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時期黨中央在甘肅召開的重要會議

俄界會議舊址

俄界會議

1935年6月18日，黨中央率紅一方面軍到達四川懋功地區，同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6月26日，黨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強調兩個方面軍要統一指揮，集中於中革軍委，確定了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並作出《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據此，中革軍委制定了《鬆潘戰役計劃》，准備乘國民黨胡宗南部尚未完成集結之時，兩個方面軍協同作戰，一舉拿下鬆潘，打開北上甘南的通道。但紅軍總政委張國燾拖延北上行動，致使鬆潘戰役計劃因敵情變化而擱淺，紅軍各部隊不得不改道自然條件極其惡劣的草地北上。為了爭取張國燾北上，黨中央先后召開沙窩會議和毛兒蓋會議，重申創建川陝甘根據地的方針，強調兩個方面軍團結的重要性和必須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傾向。張國燾拒不執行中央決定，反而要求全部主力南下。雖經中央一再電示，說服爭取，張國燾仍堅持其錯誤觀點，並企圖威脅黨中央。緊急情況下，黨中央為了貫徹北上抗日戰略方針，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沖突，於9月10日凌晨率紅一方面軍第三軍和軍委直屬縱隊連夜北上，11日到達甘肅南部的俄界（今甘南州迭部縣達拉鄉高吉村），與先期到達的紅一軍會合。並再次電令張國燾立即北上，張國燾仍舊不聽，徑自率領部隊南下川康邊。俄界會議就是在這種特殊背景下召開的。

9月12日，黨中央為了扭轉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造成的嚴重局面，確定下一步行動方針，在俄界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等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會議。列席會議的有：葉劍英、蔡樹藩、林伯渠、李維漢、李德、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朱瑞、羅瑞卿、袁國平、張純青等。周恩來因病未能出席。張聞天主持會議，毛澤東作關於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的爭論與目前行動方針的報告，主要內容有三方面：（一）關於紅軍今后的行動方針。（二）關於在哪裡創建蘇區問題。（三）關於對張國燾錯誤的處理問題。

與會同志對毛澤東的報告進行了認真討論，張聞天、王稼祥等多名同志發言。會議認真分析了張國燾率軍南下后黨和紅軍面臨的嚴峻形勢，討論了下一步紅軍向何處去的問題。認為北上是出路，南下是絕路。一致擁護北上戰略方針，同意中央已經採取的措施及毛澤東提出的前往陝北、甘東北，到接近蘇聯的地區創建根據地，以便打通國際聯系，獲得援助的新戰略方針。

會議批判了張國燾抗拒中央、搞分裂活動的嚴重錯誤，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指出紅四方面軍領導者張國燾與中央絕大多數同志的爭論，其實質是由於對目前政治形勢與敵我力量對比估計上有原則的分歧。張國燾夸大了敵人的力量，輕視了自己的力量，主張以向中國西南邊陲地區（川康藏邊）退卻的方針，代替向中國西北部前進、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方針。分析了其錯誤的根源“除了對目前形勢的機會主義估計外，就是他的軍閥主義傾向”。“必須採取一切具體辦法去糾正張國燾同志的嚴重錯誤”。號召紅四方面軍全體忠實於共產黨的同志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同這種傾向作堅決斗爭，以鞏固黨和紅軍的團結。出於團結和挽救干部的考慮，這個決定當時沒有向全黨公布。

會議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林彪組成“五人團”，作為全軍最高指揮機構。同意彭德懷關於縮小部隊編制的建議，將紅一、三軍和軍委縱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成立編制委員會，李德為主任，葉劍英、鄧發、蔡樹藩、李維漢為委員，負責部隊的縮編工作。

