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對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卓著貢獻

作者:遲愛萍    發布時間:2021-11-30    來源:黨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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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他在1945年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成為毛澤東的重要助手。新中國成立時,他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又擔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在書記處分工中,他擔負著指導財經研究室和政策研究室城市部分的工作,政策研究室鄉村部分由任弼時分管。由於任弼時的健康狀況和早逝,事實上,劉少奇承擔了全面指導政策研究室的責任。劉少奇當時在黨內的地位和擔負的重任,決定了他在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進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他也不負組織重托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作出了卓著貢獻。

一、為黨籌謀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在理論、政策、實踐三個方面作出突出貢獻

1948年籌劃新中國重大事項提上日程后,毛澤東委托劉少奇集中力量研究新中國經濟構成和發展道路問題。劉少奇9月初撰寫《論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與合作社》手稿﹔9月中旬在政治局會議上,就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問題作長篇發言,較為全面地闡述了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構成、基本矛盾和建設途徑問題。

劉少奇在發言中指出:新中國國民經濟的總體就叫做新民主主義經濟,包含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合作社的半社會主義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小生產經濟,還有自然經濟。國營經濟是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和“社會主義成分”,“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國家手中的經濟武器”﹔合作社經濟“是國家經濟的極廣大而可靠的同盟軍”,是“新民主主義國家用以幫助、領導和逐步改造廣大小生產者的主要工具”﹔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目前不可缺少,適當發展對國民經濟有利,但其發展方向是走資本主義﹔小生產經濟,可以逐步走向合作、集體化、社會主義,但其也可以走向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經濟中的基本矛盾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斗爭具有社會主義性質,“有個‘誰戰勝誰的問題”,決定勝負的“是小生產者的向背”﹔“合作社是團結小生產者最有力的工具”,“合作社搞好了,就鞏固了對小生產者的領導權”。 [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10、4、5頁。]從劉少奇的這些論述來看,這時他對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尚未作出具體闡釋。

毛澤東肯定了劉少奇的研究,囑他對新民主主義“經濟成分的分析還要考慮”[ 《劉少奇傳》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613頁。]。恰好張聞天起草的《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報送中央,劉少奇在審閱修改中又明確了四個重大問題。第一,過渡性是新民主主義社會也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特點。國營社會主義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競爭的結果,決定新民主主義社會是過渡到社會主義,還是過渡到資本主義。第二,新民主主義經濟應該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組織性與計劃性,但必須嚴格限制在可能與必要限度內逐步實現。第三,共產黨必須建立一切必要的經濟機關,學會管理經濟,學會文明經商。第四,要使合作社“成為廣大勞動人民所易於接受和了解的一種經濟組織形式和一種普遍的社會制度”[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34頁。]。毛澤東稱贊劉少奇對“此件修改得很好”[ 《劉少奇傳》下卷,第614頁。]

隨著實踐的發展,劉少奇的理論思索也在不斷深入。他在12月華北財經委員會的報告中指出:共產黨要用經濟的方法取得與資本主義經濟競爭的勝利,實現社會主義前途,基本路徑有兩條:一條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管理和改造資本主義經濟,這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在適當條件下監督資本家,使資本家為國家服務的一種制度”﹔另一條是通過合作社實現無產階級在經濟上領導農民、政治上鞏固工農聯盟。[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52、54頁。]

劉少奇出色完成了毛澤東委托他對新中國經濟構成和發展道路問題的研究任務。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召開。劉少奇關於新民主主義經濟問題的重要觀點清晰體現在全會確定的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方針中。毛澤東的講話“更集中,更有理論深度”,劉少奇及張聞天的研究,“對毛主席形成七屆二中全會的講話,起到了重要的誘因作用”。[ 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當代中國出版社2011年版,第8頁。]毛澤東曾說:經濟建設方針1948年九月會議討論了,基本方針和經濟構成定了。東北有個文件,與九月會議精神相符。合作社必須發展,“少奇同志對這個問題很有研究”。[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 1949)》第2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頁[2]。]

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使城市接管及經濟的恢復成為當務之急。在1949年1月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建議把黨的政策匯集成冊,教育全黨,保障勝利,並把指導編印政策匯集的任務交給劉少奇。劉少奇在七屆二中全會講話中聚焦城市工作提出:“今后全黨的工作重心是城市工作”,但“要有城鄉一體的觀點”﹔對城市要“接收得好,還要管理得好,還要改造”﹔要“依靠工人,發展生產”。[ 《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9、420、421頁。]會后,中央和毛澤東囑劉少奇注意研究城市工作,並委派他去天津,指導落實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盡快恢復生產。

