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新中國的外交干部制度

新中國成立以后，本著“另起爐灶”的方針，從無到有創建和培育了一支新型外交隊伍。作為開國總理兼第一任外交部長、新中國外交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周恩來十分重視這支隊伍的建設，並在實踐中就外交隊伍的選拔、管理及培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針和具體措施，逐步形成了系統、規范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外交干部制度，對新中國外交隊伍的建設和外交干部制度的形成與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一、在外交隊伍的創建方面，開辟了具有新中國特點的路子

新中國一成立，就埋葬了過去的屈辱外交，開創了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新型外交。在外交部的組建和外交隊伍的創建方面，周恩來貫徹執行“另起爐灶”的方針，及時而妥善地解決了創建新型外交隊伍的方向和原則問題。

創建外交隊伍，首先要解決的是方向問題。隻有方向和原則明確，才能建立一支真正為國家利益服務、立場堅定、紀律嚴明、富有戰斗力的隊伍。早在新中國外交隊伍創建之初，周恩來就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與舊中國外交截然不同。因此，新中國決不能依靠國民黨舊外交部的一套人馬辦外交，必須“另起爐灶”，按照無產階級的思想原則創建一支全新的具有獨立自主風格的人民的外交隊伍。周恩來把這支外交隊伍形象地比喻成一支“文裝的解放軍”，即不穿軍裝的解放軍。

“另起爐灶”創建新中國的外交隊伍，說明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需要有一支完全不同於舊中國和資產階級國家的新型外交隊伍，來從事完全不同於舊中國和資產階級國家的新型外交。這是對新中國外交隊伍最基本也是最具實質性的要求，從而為新中國外交隊伍的創建確定了原則和方向。

正是在上述總原則、方向指導下，新中國開始了外交隊伍的創建和外交干部的選拔過程。建國初期外交部的人事守則明文規定：德才是選擇干部的基本標准。所謂“德”就是指對人民事業的無限忠誠。這是選拔外交干部的政治標准。具體說來，就是要求政治上可靠、歷史清楚、作風正派﹔要能夠遵守外交紀律和嚴守國家機密，立場堅定並願意長期在外交崗位上服務。所謂“才”就是指完成人民委托的外交事業的能力，即在外交范圍內能擔任一定工作或外交工作上有一技之長，稱職而有所創造。這是選拔外交干部的業務標准。

剛剛誕生的新中國外交干部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從部隊中調來一批將軍和師團級干部，如姬鵬飛、黃鎮、耿飚、袁仲賢等。他們長期從事軍事斗爭和政治斗爭，政治成熟，立場堅定，主要是被派往國外的駐外使館擔任大使等領導職務，因而被稱為“將軍大使”。作為新中國第一批“特命全權大使”，他們的軍人身份體現了新中國外交的特殊品格，展示了新中國外交的嶄新風范。二是建國前就從事外事工作及在各大城市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統戰工作的干部，如李克農、章漢夫、王炳南、喬冠華、龔澎、宦鄉等。他們富有外事經驗和較高文化水平包括外語水平，主要是在部內，協助周恩來外長處理日常外交事務。三是從大學裡挑選了一批優秀畢業生。他們政治素質較好，懂外語，並有一定的專業知識。作為外交隊伍的后備力量，被分配到部內和駐外使領館，有計劃地加以培養。此外，還根據“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原則，聘請和留用了一批對外交素有研究的專家和從國民黨使館轉變來的外交官，如梅汝璈、周鯁生、何思敬、凌其翰等，擔任外交部的顧問。

二、在外交干部的選拔方面，創造性地提出了“十六字方針”

隨著外交隊伍的創建和選拔外交干部工作的深入，周恩來對選拔外交干部的標准做出更為明確、具體的規定。他在1951年8月向中央人民政府所作的外交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了選拔外交干部的四條標准，即“站穩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這四條標准和要求后來被稱為“十六字方針”，長期以來一直是外交干部隊伍建設的主要指導思想，成為全體外交人員身體力行的基本准則和座右銘。這一方針的貫徹實施，為外交隊伍的發展壯大和優良作風的形成發揮了重大作用。

站穩立場。外交人員對外代表國家，其一言一行都影響著國家的聲譽和形象，其一舉一動都關系到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因此，站穩立場是對外交人員最重要的政治素質要求。

具體來說，必須做到以下幾方面：一是忠於祖國，堅決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合法權益，堅決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周恩來曾多次強調：“加強我們的自信，發揚革命的愛國主義，對我們外事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周總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356頁）二是堅定無產階級立場，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周恩來明確指出：“我們的外交工作要絕對地接受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不能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當然更不能允許這些思想佔據領導地位。我們的立場必須十分堅定，思想必須十分明確。”（《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頁。）如果立場不穩，“就有可能倒向外國人的懷裡”。（轉引自方鉅成、姜桂儂：《周恩來傳略》，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頁。）三是堅持愛國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相結合的原則，做到凡事應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周恩來曾告誡中國援外人員說，要記住，如果中國隻顧自己，那就是民族利己主義﹔如果中國以恩人自居，那就是大國沙文主義。中國是一個大國，必須經常保持警惕，絕不可盛氣凌人。

