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運戰線上的朱瑞

1948年10月1日，東北軍區炮兵司令員朱瑞在遼沈戰役義縣攻堅戰中不幸觸雷犧牲，成為解放戰爭時期我軍犧牲的最高將領。中共中央隨即發來唁電：“朱瑞同志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炮兵建設中功勛卓著，今日犧牲，實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巨大損失……”回顧朱瑞的革命生涯，他不但是人民炮兵的重要奠基人，也是我黨我軍優秀的政治工作者，曾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紅五軍團政委、紅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中共北方局軍委書記、組織部長，中共山東分局書記等職。他擅長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通過兵運瓦解敵軍、壯大我軍，曾組織領導了寧都起義、“八三義舉”，書寫了我軍兵運史上的精彩篇章。

挽救寧都起義危局

20世紀20年代，朱瑞先后就讀於莫斯科中山大學和蘇聯克拉辛炮兵學校，1930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歸國，任中央軍委參謀科參謀，次年被任命為兵運破壞科科長，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同年，中央軍委舉辦兵運訓練班，由朱瑞主持，著手培訓袁漢澄（后改名袁血卒）、王超和李肅三名地下黨員，准備派往國民黨二十六路軍組織發動起義。

訓練班位於上海二馬路中國旅館地下室和四馬路振華旅館內，主要培訓思想政治和兵運業務，朱瑞親自教授思想政治課。第一次上課，他就明確指出：“你們這次到江西去的任務，中央已經決定了，就是爭取國民黨的第二十六路軍到革命方面來。二十六路軍存在著直接革命的因素，勝利的大小就要看你們去江西的努力了”。並介紹了列寧關於武裝起義的理論，給大家發放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相關書籍。

接下來，朱瑞帶領大家共同分析二十六路軍與蔣介石，與總指揮孫連仲，及其內部之間的重重矛盾，讓學員們掌握發動起義可以利用的內因。同時，教授大家兵運工作方法，如拉攏敵軍的套路，啟發窮苦士兵的階級覺悟，疏離軍官和士兵之間的關系，掃除敵軍官的威信，等等。還將學員送到黃埔碼頭體驗碼頭工的艱辛，增加對工人階級的感情。培訓結束，朱瑞送來活動經費，明確到江西與黨組織接頭的地點和暗號。臨行前朱瑞又叮囑：“如需向中央請示報告，可以寫信給復旦大學章學森，對方會代為轉達。碰到緊急情況來不及向中央請示，可以直接進入中央蘇區找紅軍聯系，接頭暗號是‘朱瑞派我來的’。”

進入二十六路軍駐地寧都，袁漢澄等人迅速投入工作，遇有原則性或棘手的問題，就按規定向上海的黨中央請示，朱瑞則根據具體情況予以指導。關於策反對象，王超等認為二十六路軍許多軍官受大革命影響，完全有可能投向革命，如果能爭取過來更有利，而中央兵運方針中“要兵不要官”的政策不符合這裡的實際。朱瑞回復表示同意，但要求他們必須把主要工作精力放在下層士兵身上。根據這一指示，不少思想先進的軍官，如二十六路軍總指揮部譯電主任羅亞平（軍參謀長趙博生的親信）、總指揮部執法隊隊長王振鐸等先后加入黨組織，成為組織起義的重要力量。

正當二十六路軍地下黨組織快速發展時，突然發生了兩名軍官黨員違反黨紀並威脅退黨的事件，嚴重影響到地下黨組織的安全。緊急情況下，黨組織迅速派人赴上海匯報，朱瑞指出“寧都黨的發展有官長路線的傾向”，並指示袁漢澄和李肅深入到士兵中去，嚴格執行秘密工作紀律，將黨員按照軍官與士兵劃分成立黨支部，且兩個支部獨立工作互不發生聯系。在妥善處理退黨事件后，二十六路軍中又成立了中共特別支部委員會（簡稱“特別支部”），劉振亞（董振堂部上尉參謀、中共秘密黨員）為書記，直接領導軍官和士兵支部，特別支部隨后成為領導起義的核心力量。

九一八事變后，朱瑞指示特別支部：“蔣介石採取不抵抗政策，把東北大好河山拱手送給日本鬼子的事實……教育廣大士兵……利用人民和士兵的反日、反蔣情緒，是你們開展士兵工作的絕好機會。”根據朱瑞的指示，特別支部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宣傳教育，不久二十六路軍中部分高級軍官也表示願意加入中國共產黨，代表人物為趙博生和董振堂，趙博生是軍參謀長。該軍總指揮孫連仲在江西“圍剿”紅軍期間，打著治病的幌子躲在南京、上海享樂，總指揮部例行公事全部交趙博生代理，趙是實際上的最高指揮長官，如果能爭取過來，對起義的成敗將起到關鍵作用。董振堂為七十三旅旅長，是手握重兵的實權人物。為慎重起見，特別支部讓其身邊人進行認真甄別，還多次討論他們的入黨動機，並向上級匯報了考察情況和二人的入黨申請。朱瑞迅速報請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批准。1945年5月，朱瑞在延安紅五軍團山頭會議上曾談起此事“……中央經過權衡比較之后，決定先批准趙博生入黨。后來的事實說明，董振堂是一個一心向往革命，對黨非常忠誠的好同志。因為當時還沒有這樣的認識，隻批准了趙博生一個人”。

