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的戰略思考

朱德是全黨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楷模。新中國成立后，朱德先后到全國各地進行過一百七八十次調查研究，留下百余篇珍貴的調研報告。在朱德誕辰130周年之際，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精選朱德調查研究報告，編輯出版了《朱德調查研究文集》。這本文集是朱德視察祖國各地，深入城市、鄉村、工廠、礦山、林區，以及部隊和學校，認真傾聽地方和基層干部及廣大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要求，廣泛了解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情況的真實記錄﹔反映了朱德在深入調查研究基礎上，為黨和國家重要決策提供的真知灼見﹔反映了新中國生機勃勃、不斷奮進的社會主義進程﹔反映了黨帶領廣大人民群眾，艱辛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軌跡。本文結合《朱德調查研究文集》，對朱德在調查研究過程中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的略性思考，進行了一些梳理。

一、要走符合國情、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1957年到1965年，朱德同志六次到四川視察，提出要按照四川的實際指導生產，根據山區、丘陵和平壩的不同特點，因地制宜地制定經濟發展規劃。符合國情、符合客觀經濟規律，是朱德視察祖國各地，指導經濟建設的戰略理念。這一理念在他的調研報告中隨處可見。

第一，建設規劃要從當地自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出發

1955年6月中旬，朱德視察內蒙古包頭。當地負責同志向他介紹了新包頭規劃，設想在二機部所設坦克廠、炮廠和包鋼之間，建立一個60至80萬人的新城，完全沒有利用舊包頭。朱德實地察看后，發現那裡方圓十幾公裡，大部分是荒草沙原，沒有庄稼和人戶，中間還隔了一條昆都侖河。要在這一無所有、寬廣地面上建成一座新城，不但投資大、困難多，當時也沒必要。

於是，朱德在7月25日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這個規劃不切合實際，應暫時擱置。目前應採取先按廠區分區建設的方針，舊包頭仍可作為新工業區建設的支援點。這樣不但可以節省一筆很大的市政投資，且便於集中力量按期或提前建成包鋼，早日生產鋼鐵，對國家建設更有利。在全面了解內蒙情況后，朱德還向中央報告說，內蒙古大部分是未開墾的處女地，宜農宜牧，有廣大的森林和豐富的礦藏，多湖且有天然鹼和魚鹽之利，具備建設和發展工農業的有利條件。不利的是風沙多，雨水少，氣候冷，無霜期短，運輸困難﹔但這些缺點在現代技術條件下可以逐步改變和克服。報告提出，內蒙古的建設，應充分利用有利條件，發揮潛力，克服困難﹔目前人少地多，人力不足是建設中的主要矛盾，要注意開荒移民，分別採用建立移民新村，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分社、依靠親友分散安置等辦法進行移民安置工作。

第二，搞經濟建設要因地制宜

中國地大物博，各地都有不同的資源優勢。朱德十分重視引導地方利用當地資源比較優勢，推動經濟發展、興辦新興產業，以帶動地區經濟整體提高。

吉林森林資源豐富。1959年6月中旬，朱德視察吉林后，在6月25日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山區生產要以林業和多種經營為主，充分利用森林資源，把發展森林工業和發展化學工業結合起來，做到林產的綜合利用。吉林省委作出的山區生產要在糧食自給有余的前提下，以林業生產和多種經營為主的決定是正確的。“靠山吃山，山區生產必須從山區的特點出發，並且要照顧到山區物產多、交通運輸不便和勞動力缺乏的矛盾。”[《朱德調查研究文集》，第291頁。]

四川天然氣資源豐富。1963年春朱德在四川考察時，從各方面了解天然氣利用情況。在5月19日給中央的報告中，朱德提出：天然氣不僅可以作為工業燃料，還可以用作化工原料，是支援農業、解決我國人民吃穿用必需的物資。針對四川的相關研究設計缺乏統一領導，石油、化工、紡織等幾個部門同時在做，技術力量薄弱，又不集中，工作重復，對加速天然氣開發和利用不利的情況，朱德向中央建議，四川要設立一個部門，加強對天然氣研究和設計的統一領導和協調。要加強資源勘探和開發，特別是要集中力量把川南、川東幾個重點地區資源情況摸清，為規劃和設計提供可靠依據。還要設立專門研究機構，迅速掌握利用天然氣技術﹔國外已經成熟的生產技術是我們迫切需要的項目，應盡量爭取買一部分專利作為樣板，以避免走彎路。

因地制宜，還表現在要順應各地自然地理環境，舉辦各類經濟事業。1963年5月至9月，河北、河南、江蘇、安徽、山東五個平原省份連降暴雨，洪水成災。10月中下旬，朱德視察五省災情。10月29日，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朱德以河北經驗為例，向中央提出平原地區水利建設和發展農業生產的三點建議：（1）平原治水方向主要是上游山區蓄水，中、下游地區疏導水流。（2）華北平原年平均降雨量不多，但雨量集中，常常成為暴雨﹔秋季容易泛濫成災，平時卻常遭干旱威脅。在治洪同時，必須發展農田灌溉，解決干旱問題。華北井灌行之有效，普遍打井還可以降低地下水位，改造鹽鹼地。（3）治理洪水、戰勝自然災害，實現農業生產的機械化、電氣化、化學化和水利化，都必須始終考慮華北平原水土流失，風沙走動、地形變化大的特點。“我們的決策，都必須適應這種自然變化的規律，才能成功。”[《朱德調查研究文集》，第448頁。]

