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視角下甘肅在中國革命進程中的歷史地位

2019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甘肅考察結束時講話指出：“甘肅是一片紅色土地，在中國革命歷史進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這片紅色土地上，中國共產黨人書寫了可歌可泣的紅色篇章，留下了感天動地的紅色故事，播撒了薪火相傳的紅色火種，烙下了不可磨滅的紅色印記。回顧黨的歷史，甘肅在中國革命歷史進程中的重要地位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甘肅是北伐戰爭時期北方最重要的革命根據地

1926年三一八慘案前后，北洋軍閥吳佩孚、張作霖、孫傳芳的軍隊同時向東南和西北兩個“赤化”營壘進攻。駐守甘肅、陝西的國民軍也受到北洋軍閥的瘋狂進攻。東進北伐過程中，馮玉祥及國民軍極為重視甘肅的戰略地位，馮玉祥認為：北伐的第一步是解救被圍在西安的國民軍，在此之前，“是平定甘肅，甘肅不能平定……不能出潼關”。這就是“固甘援陝，聯晉圖豫”戰略方針。6月中、下旬，國民軍駐甘總指揮劉郁芬下令全線反擊。國民軍的反擊戰打響后，張兆鉀、孔繁錦、宋有才、黃得貴、韓有祿等部被逐步消滅，北洋軍閥在甘肅的勢力被全部鏟除。割據稱雄的回族軍閥唯恐被殲，主動接受改編，使甘肅全境得到統一，為國民軍出師北伐提供了鞏固的后方基地。

早在1925年夏，應馮玉祥要求，李大釗指示中共北方區委派出一批共產黨員到國民軍中擔任政治宣傳員。同年10月，宣俠父、錢崝泉、賈宗周等一批共產黨員隨國民軍第二師進入甘肅，同年底，即建立中共甘肅特支。自此，中共甘肅的各級組織就成為領導甘肅大革命運動的堅強核心。中共甘肅特支遭到破壞后，1927年3月，中共陝甘區委派胡廷珍、王孝錫、保至善、馬凌山等共產黨員到甘肅，建立了中共蘭州特支、中共導河特支等。這一時期，甘肅黨組織主要開展了幫助建立甘肅國民黨組織、發展國民黨黨務﹔創辦《甘肅民報》《革命青年》《婦女之聲》等刊物，大力宣傳革命思想﹔組織群眾團體，開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等工作，為加強對甘肅北伐戰爭和大革命運動的領導等發揮了巨大作用。

這一時期，甘肅革命根據地得到鞏固和發展，甘肅人民從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為北伐戰爭提供了堅實保障。1925年國民軍第二師入甘時兵力隻有萬人左右，經過改編后，總兵力超過4萬人，其中至少有3萬人是甘肅子弟。192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記載，國民軍入陝之初，總兵力10萬人，甘肅部隊約佔半數。甘肅各地青年報名參軍者甚眾，源源不斷的兵源補充使國民軍聯軍由進入甘肅時的近萬人迅速發展到數萬人，而這數萬人的糧秣供應基本上由甘肅人民承擔。據《甘肅通志稿·財賦志》所錄，1926年至1928年甘肅財政收入歷年遞增，軍費支出也成倍增加。北伐三年，甘肅的軍費支出分別是1925年的1.96倍、2.94倍和5.88倍。總之，甘肅人民對北伐戰爭的勝利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持，為北伐戰爭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俄界會議舊址

