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對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的戰略思考

由於舊中國復雜的社會歷史情況，新中國成立后，還不能直接開始社會主義建設，而要經過一個“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發展時期。如何引導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向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思索的重大課題。經濟是社會的基礎。選擇怎樣的經濟發展道路，對保障新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至關重要。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周恩來作為中共第一代中央集體的重要成員、第一任政務院（后稱國務院）總理，從基本經濟制度、經濟體制、經濟發展戰略、經濟發展方式等重大理論方面，對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有過許多戰略思索，為引導新中國經濟向著光明前途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在新中國籌建過程中對經濟發展道路的預想和初步謀劃

在人民解放戰爭后期，周恩來在籌建新中國的過程中，開始了對新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思索。

1948年6月21日，周恩來撰寫《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提綱。對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道路作了初步勾畫。第一，經濟制度：新民主主義經濟區別與舊民主主義經濟，是無產階級領導的、為多數人、以勞動大眾為主附加自由資產階級服務的﹔“如果少數人或個人利益與大多數發生根本沖突時，則拋棄少數而顧大多數”﹔“以是否於國計民生有利為標准。”所有制結構是“公營、私營與合作社三種經濟”。第二，經濟體制：“基本上計劃經濟”，“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或極端平均主義的經濟方針”﹔國家將通過稅收、金融、會計核算等新經濟手段管理﹔企業實行“工廠委員會與廠長負責制”﹔發揮“工會、黨委的作用”﹔工業管理科學化，用工資制代替供給制、生產觀點代替救濟觀點。第三，經濟發展方式：重技術進步，不安於落后﹔區別工業與商業，“工業是生產的，商業則附屬於工業”等。提綱沒有展開，但觀點鮮明，內容豐富﹔直指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經濟弊端和共產黨經濟工作中易出現的小農意識，初步顯示出周恩來從國情出發，站在人民立場，以現代化意識籌劃新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胸懷和意識。

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確定籌建新中國的基本方略。此后，周恩來依照會議精神，深入思索如何盡快恢復新中國經濟。他深刻揭示恢復新中國經濟的艱巨性：“中國太落后，現代性工業在國民經濟中隻佔百分之十左右，需要用極大的努力才能使國家現代化。”舊中國的半殖民地經濟結構，是服從於帝國主義利益的，要把它改變過來，必須穩步地重新組織中國經濟結構，這比原封不動接收難得多。新中國成立后將面對三個嚴峻的社會經濟問題：一是城鄉經濟極度不協調。過去城市工廠主要是依靠帝國主義的原料和運輸來生產，現在帝國主義封鎖我們，新中國要依靠自己的原料和運輸來生產，但經濟結構還是原樣，畸形不合理。二是社會經濟負擔很重。接收的官僚資本企業和國民黨官僚機構，冗員多，開支大。三是原國統區農村經濟破產，沒辦法給城市工業提供原料。城市解放后，原料缺乏，生產降低，銷路減少，運輸困難，不少人失業。這些問題決定新中國經濟的恢復是個艱巨的工作。

在清醒認識現狀的前提下，周恩來提出對恢復經濟具有戰略意義的組織步驟和初步思路。

第一，財政經濟工作“應該是在分區經營基礎之上，在可能與必須的條件下，有重點、有步驟地走向統一。”1949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下發周恩來起草的《關於財政經濟及后方勤務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從金融、財政、貿易、工業、交通、通訊、軍工等方面，對新老解放區財經工作的統一做出部署。在領導機構方面，周恩來提出“中央應即成立財政經濟委員會”。七屆二中全會前后，此事已議，選擇主政人，至為關鍵。周恩來向毛澤東推薦陳雲，得到毛澤東及中央書記處的贊同。7月12日，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陳雲任中財委主任。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在決定建立統一的財經領導機構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一著”。歷史印証了周恩來慧眼識珠。

第二，要處理好城鄉關系，“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同時還要聯系鄉村”。城鄉阻隔是舊中國社會經濟的嚴重弊端。隨著城市的大量解放，妥善處理好城鄉關系迫在眉睫。周恩來揭示了舊中國城鄉關系症結產生的原因，明確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已創造了解決城鄉關系的條件。改造城市，使城市和鄉村接近而不對立，關鍵是恢復和發展生產。城市工業發展了，才有力量領導鄉村。要依靠和通過鄉村農民、城市工人和勞動知識分子三者的結合，解決城市和鄉村生產問題。要理解和用好毛澤東提出的“四面八方”，即勞資關系、公私關系、城鄉關系和內外關系政策，盡快恢復和發展生產。