從4月11日到5月6日,劉少奇在天津視察28天,期間的講話、談話統稱為“天津講話”,其中明確了四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城市工作要堅持“四面八方”政策,即通過“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搞好城鄉關系,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內外關系。結合天津情況,劉少奇還具體闡述了運用“四面八方”政策,“管理、改造、發展天津,把消費的城市變為生產的城市,變為新的、生產的、人民的天津”[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80、76頁。]的途徑。第二,黨對資產階級一貫政策是又聯合又斗爭,這時的重點是聯合資本家恢復和發展生產,同時採取公私兼顧和勞資兩利的限制政策,以避免舊資本主義的前途,走向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是私人和公家的長期合作,在生產、商業、金融等方面,資本家都可以在自願互利前提下與政府協商合作。第三,“中國今天還不能實行社會主義”。要妥善處理勞資關系,在私營企業中,隻顧工人眼前利益,影響生產恢復和發展,是違背工人根本利益的﹔“隻有生產發展了,工人的生活才能提高和改善”,“這是個整個社會的問題。”第四,“中國就要進入建設時期,特別是經濟建設”,要“把戰時工業、戰時經濟,轉變為平時工業、平時經濟”。[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116、118、112、113頁。]

劉少奇的“天津講話”是對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確定的經濟方針和政策的具體貫徹落實,對天津城市接管和經濟恢復產生了直接指導作用,對全國城市工作避免“左”的錯誤亦有廣泛影響。此后,劉少奇根據毛澤東的建議,結合天津調查,就城市管理和對資政策問題,分別在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和北平干部會上作報告。5月31日,他代中央起草《關於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問題給東北局的指示》。指示中說,“立即消滅資產階級的傾向,實際工作中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路線,和黨的方針政策是在根本上相違反的”。《指示》經毛澤東修改下發各中央局等,要求“據以檢查自己的工作,認真克服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6冊,第428、427頁。]鄧小平回憶說:少奇同志天津講話 “是根據黨中央的精神來講的”,“對我們當時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國的時候不犯錯誤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 《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頁。]

天津之行還使劉少奇深切感到,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迫切需要“建立中央財政經濟的統帥部,其緊急不亞於軍事及其他問題”[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129頁。]。故天津視察期間,劉少奇就為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起草了《關於建立中央財政經濟機構大綱(草案)》,分送中央部分領導爭求意見。此后不久,劉少奇同朱德、陳雲在中央軍委召開的財經工作會議上,又具體討論了中央財經機構的設置,對《大綱(草案)》進一步修改后,送毛澤東審定。《大綱(草案)》精辟論述了建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的目的、組織框架、職能和原則等。[ 參見《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124—128頁。]6月4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黨政機關負責人和各民主黨派人士會議,宣布由陳雲、薄一波負責籌備組織中央財政經濟委員。劉少奇在大會上作財政經濟政策問題報告,再次結合天津視察,闡述新中國財政經濟政策,並突出闡釋了公私兼顧和勞資兩利政策的落實。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決定進城后財經工作大方針的同時,決定建立中央財經委員會來統一領導全國的財經工作”[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頁。]。根據形勢發展敏銳提出並全盤謀劃推動這一決策及時付諸實施,是劉少奇在黨中央運籌新中國財經工作總體戰略中的重大貢獻。按照劉少奇起草、中央集體確定的《大綱(草案)》,陳雲迅速領導組建了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使黨在解放戰爭迅猛發展、城市接管任務日益繁重、許多棘手的財經問題需要全局應對的情勢下,有了統一的財經指揮機構,這對既將執掌全國政權、有條不紊的帶領導人民邁入新社會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項具有決定意義的重要組織舉措。

隨后,劉少奇接受了毛澤東委派的又一項艱巨任務: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密秘訪蘇,時間由6月21日至8月14日。這是中共中央籌建新中國的重大步驟之一。劉少奇圓滿完成出訪,為新中國建設贏得蘇聯的援助奠定了基礎。

行前,劉少奇起草黨內報告提綱,精辟闡明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這樣“一個產業落后、發展又不平衡的大國”,進行經濟建設的方針和政策。第一,必須以發展國營經濟為主體,鼓勵其他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加強國民經濟計劃性,逐步和穩當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第二,普遍建立合作社經濟,使其與國營經濟密切結合,扶助獨立的小生產者並使之逐步向合作社方向發展。第三,用法律禁止一切投機操縱及有害國計民生的經營﹔在頗大范圍採用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形式是租讓、加工、定貨。第四,適當實行某些物品配給制﹔對市場採用調劑物價的政策﹔發展國家商業及合作商業,逐漸在廣大范圍代替私商。第五,利用蘇聯及東歐各國在經驗、技術、資金上的援助,幫助新中國更快走向社會主義。第六,中國共產黨要經常進行兩條戰線斗爭、反對兩種傾向:一種是放棄無產階級領導地位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傾向﹔另一種是在經濟計劃和措施上超出實際可能性,過早、過多、沒有准備地採取社會主義步驟的冒險主義傾向。[ 參見《劉少奇選集》上卷,第426、428—431頁。]訪蘇也使劉少奇清醒意識到:“在中國採取社會主義的步驟,必須根據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和全國最大多數人民的要求。”[《劉少奇選集》上卷,第435頁。]

