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人類文明形態的多維創新

﹝摘 要﹞

要全面把握習近平有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創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論述，必須從多重視角和多維層面予以深入剖析，才能真正領悟其見解之獨到和立意之高遠。從歷史大縱深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中華傳統文明形態推上了歷史新高度﹔從國際寬視域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了對當代資本主義文明形態的新超越﹔從時代新高度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我們堅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新形態，站在人類文明的道德制高點上，能夠通過不斷自我革命與創新，引領中華民族以及整個人類文明邁向更高的社會階梯。

﹝關鍵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華傳統文明 資本主義文明 人類文明新形態

文明形態主要指人類歷史發展至高級階段后演化出的由物質基礎、制度結構、文化符號等諸多要素構成的生存體系，它是人類經歷漫長的經濟、政治、文化活動后生成的積極成果，既承載著人類精神的璀璨歷程，也囊括了人類實踐的浩瀚時空，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著永恆而根本的養料。在公元前500—600年間的軸心時代，人類文明之花在全球多點爆發，世界各地的先賢們在幽邃的哲學甬道裡苦思冥想，人類社會和動物世界的本質區別何在？人從哪裡演化而來？又要走向怎樣的未來社會？人類有組織地或不自覺地忙忙碌碌到底是為了什麼？正是對上述問題的不同回答及其相應的各異社會實踐方式，形成了人類多姿多彩的早期文明形態，諸如：中華文明形態、印度文明形態、巴比倫文明形態、埃及文明形態等。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一重要論斷立足於人類文明演進的歷史大勢，著眼於人類社會發展的時代大局，發出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中國宣言。要深刻把握這一宣言的本質內涵，就必須將中國共產黨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置於中華傳統文明形態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置於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的全球性開放體系內，才能真正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究竟“新”在何處。

一、歷史大縱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中華傳統文明形態推向新高度

民族性、國別性是各種文明形態的重要屬性，在人類歷史的漫長演化過程中，各個民族和國家由於人文自然稟賦、經濟發展狀態、社會歷史條件存在巨大差異，演化出風格迥異的文明形態。上古華夏族形成於黃河流域，自認為居於天下之中央，故稱“中國”，將周邊地區統稱為四方，如《詩經·大雅》言：“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秦漢以后，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央政權建立，歷朝版圖時有損益，但基本趨勢是不斷拓展。新中國成立之后，相繼與緬甸、尼泊爾、蒙古等多個鄰國簽訂邊界條約，形成今天酷似雄雞的中國疆域。中華民族是中華文明形態的創造主體，它是由中國境內的華夏族演化而來的漢族和55個少數民族共同構成，“中”意謂居四方之中，“華”標示文化發達。元人王元亮說：“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儀，故謂之中華。”（《唐律疏議釋文》）更有不少學者從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交流融合中，深入剖析中華傳統文明形態的特質。他們認為，正是農耕文明相比於游牧文明所具有的巨大優越性，致使歷史上漢代匈奴族、元代蒙古族、清代滿族的游牧文明，最終都被吸納濡化到中原農耕文明的巨大引力場中。趙汀陽將這種現象喻為“漩渦效應”，他說，“歷史表明，最初一些政治勢力為了奪取優勢資源而主動卷入逐鹿中原的博弈，從而制造了漩渦，而隨著更多政治勢力的卷入，這個漩渦的體量不斷擴大，優勢資源和政治意義不斷積累，因此進一步增強了漩渦的向心力效應。正是天下逐鹿游戲持續不斷的漩渦效應創造了中國，而這個漩渦游戲的開放性——歸功於天下觀念——決定了中國是一個不斷生長的概念”。總之，中華傳統文明形態的形成是中華民族對於人類的偉大貢獻，高度發達的農耕經濟、家國一體的政治結構、獨具特色的語言文字、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藝、浩如煙海的文化典籍、完備深刻的道德倫理，共同構成了中華傳統文明形態的基本內容。