第三，提出“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經濟變為自力更生的獨立的中國經濟”的緊要工作思路。新中國經濟的恢復要建立在新舊變遷、經濟結構深度調整的基礎上，面臨的問題千頭萬緒。從何著手？周恩來提出，首先要恢復農業。農業生產提高了，原料增加了，工業生產就有基礎。二是恢復交通運輸，特別是鐵路。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要靠交通運輸暢通。三是恢復和發展鋼鐵工業、機械工業，為鐵路制造鋼軌、火車頭、車廂、車皮﹔為農業生產增添工具。這些都是恢復生產急需做的。“隻要我們有步驟有計劃有組織地把生產恢復起來，發展起來，我們就有把握建設新中國。”周恩來強調獨立自主，並非不與其他國家進行經濟交往，他的對外經濟思想是開放的。周恩來認為：“在經濟上，有買賣就做，國際貿易要開展，這是於雙方都有利的。”

在新中國籌建過程中，周恩來主持《共同綱領》起草工作，並執筆起草了提綱和草案初稿。《共同綱領》是新中國的建國綱領。經濟建設百端待舉，又須分緩急輕重，起草時討論最多。周恩來凝聚各方智慧，對國家經濟方針政策等作出一目了然的規定，為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周恩來這一時期關於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戰略構想，集中體現在《共同綱領》的“經濟政策”部分。

二、在國民經濟恢復的歷史進程中，拓展對新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理論思索和實踐指導

新中國成立之初，因連年戰爭造成經濟破敗，百廢待興，經濟恢復異常艱難。1949年12月，周恩來對參加全國農業、鋼鐵、航務會議人員的講話，為新中國經濟工作的起步，提供了基本思路。

其一，生產是新中國的基本任務，當前生產的重心是恢復不是發展。農業恢復是基礎，要力爭三五年內達到或超過戰前水平﹔水利要與生產並重，水利配合農業。國家計劃中的經費，除去軍事和行政開支，主要用於恢復生產。重視重工業又不能當作唯一的工業﹔鋼鐵業居首，又不是重工業的全部。交通恢復鐵路居首，公路、航運其次。“每個單位必須有整體觀念，要在總的財經計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認識自己的方向，有重點有計劃地恢復生產和發展生產。”

其二，要處理好城鄉、內外、工商、公私、勞資、上下六大關系，這是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基本脈絡。在城鄉關系上，要確定城市領導鄉村、工業領導農業的方針，同時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鄉村。“必須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發展工業，在工業的領導下提高農業生產的水平。沒有農業基礎，工業不能前進﹔沒有工業領導，農業就無法發展。”在內外關系上，生產要自力更生，政治要獨立自主﹔同時歡迎友邦在平等互助基礎上的幫助。要打破100多年來依賴帝國主義的觀念，不屈服其封鎖，也不拒絕在有利條件下做買賣。在工商關系上，以工業為主，改變舊中國城市生產破壞，隻剩商業投機的狀況﹔國營和合作社商業要服務於工農業產品的流通、服務於人民。在公私關系上，國營經濟雖然目前在國家經濟構成中隻佔5%，但它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它的領導能夠保証中國走向社會主義，凡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系而不應該由私人操縱的企業都要歸國家經營。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佔新中國工業的一半，對國家經濟發展有很大幫助，要允許其存在，但要引導它不走舊資本主義道路，走新民主主義道路，以保障國家健康、有步驟、不急不躁地走向社會主義。在勞資關系上，“勞資兩利”不是把勞資兩方平列。國家要採取保護勞動的政策，同時給予資方合法適當的利潤。工人生活水准要同國家現實經濟實力相適應，眼前利益不能損害長遠利益。要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保護勞動和限制資本。在上下關系上，要確定既利於國家統一，又利於地方因地制宜的方針。這六大關系的處理原則是對《共同綱領》經濟政策的具體化。

在新中國抑制住惡性通貨膨脹，實現全國財經統一，財政收支接近平衡后，周恩來又從三個方面努力指導國家財經狀況實現根本好轉：一是要求人民政府必須努力平衡財政支出，並以政權的力量充分掌握糧食、花紗布、煤炭、食鹽等民生必需品，以有能力調節市場，保障物資供給。二是調整工商業，“使它從適應於囤積投機的活動轉變為適應於生產的有計劃的恢復和發展”。注意發展合作社經濟，以保護小生產者和消費者少受或免受中間剝削，促進生產發展。三是人民政府必須進行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和戰爭造成的災荒與失業的救濟，以穩定社會。在農村“首先是實行土改，解放生產力，然后求得發展”。

