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的歷史選擇

鴉片戰爭以后，面對落后和挨打，反抗和學習成為近代中國的歷史任務，完成這個歷史任務背后要回答的深層課題是，在一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擴張的世界秩序下，中國這樣的東方大國如何避免被侵略壓迫，從而實現獨立自主的發展和國家現代化的目標。馬克思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深刻的批判，俄國十月革命是馬克思主義在帝國主義鏈條最薄弱環節的偉大實踐。中國共產黨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誕生，盜火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的歷史課題，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歷經百年的持續探索和偉大實踐，走出的道路包含著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世界秩序的批判和反抗，吸收和借鑒，包容和揚棄，最終形成真正謀求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是蘊含著深刻中國經驗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版，人類現代化的中國版，是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中國版。

一、近代中國的歷史課題

1853年，太平軍戰艦遮天蔽日，沿江而下，攻克南京。

大陸另一端的馬克思正流亡倫敦，通過觀察這場他稱為“驚心動魄的革命”來審視中國這個遙遠的東方大國。在為美國《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題為《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的社論中，馬克思說：

滿族王朝的聲威一遇到英國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破了產，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開始同外界發生聯系……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

具有充分世界眼光的馬克思當然不至於認為鴉片戰爭前中國與世界毫無聯系，該文就討論了1830年以前中國的外貿狀況。這段論述真正的意義是指出了從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的歷史從此和世界歷史緊密相連，成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這個世界歷史是以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為基礎的，中國進入這個世界歷史是在歐洲列強槍炮的轟擊下被動開始的。

中國歷史成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這是近代中國歷史和邏輯的起點。由此，歷史邏輯的進一步展開則是：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道路也是人類共同道路的一部分。這個革命，是對資本主義殖民侵略的反抗，是對阻礙發展和進步的勢力的斗爭﹔這個道路，是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的道路，是推動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道路。

中國道路的歷史起點是落后和挨打。這個落后不是數量，而是質量。事實上，鴉片戰爭爆發前后，中國才是世界上經濟總量的第一。根據麥迪森的數據，1820年中國GDP佔世界總量的32.9%，而當時的歐洲各國加在一起才佔世界經濟總量的26.6%。鴉片戰爭中完勝清王朝的英國，疆域隻相當於四川省面積的一半，人口大約2000萬，而中國人口當時超過4億。英國派到中國的遠征軍最多時不到2萬人，而清政府當時的八旗和綠營兵加起來超過80萬人，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常備軍。但戰爭的結果卻是，勞師遠征的英軍幾乎所向披靡，本土作戰的清軍則是節節敗退，毫無還手之力，最終被迫割地賠款，開啟了近代中國屈辱的歷史。很明顯，“大”和“強”並不是同義詞。英國當時已經基本完成了工業革命，確立了世界工廠的地位和海上的軍事霸權，開啟了維多利亞時代的日不落帝國全盛期。而中國則已經進入了封建社會的末期，衰世之征兆已經日益明顯。鴉片戰爭爆發之前的二十多年，龔自珍，這位梁啟超稱維新一代人讀其文集“若受電然”的思想家，已指出“衰世”已至，“亂亦竟不遠矣”。鴉片戰爭是在真刀真槍物質力量的比較中確証了龔自珍的預言，歷史已經讓一個日益衰朽的封建王朝，與“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的資本主義外部世界正面相遇了。

馬克思預言，這種相遇“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這個過程無疑是漫長和痛苦的，這種痛苦持續了一百余年。百余年來“中國一直被內亂和結盟的外國勢力對其領土和主權的入侵所困擾，這給經濟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中國GDP從佔世界總量的1/3降到了1/20。在日本的人均收入提高了3倍，歐洲提高了4倍，而美國提高了8倍的同時，中國的人均收入卻出現了下降。”“從世界平均水平降到了平均水平的1/4。”計算物質財富的統計數字是冰冷的，這些一直呈現下滑的數字背后，是屈辱、苦難、沉淪的歷史，也是近代先進中國人掙扎、奮起和求索的歷程。解體與蛻變、危機與變革、衰亡與新生總是相隨而行。經歷了落后和挨打，“反抗”和“學習”就成為以后歷史的重要任務。完成這樣任務背后要回答的貫穿近代歷史的深層課題是，在一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擴張的世界秩序下，中國這樣的東方大國如何避免被侵略壓迫，而實現獨立自主的發展和國家現代化的目標。

