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的典范——百色起義的特點

作者:光新偉    發布時間:202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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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敗后,在八七會議“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和土地革命的總方針”指引下,全國爆發了數以百計的武裝起義和暴動。第一波武裝起義,包括三大起義、清澗暴動、黃麻起義等,或是以奪取中心城市為目標,或是受到“左”傾錯誤的影響和干擾,並且土地革命與武裝斗爭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脫節的。而百色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為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而領導發動的第二波武裝起義(包括渭華起義、平江起義等)中的一次具有全國影響的重要起義,它有以下特點。

一、在中共六大精神指導下擺脫“左”傾盲動錯誤,由黨中央直接組織發動

百色起義發生在中共六大召開之后,起義指導思想直接受“六大”影響。起義選在敵人統治薄弱的地區而非在中心城市發動,擺脫了八七會議后黨領導的武裝起義所出現的一些錯誤。黨的六大認為在革命高潮還沒有到來時,不能過早發動,應當認真准備,爭取廣大群眾。

1929年春,新桂系軍閥在蔣桂戰爭失敗后被迫下野,俞作柏、李明瑞分別擔任廣西省政府主席、廣西綏靖主任。俞、李同蔣介石集團存在矛盾,有意接觸共產黨,這為革命形勢發展提供了有利契機。7月,鄧小平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由上海秘密前往南寧,同俞作柏接洽,並領導廣西黨組織開展工作。在實踐中,鄧小平等人認識到革命的高潮並不是“馬上到處起義”,革命高潮的到來不是等待,而是要靠主觀力量去爭取、創造時機。盡管全國革命處於低潮,但在局部地區可以掀起高潮。

1929年9月10日至14日,在鄧小平指導下,中共廣西特委在南寧市郊的津頭村秘密召開全省第一次代表大會。會上,中共廣東省委代表賀昌傳達了中共六大和六屆二中全會精神以及紅四軍的發展與創建革命根據地的經驗。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廣西省第一次代表大會政治任務議決案》,選舉產生了新的特委。大會確定了新形勢下廣西黨的政治任務和斗爭策略,提出准備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和開展土地革命的奮斗目標。11月5日,去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的龔飲冰回到百色,傳達了中央指示和廣東省委的通知。11月初,中共中央批准百色起義計劃,決定於12月11日(廣州起義2周年紀念日)在百色舉行武裝起義,創建紅七軍、紅八軍和右江革命根據地,由鄧小平擔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前委管左右江,特委負責向前委提供情況,交通到龍州。特委如受破壞,可到前委分配工作”11。

根據中央指示精神,鄧小平組織召開前委會議,宣布中共廣西前敵委員會成立。決定進一步加緊起義准備工作,特別是加緊對廣西警備第四大隊、教導總隊的改造工作,並對李明瑞繼續做團結爭取的工作。會后,廣西前委再派龔飲冰赴上海,向中央匯報起義的准備情況和計劃,請示廣西前委與中央的直接隸屬關系等事宜。起義布置妥當后,鄧小平經龍州前往上海。

1929年12月11日,在中共廣西前委領導下,廣西警備第四大隊、教導總隊和右江農軍在百色起義,建立紅軍第七軍,張雲逸任軍長,鄧小平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兼政治委員。中共廣西前委和之后的紅七軍前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的策略和方向發展。首先推動左右江取得聯系,隨后建立紅八軍,使左右江地區聯成一塊根據地。進而再向湘、粵邊發展,最終造成與朱毛紅軍以及北江根據地聯絡會合的前途。他們領導右江根據地人民建立各縣的蘇維埃政權,在擴大當地紅軍和農民武裝、發動群眾成功開展土地革命后,離開右江地區北上。中共中央在1930年4月給紅七軍的信中,對其貫徹執行中央各項指示予以充分肯定:“自小平同志達到后,你們的確相當的執行了中央的指示,作了許多的工作,如發動了廣大的群眾斗爭,執行土地革命,龍州的轉變及在龍州驅逐法帝國主義的領事及沒收法帝國主義的財產等等,這些的確都是很正確的策略、很偉大的工作。”22