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戰爭支出劇增，財經形勢嚴峻。周恩來強調，國防建設“必須估計到目前中國的經濟基礎、生產能力、技術條件和財政力量，決不能一躍而成，而隻能在最大可能范圍內加速”建設。既要顧到國防開支急需，又要保証財政狀況和市場繼續穩定。收入概算主要依靠稅收、國營企業收入和清理倉庫結余，不依靠赤字貸款。在政務院強有力的領導下，當時極為薄弱的國家財力發揮出最大效應，新中國不僅取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而且社會經濟秩序穩定，人民基本生活有保証﹔同時從1952年起，周恩來主持一五計劃的編制工作，與陳雲、李富春出訪莫斯科，促成蘇聯援建新中國156項重點工程協議的簽訂，為我國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

在經濟發展戰略和重點方面，當時中央領導集體具有高度共識，就是以重工業為先導，重點發展交通和水利，交通以修鐵路為主。周恩來提出，要建成中國的鐵路網，把水害變為水利。中國歷史上有許多治水理論，如導江河入海，挖湖蓄水，開渠灌溉，利用水力進行生產等。周恩來提出，要把新中國“治水理論提高一步，治水為了用水。從現在的蓄泄並重，提高到以蓄為主﹔從現在的防洪防汛，減少災害，提高到保持水土，發展水利，達到用水之目的”。圍繞治淮，周恩來提出一系列方針政策，有力地指導了新中國水利事業的發展。

在經濟發展方式方面，周恩來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第一，恢復與建設要科學進行。強調充分發揮科學家及知識分子的作用，決不能隨隨便便地在破爛攤子上建設高樓大廈。首先要進行發掘、調查、統計和搜集材料的工作，這是建設的重要基礎工作。為此，“要迅速地調查和統計全國的自然科學家，並培養更多的青年科學工作者”。同時加強職工業余教育，提高職工技術水平，以適應工業生產發展的需要。第二，高度重視林業發展。強調林業為百年工作，要逐步增加森林面積。“森林不增加，就不能很好地保持水土，森林對農業有很大影響。”第三，要充分利用土地資源，強調不許荒廢土地，獎勵精耕細作，提高技術，改良土質，增加生產。第四，新中國貿易的主要市場必須轉入國內。“過去因為帝國主義剝削使中國人民貧困，故市場縮小﹔今后全國土地改革完成，人民生產力和購買力將大大提高，國內市場將佔最主要地位。”“近五萬萬人口的國內市場，世界上還沒有第二個。”第五，重視老區經濟發展。強調“每省應該有一個副主席專門負責老根據地的工作，每年至少要到各地看一兩次，幫助老根據地的人民解決一些困難。”1952年1月28日，政務院以周恩來名義發布《中央人民政府關於加強老根據地工作建設的指示》，對如何加強老區經濟和文化建設提出具體工作思路，為新中國區域經濟向著協調方向發展作出努力。第六，提出解決勞動就業的三項原則和在相關領域的出路安排，為將要開展的大規模經濟建設的人力資源的合理輸導提供路徑，也為營造穩定的社會環境提供了政策支撐。