第三，立足國情選擇有效的經濟增長方式

要注意挖掘老企業潛力。建設資金、技術人才缺乏，是新中國建設中的突出矛盾。1956年5月中旬，朱德視察太原，發現一些老廠老工人多、設備多、技術水平較高，經改建或擴建，設備增加不多、投資不大，時間又短，生產效率即可大大提高。於是，在5月29日給中央的報告中，朱德提出，中央有關部門要注意挖掘老廠潛力，這是目前解決資金、技術人才缺乏的重要途徑。

要不斷提高生產技術和改善經營管理。1958年7月中旬，朱德視察玉門油礦時感到，發展石油工業要在技術提高和改善管理方面多下功夫。在7月23日給中央的報告中，朱德建議，石油工業要加快鑽井進尺和降低鑽井成本，大中小型並舉、深井淺井並舉、土法洋法並舉、天然石油和人造石油並舉，先易后難。隻有實行這些原則，才能少花錢、多辦事，盡快開採石油。朱德提出：各個油礦特別是西北地區的油礦，要以石油生產為主，全面發展工農業生產，以便做到自力更生，克服生產和生活困難。

要積極推廣投資少、有發展前途、經濟效益高的新興產業。1958年4月中旬，朱德在上海參觀斯美玻璃纖維廠和永鑫無縫鋼管廠。兩個廠規模小、設備簡單、投資少，但產品卻對工業生產具有重要價值。於是4月16日朱德寫信向中央舉薦這兩個小廠。斯美玻璃纖維廠生產的玻璃纖維，是現代工業生產中一種新材料，當時在英國已有400多種用途，在我國當時主要用於國防工業，很有發展前途。其原料為白陶和砂子，大量開辦有充分可能。朱德認為，應予以推廣發展，作為發展地方工業的門路之一，將來生產多了，可以在工業上推廣使用和研究試制新的品種，並且可以爭取出口。永鑫無縫鋼管廠由一個小五金廠轉產，因為解決了鑽頭能耐高溫、避免過快氧化這一生產中長期沒有解決的關鍵技術，產量成十幾倍的增長。該廠職工不滿百人，固定資產僅20萬左右，一年生產上萬噸無縫鋼管。朱德認為，類似規模的廠，設備簡單，隻需投資50萬元左右，建廠僅需半年時間，如果再搞上三、四個，就能解決對於無縫鋼管數量和型號上的緊迫需求。

要尊重自然規律，科學種田。1959年4月中旬，朱德山東考察時，省內有42個縣，約1400萬人口的地區發生春荒，省委主要負責同志都在濟寧專區處理糧食問題。山東特別是魯西南地區，人口稠密，糧食供需壓力很大。為了增產，部分地區違背科學種田技術，過度密植，浪費麥種約4億斤，收成方面的損失還未統計。朱德在5月12日給中央的報告中說，過去老農民每畝下種4到8斤，解放后是8斤到18斤，1958年平均每畝下種18斤，1959年由18斤提高到30斤以上至1000斤為止。朱德指出，我曾去山東農業科學院看過實驗農場，小麥密植最高合理限度在30斤左右，目前“密植成災”的現象值得注意。[參見《朱德調查研究文集》，第271、272頁。]

第四，經濟建設要協調好各方面的關系

在視察過程中，朱德對如何處理好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十分關注。1956年5月中旬，朱德在山西太原考察，發現山西軍事工業比重大，輕工業比重過小，輕重工業比例不相適應。軍工生產由於生產任務不飽滿，機器開動率很低，浪費很大。他在6月29日給中央的報告中，轉達山西省委希望增設幾個輕工業工廠的建議，並明確表示：“為了使輕重工業比重相適應，中央能在山西，尤其在太原增設幾個輕工業廠子是必要的。” “把軍事工廠和民用工廠的生產如何有效地緊密地結合起來配合生產是對社會主義建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必須在開始建廠時，就考慮如何與和平生產工業相結合”。[《朱德調查研究文集》，第94頁。]次年1至3月，朱德通過對廣東、廣西、雲南、陝西等省的視察進一步感到，兵工生產如何同民用生產結合，是目前工業中最突出的問題，且是一個全國性問題。他在4月18日給中央的報告中明確提出，兵工廠生產在和平時期同民用生產相結合的問題，盡管牽涉面廣，比較復雜，但非解決不可，而且要及早解決，否則損失更大。

經濟建設的發展要和基礎設施的發展相協調，特別是要與交通事業的發展相協調。1958年9月上中旬，朱德在新疆視察。他突出感到，新疆交通事業的滯后，影響當地經濟發展。視察期間，他就新疆發展問題給中央有三次報告，每次都提出，新疆要發展，必須發展交通事業。返京時朱德途經蘭州。蘭州煉油廠原油運輸力不足，已成為關系煉油廠能否正常生產的緊迫問題。這使朱德進一步感到，生產的發展必須有配套的基礎設施。在10月6日給中央的報告中，朱德提出要積極解決原油運輸和交通問題。

