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50卷前言
﹝編者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50卷主要收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6年1月至1859年12月間所寫的書信。這些書信體現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7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前后及過程中為推動國際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斗爭所作的偉大貢獻，主要包括：加緊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並取得重大成果﹔繼續為資產階級進步報刊撰寫文章，深刻分析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狀況和內政外交，揭露列強進行殖民掠奪的強盜行徑，高度評價被壓迫民族為謀求獨立和解放而進行的正義斗爭﹔利用各種渠道宣傳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批判形形色色錯誤思潮和行動，為無產階級分析復雜形勢、制定斗爭策略，指明前進方向。這裡編發的是本卷前言，以供學界同仁參考。
本卷是書信部分的第4卷，收入1856年1月至1859年12月期間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通信以及他們給其他人的書信，共計319封﹔附錄部分收入燕妮·馬克思及女兒給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以及燕妮·馬克思受馬克思委托給其他人的書信，共計13封。
這一時期，是歐洲1848—1849年革命失敗后出現的十年政治反動時期的最后階段。資本主義經濟在19世紀50年代得到了較快的發展，但危機的征兆也開始顯現，最后發展成席卷美國和整個歐洲大陸的世界性經濟危機。這場危機使勞動人民進一步貧困化，不滿情緒持續高漲，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從而為民主運動和工人運動的復蘇創造了條件。同時，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發生的種種沖突，特別是為爭奪勢力范圍而進行的斗爭日趨激烈，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列強不斷加緊殖民擴張，殖民地人民反抗侵略和奴役的民族解放運動廣泛興起。馬克思和恩格斯科學地預見了經濟危機的爆發，詳細記錄並論述了危機的進程和特點，同時加緊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取得重大成果。他們繼續為資產階級進步報刊撰寫文章，深刻分析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狀況和內政外交，揭露列強進行殖民掠奪的強盜行徑，高度評價被壓迫民族為謀求獨立和解放而進行的正義斗爭。他們以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時刻關注工人運動的發展變化，千方百計與各國無產階級組織保持密切聯系，利用各種渠道宣傳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潮和行動，為無產階級分析復雜形勢，制定斗爭策略，指明前進方向。
這一時期，馬克思的主要活動是繼續闡發無產階級科學理論，尤其是研究政治經濟學。他明確指出了這種研究的目的：“我希望為我們的黨贏得科學上的勝利。”從收入本卷的書信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多年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在這個階段取得了重大進展，他撰寫了《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並於1859年出版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
1856年秋天，馬克思預見到經濟危機即將來臨。他認為，隨著危機的出現，歐洲必然要爆發新的革命，於是他從1857年起著手系統地整理先前積累的各種資料，結合對經濟形勢的觀察，加緊進行政治經濟學研究工作。1857年10月，世界經濟危機席卷歐洲，達到頂點。馬克思期待革命形勢高漲，於是加快了工作的速度。他在1857年12月8日給恩格斯的信中寫道：“我現在發狂似地通宵總結我的經濟學研究，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問題搞清楚。”
