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的光輝典范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統一戰線擺在重要位置，不斷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奮斗的力量。”[1 ]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黨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也是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法寶。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創建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后發展為陝甘革命根據地（又稱西北革命根據地），被毛澤東稱之為“我們的唯一可靠后方”，為黨中央和各路長征紅軍提供了落腳點，為八路軍主力奔赴抗日前線提供了出發點，成為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全國碩果僅存的完整革命根據地，孕育形成了“面向群眾、堅守信念、顧全大局、求實開拓”的偉大南梁精神。其中，統一戰線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上的輝煌篇章，是我黨統一戰線工作的光輝典范，創造了豐富經驗，蘊含了深刻啟示，為黨的統一戰線理論的形成、發展和實踐作出了重要貢獻。總結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統一戰線的歷史經驗，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陝甘邊的斗爭史，是統一戰線的又斗爭又聯合的歷史”，建立革命的統一戰線，是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發展並成為“兩點一存”的重要法寶

陝甘邊區地處陝西、甘肅兩省交界，位於黃土高原的西北部。土地革命戰爭初期，國民黨井岳秀、閻錫山、馮玉祥、馬步芳等各派勢力環伺於此、爭霸一方，土匪、幫會、民團等各類地方武裝魚龍混雜、相互傾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力量十分薄弱。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領導人在創建和發展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過程中，科學分析西北地區革命形勢，把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與陝甘邊實際相結合，探索出一套適合西北地區實際的統一戰線原則和策略，其堅持的“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的統戰工作方針，提出的“三色建軍”統戰工作原則，採取的“又團結又斗爭”、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和打擊頑固勢力的統戰工作策略，施行的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十大政策”等統戰工作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成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建設事業的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創舉，爭取到了有利的外部環境，壯大了革命隊伍，孤立了反動勢力，改變了敵我力量對比，使陝甘邊革命武裝的“星星之火”發展為“燎原之勢”。據統計，到1935年5月，西北紅軍擴展到5000多人，蘇區擴大到30多個縣。“勝利的曙光，映紅了陝甘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蘇維埃的種子傳播到革命形勢比較落后的中國西部，成為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失敗后碩果僅存的一塊根據地，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大眾的解放事業做出巨大貢獻。”[2 ]這與當時許多根據地搞“左”的一套、排斥統一戰線，以致遭受重大挫折並紛紛喪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也正是陝甘邊革命根據地能成為“兩點一存”的奧秘所在。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統一戰線工作的理論創新和成功實踐，為我們黨領導統一戰線工作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習仲勛曾深有體會地說：“我一生注意聽不同意見，聽民主人士的意見，注意做好統一戰線工作，就是遵從志丹同志的教導和從那時的實際經驗得來的。”[3 ]正是這一時期所積累的豐富的統一戰線工作經驗，使習仲勛后來成為我們黨統一戰線工作的卓越領導者和楷模。

二、“黨的利益在第一位”，堅持黨對統戰工作的領導，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統一戰線事業的蓬勃發展提供根本保証