經濟建設要有計劃按比例發展。1958年“大躍進”違背這一規律，造成嚴重損失。在全黨認真總結經驗，反思失誤的過程中，朱德1959年5月27日至6月24日視察東北三省，並就解決經濟比例失調問題向中央提出建議。

遼寧的主要問題是工業生產中的計劃和物資供給能力不協調：原材料不足，品種規格不全，七長八短﹔煤炭供應不上﹔現有設備維修差、生產浪費大、質量差，又加重了物資供給的短缺。遼寧省組織兩次物資調劑和生產協作會議，互通有無，解決部分問題。6月20日，朱德與董必武、林楓在給中央的電報中肯定了這一做法，同時明確說，挖掘潛力只是應急，要長遠解決問題，必須確保生產計劃的科學和穩定。朱德等人還反映，遼寧農業與工業發展也不協調，農業落后以致“無論在輕工業的原料供應和城市糧食、副食品供應上，都嚴重地影響到工業的發展。兩條腿走路，實際上已經成了跛腳走路。因此加速遼寧和整個東北地區的農業機械化，使農業生產能夠適應工業發展的需要，已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朱德調查研究文集》，第286頁。]

吉林在糧、布等市場供應方面沒有問題，但國家布置的出口大豆任務沒有完成。朱德在6月25日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大豆是出口王牌，保障國家出口任務是全局。大豆集中產區，必須保証大豆生產任務﹔缺乏口糧，國家應按一般留糧標准保証供應。為保障大豆生產，國家要適當提高收購價格﹔收購方法應採取中央有關部門和地方每年簽訂合同，使地方有計劃安排生產，在保証完成出口任務后還留有必要的機動數﹔對大豆產區農民的食油和豆制品供應要適當照顧。報告清晰反映了朱德關於地方局部利益要與國家整體利益相協調的思想。

黑龍江的工業生產，經過抗美援朝時期的南廠北遷、“一五”計劃時期的重點建設和1958年“大躍進”三個階段，有飛躍式發展，但“輕化工業、交通運輸、市政建設沒有相應地跟上去，形成三條短腿”[《朱德調查研究文集》，第294頁。]。於是出現消費資料生產不能適應城市人口迅速發展和城鄉人民購買力的提高﹔交通運輸能力弱，直接影響到煤炭和木材的生產﹔市政建設跟不上，造成的突出問題是供水不足。這些方面的緊張情況直接影響生產和人民生活。朱德在6月29日給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中，匯報了黑龍江視察時了解到的這些問題。

工業和農業相互促進、協調發展是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問題。1964年1月4日至4月6日，朱德視察華東、中南以及貴州、河北等13個地后感到，農業在恢復基礎上進一步發展需要工業大力支援。他在4月23日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1）現在化肥、農藥、機電排灌設備、加工設備和水泥等生產資料的供應，遠不能滿足農業發展的需要，隨著農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情況會更加突出，需要採取有力措施加強工業支援。（2）從各地情況看，如果堅持實行兩條腿走路和大、中、小型相結合的方針，依靠地方力量，發展小型磷肥廠、氮肥廠、水泥廠和水電站，充分利用現有機械廠和手工業工廠制造排灌設備和運輸工具等，可以解決不少問題，這些方面潛力很大。不能等待搞大廠，也不能依賴中央解決所有問題。（3）在加強工業支援農業的同時，農業生產也必須在以糧為綱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經濟作物和多種經營。“隻有糧食和經濟作物、多種經營全面發展了，才能更好地實現城鄉互助、內外交流，才能使農村經濟進一步活躍起來。”[《朱德調查研究文集》，第475頁。]

二 、要不斷完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

朱德作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全黨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進行探索和完善的過程中，通過調查研究提出許多寶貴思想和建議。

第一，要改善經濟管理體制，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要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權力，給地方更多獨立性辦更多的事情。此后，朱德在視察中，積極探索完善經濟管理體制，把處理好中央與地方關系，調動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作為重要課題之一。

1956年6月上中旬朱德視察沈陽和撫順部分工廠后，在6月19日給中央的報告中，從體制機制方面建議，各工業部應根據所屬大企業需要，提出比較長期的協作計劃，固定一些母子工廠。供產銷要改變中央與地方企業關系上存在的國家下達生產計劃大，商業部門進貨計劃小以及價格規定不一致等不合理現象。視察中遼寧省委建議中央和地方企業實行分級管理制度。朱德明確表示，國營工商企業由中央各部和地方實行雙重領導最為合理，中央和地方在領導上如何分工要進一步研究。

1957年1月，中央委托陳雲召集國務院相關部委，研究中央經濟管理體制改革方案。1至3月，朱德在湖北、廣西、廣東、雲南、四川等地考察時，重點了解這方面存在的問題。在4月18日給中央的報告中，他比較詳細地提出對中央與地方在經濟管理權限劃分上的意見：（1）應給每個省下放個把像樣的機械制造廠，或者把中央管理的機械制造廠劃出部分任務交地方支配，根據地方工農業生產需要進行協作，以解決地方工業發展中的困難。（2）一些藏量不大、分散、國家又無力開採的礦產資源，應允許地方有領導有計劃地開採。（3）財政、計劃、工業、貿易等權限應該逐步下放，使地方有一定機動權，目前不便下放的應該實行雙重領導。（4）經濟體制的中心是財政，要下決心把財權下放，使地方有膽量辦更多的事，這樣中央通過稅收等能拿到的錢會更多而不是更少。如果財權不下放，中央可能永遠靠打算盤過緊日子。財權不僅要下放到省，而且要考慮下放到縣和鄉，逐步建立三級或四級財政。

