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延安去……
任何精神都是它所處時代的產物。延安精神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領導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偉大斗爭中培育形成的精神風貌和道德情操。
毛澤東當年給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規定的辦學方針第一條就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正是黨高舉抗日救國、民族獨立的大旗，使延安成為全中國最進步、最革命、最民主的革命聖地。
在當年，“到延安去！”是一代青年的心靈呼喚和強烈願望。僅1938年5月至8月，經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介紹送往延安的革命青年就達2288名。一批上海青年曾宣誓：“打斷骨頭還有肉，割了皮肉還有筋，隻要還有一口氣，爬也爬到延安城。”有兩位十六七歲的女青年歷經千辛萬苦、冒著生命危險從家鄉四川和安徽徒步來到延安后，對印度援華醫生柯棣華說：“怎能不害怕呢？走了好幾個月，又累又怕，可是一想到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的父母親，想到去延安就能找到共產黨、毛澤東，就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氣，苦和累又算得了什麼呢？”柯棣華明白了：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在黑暗的歲月裡生活的中國人，特別是青年，終於從共產黨人身上找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
曾任抗大、澤東干部學校、延安民族學院教員的王仲方是1938年來到延安的。他曾動情地說：延安是母親，她用小米和延河水把我們哺育。延安是熔爐，她用思想的火焰把我們鍛煉成鋼。延安是燈塔，她的光芒指引我們走向勝利和解放。延安是聖地，是我們永遠崇拜、永遠向往的地方。
延安時期，在同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斗爭過程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宏大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賦予實事求是這個中國古語馬克思主義科學內涵，經過整風運動在全黨范圍內樹立起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為了使全黨真正學會用馬克思主義之“矢”射中國革命之“的”，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准則和思維方式，清除主觀主義，做到理論聯系實際，中央專門成立調查研究局，毛澤東兼任局長，任弼時為副局長。並於1941年8月1日向全黨發布《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強調：“加重對於歷史，對於環境，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倡導下，從中央機關到地方組織，先后成立了各種類型的調查團，廣泛開展調查研究活動。如張聞天同志就於1942年1月率領“延安農村調查團”到陝甘寧邊區的神府、綏德和晉西北的興縣進行了一年多的實地調查，並向中央寫出了此次調查研究的總結報告《出發歸來記》。他深切地告訴大家：“沖破了教條的囚籠，到廣闊的、生動的、充滿了光與熱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這就是我出發歸來后所抱著的愉快心情。”他認為：“接觸實際，聯系群眾，這是一個共產黨員的終身事業”，“任何共產黨員，即使他過去既接觸實際，又聯系群眾，隻要他一旦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他就會硬化起來，走進老布爾什維克的博物館，做歷史的陳列品”。延安時期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堅持實事求是，使黨的隊伍得以發展壯大，黨的事業呈現勃勃生機，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全部活動的出發點，除了人民的利益外，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這就必然要求黨必須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也隻有同人民群眾保持緊密聯系，黨才得以生存、發展和壯大，黨的一切活動才有意義。延安精神從本質上講就是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在延安時期不論黨的領袖群體還是廣大黨員和干部，都爭做人民的勤務員，以“甘為民仆恥為官”的價值追求，在人民群眾中塑造了令人稱道的“隻見公仆不見官”的崇高形象。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張貼在床頭的座右銘就是“為人民服務，為世界工作”。“人人爭識林老頭，親切有如家人父。燈前細談幾件事，米面油鹽棉花布。”就是對林伯渠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為群眾排憂解難風范的生動寫照。林伯渠個人的生產計劃被一位美國人發現並抄寫，后來這個美國人又來到了延安，親眼看見林伯渠種的菜和節約的衣服，他信服了。有一天傍晚，這位美國人在延河邊散步，看見一個青年挑著一擔馬草從小路上走過來，后面跟著個戴舊草帽的老頭，也背著一捆馬草，走到跟前他發現是林伯渠，他張開雙臂，放開嗓門，對林伯渠喊道：“主席先生！我在這塊土地上，從你們的行動裡，看到了中國的光明和希望！”
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體現了共產黨人奮發向上、一往無前的精神狀態，不畏艱險、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自強不息、開拓進取的優秀品格，腳踏實地、鍥而不舍的堅強毅力，兢兢業業、無私奉獻的工作態度，使黨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與復興、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與幸福不懈奮斗的風范與斗志。
1936年，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在陝北採訪中共領導人時，看到了這樣的情景：毛澤東住著簡陋的窯洞，周恩來睡著土炕，彭德懷穿著用繳獲的降落傘改制的背心，林伯渠耳朵上戴著用麻繩系著一條腿的眼鏡，他發現了共產黨人身上具有的巨大力量，他稱其為“東方魔力”“興國之光”。
第359旅作為大生產運動中涌現出的先進集體，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典范和旗幟。第359旅將士“背槍上戰場，荷鋤到田庄”，以“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嶺要糧”的英雄氣概，在短短的三年中就把南泥灣變成陝北的好江南。由於戰士們起早貪黑的勞動，使得第359旅制定了“不得早到、不得晚退”的勞動紀律。
物質上的困難並沒有使人們灰心喪氣、畏首不前，而是激發了人們的豪情壯志，賦予人們真正的樂觀主義精神和革命的豪邁之情。唱歌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女大學員、新中國第一位女大使丁雪鬆回憶說：“物質生活艱苦，但在精神上，我們卻是最富有、最快樂的一群。最能說明我們心境的，要算是回蕩在延河邊的嘹亮歌聲了。除了睡覺、上課、吃飯，學員們隨時隨地都在唱歌。早晨唱，傍晚唱，飯前飯后唱，課前課后唱，行軍時唱，開大會時更唱，歌聲此起彼伏，直唱得地動山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