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喬年從蘇聯歸國時間考証

作者:劉玉杰    發布時間:202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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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陳喬年烈士的宣傳和研究中,有一處容易出錯,就是陳喬年從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回國時間。《中共黨史人物傳》以及彭健華等人回憶都指向了“1925年初”,這也是現在的普遍觀點。

陳喬年(后排右一)與在蘇聯東方大學的同學合影

書信往來中的時間見証

1998年初版,由金再及編著,后收入《中國共產黨先驅領袖文庫》叢書並再版的《羅亦農文集》收錄了致陳喬年等人的兩封書信。其中一封是羅亦農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回國途中寫給陳喬年等人的,篇名為《應加強海參崴的中國工人運動》,編者判定寫作時間是1925年3月30日。另一封是羅亦農回國后在廣州寫給陳喬年等人的,篇名為《致陳喬年、劉伯堅、袁慶雲、李求實函》,編者判定寫作時間是1925年7月19日。

2001年出版,由黨的文獻雜志社編著的《紅書簡》中收錄了聶榮臻《關於部分黨員回國事,請你來此一商——致陳喬年》的信件,編者判定書信是在莫斯科紅軍校學習時接到通知,即將回國的聶榮臻於1925年6月底寫給陳喬年的。

1997年《中共黨史資料》第61輯登載王若飛《致陳喬年等的一封信》,落款“四月五號”。從內容看應該是1925年4月5日,王若飛和羅亦農等一行人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回國途中,在海參崴候船時寫給陳喬年等人的。信中要求中共旅莫支部加強對海參崴工人運動的指導,與前述羅亦農致陳喬年等人的《應加強海參崴的中國工人運動》一致,而且王若飛在信中提到“大口前信”。“大口”指的就是羅亦農。羅亦農、王若飛等7人於1925年3月12日下午從莫斯科動身回國,29日下午抵達海參崴,因船期延誤,直到4月9日才離開海參崴,中旬抵達黨中央所在地上海。在海參崴滯留的十來天裡,他們參與了中共海參崴小組的活動,並針對海參崴當地的問題和工作需求,建議中共旅莫支部給予幫助和指導。

擔任中共旅莫支部書記的時間

為什麼羅亦農、王若飛、聶榮臻等人會寫信給陳喬年等,提出工作上的建議?這其實與陳喬年此時擔任的職務有關。

莫斯科東方大學很早就有了中共黨、團組織。1921年8月,由中國共產黨發起組選派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的羅亦農、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等學員分3批經過長途跋涉到達了莫斯科,進入東方大學學習,后組成中國班。出發前,很多人加入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所以中國班一開始就有旅俄中國青年共產團,並開展團務活動。1921年冬,中國班開始建立黨組織,但那時黨員身份是秘密的,直到1922年11月才在團員中公開。后來黨員人數不斷增加。1923年4月上旬,陳喬年、陳延年、趙世炎等旅歐黨、團員到達后,黨、團員隊伍迅速壯大,黨員增至23人,團員達到35人。所以1923年4月28日,根據黨的章程正式建立了中共旅莫支部委員會。根據《中國共產黨組織史》中的記載,1923年4月到1926年夏,中共旅莫支部前后共7期,擔任書記的有羅亦農、彭述之、王一飛、陳喬年、袁慶雲。其中1925年1月到10月間短暫改為中共旅莫地方執行委員會(即第5期、第6期)。陳喬年到東方大學后積極參加中共旅莫黨、團活動。就團內職務來說,他先后擔任過中共旅莫團支部的訓練部主任、委員兼研究部主任。就黨內的職務來說,他擔任過第4期(1924年7月—1925年1月)中共旅莫支部下設的國際狀況問題研究會主任、編輯委員會委員,第五期(1925年1月—5月)中共旅莫支部委員並兼任過文化部主任、訓練部主任、國際狀況問題研究會主任。1925年5月,他當選為第6期中共旅莫支部的書記。

正因為陳喬年在中共旅莫黨、團支部中擔任職務並有職務變化,所以羅亦農3月間信的抬頭為“亦飛、喬年、伯堅轉兩執行委員會諸同志”,7月間信的抬頭改為“喬年、伯堅、慶雲、求實諸同志”。亦飛即王一飛,3月間正擔任第5期中共旅莫支部的書記,陳喬年、劉伯堅均為委員。而7月間,陳喬年已任第6期中共旅莫支部書記,劉伯堅是委員,袁慶雲是候補委員,李求實雖然沒在中共旅莫黨支部內任職,但此時是中共旅莫團支部書記。由於陳喬年已擔任中共旅莫支部書記,所以聶榮臻才寫信請他前來指導工作並且“再忙都要來”。

上述羅亦農、王若飛、聶榮臻與陳喬年之間的書信以及《中國共產黨組織史》關於中共旅莫支部等的詳細記載,說明1925年初陳喬年尚在莫斯科,不可能回國。《中國共產黨組織史》在中共北方(京)區委條目、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條目關於陳喬年1925年初的一些記載中,僅說“1925年春,中共中央調整中共北京區執委兼北京地執委領導成員,任命陳喬年為書記……”,並未說明陳喬年是否到職。該書關於1925年1月共青團三大所列出的18名代表名單中也並無陳喬年。

根據需要提前回國

事實上,陳喬年等人是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分批有計劃的從蘇聯回國。中央根據革命形勢發展需要,在干部緊缺的背景下要求旅莫人員分批回國,對部分人已提前做出某些工作和職務上的安排。1925年一二月間,中央曾寫信給中共旅莫支部,信中說:急需能負責指導獨當一面工作的同志回國工作。1925年初,中央和國際代表商定,再從旅莫人員中選調一批同志回國,並提出19人名單,計劃分3批回國,同時要求羅亦農、王若飛等第一批7人3月4號就動身。最終,羅亦農、王若飛等一行7人在3月12號從莫斯科啟程回國。

旅莫人員回國經常是幾個人一組,有一條經典的路線就是從莫斯科坐火車經西伯利亞到海參崴,然后從海參崴坐船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據鄭超麟回憶,1924年七八月間他跟陳延年等人一組從蘇聯回國,陳延年是隊長,他是會計。1991年中央檔案館的馬淑德、姜紅在《黨的文獻》第1期上發表了《李富春旅歐旅莫活動紀實》,明確提到:1925年7月8日,陳喬年與李富春、蔡暢、林育英、張人亞、馬致遠、關向應、王靈書、袁冰冰、韋堅、郭隆真、陳比難等一行12人啟程回國。一行人於20日抵達海參崴,23日晚9時乘船離開,8月初到達上海。這一行人中的陳比難也曾回憶他跟陳喬年、李富春等一行人於1925年東方大學暑假后七八月份間回國的情形,並說陳喬年是他們這一行人的組長。

事實上如果清楚陳喬年是與李富春、蔡暢、張人亞等人一起回國,那麼關於陳喬年從蘇聯回國時間問題也就確切了。至於200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北方局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中共中央北方局·綜合卷》說陳喬年是1924年底回國,可能只是為了呼應《中國共產黨組織史》1925年春陳喬年被中央任命為中共北京區執委兼地執委書記,所以把陳喬年回國時間刻意提前了。再看彭健華的回憶:“但未及月余,1925年春,黨中央即決定成立北方區委員會,統籌領導北方各省市黨的工作……”。眾所周知,中共北方區委成立的時間是1925年10月,並非1925年春。如果陳喬年到北京工作未及月余,中共北方區委成立,那麼陳喬年8月初抵達上海,八九月間到北京履職則是合理的。

(來源:2021年10月20日第1521期《黨史信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