掌握政策。外交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很強，這就要求每個外交人員必須熟悉掌握國家的外交總政策以及每個具體的政策，嚴格按政策辦事，切不可粗心大意，有半點馬虎。早在新中國外交部成立大會上，周恩來就語重心長地對外交人員說：“外交工作比其他工作是困難的。做群眾工作犯了錯誤，群眾還可以原諒，外交工作則不同，被人家抓住弱點，便要被打回來。軍隊在平時要演習打靶、假想作戰，外交工作也一樣，要假想一些問題。不要冒昧，不要輕敵，不要趾高氣揚，不要無紀律亂出馬，否則就要打敗仗。”（《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5頁。）一席話道出了外交工作的艱巨性和嚴肅性。周恩來還利用各種時機對外交干部進行政策教育，循循善誘，反復強調掌握對外方針政策和國內政策的重要性，指出這是外交人員的重要職責。

熟悉業務。外交是一門涉及業務知識領域十分廣泛的綜合性的科學和藝術。外交人員要同來自各個國家、各個階層、各方面人士打交道，要應付各種難以預料的突發事件，要碰到“五花八門”的問題，因此要求外交人員具有廣博的知識和扎實的專業素質。具體來說，就是不但要掌握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哲學、法律和中外歷史等各類基本知識，成為一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古博今”的通才，還要掌握專門的外交業務和國際知識，成為精通外交業務的專才。此外，還要有扎實的語言文化功底。

為此，周恩來向外交干部提出要做到“五勤”“四多”“一化”。“五勤”，即眼勤、耳勤、嘴勤、手勤、腿勤﹔“四多”，即遇事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多看書，多實踐﹔“一化”指“外語化”。周恩來多次強調，所有從事外交工作的人員都要學一門外語，以便研究各國情況。根據他的要求，外交部把干部的外語學習列為部內和各駐外使館的重要任務之一，並把學習成績列入干部考核內容。

對翻譯干部，周恩來也明確提出要努力掌握勝任本職工作的三項基本功。首先是政治思想方面的基本功﹔其次是語言方面的基本功﹔第三是文化知識方面的基本功。為引導翻譯鑽研業務，掌握必要的廣博的知識，周恩來經常利用會見外賓的間隙，提問翻譯們有關古今中外的地理歷史、文化科學等方面的知識以及國際知識。曾任外交部副部長的宮達非這樣回憶道：“周總理當年對外交干部的關心、培養、教育，可說是無微不至。他不會放棄可能用來對你進行了解、督促與教育的任何一個機會。當年在外交部工作的干部們，凡是與周總理有過工作接觸的，都會受到他對你的當面考問，這種實例是不勝枚舉的。”（田曾佩、王泰平主編：《老外交官回憶周恩來》，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頁。）從一名翻譯成長為外交部副部長的吉佩定深情地回憶說：“周總理對新中國外交隊伍的成長有著很深的影響。他教育了我們幾代外交官。總理對翻譯、對外交人員要求非常嚴格，一絲不苟。（轉引自宗道一：《吉佩定：春來香江紫荊開》，《大地》2001年第8期。）

嚴守紀律。“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外交工作更是如此，外交路線和方針政策的執行必須靠紀律來保証。建部伊始，周恩來就多次強調指出，外交人員是文裝的解放軍，要有軍人的紀律。“外交工作授權有限”，外交大權絕對屬於中央。對於違反外事紀律的干部，要嚴肅處理，絕不姑息。

周恩來提出的選拔培養外交干部的“十六字方針”，深刻反映了中國外交隊伍建設的內在規律和本質要求，歷經幾十年仍顯示其強大生命力。正是按照“十六字方針”，新中國選拔和培養了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合格的外交干部。而作為第一任外交部長的周恩來更是他們當中的楷模。

三、在外交干部的管理方面，總結制定出“三三制”原則和一系列制度

由外交工作的特殊性所決定，外交干部在工作中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流動性大，工作崗位時在國內時在國外﹔二是挑戰性強。為適應工作崗位的變換，勝任新的工作，時刻面臨不斷學習的問題。這些特點給外交干部的管理、培養等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和矛盾。為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周恩來總結實踐經驗，創造性地提出了外交干部總體布局的“三三制”原則，即1/3在國內，1/3在國外，1/3儲備培訓，三者合理流動。

“三三制”原則的實施對外交隊伍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一方面使國內外干部輪換制度化，使每個外交干部既熟悉國內工作，了解國內情況，又有在國外工作的實踐經驗﹔更重要的是使干部儲備培訓制度化，把干部的儲備與培訓有機結合起來，從而為外交事業的發展准備了高素質的外交人才。