中華傳統文明形態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曾經演繹出無比華麗的樂章。以秦漢王朝為例，公元前221年，經過多年兼並戰爭，秦王嬴政終於完成“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統一大業，但因其極度暴虐的政治統治，在大規模農民起義中，旋即被劉邦建立的漢王朝取代。從總體上看，秦漢王朝通過實施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和皇權至上的中央集權制度，極大地促進了帝國版圖內各區域人民經濟、政治和文化心理上的共同性，為中華傳統文明形態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堅實的歷史根基，對中國后世影響至深至巨。與秦漢王朝同時並立的地中海的羅馬帝國和南亞次大陸的孔雀王朝相比，由於秦漢王朝植根於新興地主階級，精神氣象上處於不可抑制的開拓創新之中，宏闊的追求成為秦漢文化的主旋律。萬裡綿延、千秋巍然的秦長城，氣勢磅礡、規模浩大的兵馬俑就是明証，特別是漢武帝時期開拓出的絲綢之路，大大促進了中國同西亞、歐洲以及南亞次大陸各種文明類型的相互交融，外部文明成果也源源不斷地涌進中國，為中華傳統文明形態增添了燦爛的色調和光彩。再如隋唐王朝，更是在空前壯闊的歷史舞台上，將中華傳統文明形態推進至氣度恢宏、史詩般壯麗的隆盛時代。隋唐之前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世族地主階級長期盤踞高位，庶族寒門進身極難。隋末農民大起義對傳統門閥世族給予摧枯拉朽式的致命打擊，隨后通過經濟上的均田制、政治上的科舉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大批下層士子突破門閥世冑的壟斷，涌入各級政權機構。這些正在上升的世俗地主階級的精英分子，對自己的前途和王朝的未來充滿豪邁熱情，特別是唐太宗李世民和以魏征為首的儒家官僚集團，政治上實行開明專制，意識形態上奉行儒釋道三教並立，使得唐代文化氣魄宏大、胸襟寬廣，南亞、西亞、歐洲文化如八面來風涌入國門。以唐詩為代表的藝術創作，無論內容、風格、形式、技巧，均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成為后世效仿的典范。正是上述文化成果使得隋唐王朝呈現出明朗、高亢、奔放、熱烈的時代精神。與同時代的歐洲中世紀相比，當西方人的心靈還在為神學纏繞而處於蒙昧黑暗之中時，中國人的思想已處於兼收並蓄、有容乃大的開放狀態。

回顧中華傳統文明形態特定發展階段的偉大成就，無疑會極大地增強我們的民族自信心，使我們深刻感受到“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偉大的民族，有著5000多年源遠流長的文明歷史，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正如毛澤東指出的那樣，我們不能固步自封和驕傲自滿，必須對自己民族的歷史採取唯物辯証的方法進行分析，既要看到其成績的一面，也要研究其缺點的一面。因為“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從歷史大縱深的視角看，中國歷史的最大特點就是封建社會結構的“停滯性”和大一統王朝歷史更替的“周期性”。縱觀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大一統王朝，基本上都要經歷如下歷程：先是艱難創立，其后是逐步發展，最后達至鼎盛，隨之而來的是政治腐敗、社會危機、動亂爆發、徹底崩潰。大約每隔兩三百年就會發生一次激烈的大動蕩，實現新舊王朝的輪番更替，呈現出典型的社會結構周期性瓦解和重建特征。之所以如此，可以從馬克思唯物史觀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視角進行分析。中國從戰國時代就開始了鐵器農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以及精耕細作的田間管理，直到清代晚期，中國的生產力長期處於同一水平線上。每個朝代農業產量的提高主要依靠勞動量的增加和周邊山林湖泊的開墾以及粗糧品種（如玉米、番薯等）的引進，一個新王朝清平穩定上百年之后，人口數量快速增長，高度集權的官僚體系日漸腐敗，各種經濟剝削不斷加劇，社會基本矛盾逐步激化，在災荒、戰亂等誘因的作用下，重新進入新一輪的周期性歷史大動蕩。進入晚清之后，在歐美工業文明的強力沖擊下，中華傳統文明形態遇到了亙古未有的外來挑戰。正如習近平指出的那樣：“鴉片戰爭后，中國陷入內憂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國人民經歷了戰亂頻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難。為了民族復興，無數仁人志士不屈不撓、前仆后繼，進行了可歌可泣的斗爭，進行了各式各樣的嘗試，但終究未能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

