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

摘要：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中華民族求獨立和億萬工農大眾求解放之必須，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他的相關回憶和論述，既是研究中共創建史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也是對中共創建的時代背景、階級基礎、具體過程和歷史意義的最權威最准確的闡釋。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回顧和梳理毛澤東關於黨的創建的重要論述，對於我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具有重要的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這既是對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精辟概括，也是對他作為中共創建者之一的歷史地位的客觀表述。從現有資料來看，毛澤東本人最早論及黨的創建和他參加中國共產黨一大的過程，是1936年夏秋在陝北保安與斯諾的談話;最正式的相關回憶是1945年4月21日他在黨的七大預備會議上所作的報告;關於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歷史意義和歷史地位的理論論述，則散見於他在民主革命時期關於中國革命及其問題的相關論著。此外，關於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問題，也是他在新中國成立后在會見外賓等外事活動中經常被問及的問題。今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梳理和研究毛澤東在多種場合從多個方面對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時代背景、階級基礎、具體過程及其深遠歷史意義的闡述，對於我們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性，對於我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堅定“四個自信”，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勝決心意義重大。

一、關於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時代背景

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他指出:“自從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的矛盾。”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有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光緒二十年的甲午戰爭，后頭又有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以后接著是辛亥革命。革命是反對兩個東西:一個叫做外國的壓迫，一個叫做封建制度的壓迫。中國人民對這兩個東西總是不滿意，總是要起來反抗。起來一次，被打下去，再起來一次，又被打下去，這樣的歷史差不多有八十年”。他還指出，“在這幾十年的斗爭中都還沒有共產黨，這些斗爭是由別的團體和政黨領導的。因為沒有共產黨，中國人民就沒有一個能夠代表他們利益的徹底的革命綱領，沒有一個正確的領導者毫不動搖地始終如一地領導他們進行斗爭……他們那時還沒有革命的社會科學、還沒有馬克思主義武裝頭腦。我們是用科學社會主義武裝頭腦的人，看清楚社會前途的人，我們比他們進步，我們要完成他們沒有完成的事業”。毛澤東后來在其論著中還從中外反動勢力的強大、缺乏先進思想指導和自身軟弱性等方面，具體分析了中國地主階級改革派、農民階級以及資產階級維新派與民主派主導的歷次反抗均歸於失敗的社會歷史根源。他認為，一直到五四運動，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才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毛澤東把五四運動作為中共黨史的開端。延安整風時期，他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一文中指出，研究黨史，隻從1921年起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恐怕要有前面這部分的材料說明共產黨的前身。“這前面的部分扯遠了嫌太長，從辛亥革命說起差不多，從五四運動說起可能更好。”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思想、干部、階級條件都是在五四運動期間奠定的。他認為:“五四運動的杰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其所以具有這種性質，毛澤東認為，其一，在辛亥革命之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已有進一步的發展，已經有10%左右的現代工業經濟，“五四運動之成為新文化運動是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所決定，他反過來又推動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原是中國資本主義本身的要求”。其二，“中國的革命知識分子眼見得俄、德、奧三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瓦解，英、法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受傷，而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德、奧(匈牙利)、意三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因而發生了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其三，“由於那個時期新的社會力量的生長和發展，使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出現一個壯大了的陣營，這就是中國的工人階級、學生群眾和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所組成的陣營”。他認為，五四運動起初“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在其后期，“不但是知識分子，而且有廣大的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成了全國范圍的革命運動了”。其四，“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

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不僅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且還開辟了人類歷史新紀元———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區醞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因此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一心想向西方尋求救國之路的中國人民，正是在一次又一次失敗的痛苦之中，在“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的疑惑之中，終於認識到隻有馬克思主義、隻有俄國十月革命開辟的社會主義道路，才是拯救中華民族於水火的唯一正確的選擇。從青年時期就立志“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毛澤東，當年就是從自己的切身感受中認識到:“因俄式系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路，隻此方法較之別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質為多”，因而表示“我極贊成”。后來，他又對此歷史過程進行了精辟的總結:“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斗犧牲，前仆后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和組織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