中國共產黨百年歷程昭示我們，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有統一戰線。放棄了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也就放棄了對革命事業的領導權和主動權，必然會陷入被動的境地。大革命后期，黨的主要領導人犯了妥協退讓的錯誤，主動放棄了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這成為導致大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嚴酷的斗爭和血的教訓教育了陝甘邊區的革命領導人，劉志丹就曾指出：“歷史的經驗中告訴我們，沒有堅強的黨的組織和群眾基礎，單純的軍事行動一定不會勝利的。”[ 4]為貫徹中央和陝西省委決策要求，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一大批共產黨員相繼進入陝甘交界地區的國民黨軍隊、民團、土匪中開展統戰工作，進行兵運活動，“變敵人的武裝為革命的武裝”。為此，他們創造性地提出了具有鮮明統一戰線特點的“三色”建軍原則，通過三種形式搞武裝斗爭，即可以有紅色的，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裝﹔可以有白色的，派人做國民黨軍隊及民團的工作﹔可以有灰色的，派人做土匪武裝的工作。以搞白色的形式為主。劉志丹、謝子長身體力行，親自到國民黨部隊任職，建立秘密黨組織，發展黨員骨干，團結和凝聚革命力量，逐步掌握所在部隊的領導權。習仲勛等共產黨員先后到國民黨十七路軍警備第三旅二團一營開展兵運，經過兩年多的發展，該營基本力量已由黨組織所掌握。1932年4月，在習仲勛等領導下，發動了兩當兵變，將部隊改變為陝甘游擊隊第五支隊。兵變失敗后，習仲勛深刻分析失敗的教訓時指出：“旗幟要明顯，任務要清楚，但我們在兵變后仍打著白軍的旗幟，沒有提出明確的口號，使群眾不了解。”[5 ]這體現了習仲勛對統戰工作中堅持黨的領導重要性的清醒認識。后來在爭取土匪、哥老會的過程中，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領導人，堅持“確立黨在裡邊的領導地位”，選擇政治過硬的黨員直接加入土匪武裝和哥老會，從其內部開展統戰工作，通過斗爭克服其在政治上的動搖和對於革命的不徹底性。劉志丹就親自加入哥老會，被稱為“西北堂劉大爺”，宣傳教育一大批哥老會成員參加革命。對於收編過來的土匪、哥老會武裝，陝甘邊革命領導人始終堅持必須接受共產黨的統一領導，遵守共產黨的政治和紀律的約束，堅決糾正違紀行為，克服思想不純、作風不純的問題，使成分復雜、作風渙散、紀律鬆懈的舊式農民武裝，改造成為黨領導下的完全新型的無產階級的人民軍隊。特別是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陝甘邊形成了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為代表的堅強、正確的領導集體，始終不渝地堅持黨的正確路線，堅定引領統一戰線的正確方向，克服“左”的和右的干擾，“雖然遠離中央，能從革命的實踐中體會馬列主義之精髓，使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西北實際相結合，在建軍、建黨、建政及領導革命戰爭中，其方針策略，無不立場堅定、實事求是。”[6 ]事實充分說明，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是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統一戰線事業蓬勃發展的根本保証。

習仲勛等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領導人，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深受這一時期開展統戰工作實際經驗的影響，始終堅持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堅持又團結又斗爭的統一戰線工作方針，確保了統一戰線的正確方向。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共兩黨開展第二次合作后，面對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和黨中央重大政治方針政策的轉變，特別是1938年王明回國后，提出“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先后擔任關中特委、關中分區書記的習仲勛明確提出“關中黨在統戰工作中是必須進行斗爭的。隻有斗爭，才能團結，是統一戰線的必然規律。”他堅定不移地站在毛澤東和黨中央一邊，加強關中黨組織對統戰工作的領導，粉碎了國民黨的摩擦、蠶食等破壞陰謀，使陝甘寧根據地日益鞏固。新中國成立后，習仲勛作為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領導人之一，實際主持西北局工作，並親自兼任西北局統戰部部長，為加強黨對統戰工作的領導提供了堅強組織保証。

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做好新形勢下統戰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堅持黨的領導。[ 7]黨的領導是統一戰線發揮凝聚人心、匯聚力量政治優勢的根本保証，隻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統一戰線工作才能形成思想上的統一、政治上的團結、行動上的一致，統一戰線才能進一步增強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真正成為奪取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勝利的重要法寶，成為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重要法寶，成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法寶。

三、“要有寬廣的心胸，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在愛國主義旗幟下，堅持大團結大聯合，讓干革命的人越多越好

