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遙遠的西藏為英雄樹碑

從小就崇拜英雄。活了大半輩子，最接近英雄並且為英雄真正做了點事，卻是在遙遠的西藏。

那是1995年5月，我作為上海市第一批援藏干部到西藏江孜縣任職縣委書記。到江孜報到剛滿一周，恰逢六一國際兒童節，我和縣四套班子的同志都佩戴上紅領巾，和少先隊員們一起參觀宗山山頂的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宗山不大，高約100多米，卻因在周邊一大片平地上突兀而起，顯得格外雄偉巍峨。山上的建筑也因此很有氣勢，被稱為“小布達拉宮”。那天上午，還沒有適應高原氣候的我，幾步一喘息、數十步一停歇地爬上山頂，正想好好觀賞山下風光，卻被縣人大副主任吉律拉著走向了山頂的另一頭。這是宗山山頂背向縣城的一面，是陡峭的懸崖。站在懸崖頂上，吉律向我講述了90多年前的一段悲壯往事。

1904年，覬覦西藏已久的英國侵略軍從亞東長驅直入，經康馬直抵江孜。面臨武器裝備大大落后於對方、敵我力量懸殊的局面，江孜軍民不畏強敵、奮起抗擊。戰斗后期，700多名藏軍將士、僧侶退守宗山，與侵略軍展開了一場氣壯山河的江孜保衛戰。最后，在彈藥庫被炮火擊中、待援無望的情況下，守山將士作了殊死搏斗，終因寡不敵眾而告敗。但他們寧死不當俘虜，無一投降，紛紛從懸崖縱身躍下。

我被這段故事深深地震撼了。而為江孜抗敵英雄所感動的遠不止我一個，我的好戰友許建華，也一樣心潮澎湃。作為分管城建的副縣長的他，日后在與我商量縣城老區改造時，提出了修建宗山廣場公園的設想，我們不約而同認為應該在宗山下，為抗敵英雄樹一個像樣的紀念碑，以告慰烈士英靈，供后人瞻仰。

樹一個紀念碑，在內地或許是一件平常事，而在當時西藏的一個縣裡，就顯得困難重重。首先是如何拿出方案。那時的江孜，找不到建設方面的工程技術人員。許建華把縣城裡來自內地、粗懂建筑的人員召集在一起，多少個晚上，他那間狹小簡陋的宿舍裡，煙霧彌漫，借著忽閃忽閃的蠟燭光，好幾個腦袋湊在一起冥思苦想。還真應了那句老話，“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建造紀念碑及宗山廣場公園的方案很快就拿出來了：紀念碑碑身高19.04米，以寓意抗英戰斗發生的1904年﹔碑身為三棱型，呈三個立面供中文、藏文、英文三種文字使用﹔紀念碑周圍用56根石柱雕塑環繞形成大平台，象征56個民族的大團結。方案拿到縣委常委會會議上討論時，獲得一致贊同。

在工程捉襟見肘之時，建設資金爭取到上海大后方的支援﹔面對宗山腳下不願意搬遷的居民，土生土長的格桑扎西縣長到鎮上作動員﹔缺乏專業人員，日喀則地區建設局派出了局裡最好的設計師。江孜宗山英雄紀念碑從提出設想、方案策劃、圖紙設計，到動遷施工直至建成開放，前后隻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其間遇到了多少困難，無法一一道來，但其中燈光工程的由來至今仍令我記憶猶新。

正當紀念碑建設如火如荼進行時，我們提出要讓宗山和紀念碑像上海的一些照明工程一樣亮起來。許建華在不認識任何人的情景下，闖進了上海亞明燈泡廠廠長室裡。好在亮明援藏干部的身份后，他受到了熱情接待。湊巧的是，亞明燈泡廠當時正好承接了遵義會議舊址、延安寶塔山等紅色革命聖地的燈光工程，聽明許建華的來意，廠長當即拍板：工廠無償援助宗山和紀念碑燈光工程，並且派人到現場安裝。

宗山和紀念碑亮燈的那天，我匆匆帶上新買的相機趕到宗山廣場。高原已經到了需要穿厚大衣御寒的時候，而縣城的藏族老百姓都頂著嚴寒來到宗山腳下，廣場上人頭攢動。我到現在都找不出恰當的語言能夠形容出當時的心境，隻記得在燈光亮起的時刻，宗山的山體及建筑在夜色中“和盤托出”，紀念碑在泛光的映射下熠熠生輝。我把鏡頭對准宗山、對准紀念碑，一次又一次按下快門。

1997年的夏天，我陪同西藏自治區政府常務副主席列確在江孜考察。站在紀念碑前，他非常感慨地說，當地藏族同志這麼多年沒想到的事情，上海的同志居然想到了而且將其做成了，上海援藏的同志們做了一件有著重要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的大好事。

為英雄樹碑的事，已過去20多年了。前些日子，我看到江孜縣慶祝建黨百年活動的現場照片，會場就設在紀念碑的大平台上。西藏的天空還是那麼的深邃湛藍，宗山依然展現著她特有的雄姿，紀念碑如一柱擎天，巍然屹立……我的心頭泛起陣陣漣漪。不知道為什麼，退休多年且看淡世事的我，每一次聽到江孜，看到宗山和紀念碑，卻總會被無形的情結牽動，總會有一股豪氣在胸中激蕩。

（來源：2022年1月19日《黨史信息報》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