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諾：我熱愛中國
1938 年蘭登出版社出版的美國第一版《紅星照耀中國》
埃德加·斯諾（1905—1972），美國著名作家和新聞記者。1928年，這位富有冒險精神的美國青年來到中國。之后，他踏遍中國大地進行採訪報道，並於1936年到陝北蘇區訪問。對中國人民的同情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使斯諾在從事新聞事業的過程中，逐漸深化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解和認同。他的代表作《紅星照耀中國》（又譯《西行漫記》）在中外讀者中引起極大轟動。此后，他終其一生為向世界生動講述中國共產黨的故事、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而不懈努力。人們不禁要問，中國共產黨究竟有什麼特點和魅力，能夠得到這位美國記者的高度肯定和認同？讓我們到歷史這本最好的教科書中去尋找答案吧。
一生中的覺醒點
1905年7月19日，斯諾出生於美國密蘇裡州堪薩斯城。青少年時代，他非常活躍，廣泛參加各類課外活動，但對枯燥的課堂教學興味索然。他喜愛閱讀和演奏，14歲就開始嘗試到美國西海岸長途旅行。1928年，23歲的斯諾決定花一年時間遨游世界。他在開往遠東的“蘭德諾”號輪船上謀得了當水手的機會。在美國夏威夷和日本短暫逗留后，他帶著尋找“東方的魅力”的強烈欲望前往中國。
1928年7月，斯諾來到上海。他原本隻打算在中國逗留6周，結果卻一待就是13年。在上海，斯諾接受了《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的邀請，參加《新中國》特刊的編輯工作。他如飢似渴地閱讀大量東方學書籍資料，對中國的情況有了初步了解。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激烈動蕩的年代。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敗，蔣介石集團對中國共產黨和革命群眾進行大逮捕、大屠殺，建立了獨裁統治。但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被嚇倒，他們帶領工農大眾，開始進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斗爭。受鮑威爾影響，斯諾曾一度認為，“蔣介石把中國從‘暴民’手中拯救出來，‘道義’是在蔣介石那一邊。”但現實讓他很快改變了看法。
為做好報道，斯諾開始了在中國內地的旅行。1929年6月，他沿著鐵路線北上，考察了薩拉齊（今內蒙古土默特右旗駐地）、包頭和歸綏（今呼和浩特）等地。當時，這一帶正遭受特大旱災，斯諾目睹了餓殍遍野的悲慘景象。他寫道：“我目睹了成千上萬的兒童死於飢荒，那場飢荒最終奪去了五百多萬人的生命。一路上，滿目淒涼，全無生機，就像剛剛發生過一場火山爆發。甚至樹也被剝光了皮，村子裡絕大多數泥磚蓋的房子都坍塌了。屋子裡僅有的一些木料也被拆去變賣幾個銅板。奄奄一息的人東一個西一個地坐在或躺在自家門口的台階上，神情呆滯。我看到一個光著身子、骨瘦如柴的小孩，由於吃樹葉和鋸末充飢的緣故，肚子脹得像隻氣球……”斯諾拍攝了大量災區照片，通過報道向社會發出呼吁，敦促各方行動起來賑災，但卻無濟於事。蔣介石政權非但不救濟災民，反而把飢荒作為迫使西北軍閥就范的有效武器。成千上萬人死於飢荒，中國人民遭受的苦難引起斯諾內心極大的同情，這成為他一生中一個覺醒的起點。
這次旅行結束后，斯諾在翻譯、出版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活的中國》過程中，和以魯迅為首的左翼作家及進步文化界進行了深入的接觸聯系。他對中國的理解從觀察表層的現象，發展到了深入理解中國人民的思想、體會中國人民的感情——“看到了一個被鞭笞著的民族的傷痕血跡，但也看到這個民族倔強高貴的靈魂”。斯諾摒棄了西方殖民者的歧視心理，開始了解真正的、現實的中國和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中國人民，開始反思和批判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掠奪。他對國民黨政權的統治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對當時中國的黑暗現實有了深刻的剖析和真切的認識。斯諾不斷在思考：這樣一個苦難深重的民族，如何能夠走向光明的未來？誰能夠帶領民眾，推翻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壓迫？
參加一二·九運動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蓄謀發動九一八事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序幕由此拉開。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實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東北百萬平方公裡的大好河山淪為日本的佔領地。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三省的大規模侵略強烈震動了中國社會，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興起。