總之,新中國成立前夕,劉少奇多次出色完成中央和毛澤東交付的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研究與籌劃任務,在理論、政策、實踐三個方面都作出重要貢獻:為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繪制新中國建設藍圖作出重要理論准備﹔卓有成效指導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經濟方針政策的落實,為黨的城市工作避免“左”的錯誤,迅速恢復經濟提供政策思路﹔主持籌劃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的成立,為黨擁有強而有力的經濟領導機構發揮突出作用﹔成功與蘇共中央溝通,為新中國贏得前蘇聯支持和援助奠定基礎。

二、主持新中國土地改革運動,為徹底消滅封建土地制度,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作出巨大貢獻

土改工作在黨內長期由劉少奇負責。1946年5月4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會議,討論通過《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將抗戰時期的減租減息政策調整為“耕者有其田”的政策﹔1947年7月,全國土地會議通過《全國土地法大綱》,老解放區進行了廢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斗爭。

新中國成立時,已完成或基本完成土改的地區約有農業人口1.45億,尚有2.64億農業人口的地區沒有進行土改[參見趙德磬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頁。],主要分布於1947年夏秋之際解放的華東、中南、西北、西南等新解放區。新區土改未開始前,劉少奇指導減租減息,安定農村,促進春耕,為土改准備了條件。

1950年6月,黨的七屆三中全會,成立由劉少奇負責,彭德懷、習仲勛、王震、劉伯承、鄧子恢、黃克誠等參加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員會,審定土改文件,指導全國的土改工作。全會通過了劉少奇關於土改問題的報告。

6月14日,劉少奇代表黨中央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作《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宣布從1950年冬起,在兩年半到三年內,基本完成全國土改。報告明確指出,“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這就是我們要實行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關於新區土改保存富農經濟的問題,報告解釋說,“現在的形勢已與過去根本不同”,“全國人民的基本任務,是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經濟建設,恢復與發展社會經濟”,困難主要在財經方面,“是恢復、改造與發展社會經濟上的困難”﹔且富農政治態度已有改變,“採取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不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是必要的,是比較地對於克服當前財政經濟方面的困難,對於我們的國家和人民為有利些”。報告還明確指出,新區土改的總路線,是“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農協是土改隊伍的主要組織形式和執行機關,各級農民代表大會、農協委員會和各級人民代表會議是土改活動中心,農民中的積極分子和派往鄉村的土改工作干部是土改的骨干等。[ 參見《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3、39、43-44頁。]

劉少奇主持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在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通過,為新區土改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據。該法規定: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余的糧食及其在農村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財產不予沒收﹔地主兼營的工商業及其直接用於經營工商業的土地和財產不得沒收,不得因沒收封建的土地財產而侵犯工商業﹔保護富農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得侵犯﹔半地主式的富農出租大量土地,超過其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數量者,應征收其出租的土地,等等。[ 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337頁。]這些政策利於保護中農和富農的利益,分化地主階級,減少土改阻力,穩定民族資產階級,促進經濟恢復與發展﹔也有利於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徹底廢除封建剝削土地制度的歷史任務。

階級成分的科學劃分,是順利實施土地改革法的前提。1950年7月,劉少奇主持制定了《政務院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該文件由前言的四項決定、毛澤東1933年起草和主持制定的兩個文獻《怎樣分析階級》和《關於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政務院的有關決定共三個部分組成。劉少奇撰寫了前言四項決定中的一、二、四條﹔對1933年兩個文獻進行了少量修改,撰寫政務院關於這一問題的補充決定和新決定,主持並親自對整個文件數次修改。[參見《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頁。]該文件對新中國初期農村階級成分作出清晰界定,為新區土改中階級成分的劃分提供基本政策依據。經過一段實踐,劉少奇綜合各中央局反映的新問題,於1951年2月又領導制定了《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補充規定(草案)》,作為黨內文件下發,使土改中階級成分劃分政策的實踐指導性進一步加強。

劉少奇卓有成效地領導了土改運動。他綜合各地意見,提出新區土改逐步推進計劃:1950年冬在華北、西北、華東、中南約1億農業人口的地區開始土改﹔其余約1.64億農業人口的地區,大部分在1951年秋后進行,一部分在1952年秋后進行﹔剩余小部分主要是少數民族聚居區,約2000萬人口,根據工作情況與群眾覺悟程度另定時間。[ 《劉少奇選集》下卷,第30頁。]他注意引導干部把握好土改發展方向,使土改與生產相互促進,避免出現“左”和右兩種錯誤傾向,及時制止因土改妨礙農業生產及城市經濟恢復的現象。他對地方報送的情況電報,總是積極肯定正確做法﹔對需要完善的方面,明確表態,給予指導﹔對好的經驗和值得普遍注意的問題,轉發各地推廣借鑒。這套肯定支持、指導完善、普及推廣的工作方法,有效調動和凝聚了地方干部的積極性和智慧,形成群策群力、上下促進、共同推動土改運動良性發展的局面。