4月下旬，朱德陪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視察東北三省。針對黑龍江和遼寧位於國境邊界，直接組織物資出口便利，而中央限制較多，影響出口靈活性的情況，朱德在5月9日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應在國家統一計劃下把一部分出口任務包給地方，允許他們根據出口需要直接向相鄰省組織貨源，以便於因地制宜和因時制宜。“這是一個有關體制的問題，我認為在研究體制時應該加以注意。”[《朱德調查研究文集》，第156頁。]朱德反映，黑龍江、吉林森林資源豐富，目前採伐中浪費嚴重，許多副產品沒有被利用。兩省委負責同志都同意把森林工業部和林業部合並，由中央規定任務，地方負責經營。朱德認為這個意見正確，有兩個好處：一是便於地方充分依靠群眾，克服採運浪費現象，增產木材﹔也便於組織群眾把林區財富拿出來，做到地盡其利，物盡其用。二是地方可依靠群眾，使採伐和育林更好配合，這比僅僅依靠少數森林工人育林會做得更多更好更省。兩個問題的解決“也就是把當前林業工作中的兩個主要矛盾，即木材供需之間的矛盾和採伐同育林之間的矛盾求得基本解決。”[《朱德調查研究文集》，第159頁。]

朱德反映的問題和意見，給正在醞釀討論的管理體制改革文件的擬訂提供重要信息。11月國務院61次會議，通過由陳雲起草的《關於改進工業管理體制的規定》《關於改進商業管理體制的規定》《關於改進財政管理體制的規定》，劃分了中央與地方的權限。1958年2月11日，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決議，將森林工業部和林業部合並為林業部。

第二，要建立與生產力發展狀況相適應的生產關系

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的嚴重失誤。“大躍進”在建設速度上急於求成、盲目求快﹔人民公社化追求“一大二公”，兩者都脫離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給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嚴重困難。

為克服經濟困難，1961年1月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決策確定調整國民經濟。3月28日至5月5日，朱德視察四川、陝西、河南、河北四省，5月9日寫報告給毛澤東，如實反映農村大食堂、手工業合作社和自由市場等方面問題。

比如，辦大食堂，由於暴露種種弊端，群眾普遍反對繼續辦下去。對手工業合作社的組織形式和管理制度，所到省、地委領導都同意恢復。因為1958年手工業合作社轉廠並社時，集體所有制轉全民所有制面過大，把一些生產分散、規模較小、產品較復雜、原材料大部分靠自己解決的社組，都轉為地方國營工廠﹔保留的集體所有制工廠，絕大部分按地方國營工廠制度經營管理，取消原來理事會、監事會、社員大會等組織制度，取消分紅、公積金、公益金等分配制度。目前手工業合作社在產供銷三方面都存在問題：生產品種減少，質量下降，生產與銷售不直接見面﹔手工業所需原料，無權直接採購﹔轉廠並社后，計件工資取消，絕大部分改為月薪制，個人收入下降，加上工資制度沒有很好反映技術和生產上的差別，致使手工業生產中普遍存在“磨洋工”的現象。各地積極恢復自由市場后，市場活躍，產品增多，物價逐步下降。但也出現一些亂子，如投機倒把，賤買貴賣等。朱德在報告中反映，針對問題，陝西省意見是，自由市場在農村是放，城市是管﹔國營商業對自由市場不能採取旁觀態度，必須參加進去，加強領導，以避免二道販子對農民的盤剝。縣與縣、公社與公社之間存在的妨礙物資交流的限制必須迅速打破﹔國家規定“不許遠途販運”的政策，要根據不同情況區別對待。四川、陝西、河南許多地方沒鹽吃，一方面是鐵路運輸問題，另一方面是取消挑鹽小販，許多山區運不進鹽。幾個省領導同志意見是，自食其力、對物資交流有重大作用的小販，需要重新有計劃恢復﹔國家包不了的地方，盡量利用小販短途運輸，活躍市場。除固定集市外，陝西和河南還准備恢復傳統城鄉物資交流場所廟會。朱德說：“農業、手工業、供銷社是三位一體的，它們互相結合，互相促進。所以要想把集鎮繁榮起來，除發展生產外，必須把手工業和供銷社恢復起來。”[《朱德調查研究文集》，第328頁。]

在中央和地方大興調查研究、弄清情況的基礎上，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制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即“農業六十條”）、《關於改進商業工作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即“商業四十條”）、《關於城鄉手工業若干政策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即“手工業三十五條”）等文件，決定供銷合作社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有權選購商品、選擇進貨地點﹔恢復合作商店、合作小組和走街串鄉的小商小販﹔開放農村集市、推廣農產品收購合同制度等。顯然，朱德向中央提出的許多建議都得到體現。