斯諾堅定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投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正義事業之中。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他趕赴東北採訪，見証了日本軍隊殘殺中國人民的暴行。他向世界報道九一八事變的真相，控訴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在上海發動突襲。職業的敏感使斯諾聽到日本人的槍聲后便不顧一切火速趕到交火地點進行採訪。他還常常冒著炮火，搶救難民。他在新聞報道中對十九路軍的英勇抵抗和上海人民對抗戰的全力支持給予熱情歌頌。
1935年12月，日本對中國發動新的侵略，華北形勢危急。北平學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組織愛國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發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怒吼。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運動，被它使中國人民壓抑的愛國熱情猛烈爆發出來。斯諾夫婦帶領一批外國記者，和愛國學生一起走上街頭，在游行隊伍中拍照、採訪，令警察、憲兵大感震驚。斯諾在現場拍攝了很多珍貴鏡頭，發出了多篇通訊，有的還作為“獨家新聞”被美英等國的報紙用醒目的大標題刊登。斯諾的報道沖破了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封鎖，把青年學生英勇斗爭的消息傳播到了國內外。
在一二·九運動中，斯諾觀察到，知識青年對國民黨政權完全失去信心，是引發革命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斯諾認為，“在這（抗日救亡的）危急關頭，國民黨由於根本起不到領導、鼓舞的積極作用，因而成了悲觀、停滯和鎮壓的象征。”
沖破封鎖前往陝北蘇區
隨著對中國了解的不斷加深，斯諾萌發了實地考察紅色蘇區的念頭。1936年6月，在宋慶齡的幫助下，斯諾冒著生命危險，越過國民黨的重重封鎖，經西安抵達陝北蘇區，開始歷時4個多月的訪問。
在安塞，斯諾受到了周恩來的歡迎和會見。1936年7月9日、10日，周恩來和斯諾連續兩天長談至深夜。周恩來表示中國共產黨歡迎斯諾考察蘇區，並回答了斯諾的許多問題。他對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作了分析，樂觀地估計中國革命正接近另一個高潮，並為斯諾擬定了考察的路線和項目。
會見結束后，斯諾在一隊紅軍通信兵的護送下，走了三天的路，到達當時中共中央駐地保安（今志丹縣）。幾乎所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大多數中央委員都出來迎接，街上挂起了用中文和英文寫的“歡迎美國記者來蘇區調查”等標語。7月14日，保安舉行歡迎大會，毛澤東出席並即席講話，對客人的到訪表示歡迎。熱烈的歡迎場面深深感染了斯諾。
7月15日至19日，毛澤東會見斯諾，同他連續多日進行談話，回答他關於蘇維埃政府對內對外政策的提問，闡明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和方針問題等。7月23日，毛澤東同斯諾談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蘇聯的關系問題，第一次公開表述中國共產黨的獨立自主立場。7月底至9月中旬，斯諾前往甘肅、寧夏，採訪紅軍前線部隊。斯諾返回保安后，9月23日，毛澤東同他談聯合戰線問題。10月間，毛澤東應斯諾再三要求，連續幾個晚上同他談個人歷史和紅軍長征的經過。毛澤東傳奇的奮斗史是中國革命歷史和中共黨史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談話通常從晚上9點開始，持續到次日凌晨2點。兩人待在窯洞裡，伏在鋪著紅氈的桌子上，蠟燭在他們中間畢剝著火花。斯諾奮筆疾書，一直到疲倦得要倒頭便睡為止。
斯諾還訪問了其他多位中共領導人和紅軍將領，以及許許多多的紅軍戰士。他說，“我和紅軍相處的四個月，是一段極為令人振奮的經歷。我在那裡遇到的人們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國人。在那些獻身於他們認為完全正義的事業的人們身上，我強烈感受到了充滿活力的希望、熱情和人類不可戰勝的力量。”經過對比，斯諾發現，在各國政權體系中，“當政的寡頭和少數貪婪的佔有集團，不論是白種人還是黃種人，都是腐敗墮落的，共產黨人卻與之形成了對照，他們都是些正直、無私的人。相比之下，他們的一些同胞，雖然也鄙視日本人和國民黨，卻忍氣吞聲過著受壓迫的生活，而共產黨人則隨時准備為他們的理想而獻身，他們把這一理想看得比個人的生命還重要”。斯諾發現，“中國共產黨人熱情提倡科學，主張男女平等友愛，堅持民族平等，對未來抱積極的態度”，因此“感到與他們有共通之處”。
1936年10月底，斯諾返回北平，繼續緊張地工作著。他的《毛澤東訪問記》開始在《密勒氏評論報》陸續刊出。隨后，多家英美報刊接連發表了斯諾關於蘇區的報道。1937年10月，《紅星照耀中國》由英國戈蘭茨公司在倫敦出版。這本書立刻引起轟動，在最初的幾星期內就銷售了10萬余冊，至12月已連續重印了5版。1938年1月，美國蘭登出版社也出版了這本書，該書成為美國有關遠東時局的最暢銷的書籍。此后，《紅星照耀中國》在國外一版再版，先后被譯成多種語言文字，在世界范圍內廣泛流傳，贏得了各國不同階層眾多的讀者。正如美國著名作家巴巴拉·塔奇曼所說：“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首次向世界報告了中國紅軍英勇的長征，首次刻畫了共產黨的著名人物，首次描述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斯諾對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事業給予了充分的報道。這一事業對於本世紀30年代那些懼怕抗擊法西斯的人們，是一個強有力的鼓舞。”