針對土改中的特殊性問題,劉少奇從實際出發,指導擬訂具體的土改政策。比如,根據城市郊區特殊土地較多、資本家與其聯系緊密、土地和農產品的商品化程度較高、資本主義農業經營方式有所發展的情況,劉少奇指導擬訂了《城市郊區土地改革條例》,要求保護工商業家在城市郊區的財產和合法經營﹔城市郊區所有沒收和征收的農業土地,一律歸國家所有,分配給無地少地農民耕種使用。他直接修改的《條例》第11條規定:凡在城市郊區使用機器耕種有其他進步設備的農田以及農事試驗場、菜場、果園等,無論其為地主或農民所經營,無論其土地所有權有無變更,均由原經營者繼續經營使用。[參見《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匯編(1949—1950)》,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93、94頁﹔《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二冊,第424頁。]這些規定適應了城市建設與工商業發展的需要。又如,根據華僑眷屬人均土地佔有數量少且散,購置土地的資金主要靠在海外出賣勞動力或從事商業的積蓄,多數僑眷生活主要依靠僑匯而不是依靠出租土地維持的特殊情況,劉少奇指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廖魯言和中央人民政府華僑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廖承志,商擬《土地改革中對華僑土地財產的處理辦法(草案)》,並親自審定。該辦法實事求是對待僑眷土地特殊情況,贏得了華僑對人民政府的信任。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僑匯年年增加,支持了國家建設。[ 參見吳承明、董志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52)》,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244頁。]還如,根據少數民族地區復雜的社會情況,劉少奇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土改給予了慎重且行之有效的指導。在他的指導下,少數民族地區不僅順利完成土改任務,且經濟發展,社會穩定,邊防鞏固。

1952年底,土改在全國基本完成。新區土改的成功,是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劉少奇的突出政績,對新中國社會經濟產生深遠影響:徹底鏟除封建剝削土地所有制,農民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農村生產力的解放促使農業及工業迅速恢復和發展,為新中國工業化的實現創造了基本條件。

三、指導新中國合作社經濟的整頓與發展,為加強城鄉物資交流,探索新民主主義合作社經濟的發展規律,作出重大貢獻

新中國成立前夕,劉少奇在研究新中國經濟構成時,潛心研究合作社經濟,形成了比較系統的關於新民主主義合作社經濟的理論認識,在黨內有著重要影響。他認為:辦好合作社對新民主主義經濟會產生四種重要影響:一是把國家機關與千千萬萬的小生產者及其他勞動人民在經濟上聯結起來,成為這種聯系的橋梁。二是在廣大范圍內代替私人商業資本的作用,排斥投機商人﹔大多數勞動人民因免除剝削而站在國家方面,增強了國家經濟的競爭力,使投機商人及舊資本主義成分不能操縱市場,穩定了物價﹔使大量商業資本流向生產事業,促進生產發展。三是能夠幫助國家增加社會經濟的計劃性,避免或減少盲目性。四是在戰時及國家經濟困難時,可以幫助國家實行配給制及幫助國家和人民解決許多困難問題。沒有合作社,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就無法系統領導、組織與改造千千萬萬散漫的小生產者,他們就有可能被投機資本及舊資本主義成分吸引過去或處於投機資本及舊資本主義成分的控制之下,而成為舊資本主義的后備軍,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就要失敗。故劉少奇認為,合作社是消滅投機商業,保障新民主主義經濟勝利前進的最重要的工具,是新民主主義經濟與舊資本主義經濟和平競爭中最重要的工具,承擔著組織小生產,以提高小生產的生產力,在將來則在極廣大的范圍內改造小生產成為大生產的歷史任務。[參見《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0、11—12、6—7頁。]劉少奇認為,發展合作社經濟,在當時新中國經濟建設中“是一個帶決定性的問題” [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54頁。]。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央合作事業管理局。1950年春,“合作社已經成為全國的群眾性的經濟組織,在國民經濟中已開始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但“一般還沒有走上正軌”。[ 《薄一波文選》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頁﹔《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第73頁。]鑒於合作社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作用和具體現狀,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對合作社加強管理和進行整頓。

1950年7月,中央合作事業管理局召開中華全國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屆代表大會,成立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選舉薄一波等31人組成的聯合總社臨時監事會。大會通過劉少奇直接指導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社法(草案)》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社登記辦法(草案)》。前一個文件劉少奇至少作了六次重大修改,改寫和加寫了許多內容。[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二冊,第272頁。]這兩個文件是人民政府指導合作社整頓和走上正軌的基本准則和政策依據。

劉少奇在代表大會上作報告,會間還同聯合總社負責人及參會的大行政區負責人談話,結合新中國成立后的情況,對新民主主義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提出重要指導意見。他說,合作社“是新的進步的社會制度”﹔將“合作社辦好,走上正軌,是我們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關鍵”,是“很偉大的事業”。[ 《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第89、80、89頁。]合作社我們辦了很久,沒有走上正軌,原因是對合作社的半社會主義性質解釋的不清楚。新民主主義合作社不同於國營工商業,“是勞動人民自願聯合、保護自己正當利益的經濟組織”﹔“是在私有財產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集體經濟,股金是群眾湊集的,其目的是把小生產者組織起來,還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性質”。同時新民主主義合作社又與資本主義合作社性質完全不同,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助手”﹔股金是社員群眾的,平均入股,目的不是為賺錢,是為了讓消費者取得便宜的消費品,讓生產者取得便宜的生產資料和比較高價地賣出產品,不是為分紅。所以,合作社“是半社會主義的。把合作社辦成國家商店是‘左’了,辦得像私人商店是右了。既不要‘左’,又不要右,要走上正軌,這是合作社工作中的基本原則問題。”保持合作社半社會主義性質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有國家政權的領導﹔二有強大經濟力量的扶助。”“離開國家政權領導就不能成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但先決條件還是經濟力量的扶助。”[ 《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第68、79、78、79、69-70頁。]