在基本經濟制度方面，周恩來對如何處理好新民主主義經濟五種所有制並存結構中的公私關系，給予理論和方針政策上的指導。一是提出科學認識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重要理論觀點。在新中國新民主主義階段，民族資產階級是參加人民民主專政的一個組成部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是國家五種經濟成份之一。新中國經濟落后，實現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需相當長時間，國營經濟還不能完全代替私營經濟，要發揮資產階級的積極性，讓它發展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經濟事業，以使國家經濟更快發展。但資本主義不能不受限制地自由發展，其存在和發展有三個前提：即政治上承認人民政權性質並服從領導，經濟上的發展要有利於國計民生並處在國家經濟領導之下，發展趨勢上要順應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趨勢。資產階級作為階級要被消滅，不可能同我們一道進入社會主義﹔但資產階級分子經過改造，可以進入社會主義。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民族資產階級“既是我們的朋友，又是要被消滅的階級。我們共產黨員必須懂得這個辯証關系”。二是明確新民主主義多種所有制並存結構中正確處理公私關系的指導原則。“在新民主主義的方針下，不是資本主義自由經濟，而是節制資本。公私兼顧是在國家領導下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是在中國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勞資兩利﹔生產要有計劃有領導地進行，反對盲目發展﹔規定合法利潤，反對暴利。這些原則是必須堅持的。”人民政府鼓勵資本家通過正當經營渠道獲得合法利潤，私營資本家隻要正當經營，隨著國家建設擴大企業規模，是有前途、有出路的。三是要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各種形式對資產階級進行改造，和平實現資產階級的消滅和私人資本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在黨內要防止兩種傾向：一種是急躁地把前途當作今天要實行的政策，超越現階段的政策，發生“左”傾冒險情緒﹔另一種是忘掉前途，忘掉堅定的方針，盲目地隻顧眼前的利益，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私人經濟事業如果不受限制、不受領導而任其自由發展，則中國經濟的發展道路將不是新民主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將不是走向社會主義而是回復到帝國主義的附屬國或殖民地的經濟。非如此，即如彼，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

在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周恩來強調要加強統一管理，並指導落實一些重大舉措。這些舉措包括：實行國家機關現金統一管理。支持實現中財委提出的，東北經濟建設計劃與全國計劃結合，納入中央統一計劃中﹔東北鐵路由鐵道部統一指揮的建議。支持實現貿易部擬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管理暫行條例》，加強全國對外貿易統一管理﹔指導擬訂香港貿易機構統一領導方案。調動地方積極性，主持政務院決定1951年財政體制，在集中統一方針下採取中央、大行政區、省（市）三級分工管理制度。

三、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施進程中，進一步豐富和深化對新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戰略思考

1953年，一五計劃開始實施，黨中央正式通過過渡時期總路線。9月，周恩來在全國政協49次常務委員擴大會議的兩次講話中，對過渡時期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性質和特點、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基本途徑作了精辟論述。他說：“我國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就是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比重中逐步增長的時期。”過渡時期總路線“是為了保証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的比重穩步增長，保証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整個國家在建設中，在改造中，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特點。”國家資本主義是實現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經之路。《共同綱領》規定的國家資本主義不是將私人企業收歸國家所有，而是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合作的經濟，是受國營經濟領導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資本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不同。在工業方面有公私合營、加工定貨和收購產品三種形式﹔商業方面有公私合營、代購代銷、代批發等形式。國家資本主義沒有取消資本主義所有制，它只是有限制的資本主義，還需繼續改造和提高。實現國家資本主義，決定的方面是大、中企業，不是小企業﹔對於夫妻商店和攤販，還要研究辦法，幫助他們逐步納入計劃軌道，逐步提高。“個體農業、手工業，是兩個大海，要做的工作還很多。因此，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走完過渡時期。”

此后，圍繞實現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推動一五計劃的實施，周恩來進一步從基本經濟制度、經濟發展戰略、經濟發展方式、經濟體制等方面，豐富和深化對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的戰略思考。

在基本經濟制度方面，周恩來認為，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逐步改造、變更、取消資本主義所有制，是黨創造性的發展。這“是一個斗爭和教育的過程”，“必須把對企業的改造和對人的改造結合起來”。在公私合營改造高潮中，必須注意不要輕易改變原有企業的經營管理辦法，要善於保存原有經營方式中一切好的經驗，作為歷史遺產加以繼承和發揚。對於數量極大、分布極廣的小商店，在合營以后，應該繼續實行代銷拿手續費的辦法﹔代銷也是公私合營的一種形式。對於那些分散的肩挑小販，不要急於改變他們的經營方式，因為對人民方便，受人民歡迎，應該長時期保留。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基本目的是為了改變生產關系，解放生產力，它的最終表現是生產的發展和提高。”

要有步驟地促進農業和手工業的合作化及社會主義改造。對改造過程中如何組織好手工業生產，周恩來提出，要注意保持過去手工業者關心自己產品質量和市場銷路的優點。凡不宜於集體生產的，應該分散生產。國家隻對適合包銷的手工業產品加工訂貨，大部分產品應由手工業合作社或者手工業者根據原有市場聯系和新市場需要，自己推銷。要注意某些手工業在手工藝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質和歷史傳統，使其工藝水平更加提高，優良歷史傳統能夠保存並得到發揚。特殊好的手工業和手工藝業應允許單干。

