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的讀書學習生涯

作者:劉榮剛    發布時間:2021-08-16    來源: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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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一生熱愛學習、治學,無論革命戰爭年代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都把讀書學習作為解決實踐問題、作出科學決策的重要方法,作為加強黨性修養、提高素質能力的重要途徑。他關於學習、治學的實踐,至今仍有啟發借鑒意義。
  (一)
  1848年2月,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誕生。這部偉大著作“向全世界公開說明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圖”,矗立起一座馬克思主義精神豐碑,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產生了巨大影響。劉少奇等黨的老一輩革命家都是受《共產黨宣言》的影響走上革命道路的。
  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劉少奇在北京、保定、長沙求學時開始接觸並閱讀了很多社會主義方面的書籍和文章。1920年冬,他為了赴蘇俄留學,到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的外國語學社學習俄語和革命理論。當時學員主要由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和革命人士推薦選送。劉少奇在這裡第一次讀到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受到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熏陶。當時和他一起學習的蕭勁光回憶說:“少奇同志幾乎沒有個人愛好,從不閑聊天,也不隨便上街,我們不住在一起,但看見他的時候,多是在學習俄文,閱讀《共產黨宣言》,思考著中國革命問題。”
  1921年下半年,劉少奇來到莫斯科,進入東方大學中國班,學習國際工人運動史、政治經濟學和俄文等課程,學習《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政治經濟學》等馬克思主義著作。這時,中國共產黨已成立。劉少奇知道消息后,向人打聽、請教怎樣加入共產黨、做一名共產黨員,還多次翻閱《共產黨宣言》,從書中了解共產黨是干什麼的、是怎樣的一個黨、自己是否准備獻身於這個黨所從事的事業。他經過一段時間的深思熟慮,最后決定參加共產黨,獻身於黨的事業。
  劉少奇在東方大學學習期間,堅信馬克思主義“確實是真理,確能救中國”,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成為他人生歷程的重要轉折點。1922年初,他在“團員調查表”“對於現在社會作何感想”一欄中寫道:“資本主義已不能統治全世界了,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必將由人類的努力開始實現,我們處在這時代的人,應把無窮的希望,促進這段歷史。”
  在以后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中,劉少奇經常閱讀、學習《共產黨宣言》,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汲取真理的力量,始終堅定理想信念,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毫無保留地獻給黨的事業。
  (二)
  1939年7月劉少奇撰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被列為延安整風運動中干部必讀的22個文件之一,是黨員干部保持先進性、純潔性的教科書,對中國共產黨人加強黨性修養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強調,要加強“我們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養”。劉少奇開始思考加強共產黨員修養的問題,於1939年7月在演講稿的基礎上,整理撰寫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闡述了共產黨員為什麼要加強修養和怎樣加強修養等問題。
  劉少奇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養方法不是“閉門思過”“和其他唯心主義的脫離人民群眾的革命實踐的修養方法,是完全不同的”“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須參加革命的實踐,絕不能離開革命的實踐﹔同時,也離不開自己在實踐中的主觀努力,離不開在實踐中的自我修養和學習”。
  劉少奇強調,成為“忠誠純潔的進步的模范黨員和干部”,必須“鄭重其事地去進行自我修養”“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修養,要有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研究和處理各種問題的修養﹔要有無產階級的革命戰略、戰術的修養﹔要有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和道德品質的修養﹔要有堅持黨內團結、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遵守紀律的修養﹔要有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的修養﹔要有善於聯系群眾的修養,以及各種科學知識的修養等”。
  劉少奇提出了加強修養的方法:一要加強理論學習,建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和無產階級立場,堅定理想信念﹔二要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把提高思想修養和改造客觀世界密切聯系,“檢查自己一切的思想行動,糾正一切不正確的思想意識,同時,以此去觀察問題、觀察其他同志”﹔三要嚴格黨內生活,“真正負責地、正式地、誠懇地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同各種錯誤思想意識和行為作斗爭﹔四要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注意生活“小節”,用嚴格的立場和原則來約束自己。
  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出版后一再再版,歷時幾十年經久不衰,先后印刷數十次,總印數以千萬計,在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一位當年在延安學習過《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老同志回憶說:“一想起少奇同志,就會想起我們曾經熟讀過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是一本深入共產黨員之心的書。我們這一代,誰沒有受過它的熏陶和教育啊!”