人心向背、力量對比是決定黨和人民事業成敗的關鍵，是最大的政治。統戰工作的本質要求是大團結大聯合，解決的就是人心和力量問題。毛澤東1925年12月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就對此有過精辟的論述：“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8 ]1956年4月在《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中，毛澤東再次強調：“對我們來說，朋友越多越好，敵人越少越好。”[9 ]在創建和發展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過程中，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領導人吸取南方各根據地實行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造成自身陷於孤立而喪失根據地的教訓，也吸取了兩當兵變中存在的“政治上的聯合政策還懂得不多，沒有和當地的哥老會、有進步傾向的軍隊、民團搞必要的聯合，有時走到一個地方，連雞狗都跑光了，往往陷於孤立”的教訓，抵制當時在陝甘邊區出現的對外“一切斗爭，否認聯合”以及“打倒一切”的“左”傾做法，注重做好團結和聯合工作。劉志丹在主持陝北特委工作時多次強調：“槍杆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現成的辦法是把各種民間的武裝和敵人的武裝變成革命的武裝。這就要我們靈活運用各種辦法，關鍵是團結民眾，再就是團結各界人士，包括國民黨軍政官員、紳士、老先生，能團結的就要主動去做工作，爭取他們，團結他們。這樣我們才能有基礎，站住腳。”[ 10]1934年11月，劉志丹在軍政干部學校開學大會上明確指出：“革命，人越多越好，不但要團結好全體農民、手工業者、商民、念書人，就是有良心不欺辱農民的紳士、民團團總、哥老會大爺也要團結”，“我們要有寬廣的心胸，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這樣我們的工作就會順利得多。”[ 11]劉志丹常說：“有了大團結，就能取得大勝利。”為此，陝甘邊根據地的領導人創造性地採取了一系列符合本地實際的統戰政策。對待農民，制定和實行一系列有關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滿足農民群眾對土地的要求，“一村一村做調查，一家一戶做工作”，發動農民，組織武裝，開辟蘇區，建立政權，聚集和擴大了革命力量，使農民成為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最可靠的同盟軍。對待地主富農，採取政治上消滅地主階級，而在生活上給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規定參加勞動的地主可以分地，允許富農分得一部分好田，使地主、富農有了安身立命之本。這與那種“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把地主掃地出門”，“沒收富裕中農，把富農分完了，趕他們上山去吃草”等“左”的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待小商人，允許他們來蘇區做生意並予以保護。對待知識分子，首先尊重他們，引導他們的愛國愛民熱情，明確要求“對政治上清楚的知識分子，一概相信，分配適當工作”﹔對於優秀的知識分子，則培養和吸收他們加入黨的組織。吸收知識分子加入革命事業，對陝甘邊區經濟、科學、教育、文化、醫療等各項事業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待回民等少數民族，陝甘邊根據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反對民族歧視和不平等待遇，引導根據地回民走上革命道路。對待哥老會等會道門組織，積極爭取和改造他們。不少哥老會組織與陝甘邊蘇區建立了密切的關系，有的為紅軍提供糧食、槍支彈藥，有的熱情接待過往的蘇區黨政軍領導人，有的救治或幫助寄養紅軍傷病員。習仲勛就曾在南梁哥老會成員張懷真家養傷近一個月。哥老會的許多重要成員后來成長為蘇區的優秀干部。其他會道門組織如扇子會、紅槍會等，在統戰政策感召下，有的參加了革命，有的保持了中立。對待民團，凡同情靠近紅軍的熱忱相待，與之建立互助關系或互不侵犯關系﹔對保持中立的教育爭取，使之向蘇維埃政府靠攏﹔對極端反動的則堅決消滅。對待國民黨軍隊，積極聯絡受到蔣介石排擠的雜牌軍、西北軍部分部隊，以“抗日救國”為口號，形成“攻守同盟”。習仲勛回憶道：“我們黨在十七路軍活動的歷史一直沒有間斷過。我在陝甘邊工作的時候，同我聯系的同志大都是在這個部隊，並且通過十七路軍搞來了槍支、經費和人員。我們黨同十七路軍的統戰工作比東北軍還要早。”[12 ]這為后來我們黨在西北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准備了條件。對待白軍俘虜，不隨便殺掉，而是採取教育、爭取、改造、使用政策，啟發他們的愛國理念。紅二十六軍中很多連排長都是教育改造過來的白軍俘虜。對待土匪武裝，凡有政治背景、為群眾所痛恨無法爭取的堅決清剿，對一些懷有朴素愛國愛民情懷的“山大王”，通過教育感化，盡量收編改造。這些政策、措施的實施，壯大了革命陣營，減少了敵對勢力，為陝甘邊區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和良好環境。習仲勛后來回憶說：“我們能在西北站住腳，得到發展，是和志丹的大團結的思想分不開的。”[13 ]