馬克思經常在書信中向恩格斯報告自己工作的進展情況。在1857年12月18日的信中他寫道：“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要工作到早晨4點鐘。工作是雙重的：（1）寫完政治經濟學原理。（這項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眾認清事物的實質……）”同時，他還向恩格斯請教在經濟學研究中遇到的各種問題。例如，在1858年1月29日的信中，他向恩格斯請教有關資本周轉的問題﹔在3月5日的信中再次詢問“是怎樣計算周轉的”。恩格斯總是認真地答復馬克思提出的問題，並為他提供了大量數據和材料。在1858年3月2日、4日和5日的通信中他們還就機器設備的更新問題進行了探討。
從1857年10月到1858年5月，馬克思寫了一部重要手稿，即《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這部手稿帶有明顯的草稿性質，它“只是一種專題研究的形式，往往過於詳盡”，遠不是供出版所用﹔但馬克思在這部手稿中第一次較為詳細地闡述了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石”的剩余價值理論，論述了貨幣理論、資本流通問題以及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其他許多重要問題，分析了人的歷史發展的三種社會形式，考察了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所有制形式，還預測了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某些特征。因此，《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被認為是《資本論》的第一稿，它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立過程的重要階段。馬克思在寫作這部手稿的過程中還擬定了他的經濟學巨著的結構，並不斷加以改進和完善，從五篇結構計劃演變為六冊方案。在1858年2月22日給斐·拉薩爾的信、同年4月2日給恩格斯的信以及1859年2月1日給約·魏德邁的信中，馬克思論述了這個重要問題。
從1858年8月起，馬克思正式開始寫作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並於1859年1月定稿。從本卷收錄的馬克思同恩格斯以及同拉薩爾的通信中可以看到寫作和出版這部著作的大致過程。其間，馬克思肝病發作，但他以頑強的革命意志堅持工作。在給拉薩爾的信中，馬克思寫道：“我必須對黨負責，不讓這部著作為肝病期間出現的那種低沉、呆板的筆調所損害。”這部著作最終於1859年6月在柏林由弗蘭茨·敦克爾出版社出版。馬克思把這部著作看做是“15年的即我一生中的黃金時代的研究成果”，強調它“第一次科學地表述了關於社會關系的重要觀點”。馬克思對這部著作的問世抱有熱切的期待，因為這可以使工人階級及其政黨進一步認識歷史發展的規律和方向，更加自覺地投入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資產階級學術界和輿論界對這部著作的影響力懷有恐懼，於是便以沉默來進行抵制。在這種情況下，恩格斯挺身而出，擔當起粉碎敵人“沉默的陰謀”、傳播馬克思經濟學思想的重任。他在《人民報》上連續發表兩篇評論，闡明了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產生的歷史背景和重大意義，介紹了該書的理論基礎唯物史觀，闡述了書中貫穿的唯物辯証法的本質特征。
這一時期，為《紐約每日論壇報》等報刊撰稿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活動之一。從書信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關注克裡木戰爭之后，特別是經濟危機時期的歐洲局勢，以及英、法、德、俄等歐洲主要國家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狀況。他們運用唯物史觀對各種重大事件進行評述，就經濟危機問題、歐洲主要國家的內政外交以及被壓迫民族爭取自由獨立的斗爭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他們在書信中表達的觀點是對他們公開發表的政論文章內容的重要補充和進一步發揮。