二、關於中國共產黨創建的階級基礎

毛澤東從不否認、反而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在列寧的號召之下組織起來的，是共產國際派人來幫助組織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就有國際代表到會。”同時，他還認為，“雖然有共產國際的幫助，但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及其發展，乃是由於中國本身有了覺悟的工人階級，中國工人階級自己創造了自己的黨———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十分注重對中國共產黨誕生的階級基礎和領導者問題的研究，早在延安時期就提出:“我們應該把五四運動中工人的態度研究一下。那時罷工雖然沒有共產黨領導，但其中總有領頭的人。在五四運動裡面，起領導作用的是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雖然不上街，但是他們在其中奔走呼號，做了許多事情。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歷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國民黨沒有在五四運動中起領導作用，它是站在旁邊的。”后來，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將此過程精確地概括為:“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十月革命以后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

針對外界對中國共產黨是“盧布黨”的責難和對其產生的必然性的質疑，毛澤東在1936年7月23日同美國記者斯諾(EdgarSnow)談話時曾鄭重指出:“中國共產黨僅僅是中國的一個政黨，在它的勝利中，它必須對全民族負責。決不是為了俄國人民和第三國際的統治。為的僅僅是中國大眾的利益，隻有與中國大眾的利益完全共同的地方，才可以說是‘服從’莫斯科的‘意志’。”毛澤東對斯諾坦言，假如有許多國家建立了蘇維埃政府，蘇維埃國際聯合的問題才有可能，“但是今天我們不能提供什麼方式，這是一個尚未解決，不能提前解決的問題”，“這個世界聯盟要成功的話，必須各國依其民眾意志有加入或退出的權利，必須各國主權完整，絕非‘聽命’於莫斯科。共產主義者從未有別的想頭，‘莫斯科統治世界’的神話，只是法西斯和反革命者的發明罷了”。時隔三年，毛澤東第二次會見斯諾時再次指出，中國共產黨“從它誕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個獨立的政黨，從來也沒有一天、半天、一小時或者一分鐘放棄過它的獨立性，從來也沒有向什麼個人或什麼集團或什麼黨派屈服過。要共產黨屈服，這大概是比上天還要困難些吧?”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中，集中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問題。他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的發生和發展，不但是伴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發生和發展而來，而且是伴隨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地經營企業而來。所以，中國無產階級的很大一部分較之中國資產階級的年齡和資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會力量和社會基礎也更廣大些。”雖然當時中國現代產業工人隻有250萬∼300萬，但城市小工業和手工業的雇佣勞動者和商店店員有1200萬，還有廣大的農村的無產階級(即雇農)及其他城鄉無產者，並且中國的產業工人分布集中，主要分布在上海、廣州、武漢等大城市和最早開辟的通商口岸，這有利於工人階級的團結和組織，有利於對工人階級進行宣傳和發動，易於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發揮戰斗的作用與威力。毛澤東認為，中國無產階級除了一般無產階級的基本優點，即與最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系，富於組織性紀律性，沒有私人佔有的生產資料以外，還有許多特殊的優點。“第一、中國無產階級身受三種壓迫(帝國主義的壓迫、資產階級的壓迫、封建勢力的壓迫)，而這些壓迫的嚴重性和殘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因此，他們在革命斗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來得堅決和徹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沒有歐洲那樣的社會改良主義的經濟基礎，所以除極少數的工賊之外，整個階級都是最革命的。第二、中國無產階級開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階級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成為中國社會裡最有覺悟的階級。第三、由於破產農民出身的成分佔多數，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的農民有一種天然的聯系，便利於他們和農民結成親密的聯盟。”

毛澤東認為:“中國工人階級，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就開始以自覺的姿態，為中國的獨立、解放而斗爭。”他指出，五四運動以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已經不是屬於中國資產階級，而是屬於中國無產階級了。這時，中國無產階級，由於自己的長成和俄國革命的影響，已經迅速地變成了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相對於共產國際派人幫助組織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更看重的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指引，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一九一九年，中國發生五四運動。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

毛澤東認定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中華民族求獨立和億萬工農大眾求解放之必須。他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坦陳:“從前我當小學教員時，只是靠教書吃飯，沒有想到要搞共產黨，共產黨是后來因為人民需要才成立的。”

