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台前幕后

一波三折的建交歷程

1972年2月尼克鬆的破冰之旅宣告了中美兩國長期隔絕與敵對態勢的結束。尼克鬆訪華結束臨走時，曾向中國領導人發出邀請，希望能在美國與毛澤東、周恩來再次相會。當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這一情況時，毛澤東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們怎麼去？公報是發表了，路還長哪!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毛澤東不愧為一代偉人，頗有戰略眼光和遠見。的確，從《上海公報》發表到中美兩國關系完全正常化經歷了近7年的漫長時間。

胸懷大志的尼克鬆原打算由自己來完成中美建交的大業。他在1972年2月訪華時，即向毛澤東、周恩來表示:隻要他能連任第二屆總統，就一定要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1973年2月，尼克鬆由於在中國方面所取得的重大外交成就而贏得美國選民的支持，輕而易舉地擊敗對手，再次當選總統。隨后，他派基辛格第五、第六次訪華。在基辛格第五次訪華中，雙方決定在首都互設聯絡處，中國任命黃鎮、美國任命戴維·布魯斯為聯絡處主任，以便在兩國間建立起直接聯系。1973年5月，雙方聯絡處都開始工作。聯絡處在中美建交前實際上起到了大使館的作用，不作為正式外交使團，但享有外交特權。在第六次訪華與周恩來舉行的會談中，基辛格明確表示，美國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並在這次訪華的告別宴會上堅定地說：“很清楚，我們兩國人民的友誼將得到加強，《上海公報》的原則將得到加強和重申，我們的關系正常化將繼續進行下去。”

然而，正當尼克鬆和基辛格躊躇滿志，中美關系得到進一步發展時，1974年8月9日，尼克鬆因“水門事件”被迫辭職，副總統杰拉爾德· 福特繼任美國第38任總統。

福特上任后表示，美國對華政策不變，繼續遵循《上海公報》的原則，並於1975年12月1日至5日訪華，受到毛澤東、鄧小平的接見。鄧小平先后與他舉行了三次會談，就國際形勢、中美關系、雙方擴大貿易與人員交流等問題交換意見。在談到兩國關系問題時，鄧小平指出：國際形勢千變萬化，我們兩國雖然各自所處地位不同，但兩國領導人相互經常接觸、交換意見，總是有益處的。我們兩國社會制度不同，理所當然地有許多分歧，但這不排除尋求共同點，不排除在上海公報的基礎上尋求發展兩國關系的途徑。但這位繼任總統既沒有田中角榮那樣的果敢和決斷，也沒有尼克鬆那樣富有戰略眼光，因此注定了他不會在對華關系上有大的作為，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由此緩慢下來。1974年9月，美國第二任駐華聯絡處主任喬治·布什赴京上任。他的一番話清楚地表明了當時美國的對華方針。他說道：“就此事（中美建交）的緊迫性來說，我認為我們有很大的余地，可以按照我們自己的考慮和這個國家的政府的考慮而定。因此，在中美關系上，美國並不十分著忙。”顯然，福特政府對兩國關系正常化採取了“拖”的方針。

1977年1月，吉米·卡特入主白宮，就任美國第39任總統。卡特與新中國有著不解之緣。他的生日是10月1日，和中國國慶節恰巧同一天。因此，鄧小平和其他中國領導人說他成為中國的朋友簡直是命中注定。他上任后便做出決定，要在他的四年任期內完成與中國關系正常化的歷史之舉。他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我將迅速朝著同中國關系正常化的方向前進。”做出這一決定與當時的國際形勢有關。