經濟危機問題是本卷書信涉及的重要內容。危機到來之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歐洲各國爆發危機的種種跡象進行了討論。恩格斯在1856年4月14日的信中寫道：“這一次的崩潰將是前所未聞的﹔一切因素都已具備：震蕩劇烈，普遍擴散，社會上一切有產階層和統治階層無一幸免。”他們認為，大規模投機企業的出現和與之相聯系的交易所投機活動必然導致危機。馬克思在1856年9月26日分析了法國動產信用公司的運作特點后指出：“但是，與以前的危機不同，法國這一次發明了一種形式，使投機能夠風行並已經風行於全歐洲。”馬克思還把金融危機看做是普遍經濟危機的標志和征兆，並預言：“我認為，一場大的金融危機的爆發不會遲於1857年冬天。”1857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馬克思搜集了很多有關英、美、德、法以及其他國家危機進程的材料，作了大量的摘錄和剪報，同時准備了專題筆記本，記錄了這些國家危機的主要過程和表現。恩格斯則向馬克思提供了許多有關曼徹斯特的危機進程及其后果的材料，並表達了自己對危機的看法。他們之間的通信涉及關於危機的細節描述、對危機發展趨勢的預測、對危機特征的判斷、這次危機與以往危機的差異以及危機在不同國家的特點等內容。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馬克思寫成了若干論述經濟危機問題的專門文章，其中一部分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馬克思還打算同恩格斯合作撰寫一部闡釋危機問題的小冊子，但這個意圖沒有實現。
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關注經濟危機對當時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的影響。他們認為，作為英國經濟基礎的工業在經濟危機中受到巨大沖擊，這會進一步加劇英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同時，他們指出，由於英國內閣更迭，帕麥斯頓上台，在選舉中遭到失敗的資產階級激進派會發動爭取選舉改革的宣傳鼓動，這會使英國“陷入嚴重的危機”，“如果現在大陸上重新開始運動，那麼約翰牛再也不能像1848年那樣固守這種傲慢的中立立場了”。他們通過對以帕麥斯頓為首的寡頭政治集團的活動的分析，以及對與議會辯論交織在一起的黨派斗爭的梳理，揭露了寡頭政體對內反對任何改革、對外推行殖民擴張的反動本質。
在經濟危機爆發前，法國波拿巴政府就已經開始搖搖欲墜。恩格斯在1856年2月7日給馬克思的信中對法國的政治局勢作了詳細評述，他指出：“這一切反對情緒和直接反波拿巴的情緒的大膽表露，以及波拿巴先生表現出的相應的軟弱都証明，大轉變開始了”，隻要有合適的偶然事件發生，一陣暴風就會把“波拿巴的紙房子”徹底吹垮。當經濟危機不斷發展並逐漸加劇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波拿巴政府成立於1852年的動產信用公司進行了詳細分析，並指出，革命最先也最有可能發生在法國，因為經濟危機在法國是與政治危機結合在一起的。馬克思於1857年7月11日寫道：“動產信用公司的進展和波拿巴的整個財政情況表明，革命臨近了。”他預言，波拿巴“未必能夠順利地度過1858年”。事實也正是如此，1858年1月14日發生的意大利革命者奧爾西尼謀刺波拿巴事件，促使法國社會的各種矛盾進一步顯現並激化，動搖了第二帝國的根基。恩格斯指出，這一事件發生后，波拿巴日益增多的困難愈來愈驅使他走向絕境，“一切聲東擊西的做法都行不通了，隻能進行變本加厲的鎮壓，也就是直接把資產階級推向革命”。
在危機前夕和危機期間，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意德國的狀況。他們指出，德國資本主義經濟在危機前夕迅速發展，生產迅猛增長，“工業股份企業和銀行股份企業雨后春筍般地建立起來”。然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同德國半封建的政治制度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德國在歐洲1848—1849年革命中未能完成的歷史任務日益提上了日程，這就是消滅封建殘余，消除德國的分裂局面。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張用革命民主的方法來完成這一任務。他們嚴厲地批判了普魯士自由資產階級的軟弱及其對君主立憲的幻想，指出：“1848年以來資產階級和小市民肯定是變得更壞了。……德國佬顯然還沒有從1848年的艱巨奮斗之后的冬眠狀態中蘇醒過來。”
俄國在克裡木戰爭中的失敗加劇了農奴制的危機，進一步暴露了其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腐朽，“明顯加速了俄國目前形勢的變化”。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俄國的農奴解放運動對於俄國和整個歐洲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一方面，它“標志著這個國家的一段國內歷史的開端，這段歷史也許會阻擋俄國傳統的對外政策的道路”，就是說，它將為俄國國內的革命運動奠定基礎，而這個運動有可能改變國家制度，結束沙皇政府的反革命對外政策﹔另一方面，它必然會對歐洲的革命運動產生有利影響。