三、關於中國共產黨創建的過程

關於毛澤東本人由愛國主義者轉變為民主主義者再到共產主義者的發展過程，在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記錄中有詳細記載，這裡著重摘述他參加黨的一大前后的情況。其一，“1921年5月，我到上海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在這裡，雖然毛澤東把出發參會的時間記錯了，但他明確是“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也就是說毛澤東認為一大就是“共產黨成立大會”，這有助於厘清學術界關於中國共產黨究竟是一大成立的還是一大之前已經成立了的問題。事實上，毛澤東在1939年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8周年時，也曾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二一年成立”。其二，“在這個大會的組織工作中，起領導作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這兩人都是當時中國知識界最出色的領導人”。這就是說，毛澤東作為當事人認定陳獨秀和李大釗雖然沒有參會，但他們是中共一大的組織者和領導人。其三，他在1936年就把一大稱為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其四，出席會議的“除了我以外，隻有一個湖南人”，“其他出席會議的人有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們總共是十二個人。”眾所周知，學術界關於參加黨的一大的代表數有13人和12人的分歧，爭論的焦點是包惠僧究竟算不算正式代表，毛澤東的回憶既強調“總共是12個人”，但又把包惠僧明確在“其他出席會議的人”之列，這給我們留下研究的懸念。此外，毛澤東還向斯諾介紹了一大前后各省黨組織和中央機構的一些情況，他指出，“同時在法國，許多勤工儉學的人也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組織，它幾乎是同中國國內的組織同時建立起來的”，這為我們研究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分布，提供了重要的佐証。

毛澤東關於一大召開過程的另一次系統回憶，是1945年4月21日在黨的七大預備會議上的講話。他指出，“1921年，我們黨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在12個代表中，現在活著的還是共產黨員的(叛變了的如張國燾之流不算)，一個是陳潭秋，現在被國民黨關在新疆監牢裡，一個是董必武，現在飛到舊金山去了，我也是一個。12個代表中現在在南京當漢奸的就有兩個，一個是周佛海，一個是陳公博。會是在7月間開的，我們現在定7月1日為黨的周年紀念日。本來是在上海開的，因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興南湖，是在船上開的。發了宣言沒有?我不記得了……當時陳獨秀沒有到會，他在廣東當教育廳廳長。我們中國《庄子》上有句話說:‘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現在我們還沒有‘畢’，已經很大。《聯共黨史》開卷第一頁第一行說，蘇聯共產黨是由馬克思主義的小組發展成為領導蘇維埃聯邦的黨。我們也是由小組到建立黨，經過根據地發展到全國，現在還是在根據地，還沒有到全國。我們開始的時候，也是很小的小組。這次大會發給我一張表，其中一項要填何人介紹入黨。我說我沒有介紹人。我們那時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並不多，可謂年幼無知，不知世事。但是這以后24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個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

這是毛澤東關於黨的一大最權威的一次回憶，除去尚不清楚陳潭秋已經在新疆犧牲的一個細節外，其他信息都是准確無誤的。這包括:黨的一大是七月間開的，“七一”是黨的周年紀念日;會議分為上海和嘉興南湖船上兩個階段;再次明確出席大會的是“12個代表”(后來他在《英勇斗爭的二十二年》一文中再次明確“我們中國共產黨在二十二年前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到會的隻有十二個代表，現在卻已經成了這樣的大政黨”);陳獨秀沒有參加一大，其原因是他在廣東任教育廳廳長(實際是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長)等。毛澤東這段對一大的回憶，引起學術界爭議的是“這次大會發給我一張表，其中一項要填何人介紹入黨。我說我沒有介紹人”這句話。有人把“這次大會”理解為一大，並作為湖南沒有黨的早期組織，毛澤東是在一大期間才入黨的証據。事實上毛澤東的這段回憶是在黨的七大預備會議上講的，他所說的“這次大會”是指七大。他特別強調，“我們開始的時候，也是很小的小組”，“我們也是由小組到建立黨，經過根據地發展到全國”，他本人是小組時期的黨員，沒有介紹人，自己搞的。可資佐証的是1956年毛澤東親自填寫的八大代表出席証，在入黨時間一欄中，清晰明確地寫道“1920年”。此外，1936年秋在保安，他曾對斯諾說:“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了，在這次工作中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的影響的指引。”這兩則材料說明，毛澤東在七大預備會議上的這段話，恰好証明湖南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是存在的。