在勞動分配問題上，周恩來強調，必須堅決反對平均主義。對私營企業的盈利如何分配，中央下了很大力氣進行調查研究。毛澤東提出“四馬分肥”，即：國家收所得稅，工人得福利金，工廠保留准備擴大再生產的公積金，私營資本家得利潤。周恩來就落實“四馬分肥”具體提出不同的處理辦法：一是打破資本家獨佔盈利或者勞資分肥、損害國家的做法，採取“四馬分肥”的辦法﹔二是進行民主改革和生產改革，使企業得到利潤，然后再去分肥﹔三是維持正常狀態，資本家利潤多於25%就讓他多些，以此影響其他資本家走國家資本主義道路﹔四是說服工人認識到，私營工廠“四馬分肥”的辦法，主要是為國家和人民服務，部分為資本家利益服務，私營工廠的工人和國營工廠工人一樣光榮。

在經濟發展戰略方面，周恩來深刻論述，以重工業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戰略的重大意義。他說：“我們的國家在政治上已經獨立，但要做到完全獨立，還必須實現國家工業化。如果工業不發展，已經獨立了的國家甚至還有可能變成人家的附庸國。”而“沒有重工業，國家的經濟就不能完全獨立”﹔也“就談不到國家工業化”。新中國工業基礎落后、零散、不平衡，要實現工業化，“必須主要地依靠新的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建設”。如此“才能保証整個工業的發展，才能保証現代化農業和現代化交通運輸業的發展，才能保証現代化國防力量的發展”。新中國生產關系的進步要建立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要真正鞏固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成果，也必須實現工業化才行”。

一五時期的對外經濟發展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貿易為主。這種對外經濟格局，從外部環境上講，主要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政治上敵視，經濟上封鎖的政策造成的。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主觀願望，是反對閉關鎖國或片面發展對外經濟關系的。周恩來指出：從社會制度說，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走資本主義道路，沒有中間道路。但在國際關系上，我們提倡和平共處，不贊成兩種制度的國家搞成鐵板兩塊，互不來往。社會主義制度一定會在全世界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性。但這並不是說，非社會主義制度國家就沒有可學的地方。 “一切國家，一切民族，都有長處，也有短處，有優點，也有缺點。”“敢於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現，這樣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夠自強的民族。”新中國“不僅要向蘇聯學習，向兄弟國家學習，而且要向世界上一切國家學習”﹔“就是日本、英國和美國，它們也有長處，我們也可以學。除了它們的國家制度我們不學以外，資本主義生產上的好的技術、好的管理方法，我們是可以學的。”向蘇聯學習，也“要獨立思考，避免盲從，不要迷信”。這些思想充分體現出，周恩來既開放又保持且獨立自主的戰略視野。

在經濟發展方式方面，經濟發展要實事求是，穩中有進，是周恩來經濟工作總的指導思想。一五計劃實施后，周恩來直言不諱地說：“在農村工作中，我們主要的是反對急躁。農業機械化的前途是一定要實現的。看不見這個前途，是盲目﹔另一面，不承認我們的落后和不平衡的現象，就是急躁。”針對1956年城市經濟工作出現的小冒進，周恩來直截了當指出：“各部專業會議提的計劃數字都很大，請大家注意實事求是。”“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要多和快，還要好和省，要有利於提高勞動效率。”周恩來倡導預算放在可靠基礎上，爭取超過，反對保守，也反對冒進，要以財政手段控制經濟盲目發展。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周恩來配置資源的基本觀念是，計劃與節用相結合。他說：我們國家大、人多，需要支出的方面也多。人力和財力要集中用在主要的建設方面，不可能事事都搞，百廢俱興。“新的情況更需要我們節約人力、物力、財力。”“節約的觀念，在我們現在要加緊建設的當中，是一個最中心的問題。”人力要努力合理安排在生產和建設上。國家機關要避免人浮於事，頭重腳輕，從中央到地方要把編制納入計劃，要從機關把一些強的干部輸送到企業、學校，轉變把人才由基層調往北京的趨勢，增強基層干部質量。要精減政府公教人員編制，提高工作效率，減少行政經費。勞動力資源也要根據社會實際情況經濟合理安排，用在得當、得力、能夠發揮其作用的地方。對建設財力物力的運用，周恩來提出三條標准：一是實用，二是經濟，三是在可能的條件下照顧美觀。錢不要花在形式上，要注重內容﹔別人畫了圖，要考慮是否實用和經濟。要把國家財政分配、人力分配、物資儲備和工資分配逐步納入全面計劃的軌道﹔運用合理的稅收和金融政策，為國家工業化積累更多資金﹔並加強財政監督和紀律，以促進資金合理、節約、高效使用。