榜羅鎮會議舊址

甘肅是中國革命和工農紅軍走向勝利的重大決策地

長征途中，1935年9月11日，黨中央率領紅三軍和中央軍委直屬縱隊到達甘肅迭部縣俄界。9月12日，在黨中央同張國燾分裂主義斗爭的危急時刻和緊要關頭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俄界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堅持了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確主張，使中央在與張國燾的分裂斗爭中逐漸掌握了主動權。會后，紅軍出奇制勝攻克天險臘子口，打通了北上的唯一通道，粉碎了國民黨企圖阻止紅軍北上的陰謀。在宕昌縣哈達鋪，毛澤東從報紙上了解到陝甘革命根據地和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六軍的活動情況。9月2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哈達鋪會議正式決定組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9月22日在哈達鋪召開的全軍團以上干部會議上，黨中央正式宣布向陝甘革命根據地進發，明確了紅軍北上的光明方向。9月27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榜羅鎮會議正式作出將中國革命大本營和紅軍長征落腳點放到陝甘革命根據地的重大決策，使中國革命找到了一個戰略轉移的落腳點和走向抗日前線的出發點，為中國革命實現新的偉大轉折、取得新的偉大勝利奠定了基礎。從這個角度來說，榜羅鎮會議在中國革命史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長征途中，黨中央曾多次召開會議，研究確定中央紅軍前進方向和落腳點問題。進入甘肅后，從俄界到臘子口，從哈達鋪到榜羅鎮，再從會寧到陝北，黨和紅軍在政治上進一步明確了繼續北上的方向，在軍事上同張國燾分裂主義做斗爭掌握了主動權，在物質上得到了兵源、糧秣等有效補充，黨和紅軍找到了棲息之所、落腳之地，解決了扎根哪裡的問題，找到了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進入甘肅境內后，黨和紅軍越來越主動，越走越光明。幾經反復，歷盡艱難，終於解決了事關黨中央和紅軍生存的落腳點這一根本問題，這是長征得以勝利的關鍵轉折點，也是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關鍵轉折點。可以說，甘肅是中國革命的“福地”，從此，黨和紅軍、中國革命都“轉危為安”。

黨中央到達陝甘革命根據地后，於1936年5月發動西征戰役。西征的勝利使陝甘革命根據地發展成為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全民族抗戰爆發后，1937年9月，陝甘寧革命根據地改稱陝甘寧邊區。1945年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作報告時說：“陝甘寧邊區的作用非常大。我說她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樞紐，中國革命的起承轉合點。”從甘肅南梁到延安，陝甘革命根據地是從落腳點到出發點的起承轉合點，是革命重心從南方到北方的起承轉合點，是革命形勢從低潮到高潮的起承轉合點。甘肅作為黨中央和紅軍長征落腳陝甘的戰略決策地，作為紅軍長征落腳點——陝甘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發生重大轉折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中國工農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會師紀念塔

甘肅是三大主力紅軍實現革命力量大團結的勝利會師地

長征期間，各路紅軍前前后后有多次會師。其中，1935年11月2日，陝甘支隊與紅十五軍團在陝西甘泉會師后，紅一方面軍恢復番號，紅十五軍團編入紅一方面軍，立即迎擊了國民黨軍的“圍剿”，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鞏固了陝甘革命根據地，為中共中央把中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礎，極大地推動了革命運動的發展。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地區勝利會師，“是革命大團結的象征，是長征勝利的標志”。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是黨中央根據國際國內形勢、國共政治軍事形勢變化而部署的周密計劃。1936年8月，紅四方面軍、紅二方面軍長征相繼進入甘肅，“我三個方面軍會合之勢已成”。8月12日，中共中央提出奪取寧夏的戰略計劃，首先要“實行三個方面軍在甘北之會合”。9月，為部署三大主力紅軍的會師，中共中央提出靜（寧）會（寧）戰役計劃。10月2日，紅一方面軍十五軍團攻佔會寧縣城，7日，紅四方面軍第四軍先頭部隊到達會寧，9日，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到達會寧，受到紅一方面軍部隊的熱烈歡迎。紅一、二、四方面軍在會寧地區會師，歷時兩年、長達數萬裡的紅軍長征勝利結束。三軍大會師是一個不斷推進的歷史過程，進入甘肅境內后，各路紅軍先后也有多次會師，1936年8月底，紅二、四方面軍在哈達鋪曾有一次會師，10月初紅一方面軍攻下會寧縣城后，與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在會寧縣青江驛、靜寧縣界石鋪也有會師，紅一、四方面軍主力部隊在會寧勝利會師后，紅二方面軍同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在青江驛、老君坡、隆德等地也有會師，之后紅一、二方面軍在隆德縣將台堡（時屬甘肅）會師，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西方野戰軍在靖遠縣打拉池會師，這些會師都是三軍大會師的有機組成部分。其中，紅一、四方面軍在會寧勝利會師，是主力部隊會師、長征勝利的重要標志性事件，初步實現了紅軍的統一指揮，是革命力量大團結的典范，標志著紅軍戰略退卻的終結和戰略轉移的完成。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革軍委聯合發表《為慶祝一、二、四方面軍大會合通電》。