四、關於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意義

庄子的“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常被毛澤東用來形容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歷史意義，這可謂是最精准的比喻了。1945年6月17日，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上再次對庄子的這句話進行闡釋。他說他經常和一些同志講這句話，所謂“‘作始’就是開頭的時候，‘簡’就是很少，是簡略的，‘將畢’就是快結束的時候，‘巨’就是巨大、偉大。這可以用來說明是有生命力的東西，有生命力的國家，有生命力的人民群眾，有生命力的政黨”。作為黨的主要締造者，毛澤東在七大召開之際就一再感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不得了，翻天覆地!”他后來指出，“我們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時候，隻有幾十個黨員，也是少數人，可是這幾十個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國的命運”，“歷史上從來就是弱者戰勝強者”，我們“開頭是稀稀拉拉幾十個人的共產主義者的小組，現在也是領導著整個國家，領導著六億四千萬人口的大黨”，“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中國就改變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就改變了方向”。

毛澤東認為，“我們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最徹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鋒隊”，“是中國人民的最忠實的代言人”。他深刻闡明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毛澤東指出，“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他正視黨在成立之初存在理論准備不足的缺陷，在回憶參加一大的情形時說道:“當時對馬克思主義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辦，也還不甚了了。所謂代表，哪有同志們現在這樣高明，懂得這樣，懂得那樣。什麼經濟、文化、黨務、整風等等，一樣也不曉得。當時我就是這樣，其他人也差不多。”他指出，“我們的黨從它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的黨”，“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1941年5月19日，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就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他把理論聯系實際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視為“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

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以民主集中制作為基本組織原則的歷史有切身的體會。一方面，“由於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小生產的家長制佔優勢的國家，又在全國范圍內至今還沒有民主生活，這種情況反映到我們黨內，就產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現象”，因而“擴大黨內民主，應看作是鞏固黨和發展黨的必要的步驟，是使黨在偉大斗爭中生動活躍，勝任愉快，生長新的力量，突破戰爭難關的一個重要的武器”。另一方面，他把中國共產黨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黨進行比較，指出，“無產階級是被壓迫的階級、手裡沒有權力的階級，要從被壓迫的地位、沒有權力的地位求得解放，取得權力，非有嚴肅的紀律不可，必須堅持集中統一、思想一致、行動一致，保持黨的純潔性。這樣的黨，是自有政黨以來從未有過的模范黨派”。因此，他始終倡導民主與集中的統一，所謂“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於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

毛澤東堅信，“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採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在她身上寄托著中華民族獨立、解放和富強的希望。他從對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的分析中得出結論:“半殖民地的中國的社會各階層和各種政治集團中，隻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才最沒有狹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遠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組織性，而且也最能虛心地接受世界上先進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經驗而用之於自己的事業。因此，隻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能夠領導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克服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性，克服失業者群的破壞性，並且還能夠克服資產階級的動搖和不徹底性(如果共產黨的政策不犯錯誤的話)，而使革命和戰爭走上勝利的道路。”他在七大上，深刻總結中國革命兩次成功與兩次失敗以及領導抗日戰爭勝利的歷史經驗，放眼未來，不容置疑地指出:“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畢生矢志於帶領中國人民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國家水平，為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他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剛剛經歷了嚴重挫折的1962年，仍然堅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勝於資本主義制度，我們的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領導優勝於資產階級政黨的領導。資本主義需要三百多年才能發展到現在這樣的水平，我們肯定在幾十年內，至多在一百多年內，就可以趕上和超過它”。

在新中國誕生的前夜，毛澤東回顧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28年的奮斗歷程，深刻地指出:“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

進入新時代，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的時刻，習近平總書記總攬近代中國的歷史變遷和世界局勢的風雲變幻，進一步精辟地指出:“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后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中國共產黨立志於中華民族千秋偉業，百年恰是風華正茂。

（作者簡介：蔣建農，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文章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