二、將武裝斗爭與土地革命有機結合起來

百色起義並非單純依靠軍事斗爭,廣西地方黨組織已經意識到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在起義前召開的中共廣西省第一次代表大會明確提出:“目前農村中的主要路線是領導農民做日常的斗爭,從斗爭中轉變到深入土地革命,尤其擴大農民的武裝組織,而推進到游擊戰爭,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33紅七軍前委和右江蘇維埃政府按照中共六大精神及十大政綱關於土地革命的規定,發動當地群眾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熱潮。徹底沒收豪紳地主土地交給蘇維埃政府,分配給農民,使農民得到實際利益,由此引導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斗爭的勇氣,不能隻靠軍事行動44。1930年3月,鄧小平回到右江后,親自領導右江根據地的土地革命,在舊州屯興辦了黨員領導干部訓練班,學習土地革命政策。他還與韋拔群等人一起制定土地法令,在根據地試辦分耕、共耕。在取得土地革命經驗的基礎上,右江蘇維埃政府於同年5月1日頒布了《土地法暫行條例》,作為開展土地革命的主要法令,對土地革命的路線、政策,土地分配原則和階級成分的劃分等問題作了具體明確規定。5月15日,又頒布施行《右江蘇維埃政府共耕條例》。

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土地分配,以鄉為單位進行,分配方式有“沒收豪紳地主和反革命的土地分給貧苦農民,平分和共耕”等三種方式。群眾可任選其中一種方式參與土地分配。以東蘭縣為例,大部分鄉採取平分方式,武篆區東裡村則採取創辦“共耕社”的方式。共耕社是右江根據地土地革命的一種特殊形式,反映了貧苦農民對土地的強烈要求,具有初級朴素的共產主義性質。1930年春,韋拔群動員家屬和親屬帶頭入社,獻出田地、耕牛和農具。隨后,東裡全村120戶570人全部報名參加共耕社。附近村庄群眾紛紛報名入社。此后,生產資料統一購置、統一管理、統一使用,群眾集體勞動,產品統一平均分配,群眾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通過精耕細作,興修水利,辦社第一年,糧食獲得豐收,農戶收入增加,還上交公糧1.5萬多斤。東蘭縣土地分配的效果較好,各鄉農民得到的土地相差不大,少的每人1畝,多的每人也不超過2畝。是年5月中旬,全縣發完土地使用証55。

三、正確把握局部地區形勢,適應中國革命發展規律

這次起義做了周密計劃和充分准備。在鄧小平等人領導下,廣西黨組織進行了長達半年多的部署准備,為發動起義創造了較為成熟的條件。在群眾斗爭並不甚發展的廣西,能發動這樣一次有意義的兵變,實屬難得。

中共中央和廣西黨組織利用當時軍閥混戰,敵人內部動蕩的形勢,從廣西和右江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歷史條件和革命形勢變化出發,把改造軍隊與農民運動結合起來。進而解除敵人武裝,摧毀舊政權,形成武裝割據的局面之后宣布起義。因此,起義既有深厚的群眾運動基礎,又能利用合法形式和運用革命統一戰線以發展軍事斗爭。即使是在后來聽從中央“立三路線”攻打大城市的過程中,以鄧小平為首的紅七軍前委仍能從實際出發,適時地調整作戰方針和進軍路線。具體而言,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抓住時機,開展對廣西上層和士兵的統一戰線工作

為鞏固地位、擴大勢力,俞作柏、李明瑞取得廣西的控制權后,表示願意接近共產黨,希望延攬中共人才。中共中央和廣東省委立即決定派一批有經驗的干部,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其部隊和政權中工作。鄧小平、賀昌、張雲逸、陳豪人、龔鶴村、葉季壯、李謙、馮達飛、袁任遠等一批共產黨員先后來到廣西。他們在中央代表鄧小平(化名鄧斌)的統一領導下,同原在廣西的共產黨員雷經天、俞作豫等一起,對俞、李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開展工農運動。