紅軍長征勝利會師甘肅，實現了中共中央對各方面軍的強有力領導，推動全黨全軍由分散鬆懈實現了集中統一，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推動了中華民族從內戰的漩渦開始向救亡圖存的民族戰爭轉變，開創了中國革命新局面。1936年11月21日，會師后的紅軍三大主力在黨中央的統一指揮下發起的山城堡戰役，沉重地打擊了進犯之敵，“標志著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基本結束”。山城堡戰役的勝利，促使國民黨陣營內張學良、楊虎城等愛國將士進一步覺醒，加劇了國民黨營壘中矛盾的激化，迅速推動了國內形勢朝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向發展。

甘肅是全民族抗戰時期的重要后方基地

全民族抗戰時期，甘肅作為連接中蘇的重要交通運輸通道和國內外抗戰人員及蘇聯援華抗戰物資轉運的重要樞紐，八路軍駐甘辦事處迎送接待來往於陝甘寧邊區、新疆和蘇聯的中共領導人以及重要干部周恩來、陳雲、任弼時、李先念、王稼祥、鄧穎超等人。蘇聯援助中國的武器、彈藥、藥品、軍衣等軍用物資，主要經過新疆運至甘肅蘭州，再轉向各戰區。其中，1937年冬到1938年夏，蘇聯援華物資中，滕代遠負責押送的12卡車槍械彈藥、高自立負責運往陝甘寧邊區的10車軍火與軍衣等，都是經由甘肅運往目的地。1939年6月，蘇聯贈送的《聯共（布）黨史》《列寧主義問題》等5卡車書籍，經甘肅蘭州運往延安。蘇聯通過在蘭州設立軍事、外交和商務代表處及空軍基地，對中國抗戰事業做出援助。自1937年10月起，蘇聯援華航空志願隊陸續抵達蘭州，除部分留蘭參戰外，其余均經蘭州轉飛全國各戰區。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八路軍駐甘辦事處、中共甘肅工委相繼成立，兩個組織一明一暗，在其堅強領導和有力推動下，甘肅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日益發展壯大，甘肅抗日救亡運動迅速迎來高潮。西北青年救亡讀書會等抗日救亡團體紛紛成立，《抗敵》等大量宣傳抗日的報刊書籍創辦並出版，蘭州書報社等一批經銷抗戰讀物的進步書店應運而生，西北抗戰劇團等進步文藝團體在甘演出，這些活動對啟發人民愛國覺悟、動員群眾支援抗戰發揮了重要作用。沿海大城市淪陷后，許多全國知名文化人士先后到達蘭州，開展抗日救亡文化宣傳，蘭州迅速成為抗戰文化宣傳活動的重要陣地。全民族抗戰八年間，甘肅先后有36萬余名青壯年參軍參戰，奔赴抗日戰場，4746名隴原兒女血洒抗日疆場。國民黨政府在甘肅以征購和征借名義籌集的軍糧每年都有幾十萬石，僅在1943年至1945年三年間征集戰馬11801匹。這一時期，為維護戰時經濟大動脈的暢通，甘肅人民依靠人力、畜力修通了通向新疆、陝西、四川、寧夏的公路干線，為抗戰物資的運輸等創造了條件。隴東抗日民主根據地廣泛地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為抗日戰爭全面勝利做出了積極貢獻。