這一時期，美蘇爭霸由緩和變為緊張。面對當時蘇聯咄咄逼人的攻勢，中國的砝碼又重新加重了，美國需要借助中國的力量牽制蘇聯。卡特總統的顧問班子認為，美中關系正常化有助於美國與蘇聯打交道時獲得戰略上的優勢。此外，從經濟角度來看，中國這個市場，對美國資本家來說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中國市場卻讓西歐和日本佔領了。據統計，1978年上半年，日本對中國的出口比美國多5倍，而西歐共同市場比美國多3倍。為了擴大美國在中國的市場，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便成為重要的前提條件。於是，一些大的財團巨頭發起與中國建交的簽名運動，敦促美國政府盡快實現與中國關系正常化。基於上述因素，卡特認為：“增進交往、貿易，最后通過履行《上海公報》與中國關系正常化，是符合全世界和美國最大利益的。”緣此，卡特開啟了實現與中國關系正常化的一系列步驟。

1977年4月，卡特派他的兒子奇普（即詹姆斯·厄爾·卡特第三）隨國會代表團訪華，受到李先念副總理的接見。與此同時，由於對尼克鬆和基辛格最初與中國談判的詳細細節不很了解與熟悉，為掌握這一情況，以便在以后的談判中有備無患，卡特還委派白宮國家安全中國事務專家奧森柏格，對與中國政府建交的談判記錄作全面而翔實的審查，以確認美國在尼克鬆和福特任內有沒有對中國做出過什麼秘密的承諾，同時也確認中國對美國是否做出過秘密承諾。奧森柏格下了很大的功夫查閱了1971年到1976年間，尼克鬆、福特、基辛格、黑格等人和中國領導人談判的備忘錄、會談記錄等詳細資料。經過一番努力，一份編號為24的《政策審查備忘錄》放在了卡特總統的辦公桌上。這份備忘錄包括三部分：一、提出有關美中關系正常化的幾個選擇方案﹔二、提出有關向中國轉讓非軍事科技的方案﹔三、提出裁減在台灣的美軍的步驟和方式的幾種選擇。這份備忘錄提出時，正值美國與蘇聯談判遇到挫折，卡特接受了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提出的打中國牌的建議，加快了與中國建交的步伐。

1977年8月，卡特又派國務卿萬斯帶著一份美方起草的美中建交公報草案又一次前往中國，做“探索性訪問”。鄧小平會見了萬斯，並直言相告：“如果要解決中美關系正常化問題，干干脆脆就是三條：廢約、撤軍、斷交。為了照顧現實，我們可以允許保持美台間非官方的民間往來。至於台灣同中國統一的問題，還是讓中國人自己來解決，我們中國人是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的，奉勸美國朋友不必為此替我們擔憂。”客氣的話語表明了中國政府的堅定立場。

就在此時，美國國務院東亞局首腦霍爾布魯克及其同僚向卡特提交了一份《關於與中國關系正常化的戰略和時間選擇》的重要文件。文件認為，1978年全國中期選舉后，卡特的政治力量和權力都將趨於最高階段，是實現與中國關系正常化的最佳時機，而且這個機會稍縱即逝。卡特接受了這一看法，又派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於1978年5月訪華。臨行之前，卡特給布熱津斯基的指令是：我希望你這次中國之行富有意義，能推動兩國關系不斷向前發展。你應該向中方說明，在這些問題上，美國已經下定決心了！可以非正式地向中國表示：美國打算今年進一步減少美國在台灣的軍事存在﹔在商業上放寬對中國的技術轉讓，增加直接往來，使之經常化和定期化，這對雙方都有利﹔邀請中國派貿易和軍事代表團來美國訪問。計劃中的這些步驟，要反映出我們向關系正常化目標邁進的誠意。

繞開國會的秘密談判

1978年5月20日，布熱津斯基一行抵達北京，在機場受到中國外交部部長黃華的迎接。5月21日下午，鄧小平會見了布熱津斯基。會談中，布熱津斯基轉達了卡特的口信：美國政府認為中美兩國之間的關系在美國全球政策中具有重要性，卡特總統下決心要同中國實現關系正常化。他還表示，美國願意接受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原則，即撤軍、廢約、斷交，但“希望（而非作為條件）在美方作出期待純屬中國內政的台灣問題得到和平解決的表示時，不會明顯地遭到中國的反駁。這樣，美國國內的困難將更容易解決。”聽到布熱津斯基“老調重彈”，鄧小平再次強調：對兩國來說，關系正常化問題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對這個問題，你們要表示你們的希望，這可以﹔但我們也要表示我們的立場，即中國人民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解放台灣，是中國人自己的事。

