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理論意涵和政策取向

摘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黨中央深刻把握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特別是基於我國比較優勢變化作出的重大決策，是把握發展主動權的戰略性先手棋。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於擴大內需和暢通國民經濟循環。要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要暢通國民經濟循環，著力打通堵點、斷點，為經濟發展營造更好制度環境。“十四五”時期，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要堅持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建設高標准市場體系，激發消費市場活力，拓展有效投資空間，優先穩就業保民生，實行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塑造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關鍵詞]新發展格局 產業鏈供應鏈 擴大內需 高標准市場體系 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2020年4月10日，習近平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首次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重大戰略命題。隨后，在國內外多個重要場合，習近平對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意義和政策取向進行了深入闡釋。2020年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正式將構建新發展格局寫入《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並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這是進入新發展階段后，黨中央順應國內外發展大勢，對“十四五”乃至未來更長時期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發展路徑和發展著力點的重大調整，對於完整、准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必然要求

習近平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是與時俱進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戰略抉擇，也是塑造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習近平：《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說明》，載《人民日報》2020年11月4日。]這表明，構建新發展格局絕不是簡單針對當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而採取的權宜之計，也不是應對個別國家發起貿易摩擦、企圖與我國產業脫鉤的被動收縮，而是深刻把握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特別是基於我國比較優勢變化，審時度勢作出的重大決策，是把握發展主動權的戰略性先手棋。

（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格局始終同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相匹配

發展格局問題涉及經濟結構布局、產業發展方向、市場體系運行、內外貿易導向等眾多方面，是關系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頂層設計，深刻影響各方面宏觀政策取向。對於新興經濟體而言，必須根據不同時期的發展特點對經濟發展格局進行必要調整，使其適應發展的階段性需求。如果在發展格局安排上出現大的失誤，勢必會對整體經濟運行造成嚴重負面影響，甚至導致發展上升勢頭的中斷。

改革開放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通過主動加入國際大循環，積極引進外資和技術，大力開拓國際市場，形成了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快速提升了經濟實力，大幅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這一發展格局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外貿依存度快速上升。以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同國內生產總值比值計，我國外貿依存度在20世紀70年代末約為10%，21世紀初上升到40%左右，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達到65%左右的峰值。[如無特殊說明，本文關於中國經濟運行的有關數據均來源於《中國統計年鑒》。]外貿依存度的上升，與我國比較優勢和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基本一致，本質上反映了我國國際競爭力不斷提高，表明我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參見鐘山：《理性看待我國外貿依存度問題》，載《中國經貿》2010年第3期。]與此同時，雖然消費市場規模也在不斷擴大，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總體呈下降趨勢。到2006年，我國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40%左右，不僅遠低於發達國家80%左右的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也低20個百分點以上。這一年，我國消費僅佔全球總額的5.4%，與美國的42%、日本的11.1%、德國的7.3%、英國的6.6%等存在明顯差距。[參見白津夫：《雙管齊下擴大內需》，載《瞭望》2008年第46期。]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面對發達經濟體需求大幅下滑、外部風險急劇上升的局面，黨和政府果斷作出一系列政策調整，降低經濟增長對外部市場的依存度：一方面，加大宏觀政策力度，推出以4萬億為代表的大規模刺激計劃，以超常規投資力度穩住經濟運行基本盤﹔另一方面，採取多種方式提振內需，擴大消費市場規模，引導大批企業從出口導向轉為面向內需。2008—2019年，有7個年份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100%。其中，貢獻率最高的年份為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最為嚴重的2009年，超過140%﹔貢獻率最低的年份為世界經濟回穩的2017年，貢獻率也達到90%。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60%，比金融危機前的低點增長近20個百分點，消費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動力。與此同時，到2019年，我國外貿依存度降至32%，經常項目順差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由最高時的10%降至1%左右。隨著出口導向型經濟在經濟總量中的佔比明顯下降，我國經濟已從深度依賴國外投資和國際市場向兼顧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兩個市場轉變。

（二）進入新發展階段后，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要求構建新發展格局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雖然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進入新發展階段后，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決定了我們必須把發展的立足點更多轉向國內。