1931年12月初，王超赴上海匯報工作時在南昌意外被捕，攜帶的秘密文件被特務截獲，蔣介石發電責令趙博生徹查二十六路軍中的地下黨員。電報被羅亞平截獲后送交劉振亞，特別支部隨即決定立即暴動，由趙博生發出“遵令即辦”的回電拖延時間，與董振堂一起籌劃暴動具體事宜，並盡量爭取七十四旅旅長季振同共同起義﹔派袁漢澄按照朱瑞關於緊急情況下“直接進入中央蘇區找紅軍”的指示尋找中央蘇區的黨組織。袁漢澄迅速由寧都進入臨近的中央蘇區彭湃縣，以“中央軍委朱瑞讓我來的”與縣委書記霍步青接上組織關系，后被送到葉坪的紅軍總司令部，直接向朱德匯報了有關情況。

12月10日，朱德與毛澤東、周恩來趕赴石城縣秋溪村，經過研究決定派紅四軍一部進至寧都、廣昌之間鉗制國民黨軍，接應起義部隊﹔派左權、劉伯堅、王稼祥攜電台至彭湃縣指揮起義行動，並安排地方黨組織做好起義部隊赴蘇區整編的相關准備。

有了中革軍委的堅強領導，起義於14日晚如期舉行。當晚，趙博生“邀請”二十六路軍中所有旅、團長參加所謂的“進剿宴”，並當場控制了反對起義的人員。隨著三顆信號彈打破漆黑的夜空，震動全國的寧都起義爆發，趙博生、董振堂等帶領1.7萬余名官兵及全部武器裝備，浩浩蕩蕩地開赴中央蘇區，光榮的紅五軍團由此誕生。

建設與東北軍合作的橋梁

1935年11月，紅一、三軍團合並，朱瑞擔任新組建的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隨軍參加了東征和西征戰役，並根據瓦窯堡會議精神，向西北地區的東北軍開展統戰工作。1936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葉劍英、聶榮臻、朱瑞等聯名發表《紅軍願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4月，周恩來與張學良達成聯合抗日救國協定，中共中央隨即成立以周恩來為首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制定了《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西征戰役打響后，中央又在“東北軍工作委員會”之下設東線和西線兩個領導機構，西線東北軍的統戰工作由彭德懷、朱瑞負責，重大問題兩人共同研究決定，具體事宜由朱瑞負責。

朱瑞主持起草了《西征中統戰工作指示》，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消滅敵人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針對紅軍指戰員普遍仇恨國民黨反動派的思想實際，他將宣傳教育放在首位，幫助官兵在思想上正確認識統一戰線。在一軍團，朱瑞主持制定了《一軍團政治部關於西征中抗日統一戰線部的工作》，根據這份文件精神，軍團政治部編印了針對性的課本用於連隊教育﹔連隊和機關分別成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小組，檢查督促爭取友軍的工作，並規定了“不打抗日的紅軍”“聯合紅軍打日本”“聯合紅軍打賣國賊”等戰場、行軍和宿營的口號標語﹔同時組織官兵通過各種方式向東北軍散發傳單、郵寄信件等，廣泛地把紅一軍團指戰員投入到統戰工作中。

朱瑞還重視對東北軍進行宣傳教育，提高其愛國覺悟。根據他的指示，紅一軍團政治部大量印發《告東北官兵書》等材料，想方設法投送到對方官兵手中，並多次給何柱國等東北軍將領去信，表明紅軍願意聯合抗日的態度。朱瑞還親自做對方高級軍官的工作，經常冒險在野地裡與師參謀長、團長會晤。東北軍一〇五師隔清水河與紅一軍團對峙，是朱瑞統戰的重點對象。他先后同該師參謀長董彥平以及多名團長交談，互換對中日戰爭的看法，揭露蔣介石欺騙東北軍打紅軍的陰謀，表明願意與對方發展西北聯合抗日局面的誠摯願望。對方感受到我方誠意，紛紛表示贊成聯合抗日。對於那些輕視紅軍，堅決執行蔣介石“圍剿”政策的東北軍軍官，則進行必要的反擊以打促和。同時，每當作戰中東北軍官兵被我俘虜時，紅一軍團不但給予生活上的優待，還組織他們參觀我方駐地，讓其給所在部隊長官去信，講明紅軍聯合抗日的誠意。