在與鄧小平會談中，布熱津斯基被鄧小平那幽默的談吐、非凡的氣質和堅定的意志力所吸引。事后，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別看鄧小平身材矮小，膽識可大呢。他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生氣勃勃，機智老練，思想敏捷，談笑風生，氣派很大，開門見山，一席話使我懂得了他在政治生涯中屢經浮沉而不倒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胸懷和魄力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這次會談以后，中美雙方商定，中國外長黃華同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就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問題進行具體談判。1978年7月起，中美兩國在北京開始了建交談判，共進行了六次會談。由於雙方高層領導人都對中美關系正常化採取了積極推進的方針，談判進行得比較順利。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次談判對美國來說，竟是繞開國會的秘密談判。出於保密考慮，卡特避開國會，甚至都沒有讓國務院插手，所有的信息都直接從白宮發往中國。他在1978年8月的一篇日記中這樣寫道：

國務卿萬斯起誓要保守秘密。我決定不讓國務院知道談判細節，免得國會和公眾知道以后會提出強烈反對……大部分發給鄧小平的建議和答復都是我和布熱津斯基親自起草，從白宮直接發給他。

1978年12月4日，中美舉行了又一輪會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告訴伍德科克，中國政府考慮了卡特總統的建議，贊同把1979年元旦作為中美關系正常化的日期。同時又通知他，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將在12月13日親自會見他。

伍德科克聽后非常驚喜，迅速將這一重要消息報告給了卡特總統。卡特得知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意識到這是一次重要的接見。他迅速審核並批准了伍德科克將要同鄧小平會談的講話稿，並向政府重要成員庄重宣布：“美國政府決定邀請鄧小平在1979年1月訪美。美國政府認為，已經到了考慮對中美建交做出最終決策的時候了。”

12月13日上午，伍德科克在新任副手芮效儉陪同下，走進人民大會堂，鄧小平會見了他們。伍德科克遞交了新的聯合公報草案，並邀請鄧小平訪美。鄧小平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新的聯合公報草案，但提出在公報上應重申反霸條款。

次日，伍德科克又奉命緊急拜會鄧小平，提出兩條建議：一、為了防止泄密，美國提議，將宣布兩國建交的時間提前為美國東部時間1978年12月15日晚9時（北京時間12月16日上午10時）。二、希望鄧小平於1979年1月下旬實現訪美。鄧小平對上述建議表示贊同。至此，中美關系正常化的一切准備工作都已完成。

中美關系正常化是雙方做出一定的妥協、讓步，共同努力的結果。經過近半年的談判，中美達成三項協議：一、美國承認中國關於“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圍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系﹔二、在中美關系正常化之際，美國政府宣布立即斷絕同台灣的“外交關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從台灣和台灣海峽完全撤出美國軍事力量和軍事設施，並通知台灣當局終止《共同防御條約》;三、從1979年1月1日起，中美雙方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系。3月1日起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館。

不過，中美建交時，雙方在以下兩個問題上仍存在重大分歧：

首先，美國希望中國隻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中國則強調，以何種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他人干涉。最后雙方商定，各自發表聲明，美國在聲明中表示期待台灣人民將有和平的未來，關心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中國則在聲明中指出，解決台灣回歸祖國、完成國家統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國的內政。