會后朱德又派人到北京郊區，進一步調研農村經濟體制、手工業等情況，形成系統材料，於7月29日報送中央並附信談了看法：（1）農村手工業和副業生產潛力很大。隻要勞動力安排恰當，分配合理，生產大有可為。其要害問題是在農業上實行小段包工和建立責任制，加快建設速度，以便抽出較多時間參加手工業和副業生產。（2）北京人民公社的企業和事業單位，現在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既不利於調動生產經營管理的積極性，又重復“一平二調”的錯誤。建議在各企業和事業單位之間實行單獨核算、自負盈虧，對賺錢的企業，公社可按合作社辦法提取10%至15%的建設基金，作為各廠增置設備、擴建廠房之用。（3）現在城市人民公社所屬企業和事業的工資福利制度很亂，職工意見不少。如果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辦法，在工資福利上，各廠可根據企業賠賺情況和工資福利標准自行調整。

11月，朱德指導秘書接續調研北京貫徹“手工業三十五條”的情況，於11月21日將調研報告送交中央，並在附信中強調恢復縣以下集鎮的意義。他說：“縣以下的集鎮，與農村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聯系”，“是手工業與農業結合的紐帶。抓住這條紐帶，既便利了各類物資的集散，又繁榮了農村經濟，同時也增加了貨幣的流轉次數。”[《朱德調查研究文集》，第366頁。]

1962年2月11日至3月13日，朱德視察浙江、江西。在3月3日和26日先后寫信和報告給中央，從戰略高度對農村經濟發展與體制建設進言：（1）生產隊長抓集體生產與群眾抓緊家庭事業和自留地生產，是“兩條腿走路”，處理得好，相互促進，不會發生矛盾。（2）迅速恢復供銷社有五大好處：國營商業人員可大大減少﹔農副產品收購數量和收購品種可增多﹔能有效組織生產、互通有無﹔商品能比較合理地進行分配﹔發揮了民主管理和群眾監督作用。“從所有制上說，生產隊、供銷社和手工業社，這是農村人民公社裡的‘三兄弟’，這三者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是缺一不可的。這‘三兄弟’都發展了，農村經濟也就活躍了。”[《朱德調查研究文集》，第389頁。]（3）根據國際市場中國出口商品暢銷與滯銷情況，提出搞活國內市場：用布匹和工業品向農民換豬、羊、禽、蛋，這些農副產品國際市場供不應求﹔而農民需要的布匹等輕工業產品，又恰好在香港國際市場滯銷。（4）農村經濟恢復和農副業發展，使農村社會購買力和商品可供量出現差額。解決這個問題除採取控制投放、多搞小商品等措施外，可採取擴大供銷社股金的辦法，收回一些票子，用以收購國家不統購的物資，積累集體資金，這樣做農民是願意的。

針對在江西山區視察時，當地一些領導同志提出的墾殖場所有制應該是國營、全民的觀點，朱德在3月26日給中央的報告中明確表態：墾殖場的所有制，“我認為還是作為大集體所有制來經營比較好些。” [ 《朱德調查研究文集》，第386頁。]原因有三：一是建場時國家並未給多少投資，墾殖場是憑自己雙手搞起家務，不要急於抽調他們的利潤。二是作為大集體所有制，更適合當前生產力水平和經營方式，更有利於調動職工生產積極性。三是墾殖場職工自己養活自己，不再算城市人口，不再吃統銷糧，又為國家提供大量農副產品，應當按獨立核算、自負盈虧、按勞付酬、多勞多得原則管理。職工的工資福利國家不需要包，他們的農副產品也不應調撥，而是簽訂合同收購。朱德的意見充分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三，國家在價格政策的制定上，要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不要統得過死

1959年在全黨反思“大躍進”、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錯誤中，毛澤東提出，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要學會利用價值規律為社會主義服務。此后，對價值規律運用的探索，成為朱德調研中的一個視角。

1962年5月15日，朱德在西安考察僅一日，既敏銳發現，因為統一限價，此地大小煤窯都存在虧本現象。大企業虧本出售，國家可以補貼，而在解決當地民用煤方面有著重要補充作用的小煤窯長期虧本卻無法維持。於是，5月20日朱德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煤炭調撥價格可以不變，但小煤窯零售價格應當允許地方適當調高，不要統死。這樣做群眾不會有太大意見。否則小煤窯賠垮，會影響群眾生活。陝西小型天然油廠情況類似。它們生產的煤油農民需要﹔因為統一限價，生產也難維持，應允許適當調高價格，以維持生產。

5月23日至6月13日，朱德在雲南視察時發現，對手工業合作社自己採購原料制成的產品，價格限制過死，不僅無利可圖，甚至賠錢。6月20日，朱德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目前吃穿用價格提高，原料價格上漲，手工業社自己採購原料制成的產品，也應該允許在維持成本、稍有利潤的原則下，適當提高售價。這樣對發展手工業產品，增加社會財富，滿足群眾需要都有好處。朱德還反映，當地供銷社感到，農副產品收購的國家牌價不僅與自由市場價格過分懸殊，而且與議價價格也相差很大。雲南生姜在縣社積存不能外銷，就是因為賣就要賠錢，以致昆明生姜奇缺，中藥鋪甚至賣不出配“藥引”的生姜。朱德說：像這樣“畫地為牢”，束縛自己的事情，應該適當處理。