俄界會議是黨中央脫離險境，進入甘肅后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做出了三個方面的歷史性貢獻：一是冷靜分析了張國燾率軍南下后黨和紅軍面臨的嚴峻形勢，堅持了北上抗日的正確路線，實事求是地估量了北上紅軍的力量，改變了兩河口會議提出的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方針，作出了進軍甘東北的戰略方針。二是系統地揭露和批判了張國燾分裂主義錯誤及其退卻路線，為扭轉黨和紅軍面臨的嚴重局面起到了力挽狂瀾的作用。對張國燾錯誤的處理，是在黨內路線斗爭中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的典范，最大限度地團結了紅四方面軍將士。三是成立了毛澤東為主要成員的全軍最高指揮“五人團”，加強了黨對紅軍的領導，提高了部隊的戰斗力和機動性，為徹底擺脫張國燾分裂主義造成的嚴重困難局面，最終粉碎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起到了重要作用。 

位於哈達鋪的紅軍干部會議舊址（關帝廟）

哈達鋪會議

1935年9月13日，黨中央率紅一方面軍第一軍、第三軍和軍委縱隊，從俄界地區出發，繼續長征北上。16日下午，先頭部隊紅一軍第二師第四團在前進中擊潰國民黨軍新編第十四師第六團的阻截，逼近甘肅南部要隘臘子口。臘子口地處迭部縣東北，是川西北進入甘肅的唯一通道。經過幾番激戰，紅四團於17日清晨接連突破魯大昌精心布置的兩道防線，勝利奪取臘子口，粉碎了國民黨軍隊企圖利用天險將紅軍困死在雪山草地的陰謀，打開了紅軍北上的通道。

9月18日，紅一軍直屬偵察連身著便裝智取岷州哈達鋪（今屬宕昌縣）。19日，林彪、聶榮臻率紅一軍第二師主力抵達哈達鋪。20日，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彭德懷及紅三軍、軍委縱隊到達哈達鋪。

紅軍是帶著臘子口戰役勝利的喜悅進入哈達鋪的。哈達鋪是隴南一個較為繁華的集鎮，人口稠密，物產豐富，商號雲集，是西北地區重要的藥材集散地，在軍事上佔有重要戰略位置。敵人在倉皇逃走時留下了幾百擔大米、白面和兩千多斤食鹽，使數月來在雪山草地行軍、時常處於忍飢挨餓的紅軍戰士得到了及時的食物補充。部隊自巴西至俄界、臘子口，都沒有得到休整機會，進入哈達鋪后，黨中央決定在這裡進行短期休整。這是紅軍三個月來第一次進駐能和群眾互通語言的村鎮。紅軍以嚴明的紀律和親民的作風受到了回漢群眾的熱烈歡迎。因此哈達鋪被譽為紅軍長征的“加油站”。

9月20日，在張聞天主持下，中共中央在哈達鋪“義和昌藥店”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組織工作、干部問題和部隊整編問題。毛澤東在發言中強調：為了鞏固和擴大隊伍，與反革命作斗爭，需要了解和支配干部。現在的干部是精華，應該注意保護。俄界會議因時間緊迫，只是原則性通過“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這次常委會正式決定對張國燾同志的錯誤作出組織處理，“關於國燾問題的決議的起草，由洛甫負責”。對北上紅軍部隊進行整編是俄界會議提出來的，但由於軍情緊急，只是在路上做了一些准備。哈達鋪會議正式決定了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的整編方案：陝甘支隊下設三個縱隊。第一縱隊司令員由林彪兼任，政治委員聶榮臻，參謀長左權，政治部主任朱瑞，副主任羅榮桓。第二縱隊司令員由彭德懷兼任（后由彭雪楓接任），政治委員李富春，副司令員劉亞樓，參謀長蕭勁光，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第三縱隊司令員由葉劍英兼任，政治委員鄧發，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蔡樹藩，參謀長張經武。全支隊共7000余人。

在哈達鋪休整期間，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等中央領導人讀到一些報紙，得到陝北一帶有紅軍和根據地的消息。報紙的來源有多種和多張，有被聶榮臻發現並送來的《晉陽日報》，有從國民黨一名少校副官那裡繳獲來的一些報紙，還有從哈達鋪郵政代辦所發現的大量報紙。報紙的種類除了《晉陽日報》，還有《大公報》《中央日報》等。中央領導通過對報紙披露的各種消息進行綜合分析和研究，梳理出非常有價值的情報：陝甘一帶有紅軍活動，陝甘革命根據地依然存在。這對於脫離險境后的黨中央和紅軍來說，是一個天大的喜訊。9月22日下午，黨中央在哈達鋪關帝廟召開全支隊團以上干部會議，毛澤東作關於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並代表黨中央正式宣布：陝甘支隊將向陝甘革命根據地進發。