習仲勛等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領導人，在此后長期的革命斗爭和工作實踐中繼承了這一時期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好傳統，始終堅持大團結大聯合，形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在西北革命根據地由工農民主政權向抗日民主政權轉變過程中，積極吸收、聯合各界社會賢達、知名人士、抗日愛國人士以及傾向抗日的國民黨員。抗日戰爭時期，組織關中分區實施“三三制”政權建設，通過深入細致的工作打消一些地主、開明紳士、黨外人士對“三三制”的觀望和懷疑態度，一些縣非中共議員佔比超過70%。在擔任中共關中特區特委書記、中共關中分委書記期間，習仲勛明確提出將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作為特委的首要工作，指出“在任何情況中，都要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抗戰。”[ 14]“對於每一個人，每一個派別，每一個社會團體，每一支武裝隊伍，都根據他們的不同情況，在抗日救國的總方針下，同他們接洽、協商、談判，以訂立各種地方的、局部的、暫時的或長久的，成文的或口頭的協議。同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一些單位，建立起各種不同程度的統一戰線關系。”[15 ]在解放大西北、接收新解放區過程中，習仲勛提出“新區主要任務是聯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聯合和中立的社會力量”“爭取任何一個可以同情我們或者中立的人”[16 ]，從而形成了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為西北地區的全部解放奠定了堅實基礎。在新中國成立后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領導人時，習仲勛以其豐富經驗，在統一戰線工作中大顯身手。他多次強調大團結大聯合，指出“現在我們最感重要的，就是在全西北、在各省、在各個地方加強並鞏固人民的革命大團結。西北的事情，是包括佔全區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各民族、各階層、各黨派的公事，不是任何一民族、一階級、一黨派的私事，隻有團結大家的力量，才能辦好”，“所以我們共產黨把與黨外人士民主合作的統一戰線定為黨的基本政策，而且這個合作的原則是堅定不移的，永遠不變的。”[ 17]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習仲勛更加重視大團結大聯合，他強調，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是人多一點比人少一點好。

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要求：“統一戰線是做人的工作，搞統一戰線是為了壯大共同奮斗的力量。民主黨派、無黨派、民族、宗教、新的社會階層、港澳台海外等各方面統一戰線成員達數億之多。可以肯定地說，隻要把這麼多人團結起來，我們就能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增添強大力量。”“這是我們黨治國理政必須花大心思、下大氣力解決好的重大戰略問題。”[ 18]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統一戰線工作必須高舉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兩面旗幟，堅持大團結大聯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形成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偉業的強大合力。

