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

吹響同仇敵愾的集結號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抗日救亡成為全民族的共同心聲。在山河破碎的緊要關頭，9月20日，時駐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宣言：“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三省”，要求侵略者“立刻撤退佔領東三省的海陸空軍”，號召民眾“驅逐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海陸空軍出中國”！10天后，又發布了“第二次宣言”，號召“全中國的工農兵學生以及一切勞苦的群眾”起來，“罷工、罷課、罷操、罷市，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為了加強對各界群眾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中共江蘇省委派省委宣傳部長楊尚昆，通過留日回國學生會和東北旅滬同鄉會、抗日會等團體中的共產黨員，並聯合上海各界的抗日團體，於1931年12月5日發起成立上海民眾反日救國聯合會（簡稱“民反”）。“民反”先后召集了3次規模較大的市民大會，迅速擴大了黨在群眾中的影響，很快就從最初成立時的54個抗日成員團體發展到300多個成員團體，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市性的抗日團體。

同仇敵愾，同聲相應。9月20日，上海《申報》刊發上海各界反日援僑委員會“宣言”，大聲疾呼：“正我國民族生死關頭，我國民眾當激發偉大民氣，合群策群力同御外侮，末日已臨其各奮起。”兩天后，該會更名為抗日救國委員會。隨后，上海各團體代表發布《抗日救國會宣言》，要求國民黨政府下達“陸海空軍總動員令”，“驅逐日軍出境，恢復失地”，征集“抗日救國團”義勇團員，“徹底對日經濟絕交”等。26日上午，800多個團體約5萬人在上海公共體育場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救國市民大會，要求國民黨當局限令日軍退兵，否則斷交宣戰。在場群眾振臂高呼，萬聲雷動。在此前后，上海學生、工人、婦女等各界抗日救國會團體紛紛成立，罷課罷工、游行示威時起，抵制日貨、經濟絕交等運動不絕如縷。10月4日，婦女界還成功舉行了萬人以上的抗日救國大會。

抗日救亡最前列的生力軍

青年學生自五四運動以來就走在反帝救亡的前列。九一八事變消息傳來，上海學界迅速行動起來，紛紛到南京請願施壓。9月26日，上海各大學生56人代表26所高校來到南京，在國府大禮堂見到了蔣介石。蔣對學生提出的“對日宣戰”“懲辦外交部長”“令張學良戴罪立功”“下發槍械”“實行革命外交”等5條請願，都虛與委蛇。上海請願學生自不甘心。9月28日9時許，頂著秋風秋雨，上海請願學生聯合數百名中央大學學生，到中央黨部請願。10時許，復旦大學千余名學生，與中央大學、金陵大學學生匯成5000人的浩蕩隊伍，到國民政府請願。於右任冒雨登台答復。隨后，蔣介石被迫出見，表示“一定盡職用力量去辦理”，結語則是規勸學生“用心讀書，增加知識，亦所以增加抗敵之力”。因不滿蔣介石的托辭搪塞，當晚，上海19所大學的3000余名學生組成第二次赴京請願團連夜出發，於翌晨抵達南京。蔣介石在中央軍校大禮堂接見學聯代表，表示接受請願要求，隨后責令學生即日回校，或留京編入義勇軍受訓。11月26日，上海大中學生抗日救國會組織赴京督促政府出兵團5000人抵京，在國府門前頂風冒雪，徹夜不散。第二天下午2時，蔣介石終於出面允諾絕對負起責任，並寫下“對於諸生請願，自可接受”等內容的手諭。

見政府空作承諾卻無作為，12月14日，上海大學生抗日救國會第三次組織學生6000余人，打著“上海各大學學生示威團”的旗號前往南京。17日，上海與京、平、濟、皖、蘇等各省市學生萬余人在南京發動聯合總示威游行，沖擊了中央黨部，搗毀了中央日報社，結果招致武裝軍警的殘酷鎮壓，這一事件被稱為“珍珠橋慘案”。上海文生氏英文專科學校學生楊桐恆不幸頭胸中刀，被投入秦淮河而死。愛國學生翌日被軍警強行押送離京。

南京政府的暴行，激起社會公憤。魯迅作《“友邦驚詫”論》，抨擊國民黨鎮壓學生后所作混淆視聽的輿論宣傳，順筆揭批了貌似文明公允的“友邦人士”。馬相伯沉痛而言：“我國今日尚在勇於私斗，而怯於公忿之狀態中耳！”宋慶齡直率地指出，當政府暴行上演之時，日本軍隊“正向錦州推進”﹔因為墮落，“國民黨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

各界群眾匯成的“汪洋大海”

工人階級是上海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堅力量和堅強后盾。九一八事變后的第三天，三菱、日郵等日商碼頭的工人為抗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東北率先罷工。隨后，其他日商碼頭的工人也相繼罷工。上海日商紗廠工人成立抗日救國會，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發動下，23家日商紗廠的工人接連罷工、退廠。

10月1日，工人、市民等10余人聚集在第五區警署，抗議警察暴力阻止張貼反日標語。署長游伯麓下令開槍鎮壓，制造了“寶山路慘案”。中共江蘇省委號召民眾起來反對國民黨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屠殺群眾，至1932年1月中旬，罷工人數達到1萬余人。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上海革命文學界團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肩扛起抗日救亡的重任，抗議暴行、呼吁聲援中國人民的正義斗爭。12月19日，夏丏尊、周建人、胡愈之、傅東華、葉紹鈞等20多名文化界人士發起成立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不僅發表了大量宣傳抗日的雜文、小說、詩歌、漫畫等作品，還通過“左聯”在各大學的盟員，安排著名作家和文化人士走進課堂進行演講，激發學生們的愛國熱情。上海教育界還分別於9月21日、11月29日成立上海教育界救國聯合會、上海各大學教授抗日救國會，把校長、教授等知名人士聯合在一起，推動和聲援學生愛國救亡運動。

上海工商界也以多種形式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抗日救國委員會組織的對日經濟絕交和抵制日貨運動，與日商碼頭、日企工人的罷工斗爭以及廣大上海市民的運動相互呼應、互相配合，使日本在滬經濟利益受到重擊。11月1日，抗日救國委員會組建的義勇軍獨立團3000余人，在公共體育場舉行檢閱和宣誓﹔還廣泛開展募集救國金活動，呼吁廣大市民慷慨解囊。此時恰逢馬佔山部在黑龍江給予日軍迎頭痛擊，上海各界迅速掀起援助熱潮，截至11月26日共捐款5.8萬余元。中國共產黨因勢利導，於12月6日領導成立了上海民眾反日救國聯合會，喚起民眾覺醒，主張民眾武裝，為即將到來的全民抗戰救亡奠定了群眾基礎。

（來源：2021年9月22日《黨史信息報·鏡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