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右傾投降主義到右傾機會主義：從三個歷史決議看對陳獨秀評價的嬗變
中國共產黨歷來善於從歷史中總結經驗，從建黨到當前，一共通過了三個歷史決議，都在重大歷史關頭統一了全黨思想，加強了全黨團結，為推動黨和人民的事業勝利前進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中共歷史上的重要人物，陳獨秀對中國的革命事業既作出過重要貢獻，又犯了嚴重的錯誤，可以說既有功又有過。受不同歷史環境的影響，中共的三個歷史決議對陳獨秀做出了不同的評價。
三個歷史決議對陳獨秀的評價
第一個歷史決議是1945年4月20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由於當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內的反動集團在一九二七年叛變了這個革命，由於當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聯合力量過於強大，特別是由於在這次革命的最后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佔了統治地位，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拒絕接受毛澤東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確意見，以至於當國民黨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后，在黨內曾經發生了‘左’、右傾的偏向。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投降主義者，這時對於革命前途悲觀失望，逐漸變成了取消主義者。”該歷史決議對陳獨秀所犯錯誤定為“右傾投降主義”，把陳獨秀定為“投降主義者”。
第二個歷史決議是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和汪精衛控制的國民黨，不顧以宋慶齡為杰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的堅決反對，背叛了孫中山所決定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結帝國主義，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黨當時還比較幼稚，又處在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領導下，致使革命在強大敵人的突然襲擊下遭到慘重失敗，已經發展到六萬多黨員的黨隻剩下了一萬多黨員。”該歷史決議對陳獨秀的錯誤仍定為“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
三個歷史決議。
第三個歷史決議是2021年11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內反動集團叛變革命，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由於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在黨的領導機關中佔了統治地位，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抵抗，致使大革命在強大的敵人突然襲擊下遭到慘重失敗。”該歷史決議把陳獨秀所犯錯誤定為“右傾思想”並發展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通過三個歷史決議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出，對於陳獨秀所犯錯誤的定性，有四個方面的變化：一是對於其所犯錯誤的定性，由右傾投降主義變為右傾機會主義，再變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嚴重程度在逐漸降低。機會主義是放棄與資產階級的斗爭，准備以妥協的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投降主義則是遇到政治斗爭，往往放棄原則，犧牲無產階級根本利益而求得妥協，顯然同為右傾錯誤，投降主義比機會主義要嚴重的多，所造成的危害也嚴重的多，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則表示這種錯誤只是個人主張、觀點，不具有完整理論體系﹔二是由陳獨秀冠名的主義，變為以陳獨秀為代表，這種變化則是強調黨所犯的錯誤不能都歸咎於陳獨秀一人﹔三是強調“右傾思想發展為右傾機會主義”是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是隨著當時客觀歷史形勢的不斷發展，逐漸演進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四是在共產國際所起作用方面，由原來肯定其作用，變為雖沒有正面批駁，但也變相承認了因其錯誤指導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
正因如此，作為最新的黨史著作，《中國共產黨簡史》對陳獨秀在大革命失敗中所犯錯誤進行的批評較為溫和，指出：“在大革命的緊要關頭，黨的主要領導人犯了妥協退讓的錯誤。”
不同歷史時期對陳獨秀的評價
大革命后期尤其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黨內對陳獨秀的批評日益激烈，把大革命的失敗歸咎於他。陳獨秀滿腹怨氣，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和中共中央分歧甚大。1929年9月，陳獨秀組建“中國共產黨托派反對派”。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中，批評陳獨秀為“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反對派”，但仍稱他為同志。陳獨秀拒絕接受批評。10月27日，王明以“慕石”的筆名在《紅旗》發表《論陳獨秀》一文，稱陳獨秀是“無產階級的叛徒”“自始至終是個自由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除陳獨秀黨籍，並宣布他為“反革命”。1931年，蔡和森在《論陳獨秀主義》中也稱陳獨秀為“可恥的投降者，頑固的叛徒”。1936年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將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歸結為陳獨秀“動搖的機會主義”。同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的講演中明確提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概念。
1922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陳獨秀（前排左一）和瞿秋白（后排左一）等。
新中國成立初期，學術界對陳獨秀的評價都是以《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毛澤東選集》中關於陳獨秀的評論為依據的，基本內容就是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
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學術界對陳獨秀的評價越來越偏頗，逐漸否定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在五四運動后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在建黨中的積極作用等。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學術界開始重新評價某些重大歷史人物和事件，對陳獨秀也進行重新研究。1979年是陳獨秀誕辰100周年，又是五四運動60周年，為陳獨秀研究打開禁錮提供了契機。學術界舉辦了多場陳獨秀問題討論會，肯定了他在新文化運動、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創建中國共產黨等方面的功績。這些都大大促進了陳獨秀研究的發展。