在提出了外交干部總體布局的“三三制”原則之后，周恩來又建立健全了外交干部的具體管理制度。早在1951年第一次外交使節會議上，他就提出了建章立制問題，強調“應當規定一套制度，大家必須遵守”。根據這一指示，外交部建立健全了一整套的管理制度。據不完全統計，僅在1950年至1955年間，就制定了有關人事工作、干部管理方面的規定、辦法和注意事項40多種，其中包括外交工作人員守則，干部審查、錄用、考核、任免、獎懲和學習制度等。這些規章制度，科學地體現了外交干部管理方面的合理思想和指導精神，因而具有普遍真理性和長久生命力。

四、在外交干部的培養方面，逐步健全了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培訓體制

隨著新中國國際地位的日益提高，與我建交國家的日益增多，對外交干部的需求不斷擴大。為此，周恩來高瞻遠矚，指示外交部及時制定培養外交干部的長遠規劃和措施。其指導原則是：根據工作需要確定培養目標，在普遍提高全體干部政治、業務素質的同時，有針對性地重點培養新人，尤其重視對年輕干部和女干部的培養，大膽提拔德才兼備的干部，造就一批高級翻譯、專家、筆杆子。（裴堅章主編：《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308頁。）

根據上述指導原則，1955年，外交部制定了《培養外交干部十二年規劃》。翌年，又根據外交工作迅速發展的需要，把年限縮短，修訂為《培養外交干部七年（1956－1962）規劃》。

在翻譯干部的培養方面，由於同新中國建交國家的迅速增加，對翻譯人員的數量和質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此，1958年，外交部制定了以通用語種為主，以提高質量、增加數量、補齊語種為中心任務的《十年規劃》，計劃10年內培養35個語種，452名高級翻譯。周恩來做出如下指示：請外交部做一個10年翻譯干部的培養計劃，第一批先培養俄、英、法、德、日、西班牙、阿拉伯、印地、印尼9種語言的翻譯干部，每種文字10至20人，培養成第一流的翻譯。培養地點可考慮以外語學院為中心，國家出經費聘請所需的專家和教授。這一指示對翻譯干部隊伍的建設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具有深遠的影響。僅隔一年，外交部又制定了培養56個語種1067名初級翻譯的三年規劃。1964年又為外事口制定了一個除軍事系統以外培養翻譯干部的五年應急計劃。

上述規劃的制定與實施，不僅充實和擴大了外交隊伍，同時也建立健全了外交干部的培訓制度，開辟了日益廣泛的培訓方式和渠道。

一是建立外交干部、翻譯干部的培養基地。1950年中國人民大學建校時就設立了外交系，立即著手為外交戰線培養和輸送人才。此后，隨著新中國國際地位的迅速提高和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對外交人才的需求進一步擴大。周恩來從大規模培養外交人才的長遠考慮，提出了建立外交學院的倡議。經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批准，1955年9月，在中國人民大學外交系的基礎上，正式成立了外交學院，成為外交部直屬的一所專門培養外交干部的主要基地，被譽為“外交官的搖籃”。

周恩來強調：“翻譯是外事干部的重要來源。”為此，建國初期，曾把北京外國語學校和北京大學東語系指定為外語翻譯人才的培養和進修基地。后北京外國語學校和北京俄語學院合並成立了北京外國語學院（即今天的北京外國語大學），經高教部同意，每年優先向外交部輸送外語人才。1962年，該院被確定為外交部外語人才的培養基地，長期以來為外交事業培養、輸送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外語翻譯和外事干部。

二是選送培養。根據外交人員知識補缺與更新的需要，從有發展前途的年輕在職干部中，招收有較高政治、業務素質又有實際工作經驗的研究生，攻讀外交專業，有計劃地培養一批寫作和調研人才。

三是選派外交干部出國進修和深造。從1953年起，外交部在高教部的協助下，每年選拔一批在職外交干部去國外學習、進修和深造，提高專業和外語水平。

四是舉辦出國外交人員短期培訓班。把准備出國的外交人員組織起來，進行外交方針政策和基本業務的短期培訓。學習和研討國內外形勢、中國對外方針政策和各項涉外政策，總結和交流駐外使領館的外交實踐經驗以及其他有關調研、辦案、禮賓等工作經驗，以提高業務水平，更好更快地適應駐外工作的需要。

五是成立外交部機關業余學校。舉辦各種業余學習班和在職外交人員專業課程普及班。個人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工作需要，缺什麼補什麼，以提高自己的業務素質、專業和外語水平。

總之，對外交人員的培訓採取了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培訓方式，長期與短期相結合，脫產與在職相結合，派出去與請進來相結合，大大提高了外交隊伍的素質和水平。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覺悟》江蘇省周恩來研究會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