同時，朱瑞也非常重視對東北軍下層官兵的統戰。1936年6月，他與政治部聯絡部長等人渡過清水河來到一〇五師駐地，向對方基層官兵宣傳我黨抗日主張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朱瑞的演講聲情並茂且曉之以理，使現場的東北軍官兵深受感動，很多人當場喊出了“打回東北老家”“和紅軍一起抗日”等口號。經過上述努力，紅一軍團與東北軍一〇五師表面上敵對，但雙方私底下往來頻繁甚至做客談心，有時還共同舉辦聯歡會。甚至對方官兵來訪時，彭德懷、聶榮臻、鄧小平等還親自迎接並作報告。

西征過程中，寧夏軍閥馬鴻逵多次派兵攻打紅軍，當他的騎兵進攻豫旺堡時，被我軍予以痛擊並合圍兩個營，驚慌的馬鴻逵向蔣介石求助，蔣遂派一〇五師解救。這讓張學良和一〇五師師長劉多荃非常為難，因為他們既不願進攻紅軍又不敢得罪蔣介石。一〇五師地下黨員劉瀾波向朱瑞報告了這一情況后，經過商議，我方提出採取雙方演戲的方法，東北軍假進攻，紅軍則讓出一條通道放行。當天，一〇五師派重兵，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進攻豫旺堡，紅軍則在通道兩邊對空射擊。朱瑞還安排政治部在通道兩側張貼標語、組織群眾慰問和宣傳隊演出，抓緊時機給東北軍上了一堂政治課。從此，雙方有了新的合作方式：每當蔣介石派人監視或督戰，就如法炮制商議好進攻時間、路線和方向等，作戰時按照約定搞一場“軍事演習”，東北軍還會在“戰后”主動送來彈藥彌補紅軍的匱乏。

1936年，紅二、四方面軍會師，准備經甘南北上實現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師，中央決定紅一方面軍（紅一軍團）南下接應。此時張學良赴南京參加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東北軍何柱國執行蔣介石“剿共”計劃，遭到紅一軍團猛烈反擊。待張學良返回西安，何柱國雖停止進攻，但其部隊控制了固原、海原和同心縣城，成為我軍西進、南下的重大威脅。於是朱瑞化裝后懷揣彭德懷親筆信，深入固原縣城與何柱國多次會談，向對方坦誠相告紅二、四方面軍人數、位置和北上路線等情況，由於這些情況與何柱國掌握的情況大致相同，最終取得對方信任，何柱國下令部隊在海原、同心縣城之間讓出道路，紅一軍團二師得以順利南下，兵不血刃地於9月22日在將台堡與紅二方面軍勝利會師。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朱瑞於12月被任命為紅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在二方面軍，朱瑞繼續保持和發揚統一戰線的威力，代表賀龍和關向應時常往返於周邊的東北軍一〇九師和一二〇師之間，使其與紅二方面軍始終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1937年7月，朱瑞調任中共北方局，關向應寫下了臨別贈言：“你在東北軍中建設了國共合作的橋梁，願你再開辟一條收回東北的大道。”

臨危受命領導“八三義舉”

1939年，為加強山東抗日根據地的統一領導，中共中央對山東黨政軍領導機關進行了一系列調整。朱瑞先后被任命為八路軍第一縱隊政委、山東軍政委員會書記、中共山東分局代理書記等職，開始領導山東的敵后抗戰。當時的山東日偽頑勢力犬牙交錯，除我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各類打著抗日旗號的隊伍最多時有240多支，20余萬眾，分別隸屬於學忠的魯蘇戰區和沈鴻烈的山東省政府。朱瑞繼承和發展與東北軍的友好關系，籠絡於學忠打擊沈鴻烈，逐步瓦解頑固派沈鴻烈的勢力，為我黨我軍在山東敵后發展壯大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42年，東北軍第五十七軍一一一師爆發“八三義舉”，能否妥善處理這起突發事件，成為與東北軍統戰關系的一次考驗。義舉的起因是，1940年五十七軍軍長繆澄流暗中投敵叛國，被三三三旅旅長、中共秘密黨員萬毅發現，遂聯合該師愛國的師長常恩多發動除奸行動，驅逐了繆澄流。但是兩年后，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該師部分軍官轉向反動，以參謀長陶景奎為首的高級軍官突然發動事變，逮捕了萬毅和八路軍駐該師民運科長彭亮，萬毅被關押，彭亮遭殺害。8月2日，久病纏身的常恩多自感時日無多，又擔心部隊走向反動，遂與交好的魯蘇戰區政務處長郭維城商量，決定將部隊改名為“東北挺進軍”打回東北老家，並手書一份“務要追隨郭維城，貫徹張漢公主張，以達到殺敵鋤奸之大欲。本師官兵須知”的命令交給郭維城。也是在這一天，萬毅被魯蘇戰區軍法分監終審判決，定罪“通敵、西安事變從犯、奸黨嫌疑犯”。郭維城來到監獄告知萬毅即將起事，之后會營救他出獄，希望萬毅幫助他掌握部隊。萬毅感到事關重大，當晚便越獄趕赴山東分局匯報情況。8月6日，一一一師在常恩多、郭維城率領下起事，改稱“東北挺進軍”。

