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故事

1931年11月7日，一蘇大會紀念日，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合影。左起：顧作霖、任弼時、朱德、鄧發、項英、毛澤東、王稼祥。

蘇維埃政府發給農民的耕田証。

90年前，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選舉產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一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型全國性政權誕生了。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政權？和今天有什麼關聯呢？讓我們走進歷史，從真實的故事中去認識、去感悟。

十月革命紀念節成立

“蘇維埃”一詞是從俄文音譯過來的，意為“會議”或“代表會議”。1917年11月7日，列寧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宣告建立蘇維埃政府，這是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與國民黨合作推動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1927年國民黨反動派叛變革命后，中國共產黨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方針，在全國先后組織和發動了近百次武裝起義，開辟了大小十幾個革命根據地，並建立紅色政權（一般稱蘇維埃政府）。各地的紅色政權如星星之火，到1930年，已發展到十余省的300多個縣，其中比較大的有贛西南、閩西、鄂豫皖、湘鄂贛、湘鄂西、贛東北蘇區等。於是，建立全國性的蘇維埃政權被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議事日程。

1930年5月，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大會決議，在1930年11月7日正式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會后不久，成立了中國工農兵會議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准備委員會。但由於戰爭形勢的變化，一蘇大會的召開時間經過了四次延期。第一次延期至1930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三周年紀念日，第二次延期至1931年2月7日二七慘案紀念日，第三次延期至1931年8月1日南昌起義紀念日，第四次延期至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節。

1931年11月7日，位於贛南蘇區中心的瑞金縣葉坪村一派節日氣氛。葉坪村的謝氏宗祠，被布置成會場。主席台正面牆上貼著馬克思、列寧畫像，上方懸挂紅五星和“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大橫幅，兩側貼著一幅對聯，上聯是：“學習過去蘇維埃運動的經驗”，下聯是：“建立布爾什維克的群眾工作”。主席台前，寫著“工農炮壘”“民主專政”兩行大字。當天下午，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裡隆重開幕。來自各蘇區、紅軍部隊，以及國統區工會的代表610多人出席大會。大會推舉毛澤東、項英、任弼時、朱德等37人為大會主席團成員，隨后由主席團執行主席項英宣布大會開幕並致開幕詞。整個開幕式隆重、簡短、熱烈。

為慶祝一蘇大會隆重召開。當天早晨，在祠堂后面的廣場上召開了隆重的閱兵式。當天晚上，葉坪村和瑞金城同時舉行提燈晚會，歡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到會群眾人山人海。紅光滿天，庄嚴熱烈空前未有。

為預防敵機空襲，會前對謝氏宗祠和閱兵檢閱台作了偽裝，在會場外的一棵古樟樹下挖了防空洞，還在長汀城郊搭建了一個一蘇大會的假會場，以迷惑敵機。據蘇區中央局的電報記載：“蘇大會開幕之日，有十余機轟炸長汀瑞金，投彈百余枚，燒屋百余棟，死傷數十人，但大會無恙。”

11月9日，代表們聽取了毛澤東代表蘇區中央局所作的政治報告。12日至18日，先后聽取項英、張鼎丞、王稼祥、鄧廣仁所作的報告。19日，選舉了由63人組成的蘇維埃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后的最高政權機關。20日，大會勝利閉幕。大會結束后，瑞金改名為“瑞京”，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紅色首都。

“工農勞苦群眾自己的政府”

一蘇大會的召開，標志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誕生。紅色中華通訊社向世界宣布：“中華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部政權是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

1931年11月2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葉坪村外的一片樟樹林裡舉行。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決定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組織人民委員會，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行政機關。選舉毛澤東為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毛主席”的這個稱謂，就是從這時開始使用的。此前，11月2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通令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朱德任主席。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民主政權，是中國共產黨在局部地區執政的重要嘗試。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處於被分割狀態的各根據地的指揮，在政治上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並推動了各根據地的政權、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設。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實行工農兵代表大會制度，分為鄉（市）、區、縣、省和全國五級。各級蘇維埃政府廣泛吸收工農群眾代表參加政權管理，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這種制度，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從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根據地進行三次民主選舉，並頒布了選舉法細則。在選舉中，許多地方參加選舉的人數佔選民總人數的80％以上，一些地方達到了90％以上。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在代表中一般佔20％以上。

“世界上最精干的中央政府”