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關注歐洲國家的外交政策。1856年初，馬克思根據在英國博物館發現的關於17世紀末到18世紀初英國幫助俄國成為波羅的海強國的重要文獻資料，撰寫了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即《18世紀外交史內幕》。他在這部著作中追溯了英國對外政策的歷史根源，揭露了18世紀“英國外交的卑鄙”，特別是“英國和俄國陰謀勾結”的情況。此外，馬克思還研究了藍皮書上發表的關於卡爾斯陷落的外交和軍事文件，撰寫了一系列文章，揭露了英國政府對盟國土耳其背信棄義、導致土耳其在與俄國的戰爭中失敗的行為。
1859年意大利戰爭爆發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系列書信和著述中深刻揭露了拿破侖第三打算以“解放”意大利為借口挽救法國波拿巴政體的坍塌、鞏固自己在法國的地位的企圖。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德意志各邦能站在奧地利方面參加意大利戰爭，以便將王朝戰爭發展為革命戰爭，引起歐洲革命的爆發。這不僅能為意大利真正擺脫奧地利的壓迫創造最有利的條件，而且也為消滅波拿巴政體，從而消滅德、奧各邦內的反動政體，實現德國和意大利的民族統一和完成民主革命任務創造條件。1859年5月6日，在意大利戰事膠著的情況下，馬克思在信中指出：“無論哪一方面失算，都必定對我們有利。……這種致命的失敗一開始就會引起法國兵變和反波拿巴的巴黎革命。”恩格斯撰寫了主張用革命民主的方法統一德國和意大利的小冊子《波河與萊茵河》，並在德國匿名出版。從書信中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全力支持恩格斯撰寫這本書，提出有益的修改建議並積極協調出版事宜。
這一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關注著歐美各國無產階級和進步力量的斗爭，設法與各國無產階級和進步組織的代表保持聯系，以便及時指導各國工人運動，批判各種錯誤思潮，為團結無產階級革命力量、培養工人群眾的階級意識、傳播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而不懈奮斗。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書信中闡述的一個重要主題。
1856年2月，馬克思會見了受杜塞爾多夫工人的委托前來拜訪的德國社會主義者古斯達夫·萊維。萊維告訴馬克思，工人們准備在萊茵地區組織起義，希望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他們的領袖去進行政治領導和軍事領導。馬克思抓住這個時機清晰地闡明了無產階級斗爭應當採取的策略原則。他指出，在歐洲政治反動時期，在資產階級殘酷鎮壓民主運動和革命運動的形勢下，各國無產階級既要保持斗爭的熱忱，又要具有斗爭的智慧，決不要在沒有充分准備的情況下輕率行動，決不要舉行倉促的、孤立的、地方性的起義。馬克思強調了各國無產階級相互聯系、緊密配合、統一步調、共同作戰的必要性，指出“如果巴黎或維也納或柏林沒有首先舉事，那麼，他們獨自發動的任何起義都是愚蠢行動”。在談到德國革命運動的道路時，馬克思在1856年4月16日給恩格斯的信中重申了農民是無產階級主要同盟軍的重要思想，要求無產階級政黨高度重視發動和聯合廣大農村的革命力量，並採取切實的行動。他寫道：“德國的全部問題將取決於是否有可能由某種再版的農民戰爭來支持無產階級革命。如果那樣就太好了。”
這一期間，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國際工人運動在資產階級壓制下發生的變化進行了認真考察和實事求是的分析，得出了科學的結論。他們認為，反動當局對廣大工人群眾的迫害不僅沒有使他們畏懼和屈服，反而使他們更加勇敢和堅強，這是國際工人運動的主流。與此同時，各國工人階級內部也不同程度地出現了消極情緒，資產階級的威脅和利誘使工人運動中滋生了機會主義傾向，而這一點在英國的憲章運動中表現得尤為明顯。19世紀50年代中期，憲章運動日趨衰落。盡管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支持憲章派，希望以厄內斯特·瓊斯為首的憲章派左翼能夠在英國組織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領導英國工人運動。但是，瓊斯越來越表現出思想上的動搖和政治上的不堅定，開始同資產階級激進主義者達成妥協。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在書信中表達對瓊斯的批評意見，同時耐心地引導瓊斯，希望他能認識到，現在同資產階級合流，必將導致無產階級運動喪失獨立性。馬克思語重心長地指出，瓊斯“應當先成立一個黨，為此他必須去工廠區。到那時，激進資產者是會來同他妥協的”。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沒有奏效。他們在毅然與瓊斯決裂時深刻地指出，英國工人運動中產生機會主義的經濟根源就在於英國資本主義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地位，這種地位使英國資產階級能夠用超額利潤來收買英國工人的上層，即工人貴族。