從國際上看，環境變化首先表現為國際金融危機后續影響持續發酵，世界經濟長期低迷，新增長動能嚴重不足。一方面，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債務規模持續攀升、人口老齡化日益嚴重，負債消費難以持續﹔另一方面，發展中經濟體增長受到嚴重制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其次，貿易保護主義大行其道，多邊經貿規則和秩序受到嚴重破壞，國際貿易長期處於低位。2012年至今，全球貨物貿易增速始終維持在較低水平，若扣除國家間通脹和匯率因素，有多個年份全球名義貨物貿易額出現負增長。再次，全球產業鏈收縮趨勢明顯，跨國投資大幅下降，國際分工格局面臨深刻調整。各國科技競爭更加激烈，新科技成果產業化應用加速，大型科技企業不斷膨脹，技術壟斷日益增強，數字鴻溝不斷拉大。此外，西方發達國家國內政治日益極化，地緣政治沖突呈加劇趨勢，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問題相互交織，國際形勢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同時，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消費市場造成嚴重沖擊，影響遠未見底。一些國家民粹主義情緒上升，政府為轉移抗疫失敗責任，加劇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行徑。在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傳統國際循環在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將進一步趨於弱化。

從國內看，一方面，隨著資源、能源、環境等約束加大和資金、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中低端制造業正在向要素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遷移。國內制造業不可能再走規模型擴張道路，世界上也沒有足夠的市場可以容納中國這麼巨大的生產能力。同時，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特別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也需要以國內市場為支撐，比如5G網絡、高鐵、大飛機等，都要依靠國內市場發展成熟才可能走向世界。另一方面，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問題日益凸顯。隨著產業結構向中高端邁進，對先進技術的需求更加迫切。我國科技創新能力雖已有長足進步，但基礎還不牢，自主創新特別是原創力還不強，而一些國家為遏制中國發展，不斷升級技術封鎖，打擊我國高科技企業，甚至不惜割裂全球產業鏈和技術體系，對我國產業安全造成嚴重威脅。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面臨調整和重塑的情況下，必須進一步強化自主創新，形成主要立足於國內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擺脫對外部技術供應的過度依賴。這些都是我國中長期發展所面臨的客觀情況，共同決定了要推動實現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轉向內循環、激發國內市場。

（三）我國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具有充分的條件和基礎

當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和第二大消費市場，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物質基礎雄厚，人力資源豐富，市場空間廣闊，發展韌性強勁，社會大局穩定，推動發展格局調整、實現經濟轉型升級具有充分的條件和基礎。

超大規模市場使推動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成為可能。習近平指出：“我國有14億人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突破1萬美元，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潛力的消費市場，具有巨大增長空間。”[習近平：《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說明》，載《人民日報》2020年11月4日。]這點明了我國推動經濟發展格局調整的最大優勢和最大依靠。從收入端看，近年來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始終同GDP保持同步增長，多數年份還略有超出，以年收入10萬—50萬元計，中等收入群體已超4億人。從支出端看，2019年，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人均消費支出21559元，消費支出佔比僅為70.15%，不但遠低於發達國家，也還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儲蓄率雖已降至45%，但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仍是最高﹔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1.2萬億元，折合約5.97萬億美元，消費市場規模已達美國的95.7%。[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可以預期，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消費市場將很快實現。由於中國人口規模是美國的4倍多，隻要中國人均消費達到美國的50%左右，中國國內消費市場規模將相當於美國的兩倍，這是任何外部市場都無法比擬的廣闊市場空間。

堅實的產業基礎為轉向內循環提供了重要支撐。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快速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供應鏈中樞和全球制造業樞紐，在產業配套、人力資源、技術儲備等方面優勢顯著。2019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佔全球比重達28.1%，連續10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國地位。中國形成了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的國家[參見 《“十三五”期間制造強國和網絡強國建設步履堅實》，載《人民日報》2020年10月24日。]，各行業間形成了很好的相互配套能力。各地以工業園區的形式拉長產業鏈條，塑造產業集群，打造產業基地，具有相當多的成功經驗。中國擁有1.7億受過高等教育和擁有技能的人才資源，特別是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科技人員隊伍和產業工人隊伍，人力資源優勢顯著。中國科技投入連年快速增長，2019年研發經費投入總量為22143.6億元，比上年增長12.5%，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2.23%，已超過歐盟15國平均水平，科技進步貢獻率達59.5%。[ 參見《2019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同年，通過《專利合作條約》（PCT）途徑提交的專利申請量首次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20，p.53.]中國產業體系還具有強大的抗沖擊能力，這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得到充分體現。2020年上半年，部分行業生產一度受到疫情沖擊，但在疫情穩定后情況迅速扭轉。而不少國家由於深陷疫情之中，產業鏈供應鏈被徹底打亂，生產能力遭到嚴重破壞。此外，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政府致力於優化營商環境，穩定政策預期，為企業提供了良好服務保障。我國具有這些條件和基礎，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過程中，完全有條件構建起更完整更可靠更有競爭力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