面對中華民族遭遇的慘烈現實，如何通過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結構的深度調整，讓中華傳統文明形態走出歷史周期律的限制，構成了百年來中國共產黨人的核心要務。1945年7月4日，毛澤東在延安楊家嶺的窯洞住處，與時任國民政府參議員的黃炎培圍繞歷史周期律問題的談話，成為中共黨史和中華民族史上的著名對話。黃炎培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夠找出一條新路，跳出中國歷史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已經找到了新路，能夠跳出這個歷史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把人民立場作為根本立場，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根本使命，把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根本宗旨，在工作中深入貫徹群眾路線，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凝聚起眾志成城的磅礡力量，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經過100年的持續奮斗，不僅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創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特別是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大發展，我們完成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使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制度保証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我們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站在人類文明形態持續更新的視角看，中國共產黨人100百年來開辟的偉大道路、創造的偉大事業和取得的偉大成就，正在使中華傳統文明形態在高度壓縮的時空場域中快速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正在超越以往中華傳統文明形態所能達到的全部高度，書寫出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並將其推向歷史新境界。

二、國際寬視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文明形態的新超越

如果說從歷史大縱深的視角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中華傳統文明形態推向了歷史新高度，那麼從異質性文明形態比較研究的國際寬視域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形態實現了對當代資本主義文明形態的新超越。眾所周知，與中世紀歐洲的封建主義文明形態相比，資本主義文明形態具有自身的巨大優越性。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正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大發展，為資本主義文明形態的不斷進步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也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全球擴張創造了充足條件，它通過由中心向邊緣的不斷滲透，迫使世界各國卷入到它的統治中來。然而，資本主義文明形態卻存在自身根本弊端，這就是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持續性矛盾沖突，特別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導致資本無限度地榨取工人階級的剩余價值，呈現出極端的貪婪性、奢侈性、世俗性特質，馬克思曾用“商品拜物教”來生動刻畫資本邏輯生成的工具理性對人類現代生活的全面宰制。資本依其本性的無限擴張，極大地割裂了人類已有的社會關系，導致資本與勞動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使得與資產階級對立的無產階級逐步壯大，無產階級為了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發動了一場又一場工人運動。1929年至1933年間，資本主義內部由通貨膨脹和失業問題引發的經濟大蕭條急劇惡化，加之蘇聯社會主義快速發展對其構成巨大的外部壓力，各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接受凱恩斯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通過強有力的貨幣政策和國家干預來解決其所面臨的市場失靈危機，羅斯福新政由之而來。凱恩斯主義雖然取得了暫時性成效，但到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開始出現普遍的經濟滯脹，如同之前的市場失靈一樣，政府失靈的問題日益凸顯。此時，深受哈耶克自由主義影響的美國“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大行其道，在時任美國總統裡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將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無限放大。蘇聯解體后，在新自由主義基礎上生成的“華盛頓共識”更是在發展中國家廣泛流行，最終均以失敗告終，取而代之的是“北京共識”的出現。