劉少奇有豐富的領導經驗和戰略遠見。他敏銳發現會議存在的不足,會后在與中財委和合作總社領導談話時指出:這次全國合作社工作者代表會議,對合作社“經濟工作根本未討論,這是很大的缺點。”合作社隻講方針政策,不把業務搞好,要走上正軌,仍不可能。於是他提出15個業務課題,要求聯合總社派干部深入基層,實際調查,搜集材料,分析研究,提出解決辦法,經中央討論后,在全國實行。[ 參見《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第90—93頁。]把提高業務經營水平納入合作社整頓,對促使合作社經濟更堅實和有質量的發展,進一步加強其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義。

活躍城鄉物資交流,是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振興全國經濟的中心環節和頭等大事。對合作社將城鄉物資交流、特別是推銷土產作為重點業務,劉少奇給予了政策引導。1951年3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召開土產會議加強推銷土產的指示》。劉少奇在修改這一指示時加寫道:“在合作社組織已有基礎的地方,應使合作社用大力來推銷土產。在各級農村合作社內部應設推銷部,劃定資金和干部去專門經營土產的推銷,把目前許多合作社聯營的方式,有計劃地發展為上下級合作社統一調配使用資金去經營土產,並實行利潤的適當分配,要使農村合作社逐步地成為土產推銷的主要組織。”[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頁。]5月11日,劉少奇在代中央起草給各中央局的指示電中,又提出新區合作社在土產推銷中要注意的8項原則。[ 參見《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三冊,第266—268頁。]這些指示對於引導和推動農村合作社在城鄉物資交流中積極發揮作用,產生重要影響。1951年全國出現城鄉物資交流高潮,有力推動了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農村合作社在其中功不可沒。

隨著城鄉物資交流的發展,劉少奇聚焦研究農村供銷社。1951年夏秋,他先后撰寫《關於合作社的若干問題》《關於合作社問題的決議(草案)》《論合作社問題(初稿)》,為我們認識新中國農村供銷社的歷史作用,探索黨領導和團結農民的方式和途徑,留下了寶貴思想資源。劉少奇強調,共產黨要通過農村供銷合作社為農民辦好三件事:推銷多余生產品、供應所需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這是農村供銷合作社最基本的任務,是組織供銷合作社的基本出發點,也是農民加入合作社的基本出發點和要求,是合作社在全部工作中一時也不能離開的基本目的。合作社辦好這三件事,在國家經濟和政治中將起重大作用:把大量農產品控制在自己和國營經濟機關手中,大量供給工廠原料和城市需要,又能為國家推銷大量工業品﹔成為國營經濟機關與廣大農民小生產者密切結合的紐帶,使合作社和農民成為國營經濟的同盟軍,使農民和國營經濟都避免商人的中間剝削﹔使合作社中的共產黨員和先進分子能用集體主義精神教育廣大農民,使他們了解並接受社會主義原則。[ 《劉少奇選集》下卷,第100—102頁。]辦好這三件事,是“決定農民趨向誰的重大的政治問題”,“農民的趨向又是決定誰勝誰的關鍵之所在”。[ 《劉少奇選集》下卷,第104頁。]

供銷合作社與私人商業截然不同,這主要體現在辦理業務的基本方針和業務運行的基本原則及方法上。關於供銷合作社辦理業務的基本方針,劉少奇提出,要忠實於農民的利益,誠心誠意為農民辦事﹔為社員推銷產品和供應生產、生活資料,在價格、質量等方面都不使農民吃虧﹔賺取利潤不能與為農民辦好供銷平列,前者要服從后者。關於供銷合作社業務運行的基本原則及方法,劉少奇也提出了要求,他強調,供銷合作社要對社員所交股金與分紅有限制,防止出現大股社員利用資金實力影響和控制合作社的局面。要高效合理運用合作社資金,加快貨物流轉率與資金周轉率﹔合作社與農民要簽訂嚴格定購合同,用法律保障合同履行,防止出現呆帳﹔合作社不應花費金錢做鋪張門面和招待主顧的工作,應該坦白和貨真價實地與社員交易,培養貿易中公平老實的作風﹔合作社應以商品生產高度發展地區作為建設和業務經營的重心,以帶動其他地區合作社的工作,並可使國家掌握重要物資﹔各級合作社內必須實行民主和監督等。

無論理論還是實踐,劉少奇對新民主主義合作社經濟的發展,都作出了貢獻。合作社制度“開始成為中國一種新的日益重要的社會經濟制度”,成為“改造舊中國和建設新中國的一個偉大的動力”,[ 《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第122頁。]而這是離不開劉少奇的重要指導的。