1858年10月7日，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對這一結論作了經典性的表述，他寫道：“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因而這一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看來想把事情最終弄到這樣的地步，即除了資產階級，它還要有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根據這一判斷，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各國無產階級警惕資產階級操弄的陰謀，堅決抵制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思潮。
馬克思和恩格斯率先踐行了自己提出的政治主張。他們對拉薩爾的機會主義觀點和策略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在1856年3月5日和7日等書信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尖銳地抨擊了拉薩爾盜名竊譽、奢侈享樂、蔑視工人、巴結權貴的惡劣作風。在1858年2月1日寫給恩格斯的信中，馬克思對拉薩爾拼湊的著作《愛非斯的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學》進行了批判和嘲諷，指出這是“一部非常無聊的作品”，其中充滿了大言不慚的賣弄和唯心主義的言論。1859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寫給拉薩爾的信中全面地評價了拉薩爾的歷史劇《弗蘭茨·馮·濟金根》，指出了這個劇本的錯誤政治傾向，即低估人民群眾的革命力量，“把農民運動放到次要地位”，“把路德式的騎士反對派看得高於閔採爾式的平民反對派”。意大利戰爭時期，馬克思嚴肅批判了拉薩爾的小冊子《意大利戰爭和普魯士的任務》。在這本書中，拉薩爾表示支持在普魯士領導下自上而下地統一德國的方案，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這種公開宣揚資產階級觀點的做法“是一個莫大的錯誤”。
在批判拉薩爾機會主義的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同其他各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錯誤思潮進行堅決的斗爭。例如，他們在書信中辛辣地諷刺法國小資產階級流亡者費·皮阿、阿·塔朗迪埃等人不顧歷史條件而採取的盲目行動，無情地批判了哥·金克爾、阿·盧格、卡·海因岑、莫·赫斯、愛·梅因等德國小資產階級流亡者的政治冒險主義和脫離實際的空談。為了反駁波拿巴秘密雇佣的代理人卡爾·福格特對共產黨人及馬克思本人的污蔑和誹謗，馬克思廣泛收集証據，於1860年撰寫並出版了抨擊性著作《福格特先生》。
19世紀50年代末，隨著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進一步激化，工人運動再次活躍起來。面對新的革命形勢，馬克思於1859年5月同倫敦的德意志工人共產主義教育協會重新建立了聯系，並積極參與協會的機關報《人民報》的創辦。他在給恩格斯的信中闡述了辦報的理由，強調了理論宣傳的重要性：“這樣的時刻也可能到來，而且不久就會到來，那時至關重要的是，不僅我們的敵人，而且我們自己也可以在一家倫敦報紙上發表自己的觀點。”此外，馬克思還打算為維也納的《新聞報》撰稿，目的是“使我們的黨在一切可能的地方佔領陣地”。馬克思的這些思想為無產階級的新聞事業和理論宣傳工作指明了方向。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民族解放運動同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景聯系在一起，因此在這一時期，徹底揭露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主義政策，積極支持殖民地及附屬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就成了他們在書信中闡述的另一個重要主題。他們密切關注1856—1860年英法兩國發動的侵略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57年英國—波斯戰爭以及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起義，撰寫了大量評論文章，戳穿了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列強在經濟危機爆發前后加緊對許多亞洲國家進行殖民奴役的罪惡用心和卑鄙手段。