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屯墾戍邊事業發展

在新疆組建和發展生產建設兵團，是黨中央治國安邦的戰略布局，同時也是強化國家邊疆治理的重要方略。1954年10月，毛澤東同志站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戰略高度，高瞻遠矚、深謀遠慮地作出了組建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重大決策，親手締造了兵團事業，拉開了新中國屯墾戍邊的恢宏大幕。但后來因為種種原因，兵團於1975年3月25日撤銷，改變原有體制，成立新疆農墾總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發展變化，審時度勢果斷決定恢復被撤銷的兵團體制，並多次肯定“兵團是穩定新疆的核心”﹝1﹞35，為兵團二次創業廓清了思想迷霧、樹立了信心決心。歷史和實踐充分証明，恢復兵團是黨中央基於國家大局和新疆工作實際作出的偉大英明決策，兵團的發展壯大對於實現祖國統一、國家安全、民族團結、邊疆長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兵團建設正規化國營農場的優勢要充分發揮出來

兵團自成立之初，就是黨政軍企合一的特殊組織。為積極響應黨和國家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的號召，大力開發建設邊疆，兵團克服重重困難，充分發揮“企”的生產屬性，於1954年底開始依照蘇聯經驗和模式進行正規化國營農場規劃與建設，鄧小平同志對此一直十分關心。

建設正規化國營農場體現了兵團“生產也是作戰”的特殊使命。早在1950年初，王震同志就提出：“新疆軍隊參加生產建設不是臨時克服困難，而應該是從長期生產建設的觀點出發。”﹝2﹞221953年，新疆軍區部隊整編為國防部隊和生產部隊后，初步明確了建設正規化國營農場的發展方向。伴隨1954年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正式成立，即由軍隊創辦軍墾農場階段，進入到農墾職工建設正規化國營農場階段，從另外意義上講，就是從軍隊自給自足性生產轉變為納入國家經濟建設計劃的企業化生產。

新疆地域遼闊，交通不便。兵團起初建設的國營農場大多分布在荒原戈壁、深山僻壤，無論是生產資料還是生活資料都相當匱乏，隻能依靠自力更生解決。這些客觀條件的制約，迫使兵團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同時，必須相應發展工、交、建、商和科、教、文、衛等事業，以滿足自身發展的需求。因此，為了勝利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迎接第二個五年計劃，兵團於1957年召開第一次黨代會，明確提出：“繼續堅持以農牧業為主，相應地發展加工副業、交通運輸、建筑工程、合作社等經濟事業。”﹝3﹞88此次會議之后，兵團在建設正規化國營農場上逐步確立了以農為主、多種經營的方針。1958年，朱德同志在新疆軍區和生產建設兵團干部大會上，對兵團建立大批國營農場以發展新疆農牧業生產，並且幫助各族群眾發展生產給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共有三十七八萬人，事實上就是一個高級的、大型的、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和工農商學兵互相結合的人民公社。”﹝2﹞68經過艱苦奮斗，特別是1958年以來的大發展和隨后幾年按照黨中央要求作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在批轉國家計委黨組《關於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中首次提出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兵團各項事業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國營農場的不斷壯大，為新疆現代農業和現代化工業發展奠定了堅實物質基礎。

1956年，中央農墾部成立，專門負責屯墾戍邊事業，兵團作為當時全國最大的農墾區，受農墾部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雙重領導。1962年5月15日，鄧小平同志在聽取農墾部工作匯報時明確指出：“國營農場的家當已經不小，就是沒有管好，看來是個管理問題。要發揮國營農場的優越性，搞多種經營，要總結經驗。農場必須有幾定，有定員、定額和責任制，才算辦企業。”﹝4﹞48鄧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全國范圍內興辦國營農場所取得的突出成績，同時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在建設國營農場中缺乏管理手段等硬傷，這也為進一步加強兵團國營農場經營管理的科學化、現代化、正規化指明了方向。此后，根據鄧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農墾部經過深入調查研究，對加強國營農場建設工作進行了認真梳理總結，並向中央呈送了報告。1964年9月5日，中共中央就此作出具體批示，再次強調：“國營農場必須徹底改變硬搬蘇聯單一經營的方針，必須實行一業為主，農牧結合，多種經營的方針。”﹝4﹞48