綜觀資本主義500多年的發展史，無論其經濟、政治、社會等各種宏觀和微觀政策如何調整，其根本性質並沒有發生任何改變，這就是資本至上、權力異化、剝削勞動。就資本至上而言，它要求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全部過程，必須按照資本不斷追求價值增殖的邏輯進行合理配置並加速運行。資本力量的運用不同於封建領主的強取豪奪，而是借助市場的無形推力實現各種生產要素價值的深度分割。例如：資本通過作為生產資料載體的勞動者來支配其所創造的剩余價值﹔通過市場競爭讓全社會的資本力量來分割社會生產的剩余價值﹔乃至讓各種非市場力量（如土地所有權、權力支配權等）進入市場來共同分割各種剩余價值，從而形成資本在市場中的權力結構體系。當然，資本至上論在其歷史運演過程中具有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如20世紀末，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華盛頓共識”中，資本擁有者及其各類代言人普遍認為，伴隨傳統私人控股公司日漸減少，擁有成千上萬名股東的大型公眾公司不斷涌現，公司控制權與管理權開始分離，分散化的股東對公司具體的管理運營不感興趣，他們隻關心公司股票價值的高低，於是“股東至上主義”應運而生，公司高管們不再看重員工、客戶、供應商、社區、政府等利益相關者的社會責任，而是在巨額薪酬和股權激勵計劃的指揮棒下，通過創造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產品來抬高公司股票價格，沉迷於獲取企業短期利益，最終導致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和經濟危機的大爆發。就權力異化而言，資本為了無限增殖，必然會竭盡所能來操控和影響政治領域，導致公共權力所代表的公共意志被遮蔽、扭曲和異化，變成了少數寡頭的私權，即資本權力化。它使得西方資本主義的普選制、代議制和競爭型政黨制，在精巧的民主外衣的偽飾下呈現出腐敗變質的突出特征，即以選票為公共權力的一般等價物，寡頭財閥集團通過幕后操縱，將“一人一票制”轉換為“一元一票制”，致使各競爭政黨激烈角逐民眾選票，最終以得票多少為依據來分割議會中的議席，之后又通過游說各級議員，使國家的公共權力商品化。政府機構的總統、首相及其核心成員為了連任同樣需要高選票，他們在金融寡頭集團的操控下，通過大肆透支未來信用和國際信用來舉債支付各項公共事業開支，以滿足本國民眾的各種福利需求，緩和社會矛盾，歐美國家政府不斷上演的政府“債務上限”危機就是典型例証。從表面上看，政府債務危機是為了支付民眾的高額福利支出，但各種債務最終仍然要由當代或后代民眾買單。不難看出，資本寡頭集團把國家“公器”變為“私器”，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將政府玩弄於股掌之間。就剝削勞動而言，伴隨資本權力化和權力資本化的加劇，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不斷加深。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通過對過去300多年來歐美國家財富收入的豐富數據進行詳細剖析証明，長期以來資本的回報率遠高於經濟增長率，資本和勞動收入差距的不斷增大及其引發的兩極分化，已然是當代和未來資本主義的基本常態。美聯儲的研究報告顯示，美國近30年來，借助於持續寬鬆的貨幣政策和資產價格的大漲，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群的財富增長了近六倍，擁有財富的份額從23%增長到32%，持有股票和共同基金總值的53%。而剩下90%的絕大部分勞動階層的財富僅增加了160%，所佔份額從40%下降至不到32%，僅持有6.8%的股票和共同基金總值。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的政治結果是社會階層的嚴重撕裂，歐美民粹主義政治勢力的迅猛崛起就是具體表征。近年來，西方學界發出了建立“包容型資本主義”“價值共享型資本主義”“創新型資本主義”等各種呼吁，所有這一切都在表明，歐美資本主義文明形態正在經歷一場從未有過的巨大危機。

與歐美發達資本主義相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汲取了蘇聯社會主義的深刻教訓，廣泛吸納歐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合理要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牢固確立人民中心論思想，將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不斷為美好生活而奮斗當作根本目標。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始終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6萬元，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我國貧困人口累計減少7.4億，貧困發生率下降94.4個百分點，譜寫了人類反貧困史上的輝煌篇章。教育事業全面發展，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93.8%。我國建成了包括養老、醫療、低保、住房在內的世界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超過9億人，醫療保險覆蓋超過13億人”，正在朝著“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撫”的共同富裕目標全速挺進。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斷發展，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日益完善，全面依法治國深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越來越健全，行使民主權利的渠道更加便捷多樣，中國人民掌握自身命運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得到空前提高。以黨的十八大以來堅持和完善政府管理體制為例，經過以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為核心的“放、管、服”改革，國家機構的行政能力和服務方式日漸優化高效，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為龍頭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可及性獲得極大提高，政府機構的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更加優化，中央和地方的權責更加清晰，運行機制更加順暢，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得以充分調動。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迅速完成了全國范圍內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從一窮二白、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大步邁進社會主義的偉大飛躍，為中華文明新形態的確立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改革開放初，我們深刻感受到中國勞動力極為豐富，但社會發展資金十分短缺，資本形成總額隻佔世界資本形成總額的1.8%。為了克服上述困難，我們黨解放思想，銳意進取，大力吸引外資，鼓勵民營資本發展，逐步探索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其間，民營經濟從小到大不斷壯大，為國家“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伴隨近年來國內外資本、技術、勞動要素的深刻變化，中國如何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成為未來經濟社會面臨的重大課題。當前我黨更加強調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要求民營企業家珍視自身社會形象，通過練好內功增強企業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形成更多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同時讓民營企業家為代表的高收入群體主動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