馬克思在1857年3月24日給恩格斯的信中揭露英國軍隊在侵略波斯和中國的戰爭中虛張聲勢、色厲內荏的丑態和濫殺無辜的罪行，指出他們的所謂“勝利”並不是靠勇氣，而是靠經濟實力和技術優勢取得的。馬克思還譴責英國殖民者炮轟中國廣州和平居民的野蠻行徑，揭露英國資產階級向中國輸入鴉片的目的是為了牟取暴利、開拓市場，而不惜犧牲中國人的健康。書信中的這些內容充分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如既往地深切關注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印度起義是被壓迫民族人民對殖民者奮起反抗的最明顯表現，是亞洲各國民族解放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熱情贊揚和支持印度起義，認為“印度事件十分可喜”。他們撰寫了許多書信和文章，闡述和判斷起義的進程，揭示印度起義產生和失敗的原因，並對起義作出高度評價﹔與此同時，他們進一步重申關於被壓迫民族人民的解放斗爭和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斗爭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重要思想。馬克思在1858年1月14日給恩格斯的信中寫道：“印度使英國不斷消耗人力和財力，現在是我們最好的同盟軍。”
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揭露了英國在愛爾蘭這塊歐洲殖民地上採取的野蠻剝削政策。恩格斯在1856年5月中旬去愛爾蘭旅行后寫信給馬克思，詳細描述了愛爾蘭在遭受英國許多世紀的殖民和掠奪后的悲慘景象，指出愛爾蘭人民在英國的壓迫下就像其他被征服民族人民一樣，不僅長期處於無權狀態，而且到處陷於破產和貧困，是一個“完全赤貧的民族”。由此他得出了一個深刻的結論：“英國公民的所謂自由是建立在對殖民地的壓迫上的。”
這一時期的書信還記錄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為《美國新百科全書》撰寫詞條的生動史實，反映了他們在多種學術領域刻苦鑽研、深入思考、勇於探索的科學精神。
1857年春天，《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查理·德納邀請馬克思為《美國新百科全書》撰稿。為了充分利用這個機會宣傳革命的唯物主義思想，同時也為了增加一點收入，以緩解家庭生活的困難，馬克思接受了邀請。恩格斯大力協助馬克思進行這項工作，以便讓他有更多的時間專心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為此，恩格斯率先承擔起撰寫詞條的任務，他是大部分軍事條目的撰稿人。馬克思主要負責編寫一些軍事活動家和政治活動家的傳略。他們的通力合作表現在互相協助完成資料收集工作。馬克思不僅將必要的資料寄給恩格斯，而且作了大量的摘錄供恩格斯寫作詞條使用。恩格斯則在馬克思撰寫詞條的過程中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意見和建議，實際上成了馬克思的軍事顧問。由於發表在百科全書上的詞條沒有署名，所以書信就成了確定部分詞條作者的重要信息來源。
在撰寫百科全書詞條的過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秉持科學嚴謹的態度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馬克思從唯物史觀出發對軍隊的歷史進行研究。1857年9月25日，馬克思在收到恩格斯的《軍隊》詞條后指出：“軍隊的歷史比任何東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們對生產力和社會關系之間的聯系的看法是正確的。一般說來，軍隊在經濟的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市民社會的全部歷史非常明顯地概括在軍隊之中。”恩格斯則系統研究了軍事理論和軍事歷史，他不僅全面回顧克裡木戰爭的客觀進程，進行理論概括，得出重要結論，而且還對普魯士、奧地利、巴伐利亞和法國軍隊的現有組織和基本戰術進行了細致的分析。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包含著他們兩人博覽群書、相互切磋、對多種學科進行廣泛研究的豐富信息。馬克思1857年春曾經研究美學，並向《美國新百科全書》編輯建議撰寫“美學”詞條。同時他還研究了波蘭的歷史，閱讀了民主派歷史學家約·列列韋爾、路·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有關著作。1858年初在寫作經濟學著作時，馬克思開始研究數學。1856年，恩格斯對斯拉夫民族的歷史和文學進行了研究。從恩格斯在1858年7月14日給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他開始系統研究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力求用這些領域取得的最新成果來印証和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他在讀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后寫信給馬克思說，“証明自然界的歷史發展這樣偉大的嘗試至今還從未有過，至少沒有這樣成功”。此外，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十分重視語言的學習和研究。馬克思在1856年5月23日的信中曾向恩格斯請教關於英語語言學方面的問題。1857年5月，他在病中還學習了丹麥語。恩格斯則研究了斯拉夫語、哥特語，甚至希望自己有時間能研究挪威語和盎格魯古撒克遜語。