為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部署要求，兵團結合自身實際，充分發揮國營農場特點和優勢，在進一步夯實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農工商綜合經營基礎上，全面加強科學管理，主要體現在：一是加強計劃管理，嚴格制訂計劃的程序、編制、審核、檢查與修改，並按生產任務和技術要求實行定額定員﹔二是改進財務制度，形成獨立統一的生產財務系統，嚴肅財經紀律﹔三是完善物資管理制度，不斷強化生產成本觀念等。由於兵團堅持把加速建設正規化國營農場作為各項工作的中心任務，經過一系列優化調整和改革，國營農場企業化經營管理體制不斷健全，經濟社會呈現出快速發展的良好勢頭。據統計，到1966年，兵團事業達到較為輝煌的歷史時期，擁有正規化、機械化國營農場137個，耕地面積1212萬畝，糧食總產量7.2億公斤，當年國內生產總值9.77億元，佔新疆全區的25.2%，比1954年增長10.5倍，綜合盈利1.13億元，職工生產生活水平有了非常大的改善，發展實力得到顯著增強。﹝3﹞158

遍布在天山南北的兵團國營農場以農田平整、林帶成網、水渠縱橫、道路暢通、營房整潔的全新面貌，改變了昔日的戈壁荒漠景象。更為可喜的是，在塔裡木河、葉爾羌河、開都河、瑪納斯河、伊犁河等流域以及哈密、博樂、塔城、阿勒泰等地區的荒漠上，出現了片片新綠洲，形成了比較集中的農場群（帶），以農場群（帶）為依托，又相繼出現了一批獨具特色的軍墾新城，如石河子、五家渠、阿拉爾、北屯等，這也進一步加快了兵團城鎮化建設的步伐。

實事充分証明，在黨中央正確領導下、在鄧小平同志關心支持下，兵團正規化國營農場建設取得了長足進步，為兵團走向現代化積累了豐厚物質條件，為新疆實現農業集體化作出了典型示范，同時，兵團自身實力的壯大也進一步促進了新疆的穩定和發展。

二、組建邊境值班部隊充分展現了兵團發揮穩定新疆的核心作用

1960年之前，我國和蘇聯的關系相對友好，中蘇邊境中方一側基本處於有邊無防狀態。但隨著中蘇關系惡化，新疆邊境線防守的空白點則給了蘇聯以可趁之機。

1962年，蘇聯通過其駐新疆各地領事，利用新疆復雜的民族關系，策動塔城、裕民、霍城等9縣1市邊境居民6萬多人，趕著牲畜，帶著財務進入蘇聯境內，同時，派出政府官員和大量汽車接運。﹝5﹞136這就是震驚中外的新疆伊犁、塔城地區邊民非法越境事件。這一事件造成當地基層組織遭受嚴重破壞，機關基本陷入癱瘓，不僅擾亂了新疆社會秩序和邊境安寧，同時，還破壞了生產建設、威脅到各族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黨中央對此高度重視，果斷採取有力措施予以妥善處置。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同志就此問題在新疆軍區黨委《關於加強中蘇邊境地區邊防治安工作的報告》、外交部《關於新疆沿邊地區少數民族居民外逃的幾點新情況》兩個文件上作出批語：“是否可以考慮趁此機會，派兩三個農墾師到三區（指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地區）的中蘇邊境，接收當地一些農牧業基礎，進行農墾和畜牧，以便掌握三區形勢？否則，三區形勢總是不會穩定的。部隊從新疆原農墾師中抽調一部分，以資熟手，再從關內調一些部隊去。”﹝2﹞75由此可見，兵團在新疆所發揮的戰略穩定作用已經得到了黨中央高度認可。時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鄧小平同志也十分清醒地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為了迅速有效幫助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地區政府穩住人心，盡快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1962年6月，鄧小平同志在陪同周恩來總理接見張仲瀚[張仲瀚同志於1950年10月至1967年2月，主持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屯墾戍邊、經濟建設事務。]同志時談到了加強兵團武裝力量、組建邊境值班部隊等問題，明確作出了關於處理此問題方針及策略的指示，要求兵團承擔起維持治安的義務，大力做好思想工作，勸阻居民停止非法越境，並對遺留下來的農牧業生產和基層工作實行“三代”，即代耕、代牧、代管﹔特別強調“值班連隊上去了就不要下來”﹝2﹞77。