新中國建設資金緊，又要優先發展重工業，這就與人民生活的改善形成了矛盾。如何調整？在指導思想上，周恩來強調，共產黨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建設的“目的就是要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方針，但改善要有步驟，要著眼合理化和普及，不是先求提高。生活改善要照顧絕大多數人的生活，與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吻合，黨的高級干部必須倡導艱苦朴素的作風。

周恩來還從培養經濟建設人力資源的角度，強調科學技術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重要作用。他說，我們現代科學技術水平很低，文盲很多。從文化水平和技術水平來說，中國工人趕不上美國工人。搞建設光有政治覺悟不夠，必須要有較高的文化、技術水平，“培養大批的建設人才，是我們現在最中心的問題”，是擺在組織工作干部面前的“第一項任務。”1956年1月14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全面論述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政策，其中包括科學技術是經濟發展決定性因素的重要觀點﹔新中國“要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末，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部門接近世界先進水平”的戰略目標﹔“無論中央各部門或各地區都必須學會更好地領導知識分子和領導科學文化事業”的執政要求。周恩來的報告，充分彰顯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國家經濟條件十分落后的情況下，不畏困難，發奮努力，立志圖強，勇攀世界科技高峰，努力提高國家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氣魄、遠見、智慧和民族自信心。

在經濟體制方面，新中國成立后，經全國財經統一，工商業調整，帶動了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到一五計劃擬訂時，建立計劃經濟體制的任務已提上黨和國家工作議程。1952年3月，中財委向毛澤東並中央呈送報告，比較完整地提出新中國計劃工作思路。1953年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開始后，社會經濟生活發生很大變化。由於人民消費力增長的速度超過了消費品生產發展的速度，造成了供應和需要之間的不平衡。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實行了糧食、油料、棉花和棉布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行，加強了國營商業在市場中的地位，使指導全黨干部學會運用計劃管理方法領導經濟建設成為緊迫任務。周恩來對如何正確擬訂和執行國家經濟計劃有著深刻思考。他指出，“搞計劃必須注意實事求是”，“搞生產就要聯系到平衡”，“數量上平衡以后，還有品種和時間上的平衡問題”。在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下，“應該加強計劃性。首先搞生產計劃，然后搞人力、物力計劃的平衡，最后搞財政預算”。

八大期間，總結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是熱議話題。陳雲談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的計劃與市場關系﹔薄一波談了積累與消費的關系﹔李富春談了如何加強計劃工作等。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在大會上作《第一個五年計劃執行情況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報告》，站在黨如何領導經濟工作的高度，從一五計劃執行情況全局出發，總結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保障和促進經濟建設發展的四點規律性認識。第一，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規定國民經濟發展速度，使長期計劃的指標定得比較可靠，而由年度計劃加以調整﹔要實事求是地按照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根本要求和國家物力、財力、人力可能的條件，規定各項指標，不急躁冒進，也不裹足不前。第二，制定計劃和安排工作必須重點和全面辯証結合，國民經濟各部門要按比例發展。第三，增加后備力量，健全物資儲備制度。新中國經濟落后，人口眾多，相當長時期，各種物資缺乏是經常現象，必須增加國家物資儲備，以保証國民經濟均衡發展和年度計劃順利執行，並應付可能遇到的意外困難。第四，財政收入必須建立在經濟發展基礎上，財政支出要首先保証經濟的發展。要用財政計劃保証經濟計劃的圓滿執行。制定財政收入計劃時，必須考慮經濟發展的可能性，考慮積累和消費之間正確的比例關系，考慮到建設規模和物資供應之間的平衡，考慮到意外的需要而留出一定數量的預備費。周恩來的報告精要、深刻濃縮了一五計劃時期，黨創造性領導新中國計劃經濟的主要經驗和教訓。

周恩來對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戰略思考，對於指導黨和國家解決當時面臨的困難與問題，推進新中國經濟的恢復與建設，保障新民主主義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的成功過渡，發揮了重要作用，並為后人留下豐厚的治國理政經驗。認真汲取這些思想營養，對於我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實現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目標，有著深刻教益。偉人已逝，精神常青。

（作者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返聘研究員。此稿刊《黨的文獻》2018年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20周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