二、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於擴大內需和暢通國民經濟循環

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需要從兩方面共同發力。一是必須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二是必須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推動高標准市場體系建設和高水平對外開放，為經濟發展營造更好制度環境。

（一）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激發內需潛力

黨的十九大作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重大政治判斷。主要矛盾的變化蘊藏著消費升級的巨大潛力。隨著生活水平提高，我國居民消費日益呈現多元多樣的特點。2000年，我國居民恩格爾系數首次降至50%以下，食物支出之外的穿住用行等物質型消費開始佔據主導。到2019年，這一系數已進一步降至28.2%，下降速度之快在世界主要經濟體發展歷程中是罕見的，充分反映出居民消費結構的迅速變化。隨之而來的則是人民群眾對商品和服務質量要求的不斷提升。目前，家電、電子設備、汽車等主要耐用品更新速度明顯加快並向高端轉移，住房、教育、醫療、養老、育幼、家政、文娛等領域對優質服務的需求缺口更大，但國內供給體系還無法完全跟上這種趨勢。如何將其中蘊藏的巨大市場潛力充分激發出來，將成為進一步轉向國內市場的關鍵。

發揮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優勢，必須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主線，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水平，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目前，很多領域看似市場需求飽和，但隻要有高品質產品出現，完全可以創造出新的市場空間。例如，10多年前數字手機行將飽和之時，生廠商隻能壓縮利潤空間打價格戰，誰也無法預料到智能手機誕生后能帶來如此廣闊的新市場，而手機應用軟件開發這一規模龐大的全新產業當時幾乎還不存在。高鐵、打車軟件等新交通工具和服務，也幾乎重塑了人們的出行方式。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其共同特點就是以顛覆性創新激發隱藏需求。正如習近平指出的，“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174頁。]，要“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習近平：《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載《人民日報》2020年8月25日。]。

（二）暢通國民經濟循環，著力打通堵點、斷點

構建新發展格局，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內市場，前提是實現國內經濟各部門循環流轉和產業之間關聯暢通。當前，經濟運行中還存在一些明顯的堵點、斷點。在生產方面，主要是技術創新能力不足，產業鏈供應鏈存在薄弱環節，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局面尚未從根本上改變，產業向高端邁進受到制約﹔在分配方面，主要是城鄉、區域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財產性收入佔比偏低，社會保障體系兜底還不完善，部分居民消費能力不足﹔在流通方面，主要是國內統一大市場還不完善，制度性交易成本較高，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還存在障礙，流通體系環節較多，物流成本較高﹔在消費方面，主要是部分大中城市居民消費能力被房地產透支，壓低了其他領域的消費意願。此外，我國經濟還存在資金脫實向虛，在金融機構間體內循環，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產權制度不完善，特別是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夠，影響市場主體積極性﹔市場監管不到位，消費者維權成本高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不論是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還是近期集中凸顯的，都對暢通國民經濟循環造成嚴重制約。

習近平指出：“要加快推進有利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有利於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改革，有利於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改革，聚焦重點問題，加強改革舉措的系統集成、協同高效，打通淤點堵點，激發整體效應。”[《推動更深層次改革實行更高水平開放，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強大動力》，載《人民日報》2020年9月2日。]當前形勢下，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堅持系統思維，統籌考慮短期應對和中長期發展，進一步深化改革，創新制度供給，拓展政策空間，認真補齊各方面的短板漏洞。各地方尤其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決不能把“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異化為投資沖動，不顧客觀實際和產業基礎盲目鋪攤子、上項目﹔更不能各自為政、畫地為牢，都搞自我小循環，人為割裂統一的全國市場，導致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降低。

（三）新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

新發展格局強調擴大內需，但擴大內需與擴大開放並不矛盾，決不是以內需替代外需，在對外開放上走回頭路，而是要讓中國市場成為世界的市場、共享的市場、大家的市場。習近平指出：“新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將持續上升，同世界經濟的聯系會更加緊密，為其他國家提供的市場機會將更加廣闊，成為吸引國際商品和要素資源的巨大引力場。”[習近平：《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載《人民日報》2020年8月25日。]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就是要通過推動形成宏大順暢的國內經濟循環，更好吸引全球資源要素，既滿足國內需求，又提升我國產業技術發展水平，形成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逆全球化風潮越盛，中國越是要不斷提升自身開放水平，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