鄧小平、張雲逸、陳豪人等人以求實創新的精神沖破“左”傾錯誤思想,既注重對上層的“將變”,亦重視部隊中下層官兵的“兵變”。他們同俞作柏、李明瑞真誠交往,坦誠合作。這些干部憑借以往革命工作的經驗和個人影響,很快取得俞、李信任,並在其政權中擔任要職。如張雲逸擔任廣西教導總隊副主任和廣西警備第四大隊隊長(后兼任南寧警備司令),俞作豫(俞作柏之弟)任廣西警備第五大隊隊長,陳豪人擔任俞作柏秘書,龔鶴村擔任南寧市警察局長。俞作柏、李明瑞採納共產黨建議,開辦了以培訓部隊初級軍官為目標的廣西教導總隊,由張雲逸負責領導。該總隊共3個營9個連,1000多學員,連隊干部幾乎都是共產黨員。各連隊還秘密建立了共產黨組織,並經常向學員進行政治宣傳教育,灌輸革命思想,使連隊的政治氣氛極為濃厚66。有此便利,一批共產黨員被順利安插到廣西教導總隊和廣西警備第四、五大隊裡,擔任教官和營、連、排長。在他們影響下,俞、李接受共產黨的一些施政建議,釋放了一批被關押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分子,並接受推薦,任用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黃書祥、黃大權、林柏、陳伯民分別擔任果德、恩隆、向都、河池等縣縣長。到1929年11月下旬,東蘭、鳳山、奉議、恩隆、思林、果德、向都等右江各縣政權基本已由共產黨人控制77。廣西警備第四、第五大隊開往左右江地區后,中共廣西前委決定繼續用國民黨旗號作掩護,以俞作柏名義委任張雲逸為右江督辦,接管右江地區的最高權力。從而控制整個右江地區的財政稅收,為起義籌集了軍需、經費。

1929年11月中旬,鄧小平在去左江的途中恰逢李明瑞來右江聯絡部隊攻打南寧。鄧小平與張雲逸旋即在百色清風樓同李明瑞徹夜長談,耐心說服李放棄攻打南寧的計劃,指出參加軍閥混戰是沒有出路的,並向他闡述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左右江起義的計劃。經鄧小平、張雲逸開導、爭取,李表示願意參加起義。鄧小平以中共廣西前委的名義請李明瑞出任紅七軍、紅八軍起義總指揮。李明瑞遂與舊營壘決裂,毅然返回龍州,積極參與領導龍州起義的准備工作。

另一方面,按照黨的指示,以合法身份對部隊進行改造。通過革命和民主教育提高士兵階級覺悟,裁撤一批反動軍官,淘汰部隊中的落后反動分子。對政治上較為反動的舊軍官,則採取“調虎離山”或“明升暗降”的辦法,剝奪其指揮實權,用黨員干部取而代之,使部隊面貌煥然一新。同時,積極吸收中共黨員、進步青年、工人、農民入伍充實部隊。這兩支擁有2000多人的部隊領導權最終牢牢掌握在共產黨人手裡。

(二)在敵人力量薄弱的偏遠農村發動起義,並有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長遠目標

把城市斗爭與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結合起來,對革命重心向農村轉移具有重要意義。中共六大雖然肯定建立根據地和紅軍是決定革命高潮的“更大發展的基礎”和“主要動力之一”,但仍然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根據這一指導思想,中共廣西特委確定以南寧、梧州、柳州三大城市作為最重要的工作中心。1929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來信指示廣西特委,在軍閥混戰的形勢下,廣西黨組織必須加強對群眾的爭取,立即加緊梧州、南寧及沿梧邕交通線的職工運動,重申中心城市工作的重要性。起義前,廣西黨組織的大量工作和主要力量也都在城市。對於為何起義不在大城市發動,鄧小平后來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不在南寧動,是因為我們的力量還未准備好,而且群眾也沒有起來。”88

正當革命形勢迅速發展之際,廣西政局發生急劇變化。主政廣西的俞作柏、李明瑞急於聯合廣東軍閥張發奎反蔣。針對形勢突變,鄧小平立即指示:“我們先找俞、李,勸告他們不要匆忙反蔣,如他們不聽勸告,我們不能在南寧舉行暴動,也不要把隊伍拉到敵駐有重兵的地方去,而是到左右江山區去,同韋拔群的農軍結合起來,做好准備舉行暴動,建立革命根據地。”991929年10月初,俞、李不聽勸告宣布反蔣,幾天后即宣告失敗。關鍵時刻,廣西前委在鄧小平等人的正確指導下,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當機立斷決定把黨在南寧掌握的三支部隊及時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左右江地區,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這一帶沒有國民黨正規軍隊,隻有一些民團和土匪隊伍,進退回旋余地大,是開展游擊戰爭的理想之地。同時,加強右江地區黨組織的領導力量,廣西特委組建以雷經天為書記的右江工委,統一領導右江各縣區的黨組織,為百色起義和創建右江革命根據地作准備。到百色起義前夕,右江地區黨員人數發展到五六百人。1010鄧小平、張雲逸等人對農民運動和武裝極為重視,在武器裝備、軍事訓練和人員配備上予以大力支持。他們說服俞作柏、李明瑞同意給韋拔群配備一個營的武器裝備,並在南寧培訓農軍。為策應百色起義,根據鄧小平指示,韋拔群於11月率領東蘭、鳳山農軍攻佔東蘭縣城,建立東蘭縣革命委員會,為右江地區建立農村根據地創造有利條件。

