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幾個重大問題
道路決定命運。任何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都會沿著相應的路子前行。只是在前行過程中，有的發展得快一些，有的發展得穩一些，有的發展得慢一些，有的可能在原來的路子上走不下去，而不得不改弦易轍，重新選擇路子。可以說，道路決定著一個國家有沒有發展前途和充滿希望的未來。任何國家尋找發展的機會都是平等的，但能不能把握住發展的機會，關鍵在道路走得對不對。
近代以后中國要走什麼樣的道路？該走什麼樣的道路？這就先要弄清楚近代中國到底想要什麼、追求什麼，是什麼樣的驅動力，讓中國人如此發奮地改變自己的面貌。中國人很敬畏歷史，許多時候不是從理念來推導未來，而是習慣於從曾經經歷的事情和面臨的處境中來推導未來。
今天會怎樣，不是因為“昨天之后注定會有個今天”，而是靠你在昨天經歷了什麼遭遇、積累了什麼經驗來決定的。正因如此，近代以后中國的遭遇，在相當程度上已經沉澱為中國人認識世界、認識自己的基本參照，成為中國人“不想要什麼”的理由、“想要什麼”的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能夠看出，近代中國有這樣三個願望：擺脫混亂失序、追求統一穩定﹔擺脫屈辱壓迫、追求平等自主﹔擺脫貧窮愚昧、實現富裕文明。簡而言之，也就是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為了實現這三大願望，找到一條能夠救國、興國、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中國人民作了許多嘗試和努力。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中國社會曾經產生過具有近代政黨性質的新興社團和政治組織達300多個，各種主義和救國方案“你方唱罷我登場”，卻不僅沒有改變國家和人民的前途命運，反倒是亂象叢生、鬧劇連連，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原因何在？因為他們選擇的那些道路都走不通、不管用。
唯獨中國共產黨，懷抱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把事情干成了。中國共產黨成立時“開天辟地”，一路走來，團結帶領人民“改天換地”，進而“翻天覆地”，使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如今，中國正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康庄大道昂首闊步前行，中華民族正以不可阻擋的步伐邁向偉大復興。那麼，究竟為什麼中國會走上這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一、中國道路從哪裡來？
所謂中國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出一條中國道路並不容易，經歷了漫長的歷史積累過程。由近及遠地說，它直接從改革開放40多年的實踐中走出來，從新中國7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從中國共產黨100年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中走出來，從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由衰到盛 180多年的歷史經驗中走出來。
“走出來”，這三個字很簡單，卻沉澱著無盡的酸甜苦辣，積累了近代中國各個歷史階段的經驗。這裡面有對自身命運的思考和選擇，有幾代人為改變命運進行的探索和奮斗。為尋找有效可行的救國、興國、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大體經歷了這樣一些步驟。
（一）器物引進。中國人睜眼看世界，得出來的第一個結論是：西方憑借船堅炮利把清政府打敗了，我們必須向西方學物質文明，隻要在軍事和工業上發展起來，就能夠挽救頹勢。於是，花費巨資，從英國、德國進口了一支艦隊裝備，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四。不料，1894年與日本艦隊在黃海一戰而敗，被迫割地賠款。人們這才發現，光靠器物方面的引進，救不了國，強不了國。
（二）制度改良。1898年，以光緒皇帝為中心，聚集起一批知識分子，決心變封建的君主制為君主立憲制，頒布許多政治改革的措施。但這場變法運動因為觸及許多守舊官員的利益，遭到手握實權的大臣反對，很快就失敗了。幾年以后，清政府醒悟過來，覺得還是需要改良制度，推行“新政”，但為時已晚，亦未奏效。
（三）制度革命。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發動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隨即參照西方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孫中山還提出“振興中華”的口號。中華民國雖然實現了政治制度的變革，但國家仍然沒有擺脫衰頹命運。先進分子開始反思，我們有了新的制度，為什麼還是不能走上救國、興國、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呢？
（四）文化變革。接下來，從1915年到1923年，興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道路探索之所以走到文化變革這一步，是因為器物層面的提升、制度層面的改良和革命，都沒有奏效，人們就想，或許是傳統文化中那些愚昧、保守、專制的東西，阻礙著人們走上正確的救國道路。
由此下決心來一個精神道德和社會價值領域的破舊立新，試圖從西方盛行的各種社會思潮中，找到一條體現科學和民主的道路。那些眼光敏銳的探路者，在眾聲喧嘩、炫目多彩的社會思潮中，發現並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就是中國共產黨 1921年成立前后的歷史背景。
（五）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改變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也曾有過“路徑依賴”，以為重走俄國革命從城市到鄉村的道路就能成功。在付出巨大代價后，中國共產黨才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