四、為探索新中國經濟發展道路,作出重要理論貢獻

新中國成立前夕,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新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前的過渡時期的經濟發展道路已有一些基本共識:一是選擇有別於蘇聯的五種經濟成份並存、共同發展的混合型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二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國民經濟恢復和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7頁。]。結合新中國成立后的鮮活實踐,劉少奇對國家經濟發展道路問題作出進一步探索。

劉少奇在1950年撰寫的《國家的工業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中,提出國家發展道路的基本目標和途徑。第一,“提高生活水平,過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是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最大的要求和希望,也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力求實現的最基本的任務。”革命的勝利,已為黨實現最基本的任務掃清障礙﹔黨要利用國家政權力量,發展一切有益於人民的生產及其他經濟事業,使中國逐步地走向工業化和電氣化,建立強大的經濟力量和國防力量﹔在這個基礎上實現使中國人民逐步提高生活水平,能夠過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的目標。第二,新中國要走社會主義或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工業化道路。通過國家稅收,國營工業、商業和銀行利潤,以及發行建設公債等人民節約的辦法實現資金積累。“在建設時期內,存在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由人民積累資金以加快工業化之間的矛盾”,但能夠在工業化過程中“逐步地提高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避免失業、飢餓和破產的痛苦,並且不需要去侵略其他的民族和國家,更不需要進行戰爭。”[ 《劉少奇選集》下卷,第7-8頁。]

1951年2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要求全黨干部樹立“三年准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 [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頁。]的思想,加緊經濟建設准備工作。7月5日,劉少奇在中南海春耦齋,對中共中央馬列學院一班學員作《中國共產黨今后的歷史任務》的報告,精辟揭示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的進程和條件。第一,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中,五種經濟成分逐步變化,其結果是:工業比重逐漸增大,農業比重相對縮小﹔社會主義與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比重要逐步增大,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與個體經濟的比重和作用要相對縮小。變化過程“估計至少十年,多則十五年,二十年”。[ 參見《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三冊,第539—541頁。]第二,“進入社會主義主要是兩步:工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利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來實現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是決定條件。另外三項條件是:國營經濟、合作社逐漸加強﹔在國家經濟中逐漸証明國營經濟明顯優越於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合作與援助。這些條件“使資本家在政治上、思想上、經濟上孤立,最后消滅資本主義”[ 參見《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214-215頁。]

1952年10月,劉少奇訪蘇期間在給斯大林的信中,根據新中國社會經濟變化的新情況,對新民主主義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的必然性和進程作了進一步描述:一五計劃執行后,國營經濟比重將會有更大的增加,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比重會縮小到20%以下﹔十年后,私人工業將不到10%,且大體都要依賴國家供給原料、收購和推銷它們的成品及銀行貸款等,並納入國家計劃,不能獨立經營。由於歷史及現行國家政策的作用,將私人工業在多數資本家同意的情況下不費力地收歸國營的可能性完全存在,全部工業國有化的進程是客觀必然的。在農業中,准備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內將中國多數農民組織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和集體農場內,在基本上實現中國農業經濟集體化。對手工業,准備用力幫助小手工業者組織生產合作社,並鼓勵手工作坊主聯合起來採用機器生產,還有一部分則會要被機器工業所擠垮。[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四冊,第526—529頁。]后來社會主義改造的實際進程要比預想的快得多。

1953年,新中國“由國民經濟的恢復時期開始進入國民經濟的有計劃建設的新時期”[ 《劉少奇選集》下卷,第115頁。]。1月13日,劉少奇參與毛澤東挂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1954年他在參與憲法討論修改的同時,受毛澤東委托,主持起草《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9月15日,劉少奇代表憲法起草委員會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作《報告》,對新中國道路的選擇作出精辟論斷。第一,新中國五年的巨大變化表明:“由目前復雜的經濟結構的社會過渡到單一的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的社會,即由目前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是我國應當走的唯一正確的道路”﹔“而且不能不走,因為這是我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第二,新中國具備的政治、經濟與國際條件,決定共產黨“能夠通過和平道路消滅剝削制度、建成社會主義”。黨在過渡時期運用利用和限制政策,可以解決既有社會主義,又有資本主義的兩種矛盾所有制並存問題。第三,建設社會主義,是新中國各民族的共同目標。“但是各民族有不同的歷史條件,決不能認為國內各民族都會在同一時間、用同樣的方式進入社會主義。”“在什麼時候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以及如何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等問題上,都將因為各民族發展情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劉少奇選集》下卷,第142、144、152、154、166頁。]