20世紀80年代初，陳獨秀評價問題受到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關注，由王洪模執筆並經中央黨史研究室專家集體討論完成了《關於陳獨秀一生活動的評價》一文，對陳獨秀一生的幾個關鍵問題作出了明確的評述，即：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但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人之一和早期主要領導人，但不是一個稱職的領導人﹔他從新文化運動到第一次大革命中期為革命作出了很大貢獻，但在大革命的一些關鍵時刻犯了嚴重錯誤，並在后期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給黨的事業造成嚴重危害等。該文對陳獨秀的歷史貢獻和所犯錯誤都進行了分析和評價。受歷史環境的影響，雖然有些評價仍有些偏頗，但是畢竟較前面的研究，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進入90年代，學術界更多以正面形象對陳獨秀進行研究，如著名黨史專家廖蓋隆指出：“總觀陳獨秀的一生，他的歷史功績是主要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確實有點像俄國革命中的普列漢諾夫。我們應當宣傳陳獨秀的歷史功績，確認他是中國革命歷史上的杰出人物，永遠紀念他。”隨著研究的深入，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對陳獨秀的注釋作出了相應改變，原先的“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之類帽子被摘掉﹔對托派的注釋也發生了相應變化，認為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錯誤的。與此同時，受“文化熱”的影響，這一時期人們更多關注陳獨秀在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涉及他在文化、民主、科學、宗教、人性、社會史、國家、教育、婦女、文藝、軍事、法律、經濟等問題的觀點和思想，使其形象更加生動豐滿。
進入21世紀后，在廣大黨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陳獨秀的研究和評價都發生了較大變化。2002年，作為官方出版的正史本，中央黨史研究室推出《中國共產黨歷史》，不再提“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說法，而是採用“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論。此后，黨史著作均以這個結論為依據。
陳獨秀
2009年在陳獨秀誕辰130周年紀念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舉辦了座談會，就陳獨秀與中國社會的思想啟蒙及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陳獨秀與中國革命、陳獨秀的學術及文藝貢獻、陳獨秀的抗日主張等主題進行了學術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六卷本的《陳獨秀著作選編》，選編陳獨秀多種文體890多篇。為深入研究陳獨秀提供了豐富翔實的一手資料。
2019年在陳獨秀誕辰140周年紀念日，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專門撰文，對陳獨秀進行了全方位的評價。該文對於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的功績予以充分肯定，指出其為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傳播者和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陳獨秀在上海創辦《新青年》，提倡民主和科學，反對專制和迷信﹔提倡個性解放，反對封建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形成一場前所未有的思想啟蒙運動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有力打擊和動搖了長期以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喚醒了一代青年﹔作為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毛澤東指出：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傳播者和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陳獨秀為建立中國共產黨作出了杰出貢獻，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毛澤東曾指出：“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准備了干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志，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志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后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對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革命運動的開展、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對推動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運動，特別是建立國共合作、領導五卅運動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反對國民黨新老右派的斗爭和批判戴季陶主義等，發揮了重要的領導和指導作用。可以說，這些對於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功績的評價是非常公允的。
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第三個歷史決議充分吸收黨史研究成果，將陳獨秀的錯誤定為“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可以說相比前兩個歷史決議又向前邁進一步，說明黨中央的認識正在不斷向前發展。
大革命失敗的內外因
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客觀方面，一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合的力量，比革命陣營的力量強大得多，並且有更多的政治經驗﹔二是國民黨背信棄義地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群眾發動突然襲擊。而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客觀原因，則是共產國際的影響。1926年上半年，在處理國民黨二大選舉、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事件中，共產國際認為，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斗爭，必然導致國共關系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隨著俄羅斯檔案的解密，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的所有重大決策幾乎都是在共產國際、聯共 (布) 中央及其駐華代表的指示和指導下作出的，有些甚至是越過中共領導人陳獨秀，由國際代表直接作出的。有學者統計過：從1923年至1927年，聯共 (布) 中央政治局為中國革命問題共召開過122次會議，作出738個決定，大的決策如要求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關於國民革命的總方針等，小的決定如何時結束五卅罷工、何時找蔣介石談話及談什麼問題等，事無巨細都有所涉及。而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實際權力和工作范圍是很有限的，使得妥協退讓的意見在黨內佔了上風。這也正是陳獨秀不能接受將大革命失敗的責任歸咎其一人的地方。
