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途中中共中央召開過哪些重要會議？

提問：韋平偉 中央團校教務部主任

長征途中，中共中央召開過多少次會議，有重大影響的有哪些？

解讀：毛 勝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

1935年10月，陳雲向共產國際匯報紅軍長征情況時說：“每次戰斗前，連隊的黨員都召開會議，選出后備指揮員，大約有四五個人。如果連長在前線受傷或者犧牲了，隊伍不會跑散，因為第一后備連長會立即挺身而出﹔如遇不幸，第二后備連長又會代替他，一個接著一個。”這生動反映了紅軍在漫漫征途中何以打不散、拖不垮，最根本在於黨的堅強領導，“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干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開會是黨的重要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黨的各級組織集思廣益、科學決策、協調關系、宣傳動員、解決問題的重要方式和有效手段。

據統計，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召開的重要會議，留有記錄的就有30多次，包括中央負責人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等。為便於了解和掌握總體情況，這裡按照時間順序，對其中具有重大影響的會議作一簡單梳理。

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等，是爭論和調整行軍路線的系列會議。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實行戰略轉移，原定計劃是到湘西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國民黨當局察覺后，在贛南、湘粵邊、湘東南、湘桂邊構筑四道封鎖線，安排重兵進行堵截和尾追。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湘江時，中央紅軍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從長征出發時的8.6萬余人銳減至3萬余人。湘江戰役后，博古、李德無視敵情，仍然堅持原定計劃。毛澤東審時度勢，建議到敵軍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去開辟新的根據地。為了討論解決行軍路線問題，中央接連召開會議。1934年12月12日，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毛澤東的建議得到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等多數同志贊成，但博古、李德拒不接受。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舉行會議，經過激烈爭論后，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指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根據會議決定，紅軍繼續向貴州西北前進，12月底到達瓮安縣的猴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這裡召開會議，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提出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會后，中央紅軍渡過烏江天險。更重要的是，經過這幾次會議的一路爭論，中央大部分領導人對於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問題，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見。

遵義會議是確立黨中央正確領導，實現偉大歷史轉折的重要會議。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這裡召開擴大會議，集中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這次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從而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而且，遵義會議的重大決策是在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作出的，標志著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不無巧合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28年以此為界，剛好可以分為兩個14年，偉大轉折的意義更加凸顯。

扎西會議、苟壩會議、會理會議等，是貫徹遵義會議精神的系列會議。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博古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2月9日，中央負責人會議在扎西老街江西會館召開，研究下一步進軍方向和部隊縮編等問題。毛澤東在會上提出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佔遵義的方針。3月10日至11日，中央負責人會議在苟壩召開，毛澤東說服與會者放棄了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會理縣城附近的鐵廠舉行擴大會議，決定中央紅軍繼續北上，同紅四方面軍會合，並對林彪等懷疑毛澤東的領導、不同意機動作戰的主張進行了批評。這幾次會議的召開，進一步鞏固了遵義會議的成果，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在毛澤東的指揮下，中央紅軍迂回穿插於敵人重兵之間，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6月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

兩河口會議、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俄界會議等，是制定和執行北上抗日戰略方針的系列會議。懋功會師后，擺在黨和紅軍面前的首要任務，是正確制定統一的紅軍發展的戰略方針。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會議，決定紅軍集中主力向北進攻，以創造川陝甘革命根據地。張國燾會上表示同意，但不久就借口給養困難，反對北上，主張南下，向四川、西康邊境退卻，並提出“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有待解決，公然向黨爭權。中共中央堅決拒絕張國燾的無理要求，但為了照顧紅軍的團結，任命他為紅軍總政治委員。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會議，討論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后的形勢和任務，重申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強調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和紅一、紅四方面軍的團結。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進一步論証了北上方針的正確，強調向東還是向西是一個關鍵問題，紅軍主力應向陝、甘邊界發展，不應向黃河以西。8月21日，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率中央機關和前敵指揮部，隨右路軍從毛兒蓋出發，歷時數日越過渺無人煙的茫茫草地。隨左路軍行動的張國燾再次提出種種借口，不願北上，乃至9月9日電令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毛澤東得知這一情況后，與周恩來、張聞天等人緊急磋商，決定連夜率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肅迭部縣俄界召開擴大會議，通過《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指出張國燾反對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堅持向川康藏邊境退卻方針是錯誤的。中央號召紅四方面軍的同志團結在中央周圍，同張國燾的錯誤傾向作堅決的斗爭。實踐証明，堅持北上抗日，是紅軍長征不曾改變的戰略目標，也是激勵紅軍走過千難萬險的強大動力。正如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所說：“共產黨人認為，而且顯然也這麼相信，他們是在向抗日前線進軍，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這幫助他們把原來可能是軍心渙散的潰退變成一場精神抖擻的勝利進軍。”

哈達鋪會議、榜羅鎮會議、吳起鎮會議等，是確定長征落腳陝北的系列會議。俄界會議后，中共中央率陝甘支隊繼續北上，9月17日突破川甘邊界天險臘子口，第二天佔領哈達鋪。在這裡，根據從當地找到的報紙上獲悉的陝北紅軍和根據地仍然存在的情況，毛澤東提出到陝北去。9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哈達鋪召開，毛澤東強調我們現在的干部是精華，應該注意保護。組織部應該調查了解干部，既要了解高級干部，又要了解中下級干部。當天，他在陝甘支隊團以上干部會上指出，民族的危機在一天天加深，我們必須繼續行動，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計劃，首先要到陝北去，那裡有劉志丹的紅軍。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榜羅鎮召開，正式確定把落腳點放在陝北，“在陝北保衛和擴大蘇區”。會后，紅軍越過六盤山，於10月19日抵達陝甘革命根據地的吳起鎮。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這裡召開會議，指出長途行軍已經結束，今后的戰略任務是保衛和擴大西北的根據地，領導全國革命斗爭，並以陝、甘、晉三省為發展的主要區域。這次會議，批准了榜羅鎮會議的戰略決策，宣告了中央紅軍長征結束。陝甘革命根據地是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全國碩果僅存的完整革命根據地，是黨中央和各路紅軍長征的落腳點，也是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后八路軍主力奔赴抗日前線的出發點。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中央紅軍主力在歷時一年的艱苦轉戰中，長驅二萬五千裡，縱橫十幾個省，粉碎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戰勝無數艱難險阻，實現了空前的戰略大轉移，勝利地完成了震驚中外的長征。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召開的重要會議，仿佛一塊塊路標，前后承接，指示著勝利的方向。這些重要會議，充分表明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嚴肅的、對人民負責任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勇於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善於總結經驗、汲取教訓，創造性地制定和實施符合中國實際的戰略策略，將中國革命事業不斷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