四、“一要方向對，二要合情合理”，堅持求同存異、靈活務實，尊重、維護和照顧同盟者利益，畫出最大同心圓

中國傳統哲學講究“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統一戰線是建立在共同目標與共同利益基礎上的聯盟,是兼容並蓄、求同存異的統一體。隻有堅持求同存異，尊重、維護和照顧同盟者的利益,才能確保團結穩定、鞏固發展。在建立和發展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過程中，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革命領導人始終堅持愛國主義這個最大的“同”，最大限度地包容階級立場、政治主張、利益訴求等各方面的“異”，注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具體對象具體對待，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求同存異，靈活務實，統戰政策取得極大成功。劉志丹經常告誡：“我們辦事一要方向對，二要合情合理”[ 19]，“不對人家挑三揀四，這不放心那不放心。要能容忍人家，這樣就能四海一家，大團結。”[20 ]他用朴素的話語講出了在統一戰線工作中，在不偏離大方向的基礎上，如何求同存異、盡量擴大團結面的深刻道理。習仲勛領導的陝甘邊蘇維埃政府對待統戰對象，既原則堅定、又態度開明，堅持“不求為我所有，但求為我所用”。比如，為了與哥老會結成同盟、建立統戰關系，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制定相關政策指出：“蘇區哥老會很多，他們大多講義氣，對我們有過不少幫助，並與我們有長期的關系，如其中有反革命分子，發動群眾去清除，不直接出面干涉。”[21 ]邊區政府承認哥老會在蘇區活動的合法性，允許其在根據地內公開存在，並在生活上給予哥老會成員多方面的幫助，盡可能照顧和保護他們的利益。在根據地進行的土地革命中，許多哥老會成員都分到了土地、糧食、房屋、牲畜等財物，在這一統戰政策影響下，哥老會的革命積極性充分調動了起來，成為陝甘邊根據地可靠的同盟軍，與紅軍建立了良好關系。1936年7月，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哥老會的宣言》中指出：“陝北革命亦得著了哥老會同志不少的幫助、擁護與積極參加。”習仲勛后來回憶道：“為了勝利地進行武裝斗爭,就必須用最大力量,去爭取同盟者,分化和孤立敵人,而避免自己陷於孤立。當時，我們曾經和受蔣介石排擠的雜牌軍、西北軍的許多部分有聯絡，有往來。對那些不堅決反對革命運動的地方團隊、幫會勢力，做爭取工作，使他們保持中立。這些工作都很有成效。”[22 ]又比如，當時蘇區政府還制定了保護工商業的政策，維護商人的利益，繁榮了市場，方便了群眾。曾有一位鎮蘇維埃政府主席隨便沒收了一些商店的貨物，引起了工商業者的恐懼和不滿，劉志丹親自逐個登門向商人賠禮道歉，歸還被沒收的貨物，商店恢復了營業，體現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領導人寬闊的心胸。

習仲勛等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領導人，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始終堅持實事求是、求同存異，靈活務實地做好統一戰線工作。新中國成立后，針對西藏統一戰線工作，習仲勛強調，對十世班禪他們“要多幫助，給他們出主意想辦法，在合作中幫助他們進步。對他們落后的方面不要要求太高，隻要‘大同’就可以，‘小異’是要有的。有‘小異’又有‘大同’，這就是統一戰線。遇到重要問題要爭，不能馬虎﹔小的問題不要爭，要馬虎，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原則性和靈活性。”[23 ]在改革開放初期主政廣東時，習仲勛就根據中央工作重心的轉變和廣東的地緣優勢，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向中央要政策，創辦經濟特區，並通過特區條例及隨后制定的各項具體法規，照顧投資者利益，吸引了大量港澳台胞和海外僑胞投資設廠，使廣東迅速發展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

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明，統一戰線是一致性和多樣性的統一體，隻有一致性、沒有多樣性，或者隻有多樣性、沒有一致性，都不能建立和發展統一戰線。[24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統一戰線工作必須堅持正確處理一致性和多樣性關系，以一致性引領、推動、發展多樣性，以多樣性豐富、強化、提高一致性，充分發揚民主、尊重包容差異，努力找到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凝聚共識、凝聚力量。必須堅持尊重、維護和照顧同盟者利益，積極引導同盟者自覺地把自身利益同國家全局利益緊密聯系起來，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奮斗過程中實現自己的具體利益。同時，要通過黨的方針政策、國家法律法規和相應措施，使同盟者的具體利益得到切實的維護，推動統一戰線事業持續健康發展。

五、“多一個朋友，相對就會少一個敵人”，堅持以赤誠之心廣交、深交黨外朋友，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匯集磅礡力量