按照黨中央指示要求，兵團黨委充發揮兵團組織優勢和動員能力，從當時的農業四師、五師、六師、七師、八師以及兵直單位抽調干部、工人等，在短短半個月時間內組建“三代”工作隊，火速前往塔城、裕民、霍城、額敏4個縣的12個公社、6個牧場執行“三代”任務。兵團“三代”工作隊本著為各族群眾大辦好事的原則，在當地黨委、政府的正確領導和幫助下，積極開展恢復組織機構、搶抓糧食生產、抗洪搶險、收攏失散牲畜、安穩人心以及戰備值班等基礎性工作，同年8月，又將代耕的土地、代牧的牲畜、代管的財務全部無償移交給當地政府和群眾，圓滿完成了各項目標任務，得到了黨中央和自治區黨委的充分肯定。回顧歷史，“三代”工作的順利開展，充分証明了兵團在危機時刻聽黨指揮、能打勝仗、絕對忠誠的政治品格，也進一步奠定了兵團在新疆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為了進一步加強和鞏固邊防，根據周恩來同志、鄧小平同志指示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有關要求，從1962年秋開始，兵團沿中蘇邊境籌劃建立邊境農（牧、林、礦）場帶。在隨后的五年時間裡，兵團堅持以農業機械化耕作為主，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的方針，做到勞武結合、亦兵亦農，先后在長達2019公裡的邊境線上建立了32個農場，形成了一條分布於邊境縱深10—30公裡的邊境農場帶，有力構筑起了被譽為生命界碑的屯墾戍邊國防屏障。

1962年新疆伊犁、塔城地區邊民非法越境事件發生后，兵團廣大干部職工在思想上受到了一次大洗禮和深刻的警示教育，為有效克服和平年代的麻痺思想，進一步肩負好屯墾戍邊歷史使命，兵團上下對武裝部隊建設更為重視。1966年3月31日，鄧小平同志在聽取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王恩茂同志匯報新疆工作情況時深刻指出：“新疆大有可為。經濟上搞好了，就是軍事上的准備。軍事上的准備，除了搞幾個地方軍工廠以外，還要搞民兵。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要搞民兵師。這等於正規軍。你們要把北部邊界一塊一塊地經營起來。”﹝2﹞118“兵團要搞民兵師”，這是鄧小平同志對兵團更好發揮穩定新疆核心作用的深邃思考，同時也為兵團武裝力量建設指明了前進方向。

兵團有著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這是兵團特殊體制所具備“軍”的屬性決定的。兵團在忠實履行毛澤東同志賦予的“三個隊”[“三個隊”：即生產隊、工作隊和戰斗隊。]使命任務的同時，始終繼承和發揚著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隨著上世紀60年代國內外形勢發展變化，新疆由國防后方逐步變為國防前線，這時候兵團戰斗隊的作用又日益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

實際上早在1960年8月，張仲瀚同志就曾指出：“在發展生產的同時，我們將和全國人民一起，響應黨的號召，大辦民兵師，把生產單位和戰斗單位結合起來，利用每個生產季節的間隙，進行政治、文化、生產技術學習和民兵訓練。”﹝3﹞166為此，1961年1月，兵團黨委專門下發《關於組建基干民兵工作的指示》，決定在兵團司令部設立武裝處（正師級單位），各師和管理處設立武裝科（正團級單位），團場配備專職武裝干部，從組織架構上推動武裝工作邁出堅實步伐。這一機構的大體設置一直延續至今，充分說明兵團從誕生之日起，其維護穩定的使命職責就從未發生變化。

1962年8月25日，中央軍委作出決定：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兩年內組建300個齊裝滿員的民兵值班部隊。[民兵值班部隊：亦稱兵團值班部隊，是一支勞武結合、亦兵亦農、訓練有素、高度警備的值班民兵，不同於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武器裝備相當或接近國防軍，以步兵為主，同時編有炮兵、坦克、騎兵等特種兵。這是根據當時形勢，由周恩來總理和中央軍委指示兵團組建的。]按照中央軍委和自治區黨委統一部署，兵團黨委於1962年底，組建起148個民兵值班連隊，配備了200名專業武裝干部，並對民兵值班部隊建設提出了高標准嚴要求，使其在政治和軍事素質等方面接近或達到正規部隊的水平。賀龍同志對兵團民兵工作也給予了高度肯定，指出：“兵團的民兵一旦有事就是野戰部隊。”﹝3﹞172鑒於國內外形勢和各級黨委的重視支持，兵團民兵值班部隊建設迎來了一個較為迅猛的發展階段。到1965年底，兵團共組建466個民兵值班連隊，人數共計5.1萬余人。

