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陳延年學習觀的養成

陳延年

陳延年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毛澤東稱贊其為“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理論功底深厚、工作能力突出、個人作風過硬，為黨的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深受黨內外同志的擁護和愛戴。相較於其他知識分子型的早期領導人，陳延年走上無產階級革命道路的歷程較為曲折，而促使他最終拋棄無政府主義等思想轉而信奉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是持續深入的學習。堅持學習，是陳延年從錦衣玉食的富家少爺到粗食布衣的英雄少年、從無政府主義的支持者到馬克思主義的擁護者轉變的根本原因。就他的學習觀養成進行分析研究，無疑對青年學生踐行為民族復興而讀書的初心使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獨立自主，在比較中找准學習方向

陳延年“在童年時克承庭訓，天資甚高，讀四書五經，過目成誦”[1]P409，加之刻苦自勵，對舊書掌故、新書知識都有興趣，讀起書來定要窮經究理，至十五六歲，國學已頗有根基[2]P41。據其弟陳鬆年回憶，安慶看過他文章的老先生都說，可惜現在科舉廢了，否則延年必能考中。但他不滿足於此，除去讀先生規定的書外，還利用課余時間想方設法借書來讀。彼時的安慶，革命浪潮風起雲涌，陳延年本就對岳飛、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愛國事跡十分推崇，心中萌生了以身許國的崇高志向，而震驚全國的辛亥革命引發了他對社會變革的思考。后來，陳延年結識了原是革命黨人的安慶迎江寺的月霞和尚，便時常登門拜訪，接受革命啟蒙。1913年10月，安徽督軍倪嗣沖因陳獨秀參加討袁斗爭而下令追捕陳延年兄弟，陳延年等被迫逃往安慶鄉下躲避。此事對他的“童年思想產生很大影響，種下了反抗和革命的種子”[2]P41，也使他對當時社會的黑暗和軍閥統治的殘暴有了更為深刻直觀的認識。就讀新式學校后，陳延年開始接觸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和西方社會思想，眼界大為開闊，“使他心靈深處的革命願望更為強烈，開始和傳統觀念決裂”[3]P6。他“對士大夫階級不勞而食、不織而衣以及聲色貨利、荒淫無恥，深惡痛絕。常以澄清政治，改變士氣為己任”[1]P409，此時更是選擇拋棄富裕的家庭生活，懷著遠大的抱負和熱切的心情外出學習，以求改變舊社會、追求新生活。

1915年，陳延年開始投身革命事業。若是借助父親的威望，他自然可以獲得豐富的資源和廣闊的舞台。但他在革命信仰上絕不盲從，亦不願借用父親的名氣，而是決意鍛煉自立能力，獨自追求救國真理，與父親政見相左時甚至公開論戰，時人謂之“父子各獨立，不相謀也”。他組織青年學生半工半讀，認為這“不僅對貧苦學生開了一條光明大路，而對於那些戴著大學生頭銜，穿著藍袍黑馬褂，腳踏粉底朝靴，奔走於達官貴人之門，投機取巧，到處逢迎的青年學生起了一種對照與針砭的作用，為社會開了新風氣”[1]P409。當時上海是新思想的匯聚地，陳延年利用住在新文化運動重要的傳播陣地——亞東書店之便，“懷著探求真理的急切願望瀏覽了當時所能找到的各種新書刊”[4]P437。但受限於知識閱歷，他對真理與謬誤尚缺乏准確辨別的能力，對無政府主義產生了濃厚興趣，視其為最有希望指引中國走出黑暗的“救國良方”。他積極行動、奔走呼吁，以求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無政府、無私產、自由平等的互助生活，還與黃凌霜等人整合相關團體和力量，成立旨在“介紹科學真理，傳播人道主義”的進化社，編輯《進化叢書》，出版《進化》月刊。然而，進化社在當時的革命斗爭中幾無建樹，《進化》月刊也很快遭到查禁。現實中的困境促使陳延年赴法勤工儉學，以求開闊眼界、豐富知識，求得真正可行的革命理論。19世紀20年代，法國社會階級矛盾加速激化，擁有相當勢力的無政府主義不僅沒有對改造社會起任何積極作用，卻愈來愈墮落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維護者。殘酷的現實促使陳延年重新審視各種主義，放下成見去閱讀《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馬克思主義著作，“並逐漸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剩余價值論、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有了較深的理解。特別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無政府主義一針見血的批判，對他震動更大，對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有了冷靜理性的判斷”[3]P24。而隨后的革命實踐——留法勤工儉學生先后發動的維護生存權和求學權的“二•二八”運動、反對北洋政府借款打內戰、進佔中法裡昂大學三次革命斗爭，更是讓他明白“馬克思很有先見之明”。