近年來，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直維持在30%以上。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情況下，更是成為二十國集團中唯一實現正增長的國家。第三季度起，外貿企穩回升，全年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2.16萬億元，比2019年增長1.9%，創歷史新高。[參見《我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地位更鞏固》，載《人民日報》2021年1月15日。]其中，對東盟、歐盟、美國、日本、韓國等主要貿易伙伴全部保持正增長，中歐班列、民航國際貨運均呈現爆發式增長，這更加體現出當前世界對中國經濟的深度依賴。中國還通過一系列主動開放市場的重大舉措，與各國共享發展機遇。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自2018年舉辦以來，累計意向成交額已超2000億美元。個別國家即使政府出於政治因素不組織參與，但企業參展依然十分踴躍，顯示出中國市場的巨大磁吸效應。有充分理由相信，隻要政策措施得當，不僅跨國公司不會輕易把產業鏈轉出中國，而且還會有越來越多的外資進入中國市場，我國在世界市場體系和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中的地位將會更加穩固。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推動部分高端制造業回流，甚至強行同我國“脫鉤”，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

三、准確把握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政策著力點

面對國際國內各種不利因素的長期性、復雜性，關鍵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要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准確把握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政策著力點，推進各方面工作落細落實。

（一）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

在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科技創新是一個重要變量。近年來，隨著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新材料、先進制造、分子生物學等領域技術突破，科技創新從實驗室到產業應用的周期日益縮短，技術、商品乃至產業更新迭代不斷加速，競爭日趨激烈，創新越來越成為影響和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變量。進入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對原始創新的需求將越來越高，如果解決不了關鍵技術“卡脖子”問題，必然面臨嚴重被動局面。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構建新發展格局最本質的特征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習近平：《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載《求是》2021年第9期。]。這是確保國內大循環暢通、塑造我國在國際大循環中新優勢的關鍵。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突出強調統籌發展和安全，其中科技安全是重要一環，在當前大國博弈的背景下尤為關鍵。

“十四五”規劃《建議》對科技創新作出專章部署，並放在12個方面重大任務的首位，這在我們黨研究制定五年規劃的歷史上是第一次，凸顯了對科技創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我們要堅持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一是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集中優勢兵力，落實好揭榜挂帥等制度，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盡快在各領域基礎理論、基本算法、底層技術、通用工具、通用模塊等方面取得突破，全面塑造發展新優勢。二是要加強創新鏈和產業鏈對接，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分行業做好供應鏈戰略設計和精准施策，鍛造產業鏈供應鏈長板，推動供應鏈多元化，提高供應鏈韌性，爭取實現重要領域供應鏈國內備份全覆蓋，增強抗風險能力。三是要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保持制造業在經濟結構中比重基本穩定，堅定不移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數字強國，不斷提高經濟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防止產業空心化。四是要持續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發揮企業創新主體地位，通過市場需求引導創新資源有效配置，進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收益分配機制，建立以創新價值、能力、貢獻為導向的科技人才評價體系。

（二）建設高標准市場體系，暢通國內大循環

一個公平開放、競爭有序、高效規范的市場體系，是推動構建統一國內大市場、全面暢通國內大循環的基礎。近年來，我國雖已在市場體系建設方面取得長足進步，但仍存在許多明顯短板和不足。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高標准市場體系基本建成，市場主體更加充滿活力，產權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公平競爭制度更加健全”[《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8頁。]的目標，這意味著“十四五”期間，應當力爭基本建成同發展階段相匹配、同世界高水平市場體系相對標、符合各方期待的高標准市場體系。