其次，美國堅持在中美關系正常化后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中國堅決反對。在談判中，中美雙方如何在售台武器問題上達成協議成為建交的最關鍵問題。在1978年9月的日記中，卡特這樣寫道：“今天我見了柴澤民（后出任新中國首任駐美大使），他向我重申了中國政府的官方立場。”在12月的日記裡，卡特記錄了台灣問題上的進展：“我和副國務卿沃倫·克裡斯托弗、布熱津斯基一直討論到深夜，我們讓伍德科克與中方加快進度，盡快敲定建交公報文本的措辭，盡早宣布建交決定。……我還和國防部長哈羅德仔細研究了有關對台軍售和撤軍等的措辭。”但后來美國在宣布中美建交后，立即公開表示：它將繼續向台灣出售“防御性”武器。中國政府則在宣布中美建交時強調：在中美關系正常化后，美國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這不符合兩國關系正常化的原則，不利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對亞太地區的安全和穩定也會產生不利影響。

北京時間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時，中美兩國政府同時在北京和華盛頓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系的聯合公報》，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同時，卡特總統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中美建交是“一個歷史性協議”，美國“採取這一重要步驟並非出於暫時的策略上的原因或權宜之計，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國人民是有才能的人民。因此，中國在世界事務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而且這種作用在未來的年月中隻會越來越重要。”卡特認為,與中國建交是其作為美國總統取得的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是最英明、最正確的決定。

“末代大使”黯然離去

中美建交決定了美國與在台灣的國民黨當局斷交的日子到來了，這對長期以來一直在美國的卵翼保護下苟且偷生的台灣當局來說，的確是一個深重的打擊。更使台灣當局難過和惱火的是，美國在准備宣布中美建交公報前的幾個小時才把這一消息通知他們，並要求保密，不得採取任何破壞行動。這樣，在中美發表建交公報的同時，蔣經國也發表了一個措詞強硬但又無可奈何的聲明。

提起沈劍虹，在台灣也算得上是一名外交人才了。他早年留學美國，獲密蘇裡大學碩士學位。20世紀40年代在美國從事新聞工作。50年代被選中出任“總統府”秘書，后又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在1971年4月出使美國前，出任過駐澳大利亞“大使”和“外交部”次長等職。他是在中美關系開始解凍的1971年出任駐美“大使”的，這就決定了他在美國絕對沒有以往駐美“大使”那樣風光。

由於美國方面保密工作做得好，這位駐美“大使”對美中建交之事竟然毫無所知。在最緊急的時刻，他應美國參議員愛德華的邀請，到愛德華的家鄉亞利桑那州訪問去了。等費盡周折才找到他，沈劍虹決定馬上動身返回華盛頓。他與航空公司聯系，但被告知當晚的最后一趟班機也沒有機票了，無奈隻好留了下來。美國記者得知這一消息，紛紛打電話來向他採訪，問他有何感受？沈劍虹一概予以回絕，聲稱任何官方聲明都應由台北發表。

卡特在電視上發表的關於中美建交的聲明使沈劍虹感到十分沮喪與不滿。后來他抱怨說：“美國官員一直都說，他們會事先與我們磋商，實際上並不與我們磋商就採取了行動，直到宣布決定前的幾個小時才通知我們的‘總統’。”沈劍虹知道，他這個“末代大使”的使命要終結了。他在返回華盛頓接受記者採訪時無奈地說：“我的任務是維持並加強中(台灣)美關系，但是12月15日的事卻顯示我的任務已完全失敗。‘外交部長’沈昌煥已經引咎辭職，我也准備承擔我的責任。”

1978年12月29日，是沈劍虹在華盛頓“使館”的最后一天。沈劍虹的女兒女婿、兒子兒媳、侄兒等在美國的親屬都從各地趕來，與他們夫婦共進在美國的最后一頓午餐，並給他們送行。餐后，“使館”的工作人員及其家屬也陸續來向沈劍虹送別。隨后，他們夫婦乘車前往杜勒斯機場。機場上十分冷落，除他的親友和幾個美國私人朋友外，沒有一個美國官員前來送行。直到飛機即將起飛時，美國副國務卿紐鬆和費浩偉才匆匆趕到。沈劍虹臉上帶著一絲苦笑，嘆息著與他們告別。

1979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正式建立全面外交關系。3月 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美國全權大使柴澤民正式上任。3月7日，伍德科克出任首任美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中美關系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作者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黨史博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