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向應：忠於黨和人民的杰出楷模

今年是關向應同志逝世75周年，謹以此文紀念他的光輝一生和高尚品格，緬懷關向應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的崇高精神。

關向應（1902-1946）

關向應，遼寧大連人，老一輩革命家，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我黨我軍的卓越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工作的典范。曾任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共青團中央委員會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紅二方面軍政委，八路軍120師政委等要職，被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1946年7月病逝於延安，終年44歲。毛澤東寫下“忠心耿耿，為黨為國，向應同志不死”的挽詞，高度贊揚他的光輝一生和崇高品格。

堅定信念 投身革命

關向應原名關治祥，字和亭，滿族人，1902年9月10日出生於金縣大關家屯（現大連市金普新區向應街道大關屯173號）一貧困家庭。日俄戰爭后，大連地區淪為日本殖民地，關向應從小就看到家鄉父老飽受戰禍滋擾和侵略者凌辱的情景，心中十分憤懣，立志“做一個中國人，就要有骨氣！”“非把日本帝國主義打走不可！”1920年4月，18歲的關向應到大連讀書，此時五四運動的影響已波及大連，《泰東日報》介紹關內學生運動的情況，刊載俄國十月革命的文章。他被這些文章深深吸引，開始接觸新思想，受到深刻啟迪，認識到飽經苦難的中國人民需要振奮民族精神，不能甘心當亡國奴。

1922年8月，關向應到《泰東日報》營業部工作。總編輯傅立魚是有名望的愛國者，他聘用的記者、編輯和印刷工人都有著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覺悟。在這裡，關向應結識了許多有識之士，特別是劉間躬和他的妻子石三一。他們夫婦是從北京招聘來的知識分子，參加過五四運動，為了引導青年人上進，創辦了大連中華三一學校，以教育兒童為掩護，開設工人夜校。關向應積極參加夜校學習，從中了解到中國受帝國主義侵略壓迫的歷史，了解到關內的革命形勢、俄國十月革命和人民當家做主的美好生活。也正是在夜校，他第一次接觸馬克思主義的宣傳，第一次從圖片上認識了馬克思和列寧，在他的心靈深處點亮了一盞用馬克思主義拯救中國的明燈。

1923年12月末，在北方從事工運工作的共產黨人李震瀛、陳為人，以記者身份到大連開展革命活動。石三一介紹關向應與他們結識。幾度交談，關向應就被李震瀛的淵博學識和精辟見解所打動，而關向應這個刻苦好學、積極上進的青年也給兩位共產黨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把《新青年》等進步刊物送給關向應閱讀，關向應的思想覺悟得到迅速提升。1924年4月，李震瀛再次來到大連，關向應成為他的得力助手。通過閱讀革命書刊以及兩人的深入交談，關向應堅定了投身革命的決心，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大連地區第一批青年團員，並當選首任團小組長。同年5月，22歲的關向應告別親人、離開家鄉，隨李震瀛去上海，同黨中央巡視員陳為人一起在閘北上海市民協會進行革命活動。自此改名關向應，志在響應“主義”之召喚，為之而奮斗。

在上海，關向應目睹帝國主義鐵蹄蹂躪下“十裡洋場”的黑暗，更加堅定反對帝國主義、拯救人民於水火的決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爰本斯義，願終身奔波，竭能力於萬一，救人民於涂炭，犧牲家庭，拼死力與國際帝國主義者相反抗，此侄素日所抱負，亦侄唯一之人生觀也。”1924年底，在赴蘇聯學習前寫給其叔父的信中，關向應抒發了自己報效祖國、獻身革命的堅定初心和人生抱負。1925年1月，經陳喬年等人介紹，他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

紅軍時期的關向應

踐履初心 堅貞忠誠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后，關向應奉調從蘇聯回國，先在上海的團中央工作，后被派到山東，擔任共青團山東地委書記和青島地委書記等職務，為恢復當地黨團組織作出了卓越貢獻。1927年4月，關向應到武漢參加共青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團中央執行委員。會后留武漢工作。八七會議后，關向應被黨中央派往河南，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在白色恐怖中艱難開展工作，整頓恢復黨的組織，發動和領導了豫南地區的武裝起義。年底，調往上海任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長。1928年6月，關向應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委員。在黨的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7月，共青團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關向應被選為共青團中央執行局書記。回國后，為恢復和發展共青團組織，他奮戰在充斥著白色恐怖的上海。

1930年初，關向應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主持中央軍委工作。9月，在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當年冬天，調任長江局書記，與任弼時默契配合，穩定各級組織，溝通與蘇區的聯系，為蘇區及時提供情報和軍需品。1931年1月到上海參加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后，被調到上海中央職工部搞工人運動。4月，由於顧順章叛變暴露了中央在上海的不少聯絡機關，被捕入獄關押近8個月。關向應在獄中受盡了敵人的酷刑拷打，始終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在黑暗的牢房裡，他利用一切條件如飢似渴地讀書，對於許多古文書籍的一些章節都能背誦下來。后經黨組織營救出獄，離開戰斗了6年的上海，奔赴湘鄂西紅色根據地。