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斗爭，中國共產黨在這條道路上團結帶領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創建了新中國，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
（六）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創建新中國時，中國共產黨把此后一段時間的國內社會主要矛盾，概括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這就意味著，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過渡，是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完成土地改革這一民主革命任務后，必然的前進方向。1953年，中國共產黨提出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其核心內涵是“一化三改”，即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這是一條不同於蘇聯以“剝奪剝奪者”的方式進入社會主義的道路，我們稱之為社會主義和平改造道路，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其獨創性在於：在農村，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城市，通過公私合營進而和平贖買，建立國營經濟。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了，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七）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1956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任務后，黨的八大明確宣布，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轉向了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為了解決這個矛盾，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以蘇為鑒”，決心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遺憾的是，中間出現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失誤和錯誤，但這一時期的理論和實踐探索，為后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准備、物質基礎。
（八）開創、堅持、捍衛、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通過改革開放偉大實踐探索並形成的。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這是基於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深刻把握，基於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深刻總結，基於對人民群眾期盼和需要的深刻體悟。從這次全會開始，改革開放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幕拉開。1981年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指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這裡，對1956年召開的黨的八大概括的社會主要矛盾，作了進一步提煉，把“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改為“落后的社會生產”，由此明確，發展社會生產力，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主要的歷史任務。改革開放以來，黨團結帶領人民毫不動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通過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開創、堅持、捍衛、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九）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責任擔當，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
這就要求我們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們黨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的歷史性變化，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持依規治黨、形成比較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戰勝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明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戰略安排，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証、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