朱德還把價格政策與促進農村副業的生產和流通聯系起來思考。1963年3月16日至5月5日他赴四川、陝西、河南等地視察后，在5月13日給中央的報告中說：現在農村經濟作物和多種副業經營雖在恢復，但遠未達到過去水平﹔渠道不暢、收購不力是重要原因。具體表現在：有些東西有貨無人收購﹔有些東西收購價格偏低，不利於生產﹔短途運輸渠道阻塞，無利可圖。同時生產技術指導方面也存在問題。為盡快恢復副業生產，解決上述問題，“特別是要把恢復副業生產，加強短途運輸和活躍集市貿易三者密切結合起來，加強合作社的收購工作，暢通和開拓舊有渠道，以促進城鄉互助、內外交流，這樣就會更有利於我國農業和工業的迅速發展。”[《朱德調查研究文集》，第436頁。]

《朱德調查研究文集》中有關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建議和反映的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問題，說明：第一，在探索建立符合國情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進程中，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處理具有全局意義，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需要中央緊迫處理好這對關系，以發揮好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加快新中國建設步伐。第二，所有制結構、市場結構等方面的矛盾，突顯於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成為全黨糾正農村工作中“左”的錯誤、探索與農村生產力相適應的所有制結構和市場結構的著力點。朱德對農村所有制、自由市場等問題進行深入調研，反映了社會經濟生活中存在的違背價值規律的問題和基層的意見，提出許多重要見解，其中有不少都為中央所採納或為中央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

三、為新中國對外貿易工作的開拓獻計獻策

舊中國積貧積弱的經濟狀況，決定了新中國工業化是在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基礎上起步的，在較短的時間內完全依靠自主研發獲得支撐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技術、設備和相關物資是不現實的。這就需要積極開展對外貿易工作，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朱德調查研究文集》中有相當多的內容，涉及對外貿易工作。

第一，要不斷研究和改進對外貿易方式

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立和美蘇冷戰的國際背景下，作為社會主義陣營一員的中國，不可能從西方獲得關鍵的工業化技術與設備的支持，對外貿易局限於蘇聯和東歐，所以，做好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出口工作格外重要。

1955年12月10日至1956年4月2日，朱德等受中央派遣赴蘇聯和東歐參加國務活動，期間訪問蘇、波、捷、德、匈、羅、蒙七個兄弟國家。他十分注意觀察七國對中國外貿出口的需求。回國后在4月25日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了對外貿工作拓展具有重要意義的七點建議：（1）要按照外國消費者的習慣改進現有出口貨品的質量和包裝。（2）用適當提高收購價格、更多建設小型食品罐頭工廠等辦法，擴大土特產品出口數量。（3）要充分利用我國地理比較優勢，大大發展亞熱帶作物種植，以滿足兄弟國家的大量需求。（4）通過有效出口，盡量爭取從兄弟國家獲取成套的工業設備和技術援助。（5）在工業援助方式上，更多採取建立新型“母子工廠”的辦法，由兄弟國家的先進工廠系統幫助我們建立同樣的工廠，並在建廠后繼續給以技術上的幫助。（6）派遣更多的實習生和學徒工到兄弟國家工廠實習，以便盡快掌握技術。（7）各兄弟國家的運輸除開辟運價比較便宜的海上運輸外，還可以協議降低運輸價格、與蘇聯建立管道運輸。朱德還考慮通過一定的組織機制，加強與蘇東國家的經濟合作，如果中國不正式參加經濟互助委員會，可派觀察員參加，並採用貿易、長期訂貨、技術合作、派遣專家考察團，以實現經濟技術上的擴大合作，為擬定長期雙邊或者多邊的技術合作准備條件。

從1957年起，國際形勢對中國外貿發展開始產生有利變化，我們得以逐漸突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的經濟封鎖和禁運。但國內因“大躍進”浮夸風的影響，外貿工作又出現盲目擴大進口、超越國力出口、沖擊正常外貿管理制度和經營秩序的現象。在這樣的背景下， 1958年4月4日至4月29日，朱德視察浙江、上海、江蘇、安徽等地。這些地方外貿工作都有發展，特別是上海正積極擴大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出口貿易，並考慮在次年舉辦國際博覽會。朱德在4月23日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我認為這個建議是可以考慮採納的”。[《朱德調查研究文集》，第177頁。]因為這樣做既可增加國家的外匯收入，擴大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還可以推動國家工業的技術進步。

這次視察，朱德形成《關於江蘇、浙江、安徽三省和上海市對外貿易工作中的幾個問題》的調研報告，於6月20日上報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報告從銷售、組織貨源、改進外貿體制三個方面，比較系統地反映了地方外貿工作存在的問題，尤其是為了局部利益，各省在對外經濟工作中出現相互競爭的現象。朱德視察所到幾省的領導同志都提出，在進出口計劃、出口價格、對外活動等方面，仍應堅持全國統一的原則。這些情況引起朱德的重視，他向中央建議：根據國外市場需要指導出口商品生產，應當由中央外貿部和各口岸公司統一做﹔各省和口岸之間的矛盾，中央外貿部應在互利原則下加以協調。這份報告對於中央了解地方外貿工作情況，糾正“大躍進”后出現的外貿工作盲目躍進的情況產生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加強了對外貿工作的領導，8月下發了《關於對外貿易必須統一對外的決定》和《關於貿易外匯體制的決定》，指出：對外貿易必須嚴格統一對外，絕不容許有任何不統一現象發生。隻有統一對外，才能有計劃地完成國家進出口計劃並為國家生產建設服務。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對於貿易外匯實行統一管理和重點使用，這個方針不容有任何動搖。中央決定組織一個外匯管理小組負責貿易外匯統一管理、全面平衡、統籌調劑。[ 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7、455頁。]