通過上述國際寬視域的比較研究，我們不難看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新形態超越了當代資本主義文明形態以資本邏輯為中心的狹隘視野，隻要我們堅持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根本方針，在未來的道路上行穩致遠，就一定能夠徹底改變500多年來資本主義文明一統天下的世界格局，將人類文明形態引領到一個更高的境界。與此同時，我們更要從人類政治哲學的視角，深刻體悟全球治理變革所蘊含的深層歷史邏輯和道德意蘊。在不可逆轉的全球化和多極化時代，任何文明形態在地球村中的價值、地位和作用將不再取決於它戰勝了多少個競爭對手，贏得了多少次“冷戰”或“熱戰”的輝煌勝利。與之相反，而是要看這種文明形態對全球化和多極化時代下國際爭端機制的建立提供了多少合理化建議，這種文明形態面對人類遇到的共同難題提供了多少有價值的國際倡議，這種文明形態在人類遇到的各種突發災難面前發揮了多少應有的作用。

三、時代新高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自從“社會主義”這一概念被提出，至今已有500多年的歷史，從莫爾、康帕內拉創作烏托邦開始，直到歐文、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他們都對資本主義私有制所具有的剝削性進行了深入批判，並提出了自己所幻想的公有制、按需分配等社會主義制度安排。歐文1824年還在美國的印第安納州買下1214公頃土地，進行社會主義和諧移民試驗，最終以失敗告終。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才真正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如恩格斯所言：“以往的社會主義固然批判了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說明這個生產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對付這個生產方式﹔它隻能簡單地把它當做壞東西拋棄掉。”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建基於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論之上，不僅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內在奧秘，還找到了消滅這一剝削制度的根本力量和基本途徑，即無產階級及其所發動的暴力革命。當然，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年，隨著資本主義世情的變化，他們並未完全排除通過對資本主義持續不斷的社會改良走向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但必須指出的是，馬克思恩格斯有生之年雖然領導和見証了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卻並未看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具體實現過程，這一歷史任務是由列寧和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完成的。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先后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創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深刻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經驗，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借鑒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創立了鄧小平理論，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此基礎上，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戰勝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明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戰略安排，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更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在物質文明領域，我們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經過持續性高速經濟發展，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已躍居世界第二，在富起來的道路上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在政治文明領域，我們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不斷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通過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獲得重大發展﹔通過不斷深化行政體制改革，逐步構建起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特別是通過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使得法治中國建設取得巨大進步。在精神文明領域，通過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培育和踐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一系列舉措，使得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心不斷增強。在社會文明領域，通過構建高質量就業促進機制、全民終身學習教育體系、全民社會保障體系、人民健康制度保障體系等措施，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生態文明領域，通過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全面建立資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態保護和修復制度、嚴明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制度等，極大地促進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正是上述五大文明建設取得的驕人成就，使得中華民族在歷史進程中積累的強大能量充分爆發出來，它既構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勢不可擋的磅礡力量，也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新形態推動人類文明形態不斷進步的巨大動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經過百年奮斗，逐步摸索出來的一條走向現代文明的嶄新道路，它不僅是中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世界歷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它是中國共產黨以中國價值、中國方案、中國文明的方式，對人類如何走向現代文明的“世界之問”作出的科學回答，它必將對人類世界產生極其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首先，盡管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價值目標具有內在一致性，但社會主義在各國的發展將會展示出不同的國別特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國情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它不僅打破了以蘇聯為代表的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實現了社會主義體制與制度的全面革新，而且它啟示世界各國，必須從本國國情出發建設具有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次，它徹底打破了西方資產階級學者的“歷史終結論”，為人類文明發展開辟了廣闊的未來前景。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以弗朗西斯·福山為代表的西方學者，高呼資本主義將終結人類歷史發展的口號，大力唱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未來前景。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取得的驕人成就証明，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當代世界，這個地球完全能夠承載不同類型的人類文明形態，這個世界可以兼容不同民族邁向現代文明的多樣化道路。

總之，中國共產黨團結和帶領中國人民，以“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大無畏氣概，堅定不移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不僅實現了中華傳統文明形態的全面革新升級，而且徹底打破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形態一體獨尊的局面，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我們堅信隻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新形態能夠克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形態的各種弊端，它就一定能夠通過持續不斷的自我創新，在重巒疊嶂的人類文明群峰中傲然獨立，放射出萬丈光芒。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部】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