中國人最先感受到的資本主義文明就是西方船堅炮利，以及由此帶來的創深痛巨。洋務運動由仿制西式槍炮而起，代表人物李鴻章在書信中即說，“中國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以“自強”和“求富”為目標的洋務運動，創辦的軍用工業和民用工業，在中國最早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大量出現，洋務運動中辦起的北洋水師也一度雄視亞洲。洋務辦了30年后，近鄰小國日本發動的甲午戰爭，卻使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陸軍一敗涂地，洋務運動破產了。“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令譚嗣同錐心刺骨的巨大刺激，推動著一代的維新思想家，認識到“器物不如人”，原因更在於“制度不如人”，在變法改制上尋出路。“能變則全，不變則亡”，“救亡”和“變法”是戊戌維新運動的口號。然而，“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思想和勢力仍然根深蒂固，隨著譚嗣同為首的“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百日維新破產了。變法不能成功，民族危機仍不斷加重。中華民族是背負著八國聯軍佔領北京，被迫簽訂《辛丑條約》的巨大屈辱，走進20世紀的。中國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也意味著清王朝已經朽木難支。清末新政和預備立憲無法挽救日薄西山的帝國，反而敲響了它的喪鐘。

當改革一再受挫時，革命便來敲門。革命的先行者是孫中山。1894年，孫中山既給李鴻章上書“仿行西法，以籌自強”，也在檀香山成立了革命團體興中會。前者沒有結果，后者屢經起仆，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結束了君主專制的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辛亥革命引發了歷史性巨變，辮子沒了，皇帝倒了，思想解放的意義是巨大的。雖然勝利的果實不久即為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軍閥所攫取，但社會思想的變化已經非常深刻：當皇帝從此不得人心，民主共和的招牌也要看看是否貨真價實。立志為中國的獨立和富強而斗爭的先進分子在批判和懷疑中，不斷探索挽救中國危亡的途徑。應時而起的新文化運動激烈地批判封建主義的思想正統——孔學，“打倒孔家店”成為口號，這場運動力圖樹起民主和科學——“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旗幟，改造國民性，推進思想解放。新文化運動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科學精神的新文化，反對封建主義和迷信愚昧的舊文化的斗爭。

在中國共產黨誕生前，鴉片戰爭以降的失敗和屈辱，推動著中國人持續不斷地反思和探索。這種反思歷經器物層面、制度層面，再到文化層面。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再到“全盤西化”。從君主專制到君主立憲，再到民主共和。所有這些探索的目標就是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但中國人長期難以解決的歷史難題是，反侵略的對象和學習的對象都是西方。價值、理性、情感的糾葛，使“盲目排外”和“全盤西化”事實上都不是一時一事，常是相互交織，不斷交替，貫穿於“反抗”與“學習”的全過程。

1949年，即將迎來革命勝利的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

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

新的歷史方向總是在歷史的徘徊處醞釀，學習西方的更進一步，是學習從西方內部產生的對資本主義最深刻批判的思想理論。

二、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馬克思寫作《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時，馬克思主義綱領性文獻《共產黨宣言》剛剛誕生了5年，還隻有德文、英文、瑞典文等少數版本。直至1899年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萬國公報》發表的文章中介紹了馬克思的思想，引用了《共產黨宣言》的內容，馬克思的名字才為中國人知曉。晚清的傳教士、清末的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都為譯介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作出過貢獻。但很長時期，傳播者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淺嘗輒止、各取所需，馬克思主義也只是西方眾多思潮中的一種，並沒有形成特殊的思想理論地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真正廣泛傳播，需要適宜的氣候和土壤。

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十月革命、巴黎和會外交失敗，這一連串的事件，使中國的思想界發生重大轉向。

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剛剛散盡，梁啟超攜蔣百裡、張君勱等，開始了長達一年之久的歐洲之行。戰火浩劫后的歐洲使梁啟超的思想產生重大震動，在《歐游心影錄》中，他稱歐戰為“人類歷史的轉捩”。世界的政治版圖在變化，俄、奧等帝國崩解，小民族紛紛建國。思想版圖也在發生重大轉變，原來所流行的生物進化論和個人主義，造成了“就私人方面論，崇拜勢力、崇拜黃金，成了天經地義﹔就國家方面論，軍國主義、帝國主義變了最時髦的政治方針。這回全世界國際大戰爭，其起原實由於此”。歐洲人不得不重尋安身立命所在，“在社會學方面就有俄國科爾柏特勤（克魯泡特金——引者注）一派的互助說，與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說相代興”“在思想界一天一天的佔勢力”。梁啟超同時看到了俄國革命的深刻影響。“各國時髦政治家公認為無法無天的過激派列寧政府，報紙上日日咒他夭折，他卻成了個不倒翁，支持了兩年，到今日依然存在”。梁啟超認為，“社會革命恐怕是20世紀史唯一的特色，沒有一國能免，不過爭早晚罷了”，而俄國則是社會革命的典型，“或是有些國家竟自繼俄國之后，做一番社會革命，雖一時大傷元氣，過后反贏得意外發達，也未可定。”

梁啟超一代有這樣的觀察和判斷，下一代人也有類似的感受和論述。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特別是巴黎和會對中國思想界的直接影響，蔡和森有如下表述：