1932年1月，關向應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參加中央分局的領導工作，擔任中共湘鄂西分局委員、湘鄂西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和紅三軍政治委員。之前，“左”傾錯誤使紅軍和蘇區遭到嚴重破壞，賀龍和紅三軍處境異常困難。經過關向應的工作，穩定了軍心，使紅三軍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裡連戰連捷，根據地擴大一倍以上，紅軍主力和地方武裝發展到3萬多人。但由於敵人的瘋狂“圍剿”和“左”傾錯誤的極端推行，到1934年3月，紅三軍已銳減到了兩三千人，不得不離開湘鄂西四處游擊，飽嘗失去根據地的艱難。1934年6月，在貴州沿河、德江兩縣交界的楓香溪會議上，關向應嚴肅批評了 “左”傾錯誤。會議通過了恢復紅三軍黨組織和政治機關，停止肅反，建立黔東根據地等正確決議。楓香溪會議把瀕臨絕境的紅三軍從“左”傾錯誤的危害中挽救出來。在恢復紅軍黨、團組織的工作中，關向應付出了巨大心血。他走遍了軍中所有連隊，進行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親自主持登記黨員、組建黨支部、成立政治部等工作。他曾一個連隊一個連隊地去召開座談會，鼓勵戰士們說心裡話。他還根據中央紅軍的政治工作經驗，結合紅三軍的實際情況，制定出紅三軍的政治工作制度，編寫出通俗易懂的政工小冊子《反對好好先生》，對加強干部戰士思想紀律觀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部隊上下充滿了信心和希望，提高了戰斗力。在黔東革命根據地建設過程中，關向應側重抓了地方的土改和政權建設工作，提出了不斷擴大蘇區、努力恢復生產的方針，使這塊紅色根據地保障了紅三軍的給養，結束了紅三軍建軍以來最危險最困難的時期。這些都讓賀龍真正認識了這位中央派來的政委，賀關二人相互了解、取長補短、相得益彰，創造了我黨我軍歷史上高級干部肝膽相照、精誠團結、長期合作的光輝典范。

1934年10月，紅三軍與任弼時、蕭克、王震率領的紅六軍團在鬆桃縣木黃會師，黨中央為兩軍會師發來的賀電中命令紅三軍恢復紅二軍團的名稱。賀龍任軍團長，任弼時以六軍團政委身份兼二軍團政委，關向應任二軍團副政委，並成立二、六軍團指揮部，由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統一指揮。關向應始終把部隊的團結看成是加強黨的領導和革命斗爭發展的關鍵。會師以后，他事事以大局為重，教育紅二軍團的干部戰士向六軍團學習，加強團結。在1935年1月湘鄂川黔省委召開的丁家溶會議上，關向應對紅軍在洪湖和湘鄂西遭受挫折的責任既不回避，也不推卸。他說：“我是中央分局的成員，經過中央分局決定下來的一系列錯誤決定，都有我的責任。”體現了他純潔的黨性和坦蕩的胸懷。會后，兩軍團投入到創建湘鄂川黔根據地的斗爭，打擊並牽制了大量國民黨兵力，實現了策應中央紅軍突圍作戰的計劃。

關向應（前排左四）跟紅軍戰士在一起。

1935年11月19日，紅二、六軍團從湖南桑植出發開始突圍長征，搶渡烏江天險、轉戰烏蒙山區，巧渡金沙江、征服大雪山，歷經艱險，於1936年7月初與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黨中央指定紅二、紅六軍團同紅三十二軍合編為紅二方面軍，由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關向應任副政治委員（后任二方面軍總政委）。會師之后，紅二方面軍旗幟鮮明地同張國燾反黨分裂行為進行堅決斗爭。張國燾為把紅二方面軍置於他的控制之下，派人散發反黨小冊子和四處游說，關向應下令收回全部小冊子，並征得任弼時、賀龍的同意當即全部燒毀。對於前來游說的人，關向應親自出面跟他們約法三章，隻准介紹當地情況，不准發表分裂黨、分裂紅軍的言論，不許講黨中央的一句壞話。在長征路上，關向應作為一個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時刻與戰士同甘共苦。當行軍最艱難的時刻，他走到隊伍中間進行政治動員：“我們是工農的武裝，同生死共患難的隊伍。我們生在一塊，死就死在一起。”這些鏗鏘有力和充滿感情的話語，激勵戰士們鼓起戰勝困難的勇氣。過草地時，他和后續部隊在一起，草地上人煙稀少，糧食本來就很少，后續部隊就更困難了，關向應和戰士一樣，能搞到什麼就吃什麼。他的戰馬成了傷病員的專用牲口。四方面軍送給他一面帳篷，每到駐地，他總是讓戰士、警衛員、飼養員跟他住在一起，“以擠滿為原則”。遇到受傷有病的同志，隻要有一口氣，他總是想盡辦法，把他們帶出草地。關向應與賀龍處處以身作則，全軍上下，團結一心，終於戰勝了挑戰人類極限的艱難險阻，勝利地走過了草地。長征結束時，紅二方面軍還有1萬余人，從相對數字來看，在三大主力紅軍長征途中，二方面軍是減員最少、保留力量最多的一支隊伍。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戰爆發。8月間，原紅二方面軍改編為八路軍第120師，賀龍任師長，關向應任政訓主任，后改為政委。9月間， 120師東渡黃河，開赴山西，堅持華北抗戰。1937年10月，120師在雁門關伏擊日軍，斃傷敵人300余人，炸毀汽車20余輛，截斷日軍兩條交通補給線，對於遲滯敵人的進攻起了重要作用。毛澤東對此曾給予高度評價。120師在此后一年多的時間裡，開辟晉西北抗日根據地，成立晉綏抗日邊區。它是各根據地通向陝甘邊區的交通要道，也是黨中央的一道堅固屏障。