第二，要注意出口貨源的有效組織和生產

出口貨源是支撐和增加國家外匯收入的基礎條件。在考察外貿工作時，朱德高度關注出口貨源的組織和生產。

1957年1月7日至3月24日，朱德視察廣西、廣東、海南、雲南、四川、陝西。當時出口貨源缺乏、供不應求，朱德把尋找貨源作為視察的重要目的。視察中朱德發現廣西、廣東、海南、雲南礦藏和土特產極為豐富，品種繁多，出口貨源有很大挖掘潛力。他由此認為，外銷貨源缺乏，除生產能力不能很快提高、國內需要量日增外，有許多是組織工作、價格政策、稅收政策以及交通運輸造成的困難，而不是貨源真正缺乏。

視察期間，朱德曾五次給中央寫報告，反映出口貨源組織和生產方面存在的問題。在2月24日給中央關於外貿問題綜合性報告中，朱德分析了造成出口貨源缺乏的原因，並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比如：土特產收購價格低，售價高，影響群眾生產積極性，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經營環節過多﹔利潤分配不合理，上多下少，基層社為解決開支，收購農民貨物時壓級、壓價，存在收價低、售價高的現象。解決這一問題要從兩方面著手：一是下決心減少經營環節，下放業務，基層社能夠經營的品種，上級社不要插手﹔改變不合理的利潤分配，縮小上級社的利潤，加大基層社的利潤，以保証基層社的合理收入﹔調整不合理的收購價格﹔精簡商業機構，有領導地組織舊有的已經合作的行商走販，搞活山區和農村經濟。二是外貿機構要協同基層供銷社，直接到產地收購或定貨。朱德還提出，在國際貿易上，我們胃口應該放大，外貿部門不單是收購貨物，還應該組織生產。像我們這樣大的國家，保存幾十萬噸、幾百萬噸物資不算積壓，是必須的儲備。不要某些貨源略有增加，就大喊積壓，減價收購或停止收購，人為阻止生產發展﹔過些時候銷路打開，又大喊貨源缺乏，“臨渴掘井”。另外，加強交通運輸建設，承辦廣州出口商品展覽會，利用港澳華商實行包銷、代銷、長期協議、短期合同等，都是促進和組織外貿貨源的重要方法。

1958年4月4日至4月29日，朱德在浙江、上海、江蘇、安徽等地視察后，針對這些地方組織出口貨源中的問題，在6月20日給中央財經小組的報告中進一步提出建議：要加強冷藏設備的配置﹔減少國內調運任務﹔簽定貿易協訂要靈活，不要在出口物資的規格和價格方面把自己限制死了﹔除傳統出口商品外，要積極開辟和擴充新出口貨源等。朱德介紹了安徽挖掘新出口貨源的經驗，即：“向山區進軍，向礦產進軍，發動群眾，結合下放干部，變無用為有用，變小用為大用”。[《朱德調查研究文集》，第203頁。]同時安徽積極調動群眾生產和擴充出口貨源的積極性：凡可出口的物資都收購，不怕積壓﹔實行固定價格收購，旺季也不降低收價。朱德說：“安徽省的同志建議中央外貿部也要多從支持出口商品的生產方面打主意。我們認為這個意見很對。”[《朱德調查研究文集》，第204頁。]

20世紀60年代初，外貿工作與國民經濟同時進入調整時期。1961年1月18日，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1961年進出口貿易要貫徹執行中央確定的“吃飯第一，建設第二”的精神，減少主要農產品出口量，進口80億斤糧食，穩定國內市場。[ 房維中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96頁。]陳雲在5月30日外貿專業會議的講話中要求，搞好外貿和穩定國內市場要統籌考慮﹔能出口的要盡量出口，但“收購農產品，手不要太狠，要注意改善農民生活，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關鍵是要增加農業生產，建立好出口商品基地。[ 參見《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157頁。]

“大躍進”時期，主要出口是農副土特產品。這些產品附加價值低，出口創匯率低，且相當多的產品國內和國外市場都需要。農副產品出口量增速過高，加重了國內市場供應的緊張局面，造成外貿與國內經濟發展穩定之間的惡性影響。從1961年開始，在中央指導下，外貿進出口結構有很大調整。在出口產品方面，大大減少農副業產品，擴大工礦業產品。調整過程中，出口貿易額大幅度下降。而當時國家仍需大量外匯，不僅需要進口糧食，還需要進口工業原料、尖端技術與設備和國防所需器材等。

朱德十分關心如何使處於低迷的對外貿易，盡快恢復和發展的問題。1962年春，朱德視察江西期間發現，傳統出口商品瓷器的計劃沒有完成。3月11日，他專程赴景德鎮視察瓷業研究所，了解到景德鎮瓷器1960年的產量達105萬擔，而1962年計劃隻生產53萬擔。從原料、人力、技術、設備等方面說，保持在80萬擔沒有問題，但是因為缺少燃料，不得不縮小生產規模、減產量、裁工人。1961年已減兩萬多人，剩下的兩萬余人都是10年以上的老工人，再減十分可惜。[ 參見《朱德調查研究文集》，第391頁。]朱德在3月26日給中央的報告中說，瓷器出口很合算，這項生意對國內市場影響不大，原料就地取材，應當盡量多做，也有可能多做，並作為長期出口商品之一，以便多換進糧食。

