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的重要意義？

提問：崔德路 山東濟寧干部政德教育學院黨委委員、副院長

1935年2月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請問如何理解這個決議重要的歷史意義？

解讀：毛勝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

歷史，往往在經過時間沉澱后方可以看得更加清晰。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在“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部分進一步概括和總結了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深刻指出：這次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並且在這以后使黨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我們要認真學習領會這段重要論述，深化對遵義會議及《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以下簡稱遵義會議決議）的認識。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然后發到支部討論。會后，張聞天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發言的內容，起草了遵義會議決議，並在中共中央到達雲南扎西后召開的會議上正式通過。正確理解遵義會議決議的重要意義，要注意把握以下三個“重要”。

一是為紅軍長征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遵義會議決議明確指出，博古在遵義會議上關於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過分估計了客觀的困難，把五次‘圍剿’不能在中央蘇區粉碎的原因歸之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力量的強大”，“掩蓋了我們在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上的錯誤路線所產生的惡果”。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遵義會議決議總結紅軍反“圍剿”的經驗教訓，強調在敵軍兵力佔優且採取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情況下，“我們的戰略路線應該是決戰防御（攻勢防御），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有把握地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然而在反對五次‘圍剿’戰爭中，卻以單純防御路線（或專守防御）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並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這就使敵人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達到了他的目的。”結果使我們的主力紅軍受到部分損失，不得不離開中央蘇區根據地。遵義會議決議還指出，在戰略轉變與實行突圍的問題上，博古、李德“同樣是犯了原則上的錯誤”。他們沒有及時轉變內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實行戰略上的退卻，以保持主力紅軍的有生力量，從而貽誤了時機。在突圍中，“基本上不是堅決的與戰斗的、而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通過全面的深入的分析，遵義會議決議揭露博古、李德的軍事路線“同我們紅軍取得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強調“從陣地戰戰術（短促突擊）到運動戰戰術的堅決的迅速的轉變，是嚴重的工作”。這對於實現軍事路線的轉變，使紅軍在機動靈活的運動戰中勝利完成長征，具有重要意義。

二是在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遵義會議決議緊密聯系實際，比較系統地闡述了毛澤東等指揮紅軍多次取得反“圍剿”勝利所採取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比如：就積極防御的原則指出，“我們的防御不是單純的防御，而是為了尋求決戰的防御，為了轉入反攻與進攻的防御”，“隻有從防御轉入反攻（戰役的與戰略的）以至進攻，取得決戰的勝利，大量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我們才能粉碎‘圍剿’”﹔就集中優勢兵力的原則指出，“以我軍的一部鉗制敵人的一路或數路，而集中最大力量包圍敵之一路而消滅之，用這種辦法去各個擊破敵人”，使我們在戰略的內線作戰下，能夠收到戰役的外線作戰（局部的外線）的利益，使紅軍經常握住主動權，敵人則迫使他陷入被動地位，而最后打破他的整個計劃﹔就運動戰的原則指出，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陣地戰的方式對於敵人有利，對於紅軍極端不利，而“隻要我們靈活的、藝術的、出奇制勝的運用運動戰的戰略戰術原則，我們就一定能夠粉碎敵人的堡壘主義”﹔就持久戰與速決戰相結合的原則指出，既要深刻認識革命戰爭“不是一個短時期的戰爭，而是長期的持久的戰爭”，也要深刻認識“為了進行長期的持久戰，對於每一次‘圍剿’與每一個戰役，必須極力爭取戰局的速決”，並堅持反對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由於疲勞情緒與過高估計敵人力量所產生的保守主義”，另一種是“由於對自己勝利過分估計與對敵人力量估計不足所產生的冒險主義”。遵義會議決議對上述戰略戰術的總結和分析，是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第一次系統概括，在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對於紅軍指戰員學好用好毛澤東軍事思想具有重要意義。

三是充分彰顯勇於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能夠成功的重要原因。遵義會議決議深刻指出：“過去黨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對於我黨的整個路線說來不過是部分的錯誤。這種錯誤也不足以使我們悲觀失望。黨勇敢的揭發了這種錯誤，從錯誤中教育了自己，學習了如何更好的領導革命戰爭到徹底的勝利。黨在揭發了這種錯誤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這不僅體現在遵義會議解決了軍事和組織問題，也體現在黨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問題的新認識。比如，遵義會議決議指出，在同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博古、李德等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利用第十九路軍事變是粉碎第五次“圍剿”的重要關鍵之一，沒有在軍事上採取與之直接配合的方針，而是在“左”的空談之下採取了相反的方針。這些成果的取得，說明中國共產黨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能夠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標志著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也生動體現了黨的偉大不在於不犯錯誤，而在於從不諱疾忌醫，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敢於直面問題，勇於自我革命。作為遵義會議決議的起草者，張聞天就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楷模。他在中央領導崗位上盡管執行過“左”傾錯誤路線，但當實踐証明自己犯了錯誤的時候，他勇於自我批評，改正錯誤，為確立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曾擲地有聲地說，“真理在誰手裡，就跟誰走”。遵義會議決議告訴我們，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斷自我革命中淬煉而成的。我們黨歷經百年滄桑更加充滿活力，其奧秘就在於始終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毋庸諱言，遵義會議決議在批判錯誤軍事路線的同時，並沒有探討造成軍事指揮錯誤的深刻的政治原因。這是因為當時處在緊急的戰爭形勢下，需要集中力量解決最為迫切的軍事路線問題，不可能全面地討論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所以，借此否定遵義會議決議的重要意義是十分錯誤的。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后，1935年12月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著重討論全國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軍事戰略，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並相應地調整了各項具體政策。張聞天為會議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及毛澤東根據會議精神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標志著我們黨解決了政治路線問題，推動了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