中國民眾所希望要求的是美國幫助中國人取消二十一條與退出山東的主權，但結果在和會中帝國主義者反相互承認日本在華所得的利益是合法的，於是美國的幻術破了，中國數百萬的學生，活動的知識分子無出路了。另一方面又看見俄國十月革命，一面推翻了俄皇專制，一面推翻帝國主義干涉，建設了工人國家，以前認為是洪水猛獸的，現在轉而傾向了。故知識階級中起了一個分化，已有一部分傾向俄國，傾向社會主義了。

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暴露了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價值系統的危機，促使思想界放棄“自由競爭”的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轉向“互助協同”的社會主義。另一方面，當國人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而寄希望於“公理戰勝強權”，美國等國家能主持公道時，巴黎和會令中國人再度對西方極度失望。中國的輿論感慨，巴黎外交失敗代表著美歐強國所宣揚的正義、人道的破產，“現在的世界，比歐戰前還要黑暗些”。對比之下，輿論界已經不再認為俄國革命是殺人流血的過激主義，反認為俄國勞農政府是“實行人道正義的嬌子”，平等、互助色彩的社會主義思想有了特別的吸引力。

在1919年的《民眾的大聯合》中，毛澤東呼吁，國家壞到極點，人類苦到極點，社會黑暗到極點，改造的根本辦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這種主張源於他看到的俄國革命的經驗，“世界戰爭的結果，各國的民眾，為著生活痛苦問題，突然起了許多活動。我<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更看到了“五四”運動之后的社會運動的方向，“異軍特起，更有中華長城渤海之間，發生了‘五四’運動。……我們知道了！我們醒覺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不過，毛澤東這時比較馬克思為首的激烈派和克魯泡特金為首的溫和派，更贊同后者的主張。但未過多久，馬克思在中國戰勝克魯泡特金，毛澤東也在1920年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毛澤東和蔡和森的思想導師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轉述德國人的說法，“五十歲以下的人說他能了解馬克思的學說，定是欺人之談。因為馬克思的書卷帙浩繁，學理深晦。……我平素對於馬氏的學說沒有什麼研究，今天硬想談‘馬克思主義’已經是僭越的狠。但自俄國革命以來，‘馬克思主義’幾有風靡世界的勢子。”很明顯，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並不是因為當時傳播者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理解已經到了非常深刻的水平，而是時代所需，潮流所向。正是因為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五四運動之后，改造社會、民眾聯合、社會革命成為思想趨向，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陳望道的全譯本《共產黨宣言》才會應時而生，擁有大量如飢似渴的讀者，這些讀者把馬克思主義與改造社會的運動結合，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只是思想學說，更是政治實踐。思想學說的傳播靠報刊和學會，推動政治實踐的則是政黨和組織，在中國成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時機已經成熟。來自俄國的代表則是將已經浸滿燈油的燈芯撥亮。

正是這樣的背景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給苦苦探尋救亡圖存出路的中國人民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全新選擇。在這個歷史大潮中，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一個勇擔民族復興歷史大任、一個必將帶領中國人民創造人間奇跡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從此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從鴉片戰爭開始的持續升級的民族危機，推動近代先進中國人持續不斷的探索，從改良到革命，從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在半個多世紀前在歐洲撒播的種子過海飄洋，落土東方。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將為中國道路探索開辟新的方向。

馬克思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深刻的批判，俄國十月革命是馬克思主義在帝國主義鏈條最薄弱環節的偉大實踐，中國共產黨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誕生，盜火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的歷史課題，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結論

一個大黨誕生於一條小船。這詩意的語言自然是后來者的視角，當中國共產黨在南湖紅船上誕生的時候，是名副其實的小黨。但這個小黨卻從此和中國這個大國的命運緊緊連在了一起。中國共產黨由此開啟了革命救國的艱苦征程，也開啟了探索中國道路的百年歷史。革命星火，百轉千回，奮斗犧牲，玉汝於成。紅船啟航28年之后，這個探索的第一個階段完成，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根本逆轉了近代中國分裂的局面、衰落的命運，充分動員民眾，統一民族國家，開啟了民族復興的關鍵一步。民族獨立、國家統一，這是站起來的基本要求，也是富起來的基本前提。1949年新政協的開幕式上，毛澤東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撫今追昔，瞻望前路：

我們團結起來，以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內外壓迫者，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了。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全國規模的經濟建設工作業已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的先人和我們能夠渡過長期的極端艱難的歲月，戰勝了強大的內外反動派，為什麼不能在勝利以后建設一個繁榮昌盛的國家呢？

