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在延安時期的學習

延安整風期間，戰士們在認真學習討論

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會址

學習，是中國共產黨與生俱來的鮮明品質。中共中央落腳陝北后，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進一步深刻認識到：“我們所處的環境，比任何時候要來得復雜﹔我們的任務，也特別來得繁重與艱難。我們的民族，正與敵人進行著決死的搏斗，要在這個空前的歷史戰爭中，求得自己的生存，因之必須我們要努力地學習。”在毛澤東號召下，黨在延安時期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學習高潮，開啟了依托干部學習教育武裝全黨、教育人民、指導革命的生動實踐。

一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后不久，即在瓦窯堡恢復“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並與“中共陝北特委黨校”合並，正式定名為“中共中央黨校”（1937年2月，中央黨校進駐延安）。12月，瓦窯堡會議提出，“必須大數量的培養干部”。此后，中共北方局、華中局、西北局等相繼成立黨校，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等相繼創建。陝甘寧邊區所屬的地方黨委，也建立一些干部學校，對干部進行輪訓。1938年9月，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針對“我們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養”“很不普遍，很不深入”的狀況指出：“領導一個幾萬萬人口的大民族，進行空前的偉大的斗爭。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對於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並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我希望從我們這次中央全會之后，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地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的更多一點，更好一點。”1939年2月，中共中央設立干部教育部，專門領導全黨的馬列主義學習運動和在職干部教育。3月，正式發布《延安在職干部教育暫行計劃》。5月，干部教育部召開在職干部教育動員大會，毛澤東發表重要講話，他提出：“要把全黨變成一個大學校”“全黨的同志，研究學問，大家都要學到底，都要進這個無期大學”。6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對開展起來的學習運動作九條指示。1940年初，中共中央先后發布《關於干部學習的指示》《關於在職干部教育的指示》，推動干部學習，並採取一系列舉措抓好貫徹落實。

這一時期，為確保干部學習的“持久性與經常性”，中共中央確立在職干部平均每日兩小時學習制度，並將5月5日馬克思生日定為干部學習節。進一步明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主的學習內容，並組織編撰和翻譯馬恩列斯的著作及蘇聯的教科書，例如《馬恩叢書》《列寧選輯》《哲學選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政治經濟學》等。為了“使每個人都學有所得”，普遍建立干部學習小組，並根據參加學習的干部從事工作、文化水平等的不同，劃分為甲、乙、丙等不同類別的小組，分別規定不同的教育課程，分別指定教員、指導員幫助學習。“為了把學習運動更加推進、更加提高”，注重開展經常性學習檢查。“全延安在職干部學習的總檢查，每四個月一次，由中央干部教育部領導舉行之。軍事機關，邊區機關和中央直屬機關，每兩個月檢查一次，由各主管機關分別領導舉行之。各支部干事會須每個月檢查一次。”

二

隨著學習運動的逐步深入開展，干部學習中理論與實際相脫節問題日益凸顯。對此，毛澤東提出，“必須加強干部中策略教育，使其成為干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項”。1940年8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布《關於加強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要求在職干部必須學習中共中央的決議、決定及中央領導同志有關策略的報告，黨報上的重要文章要有助於提高干部策略思想，使干部真正掌握黨的路線，學會在各種環境、各種情況中堅定靈活地貫徹黨的路線，不迷失方向。10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提高延安在職干部教育質量的決定》，再次就策略教育作出部署。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會上，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提出改造全黨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的任務，批判了理論和實際脫離的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明確指出“在職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學校的教育，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8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並設立調查研究室，毛澤東擔任主任一職，號召全體黨員和干部開展調查研究。9月，中共中央通過《關於高級學習組的決定》，成立中央學習組，毛澤東任組長，同時要求在延安和外地各重要地區成立高級學習組。9月至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九月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於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報告指出“現在，延安的學風存在主觀主義，黨風存在宗派主義”“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會議決定要增加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宣傳教育內容。11月，中央軍委發布《關於高級軍事干部學習的決定》，特設軍事高級學習組，朱德任組長。在給中央研究組及高級研究組的指示中，毛澤東指出，“本組研究方針，以理論與實際聯系為目的”。12月，《中央關於延安在職干部學習的決定》明確提出“為求得理論與實際的一致”所必須堅持的四個原則。同月，《中共中央關於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發布，進一步明確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目的是為了使人們“能夠正確地應用這種理論去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而不是為了書本上各項原則的死記與背誦”。