1954年6月29日至7月1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一五計劃編制中的問題﹔7月中下旬五次主持政治局會議,聽取李富春、鄧子恢、薄一波關於編制一五計劃的報告,並進行討論。11月1日至23日,劉少奇和毛澤東、周恩來集中廣州,共同審閱一五計劃草案。返京后,劉少奇除繼續參加一五計劃最后審議外,開始參與中央領導對二五計劃的籌謀。對國家發展計劃編制的直接介入,使劉少奇積累了豐富的經濟工作感性認識,他以思想的睿智和犀利,從眾多的經濟現象中抽出主要問題,在1955年結合日常領導工作,對經濟建設工作提出許多重要指導意見。比如:要加強計劃工作和計劃機構﹔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政治領導﹔要積極探索管理國營企業的途徑﹔要高度重視水土保持工作等。在通過《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的決議》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劉少奇作了關於國際局勢的長篇發言,強調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創造長期和平的環境,“是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必要條件,也是我們黨在過渡時期總任務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頁。]

1955年10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確定,由劉少奇負責中央委員會提交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工作報告的起草。12月5日,劉少奇在主持政治局召開的有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上明確,八大中心問題是“作總結性的檢查”,“准備工作應同各部門各地方的實際工作結合”,擬同各部負責同志談話。從1955年12月7日至1956年3月9日,劉少奇先后約談中央和國務院37個部門主要負責人,匯報和座談內容涉及工業、農業、財政、交通運輸等多個方面[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七冊,第410、415頁 [12]。]﹔結合反映出的問題,劉少奇有的放矢,提出對經濟建設具有指導性的意見。

在工業建設方面,劉少奇就生產、技術創新、企業管理提出多項具體指導意見。比如,關於生產,要注意產品品種的研究和更新,注重產品質量,要搞技術標准和質量標准,與科學研究工作結合,建立專門的研究機構﹔重視、愛護、組織設計人才﹔不斷更新機器,並盡可能利用城市工廠現有設備中准備更新下來的舊機器,支援農村。[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272頁。]關於技術提高和創新,要把手工業優良技術與機器工業結合,“在手工業基礎上求發展,這是一個政策問題,是工業方面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特別是“很多輕工業產品應該在手工業合作化的基礎上提高,不要拋棄本國的傳統基礎,什麼都學外國”,中國好的東西要“提高和發揚”。自己沒有的技術,要派學習小組出國學或請外國專家和技師指導﹔“與蘇聯及兄弟國家的技術合作應該努力發展,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也要盡量吸收,花錢買他們的技術,向他們學。”[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271、277、278、276頁。] 關於企業管理,應廢除固定工與臨時工,實行用工合同制﹔招收工人,要嚴格遵守政治思想好、有一定文化、身體健康、年輕四項條件﹔凡不遵守勞動紀律的工人要開除﹔技術人員的工資可以高於部門或企業領導人,低級工的工資不能再增加,避免平均主義﹔倡導先進生產者運動,推動生產力發展。

從商業工作全局提出四項重要方針:一是注意商業的整體性。“全國性與地方性相結合,是商業工作的一個大問題”[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283頁。]﹔中央與地方要相互支援,反對本位主義﹔領導者要打大算盤,不要打小算盤。二是注意運用商業部門對工業部門的“發言權。”商業部門有權根據商品積壓和脫銷情況,向工業部門提出改進生產的要求。要把採購當成一種經濟政策,指導發展什麼,不發展什麼,促進生產,滿足人民需要,摸清人民的脈搏。社會主義商業要盡量避免由於生產水平造成的對人民消費的強制情況,消滅次貨﹔要比資本主義商業貨物齊全,大路貨和小百貨都要經營。三是國營商業與合作社要合理分工並積極合作。在採購方面,合作社要向小商品展開,大商品交國家商業收購﹔這對國民經濟、財政積累有很大好處。四是對外貿易要繼續貫徹內銷服從外銷的方針,擴大出口,改進出口商品質量,加強外貿行情研究。[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經濟》,第285—287頁。]

在交通運輸、通訊建設方面,劉少奇也提出許多具體指導意見。比如:鐵路和航空都要高度關注學習世界最新技術,新式機車可以花錢買,自己試驗和仿造﹔飛機要下決心由國內自己造。郵電部門要加強自主科學研究,把世界科學先進技術學到手,長遠建設計劃要注意在技術上別走回頭路﹔建設應該根據地區、人口、經濟、文化的發展條件來決定,應該找與我國有相似特點的國家去學習經驗,在技術上要集中力量攻關。[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292—293頁。]

對農業的發展,劉少奇沒有直接提出指導性意見,但提出一系列具有全局引導作用的研究課題。[ 參見《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280-282頁。]

經過四個月與中央和國務院37個部門主要負責人座談,劉少奇廣泛和深度了解經濟建設情況,針對問題直接提出益於工作完善和發展的指導性意見,促進了各經濟部類工作的改善﹔同時為他主持黨的八大政治報告具體起草工作,總結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經驗,闡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針,積累了充實材料。

劉少奇的調研方法受到毛澤東的稱贊。從1956年2月中旬到4月底,毛澤東也先后聽取國務院34個部委的匯報,形成《論十大關系》的重要報告,為八大政治報告的起草提供基本遵循。6月底,中央成立由劉少奇主持,陳雲、鄧小平等7人參加的政治報告起草委員會,在毛澤東領導下進行工作。劉少奇作為具體起草工作主持人,在八大政治報告形成過程中,從內容到文字,做了大量工作,發揮重要作用。