“高標准”意味著高要求。要積極營造有利於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制度環境，爭取在關鍵領域盡快取得實質性進展。一是要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完善自然資源有償使用制度，逐步實現各類市場主體按照市場規則和市場價格依法平等使用土地等自然資源﹔繼續減少政府對市場和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穩步推進自然壟斷行業改革，逐步放開能源、電力、流通等領域競爭性環節﹔深化金融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重點解決好中小企業、民營經濟在融資、債務化解等方面存在的困難﹔進一步打破戶籍、社保、任職資格等方面的限制，提高人力資源要素流動的自由便利性。二是要強化產權保護。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積極穩妥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盤活存量國有資本，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嚴防國有資產流失﹔加強民營企業產權保護和監管，防止其受到公權力不當侵害﹔全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推動知識產權工作從追求數量向提高質量轉變，依法嚴懲侵犯知識產權行為。三是要營造統一公平市場。進一步推進“放管服”改革，破除各類隱性壁壘，切實保障市場准入負面清單以外的行業、領域、業務等，各類市場主體皆可依法平等進入﹔加強市場監管，大幅提高違法成本，營造良好市場環境，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提高平台經濟監管能力，反對不正當競爭。

（三）全面促進消費，有效拓展投資空間

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既要順應消費升級趨勢，提升傳統消費，培育新型消費，全面激發居民消費意願和消費活力，又要充分發揮公共消費、公共投資以及其他社會投資作用，推動形成促進國內大循環的強大合力。

要把握汽車、住房兩個關鍵，提振傳統消費。一方面，當前居民家庭第一輛汽車普遍到達更新換代年限，這是汽車消費和汽車產業提質升級的重大機遇。國內車企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已有一定技術積累和產品優勢，這也推動2020年新能源汽車銷量創出歷史最高水平。但我國在中高檔汽車領域仍欠賬較多，亟須盡快提升技術水平和品牌聲譽。要繼續推動住房制度向多主體供應、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方向穩步前進，加快發展住房租賃市場和共有產權住房。除滿足新增住房需求外，還要高度關注老舊小區更新、住房適老化改造等居住改善市場的潛在空間。要堅定不移貫徹“房住不炒”方針，有效控制居民部門杠杆率，防止房地產消費對其他領域消費的“擠出效應”。

要積極擴大養老、文化、旅游、家政等服務型消費，培育新的消費增長點。以養老服務產業為例，2019年底全國各類養老床位僅有775萬張，同我國2.54億60歲以上老年人口規模相比，遠遠不能滿足需求。[參見《2019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加重，養老消費需求潛力巨大。發展好養老服務產業，既是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舉措，也是擴大內需、增加就業、促進服務業發展、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同時，隨著科技進步和人們生活方式的變化，各類消費新模式和新業態不斷涌現。2020年，在線教育、在線會議、在線娛樂、互聯網醫療等行業實現爆發式增長，創造出巨大市場規模，但也產生了一些問題。有關部門應採取有效措施，積極引導消費新模式新業態健康成長。

要發揮公共消費“杠杆效應”，有效激發社會消費意願，帶動恢復市場活力。當前我國公共消費支出佔最終消費的比重不足30%，與發達國家相比總體處於偏低水平，再加上政府債務狀況較好，進一步擴大公共消費具有較大空間和潛力。去年，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對消費市場的沖擊，各地廣泛採取發放消費券等形式促進消費，起到了良好效果。下一步，除疫情期間的應急性刺激措施外，公共消費的重點應更加聚焦於教育、醫療、養老、育幼、公共衛生等短板領域，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優質的公共產品和服務。

要增強投資增長后勁，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性作用。要充分利用中央預算內投資、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的引導和撬動作用，激發全社會投資活力，重點支持“兩新一重”項目。特別是5G網絡、數據中心以及新能源汽車充電樁、換電站等新型基礎設施，對於激發新消費需求、助力產業升級、培育壯大發展新動能具有重要意義。要加強統一規劃和宏觀指導，統籌好產業布局，做好項目優選，避免重復建設造成浪費或形成新的過剩產能。要持續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破除社會資本參與的體制機制障礙，充分激發社會資本投資動力和活力，形成市場主導的投資內生增長機制。

（四）優先穩就業保民生，提升居民收入水平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這在黨的全會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針對當前居民財產性收入偏低、收入分配差距偏大和預防性儲蓄動機偏高的情況，要進一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著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完善再分配機制，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解除老百姓后顧之憂，讓人民群眾有能夠消費、敢於消費的基礎。