這一時期，為克服隻注意馬列主義抽象原則學習帶來的危害，中共中央要求把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革命實踐過程中形成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作為加強策略教育和提高在職干部學習質量的主要內容，並陸續組織編撰了一系列學習教材。從1940年下半年開始，毛澤東親自主持收集、編輯和研究黨在六大以來的主要歷史文獻（1941年12月，《六大以來》正式印制，編入1928年6月黨的六大至1941年11月共500余個文件），成為中高級干部學習的重要文件資料。為積極響應黨中央和毛澤東“既學得理論，又學得實際”的號召，延安各中央機關、各群眾團體、西北局和陝甘寧邊區政府都先后派出調查團、考察團，深入基層開展調查研究，寫出了一系列調研報告。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婦女生活調查團撰寫的《沙灘坪調查》、西北局調查研究局考察團撰寫的《綏德、米脂地區農業生產問題初步研究》、林伯渠撰寫的《農村十日》、張聞天撰寫的《出發歸來記》等。根據九月會議的要求，黨的高級干部開始更加注重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總結黨的歷史經驗，以求從政治路線上分清是非，達到基本一致的認識，為全黨普遍整風作了准備。

三

1942年2月，毛澤東先后作《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整風運動在全黨普遍展開。兩個報告全面系統地提出了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任務，同時闡明了整風的宗旨和方針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這兩個報告實際上是發動全黨整風的動員報告。會后，各單位均傳達了毛澤東的報告，並制定了學習計劃和檢查工作計劃，普遍和充分地向黨員、干部作了思想動員。同月，針對在職干部教育存在的問題，在總結以往干部教育經驗基礎上，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要求在職干部應努力學習業務、政治、文化、理論，進一步加強時事與政策的學習，明確“不論任何工作部門，也不論業務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論教育的任何方面，均須貫徹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的精神”。4月，中宣部印發《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對下一步整風進行部署。5月，成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毛澤東任主任。在總學委直接領導下，設立中央直屬機關分區學習委員會、軍委直屬系統分區學習委員會、陝甘寧邊區系統分區學習委員會、文委系統學習委員會和中央黨校學習委員會。中央總學習委員會每周或每兩周召集一次延安干部的學習會，研究學習問題，並討論時事、政治和工作等問題。整風運動中，1942年4月至8月初，重點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1942年8月至12月中旬，重點是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1942年12月中旬到1943年3月中旬，重點是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1943年3月中旬至10月，各單位就自己的工作和整風學習進行總結。1943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高級干部進一步研究和討論黨的歷史問題，對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黨史上幾次大的路線錯誤進行全面、系統的總結並作出結論。1944年3月，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關於路線學習、工作作風和時局問題的長篇講話。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召開，在充分討論和反復修改的基礎上，全會原則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內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出正確的結論，並且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杰出貢獻，肯定了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的重大意義。至此，整風運動勝利結束。

延安整風運動是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也是破除黨內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錯誤傾向的偉大思想解放運動。這一階段的學習教育，收到了巨大成效。它堅持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方向，使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在全黨范圍內深入人心，這是加強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一大創造。這一時期，黨員干部在深入學習的基礎上，圍繞怎樣以從實際出發的觀點對待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怎樣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以及怎樣對待黨的歷史中一些重大問題展開了大討論。通過這些學習和討論，使黨員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通過整風運動，實現了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全黨空前的團結和統一，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礎。

在全黨整風的基礎上，1945年4月至6月，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會議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並寫入黨章。大會之后，延安各干部學校掀起了學習七大文件、抽調干部奔赴各抗日根據地參加戰略反攻的熱潮。

四

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的重要歷史時期，也是黨自成立以來第一次大范圍深入系統組織全黨學習教育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我們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

“一天不讀報是缺點，三天不讀報是錯誤”，黨的高級干部以上率下、帶頭學習。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博覽群書，在窯洞裡、油燈下，他系統學習和研究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結合中國革命實際撰寫了《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論聯合政府》《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等大量文章。斯諾的《西行漫記》有這樣一段記載：“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採訪共產黨的黨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於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專心讀了這幾本書。”在毛澤東的帶動下，其他黨的高級領導干部也紛紛加強學習，帶動全黨形成了濃厚的學習氛圍。曾擔任陳雲秘書的余建亭回憶陳雲：“延安時期，從不打扑克，也不跳舞，一有空就看書學習，學習起來很認真。認真地讀原著，認真地讀參考書籍，認真地做筆記。學習中有不理解的地方，就虛心向理論界的同志請教。”陳雲的子女們在紀念父親的文章中也寫道：“父親讀起書來，如飢似渴，有時甚至到了拼命的地步。”這一時期，黨的高級干部還經常深入基層指導和解答干部學習中提出的問題，並作輔導報告。如：毛澤東作《論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劉少奇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陳雲作《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的報告等。