兵團武裝力量的不斷發展狀大，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大力支持的結果，更是新疆邊防斗爭形勢發展的現實需要。兵團一手拿槍、一手拿鎬，作為共和國不穿軍裝、不拿軍餉、永不換防、永不轉業的特殊力量，忠誠履行著保衛邊疆、建設邊疆的崇高職責使命，逐漸成為穩定新疆的核心。

三、兵團體制的撤銷及恢復

“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讓兵團事業遭受嚴重挫折，廣大干部職工群眾思想混亂、人心渙散，生產連年下降、財務虧損逐年增加，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隨著1975年3月25日兵團體制撤銷，各項事業隨之進入歷史低谷期。

兵團撤銷后的初期，農墾事業出現了不少問題，由於這些問題長時間得不到有效解決，加之當時對農墾事業的重視程度有所下降，所以問題越積越多、困難越來越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多頭領導的管理體制阻礙了農墾事業的發展。新疆農墾總局與自治區相關廳局在主管業務范圍上存在交叉重疊，以致后來農墾總局和各地農墾局隻負責調查研究、反映情況，對具體問題和實際困難無法進行處理。二是基建投資、生產資料銳減，特別是機械、科研、運輸等方面的實力大大削弱。原先兵團事業的發展除依靠國家一定數量的撥款外，主要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用不斷積累的辦法擴大再生產，但兵團撤銷后，各項事業遭到嚴重破壞，生產資料供應減少的矛盾尤為突出，隻能完全依靠國家撥款維持基本運轉。三是水土矛盾突出，導致國營農場和地方公社之間的關系緊張，特別是到夏季用水高峰時節，因土地分水而產生的矛盾越來越多。四是土壤鹽鹼化逐年加重。土壤鹽鹼化是發展新疆農業生產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兵團撤銷后，由於缺乏對土地的統一規劃管理，致使沒有足夠的能力治理農場內部渠道和土地，因此，鹽鹼化問題日益變得嚴重。五是思想政治工作大大削弱，兵團成立之初就繼承和保持了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制度的優良傳統，經常性對干部職工群眾進行思想政治教育，但在撤銷后，出現了機構不健全、政工干部流失等問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度處於無人問津的狀態，導致部分干部職工思想上出現紊亂，直接影響了各項事業的發展。

由於以上原因，兵團撤銷后生產水平連年下降、虧損與日俱增，特別是因經營管理不善，財務狀況不斷惡化，1974至1977年是新疆農墾史上虧損最嚴重的四年。因此，兵團屯墾戍邊、發展經濟和維護新疆穩定的特殊作用也明顯削弱。

黨中央、國務院對新疆農墾事業十分關心。通過召開全國國營農場會議，對農墾管理體制進行了豐富完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和人民政府也加強了對農墾事業的領導，特別是在調整工農業經濟結構、實行多種經營、改善企業經營管理、調動職工生產積極性、提高經濟效益、加強物資管理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促使農墾事業得到逐步恢復。

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兵團被撤銷的6年多時間裡，農墾體制代替不了也起不到兵團應發揮的特殊作用，撤銷兵團體制不利於國營農場的發展，不利於民族團結，更不利於邊疆建設和安全。因而，重新恢復兵團就成為加快新疆經濟社會發展、維護長治久安的迫切需要。

1978年2月，國家農墾總局派出工作組對新疆農墾管理體制等有關問題進行深入調研后，對兵團的作用給予充分肯定，明確指出：兵團歷史悠久、基礎條件好，恢復兵團體制有利於加快新疆農業生產步伐，從而可以充分發揮國營農場在強化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巨大作用，並提出了恢復生產建設兵團的意見。﹝3﹞265