同時，作為中國空軍的重要戰區和空軍部隊的訓練中心，甘肅蘭州設有拱星墩、東古城、西固城、中川、臨洮等機場，先后駐有第8大隊、第17中隊、第25中隊等空軍作戰部隊。因此，甘肅也成為日軍飛機空襲和轟炸的重點。據統計，1937年7月至1941年9月，日機空襲甘肅蘭州、靖遠、平涼、永昌、涇川、武威、天水、隴西、臨洮等市縣70多次，出動飛機1000多架次，投彈4000多枚，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1937年11月5日至1941年10月4日，中國空軍和蘇聯援華航空志願隊及中國地面高射炮兵部隊協同作戰，僅在甘肅蘭州上空就擊落日機47架，擊傷數架。蘭州空戰中先后有63名中蘇飛行員陣亡、殉難。

1949年10月12日，在酒泉大校場，中國人民解放軍登上汽車整裝待發進疆。照片由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西進大軍，在二軍政治部從事攝影工作的袁國祥拍攝。

甘肅是影響西北解放進程的重要決戰地

解放戰爭時期，根據中共中央軍委關於解放大西北的戰略部署和先鉗“馬”打“胡”、后鉗“胡”打“馬”的戰略方針，第一野戰軍於1949年7月10日發起扶眉戰役，迫使國民黨胡宗南集團退往漢中，進而孤立馬步芳、馬鴻逵集團。扶眉戰役后，第一野戰軍30萬大軍進軍甘肅，拉開解放甘肅全境的戰幕。之后經過20多天的甘肅隴東追擊戰，迫使馬步芳、馬鴻逵分別向隴中、寧夏撤退，為第一野戰軍進軍蘭州創造了良好的條件。8月4日，彭德懷發布進軍蘭州的命令。25日拂曉，第一野戰軍向蘭州發起總攻，先后佔領沈家嶺、狗娃山、營盤嶺、竇家山、古城嶺、馬家山等軍事要地，於26日先后控制黃河鐵橋，佔領黃河北岸的白塔山，蘭州戰役取得勝利。蘭州戰役共殲滅國民黨軍2.7萬余人，是解放大西北中最關鍵、最激烈的一次決戰。蘭州戰役的勝利，殲滅了國民黨在西北賴以維護其統治的軍事支柱馬步芳集團，導致其此后在西北地區再無力發動戰斗，為第一野戰軍進軍和解放西北鋪平了道路。

蘭州戰役結束后，彭德懷指揮第一野戰軍將士對殘敵展開戰略追擊的同時，組織實施了強大的和平政治攻勢，通過各種渠道，與隴南、河西、寧夏和新疆駐軍部分將領取得聯系，向他們宣傳人民解放軍的政策和主張，敦促其認清形勢、停止觀望，以實際行動配合解放大軍挺進西北，完成解放大西北的偉業。隨后，人民解放軍乘勝追擊，先后解放青海、寧夏，並發動河西戰役。

9月24日，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新疆警備總司令兼河西警備總司令陶峙岳帶領甘肅酒泉地區國民黨部隊3.8萬余人通電起義，接受人民解放軍整編。河西走廊解放后，國民黨守軍向新疆逃竄的企圖化為泡影，人民解放軍在國民黨后方基地繳獲大批軍用物資，得到人民群眾糧秣被服等物資支援，為人民解放軍進軍新疆提供了物力支持﹔玉門油礦得以安全接收，有力保障了人民解放軍進疆的能源需要，成為解放軍進疆的遠征加油站。10月12日，人民解放軍進軍新疆。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與新疆軍區正式成立。新疆和平解放，標志著大西北解放戰爭的勝利結束。這一歷史進程的完成比原計劃提前了近半年，這其中固然有其他各方面的諸多原因，但蘭州戰役的勝利實施無疑對加快這一歷史進程起到了主要的促進作用。

甘肅是一片革命的熱土，是紅色資源大省。以新的歷史視角，重新審視甘肅在中國革命歷史進程中的重要地位，對於我們進一步利用好紅色資源、發揚好紅色傳統、傳承好紅色基因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作者系中共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主任）

（本文由中共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和甘肅日報聯合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