(三)從實際出發,適時調整作戰方針和進軍方向

從百色起義醞釀、發動到紅七軍北上,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廣西前委根據形勢變化,及時總結經驗教訓,適當調整策略。實事求是是百色起義成功和紅七軍得以保存發展的重要因素。

1929年11月初,龔飲冰從上海帶回中央和廣東省委的指示,原本要求廣西前委在龔到達的十日內舉行武裝起義。但前委考慮到起義需要准備,並沒有機械地確定時間,而是等到軍隊中已有強固的黨組織,才決定推遲到12月11日舉行。會后,前委再派龔飲冰赴上海向中央匯報起義的准備情況和計劃。11月中下旬,廣西警備第五大隊副隊長蒙志仁率部在龍州叛亂,李明瑞率衛隊火速趕回龍州,和俞作豫所屬部隊一起將叛亂平息。12月初,根據形勢變化,鄧小平決定改變左右江同時舉行武裝起義的計劃,對百色起義重新部署,右江先行起事,最終成功發動百色起義。

為鞏固根據地和擴大紅軍,1930年6月,紅七軍在前委領導下收復了右江沿岸各縣,並在恩隆縣平馬鎮進行整訓。同年9月底,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鄧崗來到平馬。10月2日,他在紅七軍前委擴大會議上,傳達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命令紅七軍攻打柳州、桂林、廣州等城市,以配合李立三“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許多同志對中央及南方局的這些指示存在疑慮,鄧小平和張雲逸提出,桂系軍閥已恢復在廣西的統治,而紅七軍僅幾千人,與勢力強大的敵人在大城市較量難以取勝,打柳州、桂林沒有把握。但鄧崗、陳豪人、龔鶴村等人堅決主張執行中央指令,為團結一致對敵,會議最后決定執行中央指令,將紅七軍整編為三個師,集中全軍到河池整編,誓師北上。

就在紅七軍決定北上的前幾天,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會議批評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決定停止組織全國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行動,當時紅七軍前委對這一情況並不知情。由於敵強我弱,紅七軍遠征出師不利,付出了慘痛代價。經過在湘桂黔邊近兩個月連續作戰,紅七軍損失3000余人。

在嚴峻形勢下,紅七軍前委決定在廣西全州休整並召開會議,總結經驗教訓。在鄧小平、張雲逸等人的耐心說服下,與會者逐漸認識到攻打中心城市的決定是錯誤的,在力量懸殊的情況下同敵人硬拼,難以保存有生力量。取消了攻打柳州、桂林的計劃。在轉戰中,鄧小平、張雲逸、李明瑞等人親臨前線視察地形,了解敵情,指揮作戰機動靈活,能攻則攻,當撤則撤。與全軍戰士同甘共苦,上下一心,共同戰勝艱難險阻。最終率領紅七軍沖破敵人層層包圍封鎖,擊潰國民黨軍的前堵后追,轉戰四省近萬裡,於1931年7月到達興國縣橋頭鎮與紅一方面軍匯合。

四、第一次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實行民族合作發動武裝起義

百色是右江上游重鎮,扼雲、貴兩省交通孔道,山高路險,形勢險要。該地區是壯、苗、瑤等少數民族聚居區,他們深受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具有革命的意願。韋拔群等人長期在右江和紅水河一帶領導壯、漢、瑤、苗各族農民武裝堅持斗爭,群眾基礎較好。