為了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共同富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共產黨在百年奮斗中，注重把握時代大勢，立足我國基本國情，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革命、建設和改革偉大實踐中，相繼開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深刻指出：“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更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所謂根本成就，不僅指它的內容和意義非同一般，也指它是從近代以來、建黨以來、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反復探索和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前面所走道路環環相扣、層層累積的基礎上開創出來的。
二、中國道路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什麼？
從根本上說，中國道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依靠人民長期不懈奮斗得來的。它是一條造福人民，體現公平正義原則的道路﹔是一條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道路﹔是一條重塑中國人的命運，讓中國人的生活品質和精神面貌發生深刻變化的道路。中國道路是人民的道路。
第一，人民是中國道路的創造主體。說中國道路是人民的道路，第一個含義是，它是歷史的選擇，也是人民的選擇，人民是中國道路的創造主體。中國道路給中國人民提供了全面發展的機會和成長平台。在開創和發展中國道路的過程中，每一個關鍵節點上，都創造了一批站在時代風口，追求自己夢想的“趕路人”。可以說，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偉劇”，“是億萬人民群眾主演的”。
這裡可以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例子加以說明。改革開放前，每個鄉的農民都組織在一個公社當中，下面分成若干生產大隊，生產大隊下面又有若干生產小隊。大家集體出工干農活，收獲的糧食除了一部分交給國家外，其余分配給農民自用。這樣的做法時間長了，難以充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讓人們吃飽飯，成了問題。
1978年冬，安徽一些地方的基層干部和農民沖破舊體制的限制，開始包干到組、包產到戶。后來，在黨中央的支持下，以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為主要形式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迅速推廣。這充分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鄧小平指出，“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
第二，中國道路是造福人民的道路。這就要從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道路中扮演的角色、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的關系說起。中國共產黨風雨兼程 100年，從最初的 50多名黨員發展到今天的 9500多萬名黨員，帶領人民干了數不清的大事，從根本上改變了民族、國家和人民的面貌。對一些事情，如果回頭巡看，可能會更加明白其中的道理。
1927年，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背景下，北伐戰爭在短時間內取得巨大成功。不料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反革命政變，背叛革命，反過來追殺幫助過他們的朋友，迫使中國共產黨在廣大農村開展武裝割據，建立革命根據地。
中國共產黨在自己創建的根據地裡，把土地分給窮人，還把農民組織起來，更加有效地從事生產活動，讓普通人成為自己這片土地上的主人，建立蘇維埃政府，也就是工農兵政府。雖然經濟很落后，政府依然建立專門的社會救助機構，負責救助和安置因戰爭和災荒產生的難民﹔對所有的小孩都實行免費教育，開展成人教育，掃除文盲，人人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解放婦女，讓女性同男性一樣有勞動和選舉的權利，等等。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建立起血肉相連、生死相依的緊密聯系。共產黨這顆“種子”，在人民這片土壤的培育下，讓自己的信念和理想生根開花了。中國共產黨把自己的宗旨，即做事情的目的，歸結為今天人們耳熟能詳的一句話——“為人民服務”。中國共產黨決心成為這樣一個角色：走在前面帶頭為大家的事情奮斗奉獻。人民群眾看你還不錯，真是為他們著想，於是，就願意和你一起去干事，這樣，跟著它干事的人就越來越多，許多大事就辦成了。
比如，扶貧、減貧、脫貧，是全世界共同面臨的難題。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政府連續幾輪制定和實施大規模扶貧計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又探索出更多精准有效的扶貧脫貧辦法。總的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先后讓 7.7億人口擺脫貧困，完成全世界70%以上的減貧任務，提前 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相關減貧目標。
今年2月，中國宣布消除絕對貧困。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此高度評價：“這一重大成就為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所描繪的更加美好和繁榮的世界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取得的非凡成就為整個國際社會帶來了希望，提供了激勵”。不能不說，這是人類進步史上的一個奇跡，是中國道路創造的最能體現公平正義和人民至上的故事。
三、西方道路為什麼不適合中國？
中國道路走出來的過程充滿著復雜曲折。中國搞的社會主義，沒有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那種“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包括蘇聯模式的“再版”。當然，也不是簡單延續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母版”，不是西方現代化發展道路的“翻版”。有人可能會問，有現成的西方現代化模式擺在那裡，中國跟在后面走，既省力，也不至於在意識形態上和西方沖突，中國為什麼不這麼做呢？