1932年10月，陳獨秀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最后被以“危害民國罪”判處徒刑13年。這是他第五次被捕入獄。
在主觀方面，陳獨秀等人確實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這時的中國共產黨還處在幼年時期，在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方面都缺乏經驗，對於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都懂得不多，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沒有較深刻的了解。因此，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動搖不定，在大革命的后期，受了反革命勢力的欺騙，沒有能夠領導全黨採取果斷有力的措施，革命遭到失敗就難以避免了。尤其是在大革命危急關頭，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提出了爭取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建立革命民主政權和實行土地革命等一些正確的原則，但對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革命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實行土地革命，特別是如何建立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等問題，沒有提出有效的具體措施，難以承擔起挽救革命的任務。隨著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國共兩黨合作發動的大革命宣告失敗，大批優秀中華兒女倒在了反革命的血雨腥風之中。據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1萬多人。可以說，大革命的失敗導致中國革命事業遭受重大挫折，中國共產黨損失極為嚴重。因此，對於陳獨秀的批判和處理也在情理之中。
1927年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組成中央臨時常務委員會。陳獨秀從此離開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崗位。八七會議沒有通知他參加會議，並在會上撤銷了他在黨內的一切職務。以此他與中共中央分歧越來越大，直至組建“中國共產黨托派反對派”，被開除黨籍。
在大革命失敗的關鍵時刻，其長子陳延年勇挑重擔，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陳延年和趙世炎等不顧危險，部署工作，尋找失散的同志，恢復和重建黨組織，積極開展斗爭。1927年6月26日，陳延年遭國民黨軍警逮捕。敵人為了得到上海中共黨組織的秘密，對陳延年用盡酷刑，將他折磨得體無完膚，逼迫他供出上海黨的組織。但陳延年以鋼鐵般的意志，嚴守黨的機密，寧死不屈。7月4日晚，陳延年被國民黨反動軍警押赴刑場。當劊子手要求其跪下時，他堅定地回應：革命者光明磊落、視死如歸，隻有站著死，絕不跪下！隨即陳延年英勇犧牲。
次子陳喬年出席了八七會議，並對他父親陳獨秀在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會后，他被黨中央調任湖北省委組織部部長。同年秋，陳喬年又被調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他秘密深入工廠、機關和學校，恢復被國民黨反動派破壞的黨組織，重新聚集革命力量。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蘇省委機關遭到上海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陳喬年等被捕。在監獄中，敵人對陳喬年施盡酷刑。他堅貞不屈，始終嚴守黨的秘密。6月6日，敵人在上海楓林橋畔將年僅26歲的陳喬年殺害。陳獨秀不僅要承受政治上的失意，還要承受痛失親人的痛苦，當時他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
縱觀陳獨秀的一生，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斗爭精神。陳獨秀既坐過北洋軍閥的班房，也坐過國民黨反動派的大牢，對反動勢力一直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七七事變之后，他被放出國民黨的監獄，生活沒有來源，陷入困頓之中。蔣介石以請他出任國民政府勞動部部長為誘惑，被他拒絕了。隨后，國民黨又提出給他資金，另立黨派，與共產黨對抗，又被他拒絕了。他始終不為國民黨的金錢所誘惑，保持著高尚的革命氣節。因此，評價其為投降主義確實有些偏頗。
堅持公正、客觀評價黨史人物的原則
從對陳獨秀評價的嬗變過程，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在評價黨史人物和黨史事件時越來越公正、客觀。首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研究黨史，對黨史事件和黨史人物評價越來越公正。由於歷史人物的出現是為了滿足一定社會時代的需要，其作用的發揮也受制於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評價歷史人物也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隻有將歷史人物放在他們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中，堅持歷史性原則，才有可能對其進行客觀全面的評價。習近平總書記繼承唯物史觀關於從歷史實際出發、具體分析歷史事件及人物所處的歷史條件的原則，指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系。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於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於個人。”對陳獨秀的評價，恰恰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充分體現。
其次，堅持科學的態度研究黨史，對黨史人物和黨史事件評價越來越公正。正確評價歷史人物要從他一生的全部活動出發，結合社會歷史條件與歷史人物個性的實際，以發展的眼光進行全面的探討，切莫局限於一時一事，抓住一點概況一生，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在評價歷史人物的時候，我們不能以后人之要求苛責於前人，而是要深入探析歷史人物活動造成的客觀效果與其主觀動機之間的關系。隻有這樣，才有可能避免對歷史人物進行武斷片面的評價。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強調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們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要求黨史工作者“堅持實事求是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在評價陳獨秀時，充分考慮當時的歷史環境，科學地評價其功過，正是黨史研究走向科學化的表現。
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革命歷史的資政育人作用給予了高度重視。他強調“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多重溫這些偉大歷史，心中就會增加很多正能量”。借鑒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從中探索出防止重犯錯誤再走彎路的正確辦法和對策，這才是黨史研究的價值所在。從第三個歷史決議可以清晰看出，歷經百年風雨滄桑的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越來越成熟。不驕說成功，不諱言失敗，真實地呈現歷史原貌，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展現出一個成熟開明大黨應有的風范。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來源：《黨史博採》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