馬克思和恩格斯這一時期的書信還反映了他們的生活狀況，見証了這兩位革命家的崇高品格、偉大友誼和他們對黨內同志的關心。
1856—1859年馬克思一家的生活依舊十分艱難。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仍然是馬克思的主要收入來源。從1857年起，《紐約每日論壇報》減少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政論文章的發表數量，導致馬克思的收入銳減。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一家不僅每天都在為生活必需品而焦慮，而且馬克思和夫人燕妮的健康狀況也不斷出現問題，1857年還有一個剛出生的嬰兒夭亡。盡管如此，馬克思和燕妮仍然保持著高昂的革命精神。在此期間，為了幫助馬克思一家維持生活，使馬克思能專心從事理論研究和革命工作，恩格斯繼續在曼徹斯特經商。他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身體遭受多重病痛的侵擾，但仍然盡其所能地從各個方面幫助馬克思。他利用晚上和周末時間承擔了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和《美國新百科全書》撰稿的很多工作，以保証馬克思有一定的稿酬收入，此外每月還給馬克思寄錢補貼家用。在危難之際，馬克思甚至會直接寫信說：“請盡快來信，因為現在我需要你的信來鼓舞勇氣。”當恩格斯身體出現問題時，馬克思在英國博物館的圖書館認真研究醫學文獻，想方設法幫助恩格斯擺脫病痛。
馬克思和恩格斯盡力從思想上影響和引導在共產主義者同盟內部成長起來的骨干力量，包括威廉·沃爾弗、弗裡德裡希·列斯納、威廉·李卜克內西、格奧爾格·埃卡留斯、威廉·皮佩爾、彼得·伊曼特等人，勉勵他們在艱難時期堅定信心、振奮精神，為革命事業作出貢獻。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黨內的戰友關懷備至：皮佩爾經常住在馬克思的家裡﹔1859年埃卡留斯肺病加重，馬克思典當衣服來接濟他﹔1857年康拉德·施拉姆由於健康狀況惡化回到英國，住在澤西島，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去看望他。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格奧爾格·維爾特的去世感到非常難過，認為“這是一個不可彌補的損失”。
本卷附錄部分收入了馬克思的妻子燕妮寫給恩格斯以及其他人的書信11封，馬克思的女兒燕妮和勞拉寫給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2封。這些書信反映了燕妮為支持馬克思革命事業付出的辛勞、奉獻的智慧、做出的犧牲，同時也表明馬克思一家不論在何種情況下始終保持樂觀主義精神和真誠熱情的生活態度。
本卷收入的書信，絕大部分曾發表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少數發表在第44、50卷。本卷新收入了8封書信和2份附在書信中的談話記錄和詞條內容。其中收入正文部分的有：1857年6月5日—10日之間和6月10日以后馬克思寫給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的兩封信的草稿，1859年3月4日馬克思寫給格奧爾格·弗裡德裡希·萊茵蘭德爾的信，附在1856年4月10日馬克思寫給恩格斯的信之后的1856年4月9日燕妮·馬克思與圖魯特上校的談話記錄，以及附在1857年9月10日恩格斯寫給馬克思的信中的關於《卞尼格先》和《巴克萊》兩個詞條的筆記等內容。收入附錄部分的有：大約1856年1月5日和1857年7月31日燕妮·馬克思寫給恩格斯的2封信，1859年6月28日燕妮·馬克思寫給弗蘭茨·敦克爾的信，大約1858年5月2日燕妮·馬克思（女兒）寫給馬克思的信，以及1858年5月11日—21日之間燕妮·馬克思（女兒）和勞拉·馬克思寫給恩格斯的信。本卷收入的所有書信，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第3部分第7卷（1989年）、第8卷（1990年）、第9卷（2003年）和第10卷（2000年）翻譯或重新校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