要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作為核心目標取向。中等收入群體就業相對穩定，生活比較寬裕，既有消費意願，又有消費能力，邊際消費傾向較高，對住房汽車、文化體育、休閑旅游、醫療康養、教育培訓等中高端商品和服務消費有更多需求，是引領消費需求擴大和消費結構升級、推動建設強大國內市場的最大支撐。但同時，中等收入群體由於工資性收入佔比較高，在經濟下行或退休后收入減少，當住房、教育、醫療等支出快速上漲時，很容易跌入低收入群體之中。要使就業、教育、社保、醫療、養老等方面政策朝著穩住中等收入群體的方面不斷調整，免除其“階層滑落”焦慮，使他們願意消費、敢於消費。

要把鄉鎮和農村作為擴大消費的重要增長點。城鄉經濟循環是國內大循環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確保國內國際雙循環比例關系健康的關鍵因素。近年來，黨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動打贏脫貧攻堅戰，極大改善了農村地區特別是貧困地區群眾生產生活條件，也極大提升了其消費能力。家電下鄉、汽車下鄉等政策的成功實施，充分証明了農村消費市場的潛力。隨著鄉村振興戰略和鄉村建設行動的全面推進，投資需求將進一步大量釋放。同時，農民收入增加后，提升生活品質的願望也會更加強烈，居民和公共消費水平將快速增長。這其中蘊含著的巨大空間，將成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動力。

要協調推進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戰略。城鎮化是最大的內需潛力所在。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達63.89%，比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提高了14.21個百分點，10年間從農村向城市轉移了近2億人口。目前，我國農村常住人口5.1億人，仍顯著超過農業人口需求規模，這是制約農業農村現代化和農民收入提高的主要因素。如果政策得當，到2035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至少還有10—15個百分點的提升空間，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升空間更大，這相當於再實現1.5—2億人口進城，將會在就業、住房、教育、醫療等各方面持續產生巨大的結構性內需增長動力。要進一步打破城鄉二元體制，加快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使農民在城市裡留得住、過得好。同時，要持續推動人才、土地、資本等要素在城鄉間雙向流動和平等交換，激活鄉村內生活力，為實現鄉村振興戰略提供有力支撐。

（五）實行更高水平對外開放，開拓合作共贏新局面

近年來，通過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制定外商投資法等重要舉措，我國開放型經濟水平不斷提升，促進了同世界經濟的融通發展。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強調，要堅持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依托我國大市場優勢，促進國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這彰顯了中國以高水平開放促進高質量發展，以新發展格局應對逆全球化和“脫鉤論”，推動建設更具包容性的開放型世界經濟的堅定信心。

要在持續深化商品、服務、資金、人才等要素流動型開放的同時，穩步拓展規則、規制、管理、標准等制度型開放。當前，我國關稅總水平已由2001年的15.3%降至7.5%以下，不僅超額完成了加入世貿組織時降至10%以下的承諾，還遠低於其他主要新興經濟體。[參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辦公室有關負責人就自主降低關稅總水平答記者問》，載《光明日報》2018年10月1日。]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和產業結構的總體特點，進一步降低貨物貿易關稅水平的空間已比較有限。要素流動型開放的重點應放在服務貿易以及資金、人員便利化等方面。要積極穩妥推進金融業自主開放，優化國內外市場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更好地滿足實體經濟差異化、個性化的金融服務需求。要穩步慎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堅持市場驅動和企業自主選擇，營造以人民幣自由使用為基礎的新型互利合作關系。與此同時，應當主動對標國際先進規則和做法，加快形成與國際投資、貿易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基本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不斷完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這是吸引更多全球優質要素資源落戶中國，鞏固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中的份額和地位，提升我國在全球競爭中位勢的根本之策。

要加強國際合作，在國際經貿規則制定中發揮積極作用。當前，傳統多邊國際貿易體制遭受嚴重挑戰，國際貿易體系正處於深刻重塑的關鍵期。美歐等國試圖主導世貿組織改革，並不斷推出新的區域自由貿易安排，國際貿易規則高標准、碎片化趨勢明顯。在世界貿易組織改革進程中，中國要堅決維護多邊經貿體制和發展中國家利益，主動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必須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不僅要繼續增加數量，更要實施好自由貿易區提升戰略，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准自由貿易區網絡。近期，《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正式簽署，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完成，中日韓自貿協定等加速推進，中國還宣布要積極考慮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TP），這些都顯著提高了中國在世界貿易規則制定中的影響力。要推進 “一帶一路”倡議與建立自由貿易區網絡相融合，採取多種方式推進自由貿易進程，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間形成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要通過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增強我國出口產品和服務競爭力，推動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增強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中的影響力。

（劉凱鵬：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一研究部助理研究員）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