《紅星照耀中國》在中國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通過斯諾的介紹，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為拯救中華民族而英勇奮斗的歷程，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種種不實污蔑因此被揭穿。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通過該書看到了中國的希望，從全國各地奔赴延安，壯大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力量。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全面抗日戰爭爆發。斯諾不願做“中立者”，他成為一名堅定的反法西斯戰士。日本軍隊佔領北平后，斯諾以自己的特殊身份，掩護遭受日本侵略者迫害的大學教授和愛國學生。他的家裡住滿了“政治難民”，其中大多是上了日軍黑名單的教授和學生。斯諾幫助他們逃出北平參加游擊隊。他允許游擊隊在自己家中設立秘密電台，還親自護送在北平療養的鄧穎超到天津直至其登船脫離險境。
斯諾分析了國共兩黨在組織和領導敵后抗戰方面的區別。他認為，國民黨沒有理由不想在敵后有所作為。蔣介石為此曾做過多次嘗試，但是他從來沒有能夠保持一支有戰斗力的游擊隊伍。在斯諾看來，“根本的原因是，蔣介石不願意也不可能替老百姓做點事或者做些動員工作，調動老百姓甘洒熱血為國效忠的積極性”。斯諾由此得出結論，當時除了實行社會革命之外，別無途徑能使中國復興。
1941年皖南事變后，斯諾不顧國民黨政府的新聞檢查法，向《紐約先驅論壇報》發出快訊，揭露國民黨當局武裝襲擊新四軍的暴行，在國際社會引起極大的憤慨，令蔣介石集團十分狼狽。1941年2月，斯諾被迫離開他生活了13年、無限熱愛的中國。斯諾依依惜別，他動情地寫道：“我的一部分將永遠留在中國的黃土崗上，留給那些曾經信任過和愛護過我的中華兒女，留給那些曾供我食宿的一貧如洗卻怡然自得的文明的農民，留給那些衣衫襤褸、皮膚黝黑卻有著一雙亮晶晶的眼睛的孩子們……”
圖片斯諾在陝北採訪紅軍戰士。新華社 / 發
為新中國歡呼
1949年10月1日，鮮艷的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冉冉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斯諾和中國人民一起歡呼。當時，美國政府對新中國實行孤立政策，斯諾在美國處境十分困難，后來移居瑞士。由於得不到訪華簽証，他和中國的聯系被迫割斷十余年。
1960年，斯諾終於以美國作家的身份獲得去中國的簽証。他在中國停留了5個月，期間足跡遍及14個省。從黨和國家領導人到各行各業的群眾，他採訪的對象非常廣泛。新中國的一切都讓斯諾興奮、激動。北京這座古老的都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使他幾乎認不出來了。在30多年前促使他“覺醒”的內蒙古地區，當年餓殍遍野的慘況也早已蕩然無存，迎接他的是現代化的鋼鐵企業和一望無際的肥沃草原。通過與舊中國作對比，他看到了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取得的成就。10月22日、27日，毛澤東先后兩次會見斯諾。周恩來也與斯諾作了兩次長談，表明中國政府希望通過和平協商解決中美爭端的願望。
1964年10月18日至1965年1月19日，斯諾又一次訪問新中國。
晚年的斯諾致力於促進中美友好的事業，希望在中美之間架起一座橫跨太平洋的友誼橋梁。他在美國發表關於新中國的報道，並於1963年出版紀實著作《大河彼岸》，熱情報道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有力地促進了美國人民了解新中國。
1970年8月，斯諾最后一次訪問中國，為中美建交作出了特殊貢獻。斯諾是在中美兩國關系發生微妙變化的時刻來到北京的。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中美雙方都有改善關系的意願。這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斯諾，並讓他站在身邊一起檢閱國慶游行隊伍。12月18日，毛澤東在與斯諾的談話中說：“如果尼克鬆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隨后，中美關系發生了一系列富有戲劇性的變化，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啟動了。
1971年，斯諾被查出患有癌症，根據毛澤東指示，中國政府派出醫療小組幫助其治療。1972年2月15日，斯諾病逝於日內瓦。他數十年如一日對中國傾注真摯的感情，麥卡錫主義的迫害、國際上對新中國的歪曲和污蔑，都沒有損害他對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的情誼。新中國是斯諾關切的話題，他為讀者著書，給青年講課，對公眾演說，給朋友寫信，都離不開中國。臨終時，他用盡生命的全部力量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我熱愛中國！”根據斯諾的遺願，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中國。1973年10月19日，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周恩來親自參加了斯諾骨灰安放儀式。毛澤東在給斯諾夫人的唁電中說：“斯諾先生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他一生為增進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
（來源：《中國新聞發布》202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