂豫皖）也不行，是被敵人逼著撤的，是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和中央分局的同志集體決定的。……我從新疆回來，和毛主席辯論過一次。主席聽進去了，說：‘看來不撤不行。’”對於西路軍的西渡、血戰，特別是失敗的原因，李先念雖是西路軍的親歷者，但因不在總指揮部，對於中央、軍委與西路軍往來的大量電文，並不詳知。20 世紀 80 年代初，李先念組織人員查閱了大量歷史檔案，認真學習、研究了黨的這段歷史，最終搞清楚事情的原委。他說：“從這個時期中央和中央軍委發的一系列電報來看，這段歷史事實是清楚的。紅四方面軍一部西渡黃河，奪取寧夏，在甘西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打通國際路線，這是中央經過反復醞釀后作出的決策。這個決策是中央建立陝甘寧根據地戰略部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中央安排來看，不僅紅四方面軍一部要過黃河，紅一方面軍也要過黃河。”“后來的西路軍也是中央命令成立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下，重大軍事行動都是中央決定或經中央批准的，並不是執行的張國燾路線。”

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環境，要有寬廣的視野

對黨史人物和黨史事件的認識，李先念提出要將其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按照歷史的發展和真實面目來分析。譬如，對於在張國燾的領導下紅四方面軍之所以能夠發展壯大的原因，李先念作了具體分析：“張國燾不是個人單獨活動的，而是同黨組織、同紅四方面軍一起活 動 的。 我們黨和紅軍是革命的，這股歷史的洪流誰也阻擋 不 了。 毛主席在《 學習和時局》這篇講話中說 過， 那 個時期中央領導所採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主要方面都是錯誤的﹔但另一方面，當時犯錯的同志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斗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面，和堅持正確路線的同志之間是沒有爭論的。張國燾在這個時期基本上也是這樣。有時，當他還能聽取大家意見，集中集體智慧的時候，不管他主觀意志如何，還能作出比較符合實際的決定。有時，因為他的錯誤造成明顯惡果，受到大多數同志批評的時候，他也會被迫按照大多數人的意志去辦事。再者在軍事作戰問題上，主要靠徐向前等同志。因此紅四方面軍打了許多勝仗。張國燾堅持南下，另立中央，碰得頭破血流，在堅持正確路線同志的批評、幫助、督促下，也隻好被迫北上，情況又不同一些。總之，張國燾的錯誤和野心有一個發展過程，要根據不同的歷史時期，進行具體的分析，這樣才能說得清楚明白。”

李先念還指出，學習、研究黨的歷史還應該以更寬廣的視野來看待歷史問題。譬如對於紅四方面軍發展壯大的主要 原 因， 李 先 念 指出：“紅四方面軍雖然有很長一段時間處在獨立作戰的區域，沒有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在一起，但是它的成長壯大是同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分不開的。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初期，毛澤東同志就注意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從中國的歷史狀況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狀況出發，研究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為中國革命運動奠定了正確的理論基礎，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發展的正確道路，指導全黨實現了歷史性的偉大轉變。在創建鄂豫皖根據地的過程中，有的地方就提出過‘學江西井岡山的辦法’。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和實踐代表了我們黨的正確方向，紅四方面軍在徐向前等同志的領導下，就是沿著這個方向成長起來的。”

要一分為二，作歷史縱向比較

我們黨領導的武裝斗爭的道路，是勝利的道路，但也經歷了許多曲折。在學習、研究黨的歷史時，李先念認為，要用一分為二的方法。譬如，對待紅四方面軍的歷史，既看到由於王明等“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影響，特別是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罪惡活動，不僅給中國革命事業和鄂豫皖、川陝革命根據地造成了嚴重危害，而且使紅四方面軍屢歷險境，迭遭危難，付出了重大代價。又要看到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對張國燾的倒行逆施進行的抵制和斗爭，並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清算了他的錯誤和罪惡，使自己鍛煉得更加堅強，更能自覺地執行黨的正確路線。而且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從來就把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同張國燾嚴格區分開來，明確指出，紅四方面軍的干部不是張國燾個人的干部，並充分肯定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艱苦奮斗，不畏險阻，英勇善戰，服從命令，遵守紀律，忠誠於革命事業的崇高精神和優良作風。因此，張國燾的錯誤和罪惡，絲毫無損於紅四方面軍的歷史功績。