鄧小平同志深知王震同志了解熟悉新疆情況，對兵團有著十分深厚的感情，就專門指派王震同志以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常委的身份兼管新疆工作。

以王震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兵團事業極為關心，針對撤銷兵團的種種弊端，1981年6月30日，王震同志親自給鄧小平同志寫信，提出了恢復兵團的建議。7月1日，鄧小平同志對信件作了批示：“請王震同志牽頭，約集有關部門領導同志，對恢復生產兵團的必要性，作一系統的報告，並為中央擬一決議，以憑決定。”﹝2﹞134同年8月，已77歲高齡的鄧小平親偕王震、王任重一行赴新疆視察，在聽取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政軍負責同志及各方面意見后明確表示：“生產兵團恢復起來確實有必要，組織形式和軍墾農場不同，任務還是黨政軍結合。”﹝3﹞266根據鄧小平同志的指示，國家農委黨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經過認真研究，於9月22日向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作了《關於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報告》，認為恢復兵團體制有利於鞏固邊防，有利於加強新疆經濟社會文化建設，更有利於加強民族團結，是十分可行和必要的。

此后，鄧小平同志對當時由吉林省調來新疆工作的王恩茂同志作了五個方面的指示，其中講道：“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就是現在的農墾部隊，是穩定新疆的核心。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要恢復。”﹝2﹞137正是在鄧小平同志的關心支持和大力推動下，恢復兵團體制勢在必行。

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發出《關於恢復新疆建設兵團的決定》，指出：“生產兵團屯墾戍邊，發展農墾事業，對於發展自治區各民族的經濟、文化建設，防御霸權主義侵略，保衛祖國邊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2﹞143要求兵團積極實行企業管理，大力發展各項生產事業，繼續加強民兵武裝連隊建設，在認真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克服缺點、發揚成績，為建設邊疆、保衛邊疆作出新的貢獻。不難看出，黨中央對兵團的定位要求十分明確，即為穩定和發展新疆作貢獻，同時，對兵團恢復之后的發展寄予厚望，這也為進一步壯大兵團綜合實力指明了航向。

恢復兵團是新疆各族人民乃至全國的大事，有著極其深遠的歷史和現實意義。1982年6月1日，慶祝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大會在烏魯木齊隆重召開。至此，兵團成為建國以來生產建設兵團體制中唯一一個現存至今的准軍事化組織，這在國內國際都是獨一無二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國際環境和新疆形勢，廣泛開展調查研究，做出恢復兵團體制的歷史性決策，絕非偶然，主要取決於以下三點：一是基於對兵團作用的深刻認識，最集中的一個問題就是搞清楚兵團存在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同時，改革開放后，我們黨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路線，這也為恢復和發展兵團奠定了認識論基礎。二是基於對新疆發展相對落后的深刻認識，“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造成了災難性后果，新疆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各族人民群眾生活依舊十分貧困，兵團作為新疆經濟建設重要力量的巨大作用不容忽視。三是基於對國際形勢的深刻認識，長期以來，國外敵對勢力奉行遏制我國發展的策略，特別是在戰略、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等領域不斷制造麻煩，兵團作為黨政軍企“四位一體”准軍事化組織，是維護新疆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可以說，兵團的存在起到了穩定新疆“壓艙石”的作用，這一點已經得到歷史的充分証明。2014年4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兵團時明確指出：“兵團的存在和發展絕非權宜之舉，而是長遠大計﹔新形勢下兵團工作隻能加強，不能削弱。”﹝6﹞這也再次印証了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作出恢復兵團偉大英明決策的正確性。

兵團恢復后，進入二次創業大熱潮，在組織機構改革、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強化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做出了很多有益探索，特別是大力推行家庭聯產承包、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全面激發了兵團干部職工創新創業的熱情，促使經濟發展迅速進入快車道。在恢復后的十年時間裡，兵團生產總值呈逐年遞增，從財務嚴重虧損到扭虧為盈，無疑得益於黨中央根據正反兩方面實踐經驗作出的正確領導，同時也深刻反映出中國共產黨人以寬廣眼界洞察世界、以科學思維審視時代，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寶貴政治品格。兵團在歷經磨難之后的再次崛起，符合廣大農墾職工的熱切願望，也符合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如王恩茂同志所言：“生產建設兵團擔負著屯墾戍邊的任務。生產建設兵團確實是自治區經濟建設的強大力量，民族團結的強大力量，維護治安、鞏固安定團結政治局面的強大力量，保衛祖國邊防、鞏固祖國統一的強大力量。你們進行的事業是很了不起的，你們為完成自己擔負的艱苦而光榮的任務已經作出很大的貢獻，希望你們今后作出更大的貢獻。”﹝3﹞348