哈達鋪會議將俄界會議沒有來得及解決的干部問題和部隊整編落到實處。陝甘支隊的正式成立，使部隊更精干，更富戰斗力和凝聚力，對於紅軍下一步軍事行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提出並宣布向陝甘革命根據地進發，改變了俄界會議提出的經過甘東北到靠近蘇聯的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方針，明確指出了前進的方向。 

榜羅鎮會議舊址

榜羅鎮會議

9月23日，黨中央率領陝甘支隊離開哈達鋪，向天水東北方向前進。當晚，部隊在岷縣閭井鎮一帶宿營，並派一部東出，擺出攻打天水的態勢。敵人以為紅軍要攻佔天水、威逼西安，遂將主力迅速集結在天水一線。24日凌晨，陝甘支隊突然改變行軍路線，改向西北方向前進，於26日越過支鍋石峽，過鴛鴦鎮到達渭河邊，隨即兵分三路渡過渭河，巧妙地突破了國民黨部署重兵的渭河防線。

9月27日傍晚，陝甘支隊到達通渭縣西南的榜羅鎮。中央領導同志從鎮上一所小學校裡又發現了許多報紙，進一步增強了對陝甘革命根據地的了解和對全國革命形勢的掌握。當晚，中共中央在榜羅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認真分析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日益加劇，民族矛盾不斷上升的國內外形勢，研究確定了今后的戰略方針，一致同意：“改變俄界會議關於接近蘇聯建立根據地的決定，確定將中共中央和紅軍的落腳點放在陝北，保衛和擴大蘇區，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

9月28日清晨，陝甘支隊冒著小雨，在榜羅鎮小學附近的一個打麥場召開全支隊連以上干部大會。毛澤東作當前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深刻分析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嚴重事態，介紹了陝甘根據地和陝甘紅軍的狀況，闡述了紅軍北上抗日的重大意義和北方可以成為抗日新陣地的經濟、政治條件，提出了避免同國民黨軍隊作戰，迅速到陝甘革命根據地集中的行動方針，要求各部隊檢查群眾紀律，做好進入陝甘蘇區的准備。報告極大地鼓舞了陝甘支隊全體指戰員，更加堅定了革命必勝的信念。張聞天、彭德懷、林彪等也在會上發言。各部隊利用休整時間召開黨支部會、軍人大會，傳達榜羅鎮會議精神，把黨中央提出的要求迅速落實到實際工作中。

9月29日，陝甘支隊挺進通渭縣城。當晚，毛澤東接見駐扎在城東文廟街小學的一縱隊一大隊先鋒連，講話時首次即興朗誦了自翻過終年積雪的岷山后就醞釀在心中的詩篇《七律·長征》：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礡走泥丸。

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裡雪，三軍過后盡開顏。

10月2日，陝甘支隊離開通渭縣城，經靜寧、隆德，翻越六盤山，於10月19日到達陝甘根據地吳起鎮，從而結束了歷時一年的偉大長征，完成了震驚中外的戰略大轉移。

榜羅鎮會議是哈達鋪會議的繼續，其最大的歷史功績是最終確定以陝甘革命根據地作為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使紅軍從長征一開始就被困擾的到哪裡去的問題有了明確的答案。同時為紅軍進入陝甘根據地進行了充分的思想動員和准備，對鞏固和發展陝甘根據地，推動形成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次會議環環相扣、步步為營，黨中央把握航向、果斷決策，不僅戰勝了張國燾分裂主義造成的嚴重困難，也使黨和紅軍得以進到領導抗日救亡運動與中國革命的前沿陣地，真正實現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黨和紅軍由戰略被動到戰略主動的勝利轉折，在黨的歷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來源：《甘肅日報》2021年11月25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