  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對廣大黨員提出了黨性修養的要求,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則地實踐了”。劉少奇作為老一輩革命家,之所以受到人民擁護和愛戴,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堅持不懈地進行自我修養,具有崇高的道德風范,無愧於“品德高尚的共產黨員”的評價。
  (三)
  1948年7月,為了提高黨員干部的理論素養,中共中央決定在華北創辦高級黨校——馬列學院,劉少奇任院長。1953年3月后,劉少奇作為分管中央領導兼管馬列學院的工作,為提高黨員干部理論修養傾注了大量心血。
  “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開展偉大斗爭,沒有多數德才兼備的領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早在1941年,劉少奇就指出,“中國黨有一極大的弱點”“就是黨在思想上的准備、理論上的修養是不夠的,是比較幼稚的”。1948年12月,劉少奇在對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的講話中指出:馬列主義是我們黨的理論基礎,但我們黨在提高理論修養方面是有缺點的。“我們要提高黨的干部的理論水平,使各方面比較負責的干部具有或多少具有馬列主義的理論修養”“這就是我們辦馬列學院的目的”。1953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了馬列學院的教學方針“學習理論,提高認識,聯系實際,改造思想”。劉少奇為制定、執行這個教學方針,提出了許多辦學、治學理念。
  劉少奇提出:“現在中國革命勝利了,不讀書,可不成。以前在山頭上,事情還簡單,下了山,進了城,問題復雜了,我們要管理全中國,事情更艱難了。”他針對革命勝利后一些人驕傲自滿,認為不讀馬列主義的書也能當縣委書記、地委書記的糊涂認識,強調:“不是說勝利了,馬克思的書就不要讀了,恰恰相反,特別是革命勝利了,更要多讀理論書籍,熟悉理論,否則由於環境的復雜,危險更大。”
  劉少奇提出,要多讀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書。根據劉少奇的指示,馬列學院安排學員主要閱讀馬恩列斯和毛澤東著作,學習中共黨史、聯共(布)黨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國近代史、世界近代史等。在學習中,劉少奇要求“必須學習普遍真理,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有中國經驗,又有外國經驗,才有實現正確指導的可能”。
  劉少奇強調,要以馬列學院為中心,在全黨學習中起指導作用,依靠馬列學院使全黨理論水平有所提高。他提出,“初級、中級的黨校,也要一步一步地正規點,辦下去,將來黨內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才能達到一定的水准”“馬列學院”為提高全黨理論素養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
  1958年11月,毛澤東在《關於讀書的建議》的黨內通信中,建議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領導干部認真閱讀斯大林所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以及蘇聯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劉少奇根據這個建議,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學習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的若干章節。同時,他還認真閱讀了《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等書。
  1959年11月,劉少奇在海南休養期間,同夫人王光美和經濟學家王學文、薛暮橋以及身邊工作人員,認真學習《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這次學習以閱讀為主,召開了多次學習討論會,逐章逐節地進行討論。劉少奇在學習討論會上作了系統發言,客觀地評價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和實踐的利弊得失,闡述了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的認識,從我國經濟建設的實際出發,對經濟建設的問題作了一定程度的反思。
  劉少奇提出,“整個看來,教科書還是一本好書,但有缺點。蘇聯的同志從自己的經驗去看別國的經驗,這一點,我們應該警惕。”“馬列主義、辯証唯物主義是不斷發展的,政治經濟學也是發展的,不斷豐富其內容。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搞社會主義比蘇聯晚幾十年,如果中國搞得不錯,總應比第一個好些。再過若干年,我們的經驗又變成老經驗了,別人會比我們進步,我們准備人家超過我們。”
  劉少奇提出,“把社會主義當成共產主義的一個低級階段來看,不要把它當成獨立的社會經濟形態,它是共產主義這一獨立經濟形態的初級階段,到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寫這本政治經濟學有困難,馬克思寫《資本論》,是資本主義成熟的階段寫的,現在社會主義尚未成熟。我們接著馬克思的《資本論》,一路接下來寫,寫資本主義變社會主義。”
  劉少奇強調,“學習教科書后,對我們的計劃工作、經濟核算要好好研究一下。中央和計委的同志,做了幾年計劃,碰到了一些問題,學到了一些經驗。省、市、縣的同志還沒經驗,中央犯過的錯誤,地方還可能犯。不但中央要學,地方也要學。”
  劉少奇的發言,盡管受到歷史條件和時代條件的限制,難免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他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基本理論的見解,對經濟建設中客觀規律的認識,是極有價值的,對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冷靜思考和總結經濟建設中的經驗教訓,起了推動作用。
  (五)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探索過程中,劉少奇把馬列主義教育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提出“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的思想,並在實踐中進行實驗和推廣,取得了許多經驗,產生了巨大影響。
  1957年春,劉少奇到地方調研人民內部矛盾時感到:隨著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青少年要求上學和繼續升學,這是正當的要求﹔同時由於國家的財力和設施所限,一時無法滿足人民群眾的迫切要求。要解決這個矛盾,必須從改革我國現行的教育制度和勞動制度入手。1958年5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了自己的想法。他說:“我們國家應該有兩種主要的學校教育制度和工廠農村的勞動制度。一種是現在的全日制的學校教育制度和現在工廠裡面、機關裡面八小時工作的勞動制度。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還可以採用一種制度,跟這種制度相並行,也成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讀的學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讀的勞動制度。就是說,不論在學校中、工廠中、機關中、農村中,都比較廣泛地採用半工半讀的辦法。”這個建議引起中央和地方各級領導的重視。
  20世紀60年代中期,隨著國家經濟形勢的逐步好轉和建設事業的發展,劉少奇感到,對現行的勞動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有重新提出的必要,並把這件事看作是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措施。他指出:“現在看隻有一種制度不行,必須有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學校制度。”他提出,不但要實行半工半讀的勞動制度,與此並行的還要實行亦工亦農的勞動制度。我國廠礦現在實行的是由國家全部包下來的固定工的勞動用工制度。結果是多花錢少辦事。可以考慮在一些行業實行合同工、臨時工、季節工,充分利用我國廣大農村的勞動力,農忙時務農,農閑時做工。這樣,對國家、對企業、對農民都有好處。
  在劉少奇的大力倡導下,從1964年下半年開始,我國對勞動用工制度和教育制度進行了改革,一大批半工半讀和半農半讀學校陸續建立起來,許多企業普遍採用了合同工、臨時工和季節工的做法。這些做法,對增加人民群眾學習和就業的機會,減輕國家和企業的負擔,促進工人勞動積極性的發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學習本領是領導干部必須具備的第一位本領,同時要善於把學到的本領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努力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劉少奇關於學習、治學的論述和實踐,為我們在全黨大興學習之風,營造善於學習、勇於實踐的濃厚氛圍,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推動建設學習大國,提供了借鑒,樹立了榜樣。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一級巡視員,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