四、兵團發展壯大的基本歷史經驗

兵團的恢復和發展並非一帆風順，是在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正確領導下，依靠艱苦奮斗、自力更生，以頑強的生命力戰勝了一個又一個困難，不斷取得新的勝利。

兵團恢復后，始終如一從事著建設邊疆、保衛邊疆的崇高事業，全心全意造福於新疆各族人民，因而贏得了黨和全國人民的衷心贊譽。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在恢復兵團體制的決定中指出：“生產建設兵團在過去長期建設邊疆、保衛邊疆的斗爭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績。”﹝2﹞143這是黨中央基於兵團特殊作用作出的全面客觀評價。1982年6月，王震同志在慶祝恢復生產建設兵團大會上對兵團的特殊作用也作了很好的評價，指出：“兵團廣大干部和職工，堅決執行毛澤東主席的命令，擔負起了永遠是一個生產隊、工作隊、戰斗隊的光榮任務，在黨中央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政府的領導下，同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奮斗，很快成為自治區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戰線上的一支突擊力量，在維護社會治安，保衛祖國邊疆，防御外來侵略的斗爭中，履行盡忠守土衛民的光榮職責。”﹝2﹞146這些都是對兵團恢復和發展所作出的最好歷史結論。

（一）兵團是黨的屯墾戍邊思想在新疆的偉大實踐

新疆地處祖國西北邊陲，資源豐富，戰略地位十分重要。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為進一步鞏固黨在新疆的執政地位、加強西北邊防、發展邊疆經濟，進疆解放軍戰士肩負平叛剿匪和為新疆各族人民多辦好事的“最高指示”，揮師戈壁大漠，開啟了新中國屯墾戍邊偉大事業。兵團並非一般的農墾部隊，而是一支立足於平戰結合的武裝生產部隊，正如1952年2月毛澤東同志簽署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時指出的：“你們現在可以把戰斗的武器保存起來，拿起生產建設的武器。當祖國有事需要召喚你們的時候，我將命令你們重新拿起戰斗的武器，捍衛祖國”﹝2﹞45。同樣，兵團也不是一般的企業組織，而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集體轉業的基礎上，肩負保衛邊疆、建設邊疆歷史使命的黨政軍企“四位一體”特殊組織。設立兵團是穩定和發展新疆的戰略需要，是確保祖國西北邊防安全穩固的現實需要，更是中國幾千年來治理西部邊疆所得出的“屯墾興，則西域興﹔屯墾廢，則西域亂”歷史經驗的必然選擇。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越發深刻認識到兵團的特殊作用和戰略地位不可撼動，也更能深刻體悟到黨的屯墾戍邊思想所蘊含的偉大歷史和時代價值。

（二）始終堅持黨的領導是兵團得以發展壯大的根本保証

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正反兩方面經驗表明，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兵團事業就能興旺發達、勝利前進，反之，則會受到嚴重挫折，甚至停滯不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特別是兵團恢復以后，在黨中央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正確領導下，兵團黨委認真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職工群眾安居樂業，各項工作逐步走上正軌。歷史和現實一再証明，堅持和加強黨對兵團工作的領導，是兵團發展壯大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同時也是兵團廣大干部職工群眾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更是兵團戰勝一切困難的“定海神針”。可以說，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兵團事業的革故鼎新、繁榮昌盛，這是兵團在長期艱苦奮斗中得出的最基本的政治結論。

（三）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為兵團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精神動力