1938年9月，關向應作為晉綏抗日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到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並在會上作了《晉西北工作報告》。會后，黨中央任命他兼任中央北方局成員。1938年底，120師開赴冀中協助開展敵后平原游擊戰爭。次年初，北方局決定組成冀中區軍政委員會，成立了第十八集團軍冀中區總指揮部，賀龍為部指揮，關向應為政委。關向應時常教育120師干部自覺服從晉察冀邊區和聶榮臻、彭真的領導，好好地向晉察冀軍民學習。他告訴干部戰士：晉察冀根據地是一塊模范的抗日根據地，有許多地方值得學習。他專門請彭真、程子華等人給120師作報告，對官兵進行教育，並熱誠地歡迎由晉察冀派到120師工作的干部。在冀中，他參與指揮了齊會、陳庄等戰斗，粉碎日偽軍的多次“圍攻”，發展壯大了冀中抗日武裝，鞏固了冀中抗日根據地。

1939年12月，國民黨反動派的投降活動達到高峰，閻錫山也同流合污，制造了“晉西事變”。為制止投降逆流，120師主力奉命由冀中平原回師晉西北，於1940年2月到達晉綏根據地，挽救了晉西北危局。之后，成立了晉綏軍區，關向應擔任政委。領導晉西北軍民連續粉碎了日軍發動的春季和夏季大“掃蕩”。同年11月，成立晉西北軍區司令部，關向應繼續擔任政委。

1942年8月，中央決定成立晉綏分局，關向應任書記。由於肺病復發，他不得不於同年秋回到延安治療休養。關向應曾經坐獄，遭受摧殘，又長期戎馬征戰，身體一向不好，但他始終忍受著疾病的痛苦折磨，在艱苦環境中拼命工作。早在1940年初，肺病已開始加重，黨中央聞訊后十分關心，叫他回延安休養。到延安不久，病情稍有好轉，他又重返前線。這次返回延安后，病情時好時壞，再也沒能重返前線。他經常對來看望他的同志說：“一個人最怕的是什麼？是失掉他的勞動能力。”“能夠為人民勞動，便是最大的幸福。”1945年4月，關向應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但因病未能出席會議，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由於病情惡化，他寫了向黨的告別信：“全黨全軍應該像一個人一樣，緊密地團結在毛澤東同志領導的中央周圍，相信我們的革命事業，定要得到最后勝利。”

病中的關向應得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

精神豐碑 風范永存

1946年7月21日，關向應因肺結核病在延安逝世。毛澤東、朱德、任弼時、賀龍等同志都對關向應給予了高度評價。延安各界、晉綏根據地和東北等地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解放區報紙發表了大量紀念關向應的文章。關向應一生44載，在故鄉金州和大連生活了22年，離開家鄉參加革命22年。他把自己的生命同中華民族的命運，同中國革命的事業緊緊融合在一起，為我國青年運動和工人運動的開展，為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鞏固，為黨和人民軍隊的建設，為爭取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建立了不朽功勛。2009年，關向應入選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等11個部門評出的“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

人無精神則不立，國無精神則不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教育引導全黨大力發揚紅色傳統、傳承紅色基因，賡續共產黨人精神血脈，始終保持革命者的大無畏奮斗精神，鼓起邁進新征程、奮進新時代的精氣神。”關向應堅守信仰、對黨忠誠的精神，胸懷大局、維護團結的精神，一心為民、甘於奉獻的精神，意志堅毅、奮斗不息的精神，追求真理、敢於斗爭的精神，是我們黨代代相傳的寶貴精神財富，蘊含著砥礪紅色初心、踐行奮斗使命的強大精神力量，必將激勵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在新時代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偉大征程上奮勇前進。

（作者單位：中共遼寧省委黨史研究室）

（來源：學習強國遼寧學習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