革命的道路百轉千回，追求富強的道路同樣不會一帆風順。經歷了探索和試錯，汲取了經驗和教訓，篳路藍縷，矢志不移，終於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風浩蕩。“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五四運動以來我國發生的三大歷史性事件，是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裡程碑。”改革開放是偉大覺醒，偉大革命，中國共產黨誕生后謀求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持續探索，在改革開放時期奏響了最強音。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邁步向前的銅像聳立在深圳蓮花山上，靜靜觀察著這個城市的每日繁華和歲歲生長。作為改革開放的象征和符號，鄧小平和深圳緊密連在了一起。其實，鄧小平一生隻到過深圳兩次，加起來停留不過八天。但鄧小平兩次到深圳，都極大地推動了改革開放的進程，校准了改革開放的航向。鄧小平兩次深圳之行，也推動他對中國的發展戰略和目標方向的深入思考。1984年，鄧小平視察深圳，看到當地原住村民的富裕生活，開始對小康目標實現后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目標的關注和思考，1987年，他完整描述“三步走”戰略，形成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初步藍圖。黨的十三大上，這個戰略得到全黨確認。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中，除了闡述社會主義建設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外，也從第二個百年視角，展望發展的目標和前景。“如果從建國起，用一百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那就很了不起！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緊要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干。”經歷40多年的改革開放，了不起的設想正在一步步地變為現實。

1978年，改革開放開啟之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為3624億元，居世界第十一位﹔1986年突破1萬億元，居世界第九位﹔2000年突破10萬億元，居世界第六位﹔2010年突破40萬億元，居世界第二位。按照世界銀行PPP購買力評價，2014年底，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202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0萬億，按外匯比價，是美國的70%。在20世紀80、90年代，中國超過其他國家，也曾經被其他國家超越﹔從新世紀開始，中國不斷超越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再也未被其他國家超越。中國2000年超過了意大利，2005年超過法國，2006年超過英國，2007年超過德國，2010年超過日本。1978年，國內生產總值比中國高一位的國家是荷蘭這一歐洲小國。2016年，浙江省國內生產總值超過了荷蘭。經濟總量領先的各省作為獨立經濟單位，都能在世界上位列前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改革開放40余年，創造了偉大的“中國奇跡”。

中國共產黨誕生時，正是中國“壞到極點”“苦到極點”之時。百年后，當年的小黨變成了世界最大黨，當年積貧積弱的大國，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執政70余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披荊斬棘、櫛風沐雨、砥礪前行，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中國重新站在世界民族國家前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展現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近代歷史開啟時，中國處在一個急速下墜的軌道，經歷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百年的奮斗，中國以冉冉上升的姿態，走進了世界舞台中央。近代中國的歷史課題，一點點被破解。

回望中國共產黨誕生后的百年中國道路，我們曾興奮地選擇了俄國人的路﹔此后歷經國民革命、蘇維埃革命、抗日戰爭，頑強奮斗，歷經曲折，最終探索出了自己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道路﹔在建設的模式上，也曾經以為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老大哥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但沒多久，以蘇為師就變成了以蘇為鑒﹔改革開放后，我們強調要走自己的路，也認為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最終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歷經百年的持續探索和偉大實踐，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出的道路不是西方道路和模式的翻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而是蘊含著深刻中國經驗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版，人類現代化的中國版。中國道路包含著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世界秩序的批判和反抗，吸收和借鑒，包容和揚棄，最終形成真正謀求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在兩百年的風雨，一百年的奮斗之后，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人深知，前進的道路永遠不會一帆風順，新的困難和挑戰會不斷出現，近代中國的歷史問題並沒有回答完畢。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中國共產黨審視來路，瞻望前路，登高望遠，努力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不斷書寫“兩個奇跡”的新篇章，不斷創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榮光。

1853年馬克思的文章主要說的是，英國的槍炮和鴉片造成了中國的危機，而中國危機引發的革命可能會對歐洲革命形勢造成影響，即他引用的黑格爾所說的“兩極相聯”的規律。很明顯，“兩極相聯”在當時並不是明顯的事實，中國太平天國運動對歐洲的影響是有限的。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徹底改變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國積貧積弱、屢遭侵略的命運，中國這個東方大國的歷史進程才有可能對歐洲乃至世界產生主動的影響。又經歷了70多年，特別是經過了改革開放40多年的快速發展，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中華民族的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們才可以說，中國的發展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在馬克思的觀察近兩百年之后，經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70多年的執政實踐，世界確實正在進入了一個新的“兩極互聯”階段，這個“兩極互聯”，已經超越了馬克思當年所講的西方主動，中國被動的模式。中國道路不斷為人類共同道路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時代的潮流奔競不息，百年征程波瀾壯闊，百年初心歷久彌堅。面對百年未有之變局，在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近代中國的歷史課題仍需不斷作答，中國道路仍在開啟新征程。

（作者單位：中共浙江省委黨校）

原載2021年第3期《足跡》（浙江省委黨史和文獻研究室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