9月15日,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也是黨執政后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在報告中,他對新中國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歷史進程作出三點重要判斷和總結。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標志著我國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開始。”過渡時期的基本特點:一是用相當長的時間,實現以重工業為先導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使我們國家由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二是用和平改造的方法改造舊經濟。第二,1955年下半年出現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高潮,“是一九四九年以來我國各種社會條件發展成熟的必然結果”﹔“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建立了對於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基礎。”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在一五計劃期間基本完成,但沒有全部完成。第三,“現在,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斗爭的任務已經變成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我們黨現時的任務,就是要依靠已經獲得解放和已經組織起來的幾億勞動人民,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對我們有利的條件,盡可能迅速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一五計劃已取得巨大成就,黨中央要求“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建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 《劉少奇選集》下卷,第205、206、208、209、253、203、224頁。]

此外,劉少奇在報告中還以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為指導思想和基本遵循,在總結一五計劃建設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二五建設必須堅持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方針。這主要包括:在工業方面,必須繼續貫徹執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注意沿海與內地的合理布局,注意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配合,注意中央和地方積極性的正確結合﹔努力提高產品質量﹔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要逐步從工資收入、勞動保護、副食品供應、職工福利、工休時間五個方面改善職工生活﹔在企業中建立以黨為核心的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領導制度,同時要保証企業在國家統一領導和計劃下,在計劃管理、財務管理、干部管理、職工調配、福利設施等方面,有適當自治權利。在農業方面,要保証糧棉增產,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其主要方是:依靠農業合作社和農民興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種、推廣新式農具、提高復種指數、改進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災害。此外,還必須保証農民在生產發展的條件下能夠增加收入。在商業方面,必須根據人民群眾和對外出口的需要,通過價格政策和採購措施推動工業和農業增加產量,改善質量﹔要擴大商品流通,適應商品採購和群眾購買方便﹔要改進過嚴過死的購銷措施和市場管理辦法,在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的一定范圍內,允許國家領導下的自由市場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發展,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等。

劉少奇的八大政治報告“凝聚了全黨的經驗與智慧,達到了當時可能達到的最高認識水平”[ 《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472頁。]﹔是黨的八大路線的主要載體。歷史証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1頁。],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拓作了重要理論准備。

新中國的成立,使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率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站到了一個全新的歷史起點。為邁好起始之步,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殫精竭慮,深思遠謀。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劉少奇善於理論聯系實際,全面慎密思考、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新中國經濟發展提出了許多遠見卓識,多次出色完成黨中央和毛澤東交付的探索新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重任,為推動新中國由新民主義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作出了卓著貢獻。在探索新中國經濟建設的過程中,劉少奇所表現出的堅定理想信念和實事求是精神,非凡的理論思維能力和理論勇氣,觀察問題深刻透徹、析事物鞭辟入裡、揭露矛盾尖銳潑辣的可貴品格,善於在復雜環境中,統攬全局,洞悉事物本質,採取和實施切實可行政策的卓越領導才能和膽識,為全黨樹立了楷模,也為全黨留下了具有長久啟示意義的寶貴精神財富。

(作者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返聘研究員。此稿刊《黨的文獻》2018年紀念劉少奇同志誕辰120周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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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10、4、5頁。

《劉少奇傳》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613頁。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34頁。

《劉少奇傳》下卷,第614頁。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52、54頁。

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當代中國出版社2011年版,第8頁。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 1949)》第2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頁[2]。

《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9、420、421頁。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80、76頁。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116、118、112、113頁。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6冊,第428、427頁。

《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頁。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129頁。

參見《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124—128頁。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頁。

參見《劉少奇選集》上卷,第426、428—431頁。

《劉少奇選集》上卷,第435頁。

參見趙德磬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頁。

參見《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3、39、43-44頁。

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337頁。

參見《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頁。

《劉少奇選集》下卷,第30頁。

參見《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匯編(1949—1950)》,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93、94頁﹔《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二冊,第424頁。

參見吳承明、董志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52)》,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244頁。

參見《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0、11—12、6—7頁。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54頁。

《薄一波文選》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頁﹔《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第73頁。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二冊,第272頁。

《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第89、80、89頁。

《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第68、79、78、79、69-70頁。

參見《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第90—93頁。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頁。

參見《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三冊,第266—268頁。

《劉少奇選集》下卷,第100—102頁。

《劉少奇選集》下卷,第104頁。

《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第122頁。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7頁。

《劉少奇選集》下卷,第7-8頁。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頁。

參見《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三冊,第539—541頁。

參見《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214-215頁。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四冊,第526—529頁。

《劉少奇選集》下卷,第115頁。

《劉少奇選集》下卷,第142、144、152、154、166頁。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頁。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七冊,第410、415頁 [12]。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272頁。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271、277、278、276頁。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283頁。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經濟》,第285—287頁。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292—293頁。

參見《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280-282頁。

《劉少奇選集》下卷,第205、206、208、209、253、203、224頁。

《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472頁。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