生在南泥灣，長在井岡山，轉戰數萬裡，屯墾在天山。兵團從成立到撤銷、再到恢復和發展，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由弱到強，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這些成績的取得都得益於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的繼承和發揚。在艱苦創業的年代裡，兵團節約軍費，節省軍服、軍帽和津貼，以集資入股的土辦法，建設工廠、興修水利，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即便在國家大力支持和各項條件均有了很大改善的情況下，依然堅持勤儉辦農場、辦工廠，以增產節約的方式促進各項事業穩步發展。縱使在最艱難的時刻，兵團廣大干部職工群眾的精神狀態依然是火熱和飽滿的。與此同時，兵團始終保持著人民解放軍一整套政治工作機構和制度，充分發揮大熔爐和大學校作用，團結教育了一批又一批支邊青壯年、知識分子、青年學生等成為既有思想覺悟又有專業技能的又紅又專人才。可以說，正是傳承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紅色基因，兵團的政治優勢才得以在其恢復和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充分體現出來，這也是銘刻在廣大兵團兒女心間最值得驕傲的印記。

（四）兵團事業的健康發展必須按照客觀規律辦事

按照客觀規律辦事，是干事創業的成功之道。兵團自成立之后，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是開發性綠洲經濟模式，在新疆地域遼闊、交通不便的情況下，為了更好適應客觀條件以滿足自身發展需要，就必須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按照客觀規律辦事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堅持多元化發展方向，即農、林、牧、副、漁和工、交、建、商等齊頭並進，隻有這樣才能為夯實兵團大農業基礎提供更加優質的條件。二是應用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大力發展國營農場，這樣做不僅提高了生產效率，還培養了大批專業技術人才。三是解放思想以更好調動激發職工群眾生產積極性，兵團在恢復后積極實行經濟改革，採取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創辦家庭農場等方式打破了原先“吃大鍋飯”的思想枷鎖，促使生產力得到進一步提升，為兵團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

（五）增強民族團結是兵團存在和發展的使命要求

兵團發展壯大的每一步都離不開新疆各族群眾的大力支持。同樣，兵團除了加快自身發展外，還積極主動並長期有計劃地幫助各族群眾大辦好事實事，促進各族群眾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共同成長進步。正如賀龍同志指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關鍵問題是民族團結問題。生產兵團是一條大魚，魚再大，沒有水（指各族群眾）就活不成。魚大，水就要多﹔水多，魚才能大。”﹝3﹞346因此，兵團的事業不僅是黨的事業，它同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兵團在長期發展實踐中與各族人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形成了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也離不開漢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離不開的親密團結關系，這些都是兵團為新疆發展和穩定所作出的特殊貢獻。

五、結 語

兵團的恢復和發展，凝聚著黨中央的遠見卓識和執政智慧，凝聚著全國人民特別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同時也凝聚著一代代兵團人忠誠踐行“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艱苦創業、開拓進取”兵團精神的不竭奮斗。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認真總結歷史經驗，著眼新疆和全國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對兵團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進一步明確了兵團的地位、作用、管理體制等重大問題，要求兵團做生產建設、安定團結、民族團結、穩定新疆和鞏固邊防的“四個模范”，為兵團事業開創新局注入了強大動力。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沉著冷靜應對國內外發生的重大而深刻變化，著眼新疆長治久安，高度重視兵團工作，進一步加大對兵團的支持力度，要求兵團處理好屯墾和戍邊、特殊管理體制和市場機制、兵團和地方“三個重大關系”，更好發揮建設大軍、中流砥柱、銅牆鐵壁“三大作用”，為兵團更好履行黨和人民賦予的神聖職責明確了目標任務。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新疆和兵團工作，強調“兵團是實現黨中央關於新疆工作總目標的重要戰略力量，是新疆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是促進各民族交流交往的重要力量”，要求兵團履行好安邊固疆的穩定器、凝聚各族群眾的大熔爐、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示范區“三大功能”，發揮好調節社會結構、推動文化交流、促進區域協調、優化人口資源“四大作用”，成功將新時代兵團工作推向更高水平。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歷史和實踐充分証明，兵團的恢復和發展為新疆的改革發展穩定奠定了堅實基礎，兵團的戰略地位和特殊作用不可替代，把兵團工作放到國內外發展大勢中、放到屯墾戍邊歷史長河中、放到新疆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大局中加以觀察和把握，其深遠影響和歷史意義便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作者簡介】：魯寧，男，1983年生，漢族，新疆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班永杰，男，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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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斌，霍小光.把祖國的新疆建設得越來越美好﹝N﹞.人民日報，2014-5-4.

（來源：《石河子大學學報》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