李先念在談到中原突圍的情況時，將中原突圍遇到的敵情與紅軍長征時的敵情進行縱向對比，總結出三個方面的不同：一是國民黨軍令政令統一，我軍可以利用的矛盾相對減少﹔二是國民黨軍的裝備大大加強，機械化程度大為提高﹔三是國民黨地方政權健全，保甲制度森嚴，保與保之間相互聯防，且有電話聯絡，我軍行動較為困難。李先念對黨的這兩段歷史進行的縱向對比分析，條理分明、清晰扼要，給我軍之后的作戰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要按照“三要”原則評價歷史人物

對於如何評價歷史人物，李先念提出了“三要”原則：“一要從當時具體歷史條件出發，既不超越歷史條件去苛求，也不原諒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可以避免發生的過失﹔二要掌握大量可靠的資料，認真分析研究，看對重大問題的態度和表現，看大節，看主流﹔三要堅持實事求是，功是功，過是過，是非分明。不夸張，也不隱瞞﹔不拔高，也不貶低。”他強調：“能夠掌握這三點，對人物的評價大體上可以做到公正。”按照“三要”原則，對於評價紅四方面軍重要領導人的功過問題，李先念認為：徐向前作出的貢獻最大，他是紅四方面軍的最杰出的代表。在談到陳昌浩時，李先念指出：“陳昌浩同志的情況復雜一點”，但“他和張國燾有本質區別”。一方面，李先念指出陳“能文能武，有比較高的理論水平，對紅四方面軍的思想政治建設，做了大量工作”﹔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支持徐向前軍事指揮和作戰部署的，自己也經常獨立指揮部隊戰斗﹔陳打仗非常勇敢，不是紙上談兵的書生，有時還身先士卒，沖鋒在前，尤其在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是擁護和支持中央北上戰略方針的，多次打電報叫張國燾北上，並同張進行過激烈的斗爭。另一方面，李先念也不回避陳所犯的錯誤，明確指出：陳“也犯過嚴重錯誤，在鄂豫皖和川陝時期，執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肅反中錯殺了一些好同志”﹔“對西路軍的失敗，他負有重要責任”。在此基礎上，李先念對陳昌浩在紅四方面軍歷史上作出了“功大於過”的總評價。

要有政治意識，要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對於黨的歷史問題的認識，李先念強調，應有政治意識，要維護黨和軍隊的團結，注意要把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譬如，如何看待新四軍第五師戰史和鄂豫邊區革命史，李先念認為，五師的創建、成長、壯大和取得的勝利，主要是由於中央正確路線的指導和人民的大力支持。“因此，這段歷史應該把功勞歸於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歸於廣大人民群眾的英勇奮斗，決不要突出個人。對於五師的迅速成長和鄂豫邊區抗日游擊戰爭的勝利開展，要從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黨的統一領導、堅持獨立自主原則、人民群眾的支持、團結是爭取勝利的保証等方面去分析。”李先念還強調，對於這段歷史，既要“寫成績，又要寫缺點。寫成績，不要寫成‘老子天下第一’﹔寫缺點，也要恰如其分。這樣才符合歷史實際，內容也顯得豐富。在寫黨內矛盾和分歧時，要講怎樣正確解決這些矛盾和分歧，總結歷史經驗，使我們黨和軍隊更加團結”。

李先念指出：“歷史上有些問題是錯綜復雜的，大家在看法上不一致也不奇怪。但是一定要顧全大局，要有利於黨內、軍內的團結，有利於軍政、軍民的團結。在曲曲折折的斗爭中，有過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時，要把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對於西路軍失敗的歷史，李先念作為當事人，客觀評價說：“中央隻批判張國燾和批評陳昌浩同志，不僅沒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責任，而且還充分肯定西路軍廣大指揮員的英勇奮戰精神，這是很正確的。但是，有些文章、著作、講話和文件，對西路軍的歷史評述不當。這些說法，可能是由於沒有佔有大量史料等原因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 40 多年來對有些情況也確實不清楚。現在，許多情況比較清楚了，就應該按照歷史事實改過來。這樣做，更有利於團結。”李先念組織力量於 1983 年初寫出了《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說明》最后指出：“當前，全黨和全國人民都忙於社會主義建設，西路軍的問題已經是一個歷史問題了，不應該公開爭論。我寫的這個材料不發表，如果中央認為合適，是否可將此材料存中央檔案館和中央黨史研究室，供研究西路軍歷史的同志參考，以便今后在講西路軍歷史的時候，能注意到中央當時的指示，盡可能符合歷史事實。”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認真總結黨的歷史，更好地發揮黨的歷史的鑒今、資政作用，是新形勢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不斷發展的迫切需要。李先念關於黨的歷史學習的論述和實踐，是我們黨寶貴的精神財富。

（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