第一，中國道路是在嘗試西方道路行不通的基礎上作出的選擇、得出的結論。自工業革命開始，不同國家和地區都基於自身的實際，探索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由於現代化率先發生在西方，被人為地賦予了“優越感”，由此給西方帶來自信，似乎現代化隻有他們那樣的途徑，其他道路不可能成功。這就是《共產黨宣言》裡說的，西方總是想“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中國道路是在改革開放中開創出來的。在開創中國道路的過程中，我們注重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因此，不能說中國道路沒有吸收西方先進的文明成果。近代中國給了所有“尋路者”充分展示的機會。中國的仁人志士們也曾誠心實意搬過西方模式的“飛來峰”，希望它們能夠解決中國的問題。
1949年 6月，毛澤東曾對這段“尋路之旅”作出過生動描述：“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隻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那時的外國隻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它們成功地建設了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
在那時的中國人看來，俄國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學俄國。這就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學習外國的情形。”“學了這些新學的人們，在很長的時期內產生了一種信心，認為這些很可以救中國。”“要救國，隻有維新，要維新，隻有學外國。”結果呢？“一切別的東西都試過了，都失敗了。”
因為西方的道路，是在西方國情土壤上生長出來的，在中國，它卻像“天外飄落的飛來峰”，在上面無法種出有用的花果。鄧小平曾指出，“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要求全世界所有國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辦不到的”。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進一步指出，“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體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和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大國進行革命和建設的國情和使命，決定了我們隻能走自己的路”。
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有其自身的內在動力和發展沖勁。不是有更好的路子棄而不採，非得一意孤行改走他路不可，而是因為，“中國不走這條路，就沒有別的路可走”。在維護社會穩定和保持經濟社會平穩發展的情況下，還要能夠從較低的起跑線上向前走得更快，顯然需要更大的動力和活力，更強的規則和凝聚力。中國道路滿足了這種歷史需求。
第二，同其他國家發展道路比較起來，中國道路有自己的優勢。發展中國家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有三件事情比較難處理，或者說容易陷入兩難境地：不改革原有體制不行，而改革發動起來后，一些國家的政府卻難以掌握改革的進程、節奏和方向，結果翻船，被自己發動的改革拋棄﹔一些國家在逐步發展過程中，階層分化，利益訴求多樣化，由此激化社會矛盾，失去穩定﹔現代化發展需要對外開放，但在開放中，一些國家又容易失去發展的自主權，從而使自己的利益受到國際資本和其他國家政治要求的挾持。中國道路，避免了讓中國陷入以上三種被動局面。
為了尋找新的發展道路，一些國家調整或重塑自己的政治生態，甚至主觀上覺得應該按西方發達國家的模式來治理自己的國家。冷戰結束后，起碼有一二十個國家出現了各式各樣的“顏色革命”，它們在道路重塑中，都接受了西方的影響，向“西方模式”靠攏，甚至直接照搬“西方模式”。
然而，各種“革命”發生一二十年了，人們看到的現實是，其中有的國家政權頻頻更替，始終沒有穩定下來，有的陷入常年內戰和沖突，社會陷入分化和撕裂之中，有的經濟發展緩慢甚至停滯，安全形勢難以恢復正常。面對這樣的現實，人們不禁反思，感到在革命中呈現的“新鮮顏色”，帶來的隻不過是“虛幻的黎明”。
第三，“歷史終結論”站不住腳。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學者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意思是說，資本主義道路、西方模式，是人類社會的最終選擇。但實際上，美國確實贏得了冷戰，但不是美國打敗蘇聯，而是蘇聯自己打敗了自己﹔不是資本主義戰勝了社會主義，而是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犯了不可挽回的顛覆性錯誤。
美蘇冷戰在 20世紀 90年代初結束時，中國道路的成熟程度，中國的發展成就，還不像今天這樣顯著。但正是從那個時候起，中國道路的優勢，越來越明顯地轉化為中國的發展優勢。
冷戰結束后，幾乎所有西方發達國家同美國的差距都在拉大，但中國同美國的差距卻在拉近。日本的經濟總量在冷戰結束時是美國的 2/3，現在是 1/4左右﹔德國當時接近美國的1/2，現在是 1/5左右﹔中國當時經濟總量隻有美國的 1/15左右，如今已經超過2/3。
中國道路已經逐漸積累起對自身發展更為有利的戰略態勢。雖然它過去不是，將來也不會是一馬平川，依然會面臨各種難題和意想不到的風險挑戰，但應該讓它在發展中去繼續証明自身的存在和意義。歷史本來就不會也不可能有終結的時候。
100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沿路而來，更將沿路而進。雖然我們已走過萬水千山，但仍需要不斷跋山涉水，隻要路走對了，誰還怕行程遙遠呢？
（作者：陳晉，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原院務委員 副部長級、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