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馬蘭紙上的家國情
秋天遠行 奔赴延安
喬秋遠，原名喬周冕，筆名冠生。1938年4月，喬周冕作為《民國日報》的特派戰地記者，赴徐州、台兒庄採訪。他時常穿梭在戰火彌漫的壕溝裡，會見抗戰將領，採訪戰斗英雄，慰問參戰將士。他採寫的《台兒庄勝利的血痕》《我軍怎樣在台兒庄進行殲滅敵人的戰斗》《台兒庄火線上會見孫連仲將軍記》等戰地通訊、評述刊在《民國日報》，向讀者詳細報道了台兒庄大戰的情況，同時也讓人們看到了抗戰的希望。
喬周冕在人生抉擇的關鍵時刻，選擇了一條光明之路。他找到了中共地方組織，毅然奔赴延安。1938年11月23日晚，喬周冕踏上西去的列車前往西安，行至風陵渡時，由於潼關鐵橋已被日軍炮擊毀壞，因此隻能徒步前往。為躲避日軍的炮彈，他繞走山路，在交通壕裡前行，於11月25日凌晨3時到達西安。第二天他立刻前往八路軍辦事處接洽，並獲准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
喬秋遠（中）
魯藝學習 脫胎換骨
“12月2日下午到了延安。陝北盡是山地。一路數百裡盡走山谷，很少有廣闊平原。地方也極荒涼，甘泉縣城還沒有我們北村規模大，其他可想而知。延安也在山谷中，各機關學校皆在半山中窯洞內。入夜，半山腰內到處都是燈光。”這是喬周冕到延安后，於1938年12月7日寫的第一封家書中所描述的。他於深秋季節，跋涉數千裡，來到了一個嶄新的環境裡學習工作，於是他將名字改為“秋遠”，取“秋天遠行”之意。雖然“沒有教室，上課都在半山坡的太陽底下。教員講，學生做筆記，生活很緊張”，但他感覺這裡的一切都是新的，充滿生機。“這裡教育主張自發的自我教育，學校隻做指導。時常有熱烈的晚會、紀念會，非常熱鬧。這裡沒有奢華，也就沒有浪費。”
1939年2月10日，喬秋遠在家書中寫道：“過了春節，春耕又該忙起來了。這裡因為要增加生產，由毛主席號召發起春耕生產運動，全邊區今年要開荒60多萬畝，各機關、學校都分地開荒。我們學校要開800畝荒地，教員、學生體壯者，每人開2畝半地。山坡不能用牲口，全是用鋤頭掘的。……八路軍后方部隊都在開荒生產。戰爭再延長下去，八路軍可以不向中央要錢了。自供自給，仍然可以打日本。一切困難問題，在共產黨領導下都是有辦法的。所以，這裡的人對抗戰勝利是非常樂觀的。”在信中，他向家人介紹了延安開展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運動，並對其大加贊賞。
通過在延安的學習、工作，喬秋遠對中國共產黨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他在1939年2月25日在家書中說：“馬列主義是世界上最講真理，最講情義的哲理……共產黨過去的政策，現在的政策，將來的政策，都是為國家，為民族，為民眾而奮斗，絕不過火、激烈。”
造紙用的馬蘭草、麻繩頭
以筆作槍 馳騁敵后
在魯藝學習了幾個月后，喬秋遠報名參加了魯藝文藝工作團。團長是陳荒煤，團員有黃鋼、楊明、梅行、葛陵等，他們奔赴晉東南抗日前線，開展前方文藝活動和採訪創作。喬秋遠在隨軍採訪中，對八路軍的敵后游擊戰有了更深的認識，他在1939年4月21日的家書中寫道：“這次敵人以12個師團進攻晉東南，打算‘掃蕩’這個抗日根據地，再進攻大西北。但是一看朱德總司令那種悠閑自得的神氣，真是令人發笑……在朱老總看來，這次戰斗好像大數學家解答一個加減乘除的算式……八路軍不像別軍，一個退卻就沒有辦法收拾，他們是處處有辦法。”
為加強宣傳工作，在周恩來的指示下，著名記者范長江在長沙創辦了國際新聞社。國際新聞社遷到廣西桂林后，喬秋遠被特聘為特派記者和華北通訊站主任，負責在華北抗日根據地採訪，報道八路軍堅持敵后抗戰的真實情況。喬秋遠寫出了幾十萬字的通訊、特寫、報道、小說等作品，通過國際新聞社發往港澳、南洋的中文媒體，在海外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戰主張和八路軍浴血奮戰、抗擊日寇的英勇事跡。他的報道被海外媒體爭相採用，深受華人華僑的歡迎。
在敵后抗日戰場上，喬秋遠親眼目睹了成千上萬的中華兒女為了民族尊嚴、國家獨立赴湯蹈火，前仆后繼，他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得到進一步升華。他在1939年10月4日的家書中說：“在這蓬勃前進的浪潮中，人人應各盡其力，為民族、國家而奮斗。稍一不努力，即被時代所遺棄，而成為無用的廢人。兒今方壯年，為個人事業計，為民族國家計，都正在做事時候，若回去老守田園，有何意義？”此時，喬秋遠已由一名知識分子成長為堅強的八路軍戰士，“兒近來身體粗健，食量大增，穿芒鞋，著軍服，如同士兵一樣。大家都是青年，每天談談笑笑十分愉快。”
1942年初，喬秋遠調任《新華日報》華北版、新華社華北分社編輯。5月，日軍在山西遼縣（今左權縣）“掃蕩”，襲擊八路軍總部。在突圍中，喬秋遠不幸壯烈犧牲，時年33歲。一同犧牲的還有左權將軍和華北《新華日報》社長何雲及社內40多名成員。1985年5月，在太行山區的麻田鎮西山村背靠千仞絕壁的山坡上，聳立起“太行新聞烈士紀念碑”，正面鐫刻楊尚昆題寫的“太行新聞烈士永垂不朽”幾個大字，背面刻寫著烈士英名。
（來源：2021年11月10日《黨史信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