1922年初，陳延年徹底拋棄無政府主義主張，全面接受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經過趙世炎等人的爭取，同年6月，陳延年參加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成立大會，后被增補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擔任宣傳部部長，負責編輯《少年》雜志，在捍衛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與無政府主義等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論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23年4月，陳延年入莫斯科東方大學系統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蘇俄革命經驗，實地感受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面對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陳延年感到一切都是新鮮的，充滿了求知的欲望，對唯物史觀、國際職工運動史、自然科學等所有教學課程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如飢似渴地學習。1924年七八月間，陳延年回國，結束了長達5年的海外求學歷程。親眼見識了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道路，他對各種主義和思想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認識，正確地區分了真理與謬誤。回顧革命道路的選擇，他感慨萬千，決心徹底清除無政府主義等錯誤思想殘余，堅定馬克思主義科學信仰，並在領導革命斗爭中始終保持對科學理論的學習思考和研究應用，義無反顧地投身無產階級革命事業。

二、勤勉刻苦，在實踐中檢驗學習成效

陳延年自幼勤勉好學，從私塾到安慶尚志小學再到全皖中學（安徽省立第一中學前身），都是同齡人眼中的好榜樣，勤學精神為師友所稱贊。陳鬆年曾回憶道：“延年讀書十分用功，頭腦也很聰明，記憶力極強。據家裡大人們講，他讀起書來日夜不停，好像著了迷一樣。”倪嗣沖追捕事件后，陳延年回到安慶，進入全皖中學學習，讀書更加用功了。當時，學校有個名叫湯葆銘的先生，愛給學生出難題，但都難不倒陳延年。湯先生的題目剛寫出來，陳延年就答出來了。在上海讀書期間，其父陳獨秀為改變我國青年“手無縛雞之力，心無一夫之雄﹔白面纖腰，嫵媚若處子﹔畏寒怯熱，柔弱若病夫”的狀況，奉行“獸性教育”，陳延年兄弟不得在家吃住，每月僅有10元錢做生活費，除去學費，所剩無幾。兄弟二人必須白天在外做工謀生，晚上才能到法國巡捕房附設的法語補習學校學習。但這絲毫沒有影響陳延年的學習成績，他懷著強烈的求知欲，刻苦鑽研，勤奮學習，法語水平提高很快。據陳獨秀的好朋友吳虞1917年1月的日記記載：陳獨秀的長子“法文極佳”[3]P9。不久，兄弟二人便雙雙考入震旦大學，其學習用功之深可見一斑。在理論學習的基礎上，他們“為了追求革命，追求真理，毅然地離開學校，不要家庭的經濟接濟，發起組織工讀互助團，與一些進步的青年學生組織起來，實行半工半讀，自給自學。還聽說，他們在上海工讀時，為了了解勞動者的生活和團結他們，兄弟倆還幫助黃包車工人拉車，同工人群眾交朋友”[5]P27。