在山東分局駐地朱范村，朱瑞召集分局領導聽取了萬毅等人的匯報，認為這一事件是頑固派反共、分裂和倒退逼出來的，我方應幫助友軍脫離頑固派的控制，遂決定由朱瑞帶領指揮小組，與萬毅等人靠近該師予以幫助。起義后的一一一師，缺乏有力領導，部分人員在反動軍官的帶領下出走，呈現嘩變瓦解之勢，常恩多隻得下令向八路軍根據地開進。9日，朱瑞趕到該師師部，常恩多已去世，情況變得更加危急。朱瑞立即向郭維城提議，馬上恢復一一一師番號，放棄“東北挺進軍”的稱呼，不再提任何口號隻提團結抗戰，堅決維持部隊穩定。並代表山東分局提議：暫不發布常恩多去世的消息，繼續使用其關防和印章發布命令，由萬毅、郭維城任副師長，由他們商定旅、團長的提名，報山東分局批准。部隊初步穩定后，朱瑞又指示萬、郭二人將其帶入我濱海根據地休整。

朱瑞認為，義舉部隊的歸屬事關重大，如果馬上改編為八路軍，不但容易給國民黨頑固派破壞統一戰線以口實，也容易導致友軍的猜忌，目前應該真誠地維護其穩定，將其改造成非八路化的外圍友軍。此時，該師部分官兵認為這次義舉隻帶過來三分之一人馬，情緒上悲觀失望。朱瑞便給大家講了一個故事，一次法軍打敗德軍，高興地跳起舞蹈，但是突然有人喊，我們為什麼沒有腦袋，有人回答“我們的腦袋被德國人拿走了”。朱瑞進一步解釋道，這說明法軍雖然打贏了，但所獲並不多，就好比我們這次事變，雖然帶過來的人數不多，但常恩多師長和我們在一起，他就是我們的腦袋，這就是最大的勝利。聽了這個故事，官兵們紛紛笑了起來，精神也振作了不少。朱瑞和分局領導還多次到該師駐地看望官兵，講解起義后部隊面臨的困難和我方政策，並安排地方政府保障好部隊的生活。

之后，朱瑞代表山東分局提出：“教育士兵，改造干部，團結上層”的建議，盡力幫助這支部隊重新回到抗日前線。經過整頓，一一一師舉行了民主選舉，萬毅為師長，郭維城為副師長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國民黨方面重建一一一師，中共山東分局抓住這個時機，批准義舉部隊正式改編為八路軍濱海支隊。后來，這支部隊英勇善戰，成為濱海軍區的骨干，解放戰爭初期挺近東北，最終成為“萬歲軍”三十八軍的基本力量。

在山東，朱瑞一貫重視團結爭取東北軍，1942年5月日軍對於學忠部大規模“掃蕩”，危機時刻山東分局和山東軍區主動讓於部進入我方防區躲避，並在給養方面給予優待。自此，雙方關系更加密切，不但互派代表聯絡，還恢復了中斷多年的電台聯系。1943年，於學忠部在日軍打擊下損失過半，加之其消極反共的態度，蔣遂命令其率部撤出山東，由親信李仙洲率九十二軍接替。朱瑞與山東分局抓住這一時機，對於學忠開展大量工作，說服其讓出沂魯山區和濱海的諸日莒山區。最終，於學忠毅然放棄蔣介石等待李仙洲部接防的命令，提前撤出這一戰略要地，並通知我軍接防。我軍以此打通了濱海與膠東的直接聯系，控制了沂蒙山區的大部，在以后的對敵斗爭中取得了戰略上的極大優勢。

1943年12月，朱瑞抵達延安，參加了整風運動和黨的七大。七大后，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直接關懷下，他出任延安炮校代理校長，干回了自己年輕時就熱愛的炮兵專業，從此開啟了建設我軍強大炮兵的新征程。解放戰爭中，他將全部精力扑在人民炮兵的建設事業中，白手起家創建了威震遼沈的東北炮兵。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朱瑞被評選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