“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注重在學習中弘揚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是延安時期干部學習教育一以貫之的突出特點，是黨一以貫之的學風要求。延安時期的學習不搞大而空，不走形式，注重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貫穿學習教育全過程，並深刻指出毛澤東的著作“是我黨馬列主義中國化最好的典型著作，因而也應該是我們全體同志研究、分析中國社會、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最好指南針之一”。對於如何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他多次強調學習馬列主義不是學些馬列主義的詞句，而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針對黨內存在的一些學者“言必稱希臘”等現象，他明確提出：“不要割斷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隻有向民眾學習，向環境學習，向友黨友軍學習，了解了他們，才能對於工作實事求是，對於前途有遠見卓識”。

“以理服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注重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延安時期的干部隊伍，一部分出身於工人、農民，大都文化程度和理論水平不高﹔一部分是來自全國各地和海外歸國的愛國知識分子、愛國華僑，有的缺乏系統理論學習和黨性鍛煉，有的缺乏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在加強理論教育的同時，注重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宗旨教育，是當時的重要任務。毛澤東指出：“思想、政治、政策、軍事、組織五項為政治局的根本業務”“掌握思想教育是我們第一等的業務”。這一時期，黨注重把加強理論學習與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結合起來，注重宣傳唯物主義、宣傳辯証法，端正黨的思想路線、組織路線和文風，從認識論的高度徹底清算黨內的“左”右傾錯誤，特別是清算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王明“左”傾錯誤在黨內的惡劣影響，教育全黨干部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的具體問題。整風運動中，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和方針，堅持“團結—批評—團結”，堅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等，達到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志的目的。

“制定一套完善、正規的學習制度”，著力構建高效管用的學習制度體系。制度問題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特點，制度優勢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最大的優勢。黨在延安時期高度重視學習教育制度建設，以中共中央名義制定印發了一系列學習教育文件，內容涉及組織領導制度、學習指導制度、保障制度、考評制度等各個方面。這些學習教育制度的建立和落實，使全黨學習從一開始就處於有組織有領導的規范化管理狀態，在物質極度匱乏的艱苦戰爭環境中沒有放任自流或者流於形式，反而能夠克服重重困難堅持下來，使全黨形成自覺學習和自我提升的良好習慣，獲得不斷創新和持續發展的強大能力。毛澤東強調指出，“這樣的學習制度，中央要在全國推廣，隻要共產黨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動起來，造成一個學習的熱潮”。可以說，延安時期黨推進學習教育，不僅靠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更靠制度，沒有這些學習制度保駕護航，在延安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黨中央想要在極緊張的戰斗活動和極短的時間內“克服自己理論工作的落后性”是不可能的。這也為今后黨的理論學習制度建設奠定了基礎。

“工作忙就要‘擠’，看不懂就要‘鑽’”，堅持“分級分類”與“因材施教”相結合，不斷增強學習的針對性實效性。延安時期，惡劣的環境，艱苦的條件，繁重的工作，給全黨同志學習帶來了不小的困難。為了克服困難，黨在推動學習的方式方法上創造了許多好經驗。在學習安排上，結合實際情況，中共中央多次分期發布學習計劃，堅持在職教育和學校教育協調發展、統籌推進，使干部教育能夠連續地、系統地順利進行。在學習方法上，倡導“擠”和“鑽”的“釘子精神”，毛澤東指出：“工作忙就要‘擠’，看不懂就要‘鑽’，用這兩個法子來對付它，學習是一定可以獲勝的。”在學習組織上，開展分類編組、分級指導的差異化學習，充分發揮中央學習組和高級學習組等的示范帶動作用，爭建“模范學習小組”、爭當“學習典范”。在學習激勵上，設立干部學習節，制定和實施一系列監督、檢查與考核制度，做到“勤學者獎，怠惰者罰”，不僅保障了干部學習任務的落實，更提升了干部自主學習的動力和能力。通過這些舉措，這一階段的干部學習教育質量有了很大提高，進一步形成了“認字就在背包上，寫字就在大地上，課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蓋上”的生動學習場面。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