旅法初期，陳延年進入巴黎大學附設的阿裡雍斯學校學習。該校教員多系巴黎大學的教授兼任，開設文學、歷史、地理和法國文明史等多門課程。陳延年十分珍惜難得的學習機會，除認真聽課並完成作業外，還充分利用該校的條件博覽群書，決心在半年或一年內修完該校規定的課程，爭取投考巴黎大學。[4]P439一年后，因法華教育會取消資助，勤工儉學學生的處境變得異常艱難。陳延年無法繼續在巴黎大學的學業，奔波於巴黎、裡昂等城市間，每天都要從事大量的體力勞動，但他絲毫沒有放鬆學習，抓緊一切時間刻苦自學。據他的一位友人回憶，陳延年在法國時，為一真正之華工，以半日進工廠做工，以半日研究法律。即便如此，他還抽出時間與志同道合的旅法青年學生合作出版小型刊物，對中國前途和革命出路等問題進行研究和討論。當時，法國關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重要著作都有法文版本，闡述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和介紹俄國革命實際情況的書刊也很多，大家買到后，互相介紹，互相傳閱，拼命閱讀，思想認識不斷提高。[6]P79與此同時，一部分信奉無政府主義的勤工儉學學生卻荒廢學業，熱衷於攀附名流。陳延年憂慮於他們對科學“似乎一無所知，一無所研究”的狀況，時常給予規勸。留蘇期間，蘇聯正遭遇嚴重的經濟困難，陳延年等人即便享紅軍戰士的待遇，依舊是吃不飽、穿不暖，冬天的夜裡冷得無法入眠，但這都沒有動搖和干擾陳延年的學習願望。他曾對人說，我一生未曾有過這樣好的生活。他自主克服語言不通等種種不便，認真完成所有課程，並盡其所能借閱書刊，探索不斷變化的社會生活，時常向趙世炎、王若飛、胡志明等同學請教討論，堅持弄清楚遇到的每個理論問題。1925年，陳延年擔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領導全國革命中心和根據地的工作，異常繁忙，但“工作余暇，即閱讀中文俄文書報，有時還對我等講述一半段列寧處事的革命故事，還曾指導我們辦了一個小刊物，刊名叫《怎麼干？》，專介紹簡短的革命工作經驗”。“他經常工作至深夜……我等早已疲乏就寢，他總得在床頭看一半小時書報，始行熄燈就寢。他的住房內桌上和床頭，都是俄文書報。”[7]P150

三、學貴得友，在互鑒中拓寬學習視野

陳延年在讀書學習中，堅決反對閉門造車，積極熱情地參加各類學術團體，遇到不懂的問題，及時向身邊同志請教，毫無保留地同他人分享學習資料和心得體會。年少居鄉讀書期間，陳延年就與后來曾經擔任過老安徽大學校長的程演生等人關系密切，時常相互交流切磋學問。陳家近鄰汪洋老先生家中藏書甚多，陳延年便成為他家的常客，時常去借閱圖書、請教學問，短短幾年時間就閱讀了大量的經史典籍，為后來從事革命宣傳工作打下了扎實的文化基礎。此外，他經常造訪迎江寺，與月霞和尚交流，暢談革命道理和革命黨人的崇高精神，學習課本上沒有的知識。1919年前后，陳延年還曾到北京發起工讀互助團，結合一般生活較苦、覺悟程度較高的青年學生，半工半讀，自給自學[1]P409，尋找志同道合的同志共同探求革命道路。

在法國勤工儉學期間，陳延年遇到了一群具有崇高抱負的同齡學生，他們中很多人在五四運動時曾是發動和組織群眾斗爭的領袖，具有一定的工作經驗和組織才能，陳延年與他們組成團體，互相幫助，共同學習。在莫斯科東方大學，陳延年以頑強的毅力克服了不懂俄語的困難，埋頭苦學，不懂的便向同學請教，還經常與趙世炎、王若飛等人交流學習心得，討論問題。他雖然平時沉默寡言，但討論問題時總是熱烈發言，闡明自己的見解，尤其是面對原則問題時沒有絲毫的馬虎與退讓，常常為了弄清楚重要的理論問題而與人爭得面紅耳赤，嚴謹認真的學習態度讓同學們敬佩不已。[3]P43在莫斯科時，陳延年經常專門組織新來的同學匯報由法赴蘇途中的所見所聞及各人的表現，歸納個人的優缺點，並要求每一個同志注意學習別人的長處，克服自己的缺點，大家團結友愛，互幫互學，把自己鍛煉成一個堅強的革命戰士。陳延年還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好榜樣，經常深入同學中，了解每個人的學習情況和要求，隨時集中反映，研究解決，當眾表揚、當眾批評。東方大學中國學生在他的帶領下認真學習，大家感到十分愉快和親切。在東方大學學習的還有來自日本、朝鮮、越南、土耳其等國的革命青年，以及蘇聯遠東各少數民族的學生。陳延年經常和各國學生支部領導人來往，相互介紹各國工人運動和民族革命斗爭的發展情況，同他們建立革命友誼。據饒競群回憶，陳延年在兩廣區委工作期間……經常組織在廣州各部門工作的同志，利用星期天或晚間，在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報告會，學習時事政治和革命理論……陳延年幾乎每次報告會都參加，一方面聽講，一方面作指導，既當學生，又當先生，使同志們感受到黨的教育和溫暖，從而不斷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覺悟。