根據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人民委員會設外交、軍事、勞動、財政、土地、教育、內務、司法、工農檢察等人民委員（也稱“部”），同時下設國家政治保衛局。后又被稱為“九部一局”。

一蘇大會結束后，謝氏祠堂用木版分成了15個小間，除教育部和政治保衛局外，中央政府的8個部全在這裡辦公。每個部僅分配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房間，每個房間內設一部電話機，一張桌子，幾條凳子。每個部連部長在內僅幾個工作人員。一個小小的祠堂，裝下了差不多整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腦機關。毛澤東曾說，我們的中央政府，恐怕也是世界上最精干的。

1934年1月召開二蘇大會后，成立了最高法院和中央審計委員會，人民委員會增設了總務廳、國民經濟部、糧食部。1932年，成立了蘇維埃國家銀行。這些國家機構，是新中國成立后一系列國家機構的雛形。

蘇維埃政權是工農勞苦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機關。毛澤東在1934年1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鄭重地提出：“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找什麼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了沒有呢？對面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麼辦法呢？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

在保衛蘇區的斗爭中，許多青壯年男子大批地參加紅軍上前線，農村勞動力缺乏。為拓展勞動力資源，蘇維埃政府動員農村婦女參加勞動。各鄉蘇維埃政府之下都設立婦女勞動教育委員會，組織有經驗的老農幫助婦女學犁耙、插秧。據《紅色中華》1934年5月報道：“瑞金模范的武陽區，去冬隻有兩個婦女會犁耙，現在就有一百零四名會犁耙了，還有一百九十四人正在學習。”在1934年春召開蘇區婦女勞動模范大會期間，代表中的犁耙能手還應邀到瑞金武陽區做示范表演，毛澤東到現場觀摩指導，並給她們頒發繡有“學犁耙能手”字樣的圍裙和印有“婦女勞動模范”字樣的斗笠。

蘇維埃政府，規定對蘇區所有兒童實行免費義務教育。為滿足小孩子上學的需要，蘇區內各鄉村都辦起了列寧小學（或勞動小學）。毛澤東在二蘇大會中的報告中列舉說，在江西、福建、粵贛三省2931個鄉中，有列寧小學和勞動小學3052所，學生89710人，在校學生佔適齡兒童總數的50%左右。

蘇維埃政府除推動分田運動外，還積極發展工農業生產，興修水利，發展醫療衛生事業、文化事業等等。長岡鄉的群眾說：“共產黨真正好，什麼事情都替我們想到了。”

自帶干糧去辦公，腰纏金條去乞討

“蘇區干部好作風，自帶干糧去辦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訪貧農。”這首當年在贛南地區傳唱的山歌，表達了人民群眾對蘇區干部優良作風的由衷贊嘆。

1933年下半年，由於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蘇區經濟陷入十分困難的境地。蘇維埃政府發起了“節省三升米捐助紅軍”的群眾運動。江西省蘇維埃主席劉啟耀以身作則，帶頭響應節省運動，從家中帶米去食堂吃飯，不要公家發伙食費。妻子埋怨他，身為省蘇維埃主席，居然連口飯都賺不到吃。他回答說，共產黨的干部是以為人民謀幸福為己任的，此外別無所求。劉啟耀自帶伙食辦公的事跡被《紅色中華》報道后被廣為傳誦，影響帶動了一大批蘇區干部。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長征后，劉啟耀領導游擊隊留在蘇區堅持斗爭。在一次血戰突圍時，他負傷昏迷，不省人事，與部隊失散。他蘇醒后，在原來藏身的山洞取出由他保管的一包金條。他隱蔽鄉間，乞討數年，歷盡千辛萬苦尋找黨組織繼續干革命，不動用分毫黨的經費。直到1937年重新恢復建立中共江西臨時省委時，他才將這包金條完好地拿出來交給組織。

粵贛省蘇維埃政府糧食部長鐘先燦，負責掌管糧食，然而自己一日兩餐稀飯，寧願餓暈倒了，也要把每一粒糧食留給前方的戰士。像這樣的感人事跡還有很多。

由於國民黨政府對蘇區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特別是對食鹽的產銷、儲存嚴加管制，推行所謂“計口售鹽”等十分毒辣的手段，蘇區的食鹽短缺非常嚴重。蘇維埃政府想盡辦法購進食鹽，用土法熬制硝鹽等，但食鹽短缺現象依然存在。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蘇區干部與群眾“有鹽同咸，無鹽同淡”。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食鹽標准一降再降，誰也不准多吃多佔搞特殊。