1962年12月至1963年1月，朱德先后到江蘇、浙江、兩廣、湖南、湖北等省視察，根據了解到的情況，他仍感到各地出口潛力大，一些傳統土特產出口量沒有恢復，並以銳利目光發現了貨源組織存在的症結。他在3月2日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恢復和發展土特產品並不困難，“隻要把生產隊和社員家庭的副業生產恢復和發展起來，並且把收購工作組織好，就可以把這些零星的分散的產品以及其他雞毛蒜皮的東西收集起來，變為成宗的出口貨。同時，這些商品與內銷的矛盾不大，而對外既好銷，價又高，因此是可以盡量擠出來供出口的。” [《朱德調查研究文集》，第430頁。]朱德提出，外貿部應設一個經濟研究機構，對國際貿易和國外市場進行系統調查研究，通過外貿關系收集經濟和技術情報，並和國內生產結合，以使外貿更主動、靈活，更好地為國內生產建設服務。

第三，倡導和推行國務院“以進養出”商品出口方針的實施

1957年針對某些出口的工業品和手工業品原料缺乏，朱德在1957年6月24日給中央的報告中，曾提出要從兩方面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少出口些原料，把原料做成成品后再出口。這樣既供應了國內工廠和手工業者的原料需要，同時經過加工又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可採取‘以外匯增加外匯’的辦法，進口一些原料經加工為成品后再運出去”。這樣做“外匯可以大大增加，同時可以解決國內不少問題。”[ 《朱德調查研究文集》，第121、121—122頁。]

1961年1月中旬，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在調整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同時，正式提出要大幅度增加用進口原料加工出口的“以進養出”的商品。此后，朱德不斷通過視察中了解到的情況，向中央反饋“以進養出”方針的有效性，以利於這一方針的實施和推廣。

1月下旬，朱德視察上海時了解到，“以進養出”方針在上海已經實行。當時上海工業生產中最大的問題是“吃不飽”。紡織工業生產任務僅達生產能力50%，其他輕工生產30%的生產能力用不上。上海方面意識到，短期內單靠國內供應原料讓工業吃飽不可能。於是“以進養出”，爭取多進口原料，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出口。“以進養出”在上海的實施，展現出五大益處：支持出口、支持生產、增值外匯、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增加國內市場供應。朱德在1月30日給中央的報告中，介紹了上海經驗，建議凡是吃不飽且有制造出口商品條件的工業部門，都可以仿效上海辦法，進口原料，出口成品或半成品。如果能在進口原料時，分期付款或延期付款更好。“總之，要設法使機器開動，人盡其用。”[《朱德調查研究文集》，第313頁。]

“以進養出”方針的有效性，被朱德5月5日視察河北制藥廠和保定化學纖維廠了解的情況再次印証。朱德在6月23日，給中央的報告中說：“以進養出”“維持了工廠生產，養活了工人，同時又換取了外匯，加工后的次副產品，還可供應國內市場需要，這種以進養出的買賣是十分有利的。”[《朱德調查研究文集》，第331頁。]

1964年1月中旬，朱德再次到上海視察時了解到，上海在1963年超額完成外貿任務10%﹔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出口，超過計劃13.7%，佔全國對資出口總額的39%﹔“以進養出”部分佔全市外貿收購總額的45%。這個成績很大。於是朱德在1月17日給中央的報告中鄭重建議：“以進養出”經驗“可供各地參考”。[《朱德調查研究文集》，第455頁。]

中國外貿在經過1958至1959年迅猛曾長后，接續的是三年大幅度下降。經過1961和1962連續兩年調整，1963年外貿進出口總額開始回升。1964年國民經濟調整任務完成時，進出口貿易總額大幅度上升﹔1965年接近1959年水平﹔1966年比1959年增長5.3%。[ 趙德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11頁。]“以進養出”產品的增長，提高了國家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增加了外匯收入，也有利於了國內生產和人民生活，在促進外貿和國民經濟恢復中都發揮了作用。

《朱德調查研究文集》鮮活、生動地展現了朱德調查研究的實踐活動。朱德善於緊密結合黨和國家工作大局，開展調查研究活動﹔善於從戰略角度觀察社會經濟實際和人民群眾的生產活動﹔善於與地方同志溝通，及時發現成熟經驗，凝聚基層智慧，反饋中央，益於資政﹔善於深入細致地調查研究，對個案問題形成系統材料，提供中央參考﹔善於透過現象抓本質，從了解到的諸多情況分析中，言簡意賅、態度鮮明地向中央提出建議，以幫助中央決策。朱德謙虛謹慎、平易近人、求真務實，從他的調查研究文集中可以感到，地方的干部和群眾把他當作貼心人，願意向他暢言﹔朱德也總是滿腔熱情地給地方工作提出有益的意見，同時積極向中央反映他們的合理訴求和思路。朱德的調查研究報告，成為中央與地方聯系的一條通道，密切了黨中央與基層干部、群眾的聯系。

(作者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返聘研究員。此稿刊於《黨的文獻》2016年紀念朱德同志誕辰130周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