四、知而好謙，在交流中帶動他人學習

陳延年出身安慶名門望族，家境優渥，天資聰穎，少年時便已負盛名，無論是求學期間，還是工作之后，都是身邊的同志和師友崇敬的對象，擁有大量的仰慕者和追隨者。但他為人十分謙和，曾在中共廣東區委長期與其共事的譚天度回憶：陳延年“不象一般的知識分子，固然沒有留洋學生那樣漂亮的西裝革履打扮，也沒有那種高談闊論、裝腔作勢、向人顯示學問的高深，而是表現的很平凡，就象一個純朴的勞動者”[8]P43。陳延年性格沉穩，不苟言笑，在與人交流討論時總是先聆聽他人述說，從不隨意打斷他人，也不會採用高壓的方式強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觀點，而是詳細地闡理述道，循循善誘，真正做到了以理服人。在交流討論中，他雖然說話不多，但總能抓住問題的根本，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趙世炎曾稱贊他是“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的典范，謙謙君子的作風讓身邊的同志幾十年后還記憶猶新。不過，陳延年在學習中亦有毫不妥協的一面，面對錯誤的言論，他則將給予深刻而徹底的揭露批判，辯論政治原則問題時，就像列寧所說以猛獅那樣的氣勢和雄辯來征服對方，贏得大家的尊敬，從而清除錯誤思想的影響，幫助同志們學習進步。

革命道路選擇的曲折經歷，讓陳延年十分熱衷於幫助黨員干部和革命群眾提高理論水平，堅定政治信仰，因而他對宣傳教育工作格外重視。早在1922年，陳延年即出任“少共”宣傳部部長，領導編輯“少共”機關報《少年》。據鄭超麟回憶，陳延年親自刻寫蠟紙，搞油印，經常要忙到夜裡一兩點鐘。他寫的字規范秀美，使這個油印刊物竟能與鉛印的媲美，雜志內容豐富，具有很強的理論性和戰斗性，在旅法學生和華工中影響巨大，被譽為巴黎的《新青年》。[3]P36在領導中共廣東區委工作期間，陳延年堅持每周召集活動分子會議，報告黨的政策和民眾運動，經常結合各項中心任務，指示有關同志編印刊物或宣傳提綱給各基層支部進行學習和宣傳。[9]P48為了推進黨的教育與宣傳，他和張太雷等領導創辦了區委機關刊物《人民周刊》和供黨內同志閱讀的內部刊物《我們的生活》，這些刊物迅速成為當時教育黨員和干部的重要陣地﹔還曾主辦《少年先鋒》《做什麼》等刊物，為這些刊物寫過不少文章。他根據革命形勢的發展需要，及時“開辦了團訓班、黨校、工人講習班，並到農民講習所親自授課，講得生動、系統，並有鼓動性。他寫文章更是鍛煉有素、駕輕就熟、才華橫溢”，吸引了大批青年學生和工人投身革命。他為這些事業付出了大量心血，但從不突顯自己，雖然文華出眾，但從不隨便寫文章，更不願以自己的名字發表文章。[2]P42

陳延年是經過五四運動洗禮的那一代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是開風氣之先的早期共產黨人之一。他熱愛學習、善於學習，在長期的學習和實踐中養成了獨特而鮮明的學習品質，對廣大青年“依靠學習走向未來”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和借鑒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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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黎顯衡，林鴻暖，楊紹練.陳延年[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

（作者單位：江秀娟，中共合肥市包河區委黨校﹔李朋飛，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來源：《黨史文苑》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