聯誼交友是統戰工作的重要內容，也是統戰工作的重要方式。在建立和發展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過程中，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領導人十分重視廣交、深交黨外朋友，為建立統一戰線發揮了重要作用。劉志丹經常告誡戰友和同志：“革命需要建立統一戰線，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多一個朋友，相對就會少一個敵人。我們增加一份力量，敵人就減少一份力量。”[ 25]對於陝甘邊區的各方面黨外人士，劉志丹等領導人予以極大的尊重。劉志丹要求：“首先要對人謙虛誠懇，推心置腹，不怕人家批評，以至挨罵。更重要的是說到做到，始終如一，以信取人。我們多團結一個人，敵人就少一個人。”[26 ]隨著交往的深入，這些黨外人士深刻體會到共產黨確實胸懷為國為民大志，轉變了立場。一位黨外人士稱贊道：“上面把你們說成是反賊，我因而也以為你們是草莽英雄，胡鬧哩。你們原來都是治世英才。”正是憑著這種博大胸懷、至誠之心、人格魅力以及爐火純青的領導藝術，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在國民黨軍隊、哥老會、土匪武裝中結交了許多愛國人士，引導他們走上革命道路。如當時在國民黨軍隊中擔任軍官，后率部起義，成為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的韓練成、牛化東、左協中、曹又參等﹔曾擔任保安縣（今志丹縣）哥老會行衣大爺、后來開創“馬錫五審判法”，先后擔任陝甘寧省蘇區政府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馬錫五﹔曾是子長縣哥老會龍頭大爺，后帶領百余名哥老會成員參加革命，擔任紅29軍軍長的李仲英﹔曾是哥老會大爺，后成為陝甘邊蘇區赤衛軍總指揮的朱志清﹔曾是華池縣南梁哥老會大爺，后成為陝甘邊蘇區政府保衛大隊副大隊長的鄭德明﹔曾是哥老會碼頭山龍頭大爺，后來成為陝甘邊區中華抗日救國會副主任、陝甘寧邊區勞動模范的馬海旺等。特別是黃龍山“山大王”郭寶珊，在劉志丹、習仲勛的教育引領下率部起義，參加紅軍，屢立戰功，成為一名優秀的紅軍指戰員，被周恩來贊譽為中國的“夏伯陽”。郭寶珊在談到自己起義的經過時說：“在我拉上部隊沒有去處的時候，碰到馬錫五來慰問我們，劉志丹也派人給我們送了三匹馬。這時我覺得紅軍對我們還是不錯的，就下決心投奔紅軍。”[27 ]

習仲勛等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領導人，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始終保持了這一時期廣交、深交黨外朋友的好做法。習仲勛曾對子女說過：“干革命就是做團結人的工作。”[ 28]無論是在兩當、照金、南梁、關中、綏德，還是新中國成立后在西北局、在廣東、在中央，習仲勛都真誠對待黨外人士，與他們成為摯友。1943年6月，習仲勛在綏德會見了即將赴重慶開會的國民黨愛國將領鄧寶珊，從此開始了他們數十年的友好交往。13年后，鄧寶珊向毛澤東坦誠評價習仲勛：“這個同志氣度大，能團結人，可以挑重擔。”毛澤東非常贊同地說：“你的看法很准，這個同志最大的特點，是能團結各方面人士，胸懷博大，能負重任。”[ 29]習仲勛曾與張治中在西北軍政委員會共事三年，對其真誠尊重、全力支持，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自1951年，習仲勛與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成為忘年交后，他們合作共事近四十個春秋。十世班禪逝世后，習仲勛在《人民日報》著文，深情寫道：“出門要告別，回來要談心，這是他長期同我交往的一個老習慣了。”“我總感到，能交上這樣的諍友可謂幸事。由於有這樣的了解，所以我對他也是以心換心，坦誠相見的。”[30 ]習仲勛還與藏族上層人士、曾任國民黨甘南保安司令、新中國成立后擔任西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等職的黃正清成為終生摯友，黃正清把習仲勛看作是“藏胞心目中的親人”。他回憶說“回想起在西安、甘肅和習書記一起工作的一段時間，無時不得到他的關懷，每個重大工作環節無不得到他的支持、幫助和鼓勵，我真感到榮幸和快樂。”還有新疆的包爾漢、賽福鼎·艾則孜，青海的喜饒嘉措，寧夏的馬震武，陝西的楊明軒、趙壽山，甘肅的馬鴻賓等，都是習仲勛深交的好朋友。習仲勛廣交、深交黨外朋友的事跡有口皆碑，被稱為“黨與非黨交往的典范”。