百色起義是中國共產黨在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發動的一次成功武裝起義,創立了土地革命時期中共領導的第一個少數民族地區的革命根據地。起義后誕生的革命政權——右江蘇維埃政府在恩隆縣平馬鎮成立,所屬的15個縣和縣轄的區、鄉也陸續建立蘇維埃政府,形成統一的革命政權機關。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產生的人民民主政權。右江蘇維埃政府的11名委員中,壯族和瑤族的委員佔6名,包括裁判兼肅反委員陳洪濤(壯族),軍事委員韋玉梅(瑤族),土地委員劉偉謀(壯族),政府委員韋拔群(壯族)、黃大權(壯族)、滕煊甫(壯族)。右江根據地蘇維埃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員有103人,壯族有77人,佔74.76%,這是右江少數民族人民第一次翻身做主人。為提高壯、瑤等族群眾的政治覺悟和文化水平,培養基層干部,1930年春夏秋之間,東蘭縣委和蘇維埃政府在縣城和武篆分別開辦瑤族青年訓練班。在黨的領導下,他們積極爭取民族平等待遇,反對國民黨政權的壓迫,脫離酋長制的枷鎖,參軍參政熱情高漲。“眾位瑤胞一起來,同進官府也不礙﹔工農學校坐天下。因為有了蘇維埃。”這首當時流行的山歌唱出了瑤族人民翻身作主的心聲!

右江農軍是百色起義的一支重要武裝力量。紅七軍全軍約5000余人,其中舊軍隊轉變過來的1000多人,其余為右江各族工農子弟,壯族約佔半數以上。在黨領導的右江各地農民運動中,涌現了像韋拔群、陳洪濤、黃治峰等一批壯族農民運動骨干。他們是優秀的共產黨員,也是壯族人民的先進分子。他們為中國共產黨與包括壯族在內的廣西少數民族同胞架起了溝通合作的橋梁。1929年11月,在中共東蘭縣委的領導下,韋拔群等率領右江農民自衛軍攻佔縣城,趕跑國民黨縣長,建立了地方革命政權,為發動百色起義和建立紅七軍創造了有利條件。東蘭、鳳山等縣農軍后來編成了紅七軍第三縱隊。紅七軍主力離開右江地區后,由於敵人的瘋狂“圍剿”和進攻,右江蘇維埃政府被迫遷入東蘭縣武篆區,以后又遷入西山。各縣、區、鄉蘇維埃政府也相繼撤離中心城鎮轉入農村開展隱蔽斗爭。右江蘇維埃各級政府存在的時間雖然不過一年左右,但為紅七軍的發展和根據地的鞏固做了大量工作,為右江地區少數民族的革命斗爭寫下了光輝一頁。

百色起義是中國革命低潮時濺起的一朵鼓舞人心的“浪花”。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發揮主觀能動性,創造革命形勢和條件,擇機發動起義,實現工農武裝割據。起義雖然發生在偏僻的西南邊陲,其發展方向卻同其他地區的紅軍和根據地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他在全國政治上同樣有極偉大的意義,他同樣是發展游擊戰爭摧毀統治階級促進革命高潮的主要動力之一”。它適應中國革命發展規律並推動土地革命深入發展,為中國革命保留和錘煉了一支重要的有生力量,摸索和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

(來源:《中華魂》2021年第10期)

注釋

1《中共廣東省委關於建立廣西前委的通知》(1929年10月3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各地武裝起義·廣西地區》,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頁。

2《中共中央關於百色起義后紅七軍發展路線等問題的指示》(1930年4月20日),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頁。

3藍應波、鄧李能編:《廣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中共廣西特委、群團文件)1929.4-1936.12》,中央檔案館、廣西壯族自治區檔案館1982年12月內部發行,第139頁。

4《目前主要的任務(一)》,《右江日報》1929年12月18日。

5中共東蘭縣委黨史辦公室編:《東蘭革命根據地》,1990年內部印行,第10頁。

6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各地武裝起義·廣西地區》,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頁。

7張曉光著:《張雲逸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頁。

8《對廣西紅軍工作布置的討論》(1930年1月),中共廣西區委黨史資料征委會《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編輯組編:《左右江革命根據地》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頁。

9廣西區黨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辦公室:《鄧小平在廣西》,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第26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頁。

10中共百色地委黨史辦公室編:《百色地區黨史資料·民主革命時期黨政軍組織專題集》,左江日報社印刷廠1993年印行,第12頁。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頁。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頁。

13張曉光著:《張雲逸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3 頁。

14徐方治、譚紀主編:《廣西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概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頁。

15《中共中央關於廣西紅軍今后工作給紅七軍前委的指示》(1930年3月2日),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6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