在湘鄂西蘇區，有一次，炊事員弄到一塊鹽巴，專門為賀龍炒了碗有鹽的辣椒。賀龍嘗了一口，發現有鹽，立即把這碗辣椒倒進了大鍋。炊事員上前勸阻，賀龍笑著說:“紅軍嘛，官兵一樣，有鹽同咸嘛。”

閩浙贛省財政部部長張其德，手握全省食鹽分配大權，卻守著鹽堆喝清湯、吃淡菜。有一回，他的孩子實在受不了了，以為父親忘了放鹽，就自己去取，被張其德厲聲喝止：“不是我忘了放鹽而是壓根就沒放。這些白花花的鹽巴來之不易，它是蘇區軍民的血汗結晶，是革命的本錢，我們決不能以權謀私，動用公家一粒鹽！”

“腐敗不清除， 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專門設立工農檢察部，作為反腐的專門機構。何叔衡擔任第一任部長。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陳列著一個控告箱。木質箱體的頂部、正面、左側、右側都用毛筆寫滿了舉報規則，字跡清晰可見。其中一面寫著：“蘇維埃政府機關和經濟機關有違反蘇維埃政綱政策及目前任務、離開工農利益、發生貪污浪費、官僚腐化或消極怠工的現象，蘇維埃的公民無論何人都有權向控告局控告。”

這個來自江西瑞金高興區蘇維埃政府，由工農檢察部控告局制作的控告箱，是蘇維埃政府厲行反腐的一個縮影。

1932年初，中央蘇區開展了歷時兩年的懲腐肅貪運動。很快發現，時任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的謝步升，利用職權貪污打土豪所得財物，偷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偽造通行証私自販運物資到白區出售，牟取私利。他生活腐化墮落，誘逼奸淫婦女。事發后，查辦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毛澤東知道這件事后指示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作斗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1932年5月9日，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二審判決，謝步升被執行死刑，成為我們黨反腐敗史上被槍斃的第一個貪官。

1933年12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關於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第二十六號訓令》，規定蘇維埃機關、國營企業及公共團體的工作人員，貪污公款達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處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監禁，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處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監禁。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反腐法令。

此后，各級蘇維埃政府又查處了瑞金縣蘇維埃財政部會計科長唐達仁等系列貪污案、“全蘇大會工程處”主任左祥雲貪污案、於都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熊仙璧貪污案等一系列腐敗案件，深得民心。

1934年初，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在大會報告中：“應該使一切蘇維埃人員明白貪污浪費是極大的犯罪。”這次大會后，建立了審計監督制度，成立中央審計委員會，由阮嘯仙任主任。相關審計結果在《紅色中華》上公布，在規范財政財務收支、查處貪污浪費、促進廉政建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34年9月11日，中央審計委員會曾發布一份審計報告，得出結論說：“隻有蘇維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這個結論，完全符合中央蘇區的實際情況。

蘇區精神的延續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后，在極端艱苦的戰爭環境中，黨領導人民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建設。同時，培養造就了大批領導骨干和組織、管理、軍事人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區域生機勃勃的景象，同國民黨統治區民不聊生的悲慘景象形成鮮明對比。方志敏於1935年在國民黨獄中寫的《贛東北蘇維埃創立的歷史》文稿中指出：“開頭，蘇維埃三個字，有許多人不懂得，現在，蘇區內的兒童團，都懂得蘇維埃政府，是工農勞苦群眾自己的政府。”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領導機關被迫“大轉移”，跟隨長征隊伍成了“馬背上的共和國”。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后，1935年11月3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宣告成立。為適應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1935年12月召開的瓦窯堡會議決定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改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全民族抗戰爆發后，1937年9月6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正式改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延續近六年的蘇維埃體制宣告結束。這種體制的順利轉變，表明中國共產黨毫無為自己一黨一階級謀私利之心，而完全是為全中國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奮斗的。

蘇維埃政權雖已成為歷史，但是以堅定信念、求真務實、一心為民、清正廉潔、艱苦奮斗、爭創一流、無私奉獻等為主要內涵的蘇區精神卻一直延續和傳承下來，並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設、改革進程中得以發揚光大。

（作者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