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生動指出，從某種意義上說，統一戰線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交到的朋友多不多、合格不合格、夠不夠鐵。交朋友的面要廣，朋友越多越好，特別是要交一些能說心裡話的摯友諍友。想交到這樣的朋友，不能做快餐，而是要做佛跳牆這樣的功夫菜。對黨外人士，要多接觸、多談心、多幫助，講尊重、講平等、講誠懇，不隨意傷害對方自尊心，不以勢壓人。[ 31]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統一戰線工作必須堅持廣交、深交黨外朋友，堅持久久為功、以人為本，堅持抓常、抓細、抓長，創新工作思路，講究方式方法，把握做人的工作的規律和方法，把黨外力量凝聚起來。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統一戰線的成功實踐及其深刻影響，為做好新時代的統戰工作提供了光輝典范，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全黨：“新的征程上，我們必須堅持大團結大聯合，堅持一致性和多樣性統一，加強思想政治引領，廣泛凝聚共識，廣聚天下英才，努力尋求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形成海內外全體中華兒女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的生動局面，匯聚起實現民族復興的磅礡力量！”[32 ]在新時代，我們要認真學習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統戰工作的成功經驗，高舉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旗幟，不斷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懈奮斗。

注釋：

[1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載《人民日報》，2021年7月2日，第2版。

[ 2]《習仲勛傳》編委會編:《習仲勛傳（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頁。

[ 3]劉志丹紀念文集編委會編：《劉志丹紀念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頁。

[ 4]《劉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頁。

[ 5]《甘肅黨史資料》（第三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頁。

[ 6]參見陝甘邊根據地與中國革命研究課題組：“論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碩果僅存’的歷史必然性”，載《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10期。

[ 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03頁。

[ 8]《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頁。

[ 9]《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頁。

[ 10]劉志丹紀念文集編委會編：《劉志丹紀念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頁。

[ 11]《劉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頁。

[ 12]中共甘肅省委編：《習仲勛與甘肅》，甘肅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頁。

[ 13]習仲勛，馬文瑞：“善做團結工作的模范——紀念劉志丹同志誕辰95周年”，載《人民日報》，1998年10月18日，第4版。

[ 14]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仲勛論統一戰線》，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頁。

[ 15]《習仲勛文集》（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430頁。

[ 16]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仲勛論統一戰線》，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頁。

[ 17]《習仲勛文集》（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頁。

[ 18]《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562、556頁。

[ 19]劉志丹紀念文集編委會編：《劉志丹紀念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頁。

[ 20]《劉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頁。

[ 21]《劉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頁。

[ 22]《習仲勛文集》（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28頁。

[ 23]《習仲勛傳》編委會編:《習仲勛傳》（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8頁。

[ 24]《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561頁。

[ 25]《劉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頁。

[ 26]《劉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頁。

[ 27]參見閆團結，戴曉芹：“試論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對社會力量的統戰政策”，載《陝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2年第3期。

[ 28]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習仲勛紀念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778頁。

[ 29]參見梁月蘭，閆武振：“習仲勛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期間對統一戰線工作的主要貢獻”，載《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

[ 30]習仲勛：“深切懷念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班禪大師”，載《人民日報》，1989年2月20日，第6版。

[ 31]《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562-563頁。

[ 32]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載《人民日報》，2021年7月2日，第2版。

（作者：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會副會長，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原副院長）

來源：《中國政協理論研究》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