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為豐富、發展和捍衛唯物史觀所做的杰出貢獻
﹝摘要﹞本文緊緊圍繞恩格斯於1890年至1895年寫的一系列重要書信的內容，力求以確鑿的史實、准確的概括和簡潔的表述，集中闡明恩格斯晚年為豐富、發展和捍衛歷史唯物主義所做的杰出貢獻。文章著重指出，恩格斯在這些書信中批駁了歪曲唯物史觀的錯誤觀點，澄清了形形色色的模糊認識，全面系統地論述並發展了唯物史觀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在堅持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強調上層建筑諸要素的相互影響及其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在肯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基礎上，揭示社會意識形式的相對獨立性﹔在指明歷史進程表現為社會生活諸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之后，進一步提出了關於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和合力的觀點。與此同時，恩格斯還針對理論研究中的教條主義和庸俗化傾向，精辟地論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特征和理論品格，以及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
【關鍵詞】恩格斯 歷史唯物主義 書信選編 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撰寫了卷帙浩繁的理論著作，同時留下了大量的書信，記述了他們在革命斗爭中的親身經歷，反映了他們對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深邃思考和精辟見解。為了適應新形勢下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和研究的需要，我們精選了恩格斯從1890年至1895年寫的22封書信，編成這本《恩格斯論歷史唯物主義書信選編》。書中輯錄的書信集中體現了恩格斯晚年為豐富、發展和捍衛歷史唯物主義、闡明馬克思主義理論精髓和科學品格所做的杰出貢獻。
一
19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馬克思主義在歐美各國得到廣泛傳播，並逐步在工人運動中確立了主導地位。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迫使資產階級改變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手法：他們將猖狂的詆毀變為陰險的歪曲，處心積慮地掀起一股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濁浪。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唯物主義首當其沖，面臨著來自兩方面的嚴峻挑戰。
一方面是來自資產階級學者的挑戰，其代表人物是德國資產階級社會學家、萊比錫大學教授保爾·巴爾特（1858—1922）。他在1890年刊行的《黑格爾和包括馬克思及哈特曼在內的黑格爾派的歷史哲學》一書中，把馬克思創立的理論歪曲為“經濟唯物主義”，誣稱馬克思隻承認經濟的決定作用，“把經濟發展當成推動歷史前進的唯一因素”﹔攻擊馬克思“全盤否定一切思想觀念在歷史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把馬克思強調歷史必然性說成是“宣揚社會宿命論”。堅決回擊巴爾特的挑戰，徹底廓清他制造的混亂，是捍衛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指導地位和崇高聲望的迫切需要。這是恩格斯在書信中完整闡述歷史唯物主義科學內涵的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的挑戰來自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派別——“青年派”，這個派別的核心成員是一些年輕的著作家、地方黨報編輯和大學生。他們不僅極力把冒險主義策略強加給黨，而且企圖在理論上左右黨前進的方向。他們自詡“熟讀馬克思的書”，憑借對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一知半解，狂妄地以“黨的理論家”和“思想領導者”自居，到處夸夸其談，散布錯誤觀點。他們把唯物史觀庸俗化、教條化、標簽化，甚至直截了當地重復“從形而上學者杜林那裡學來的荒謬論斷”【韋建樺主編：《恩格斯論歷史唯物主義書信選編》，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09頁。】﹔他們宣稱唯物史觀主張“經濟因素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而從事社會活動的人則是“受經濟擺布的工具”。這些謬論給巴爾特等人提供了攻擊歷史唯物主義的口實，在黨內外造成了惡劣影響。隻有堅決批判和清算“青年派”的錯誤論點和荒唐做法，才能擊退資產階級學者的進攻，引導工人階級政黨和革命群眾正確理解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義。這是恩格斯在通信中著力闡明歷史唯物主義精神實質和馬克思主義科學精神的重要目的。
二
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約瑟夫·布洛赫、弗蘭茨·梅林、瓦爾特·博爾吉烏斯和韋爾納·桑巴特等人的書信中，糾正了來自不同方面的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曲解，批駁了錯誤觀點，澄清了模糊認識，精辟地論述並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進一步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
一，在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強調上層建筑諸因素的相互影響及其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
恩格斯指出：“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同上書，第11頁。】﹔在各種各樣的現實關系中，“經濟關系不管受到其他關系——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多大影響，歸根到底還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它構成一條貫穿始終的、唯一有助於理解的紅線”【同上書，第55—56頁。】。這是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是被迄今為止的全部歷史進程所証實的真理。
但是，正如恩格斯鄭重指出的那樣，倘若把這個原理加以曲解，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就會把它變成毫無內容、抽象、荒誕無稽的空話。恩格斯在書信中寫道：“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同上書，第11頁。】恩格斯闡述了“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及其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他指出：“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並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這並不是說，隻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余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而是說，這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相互作用。”【同上書，第55頁。】
恩格斯用確鑿的事實和周密的論証雄辯地說明，以巴爾特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學者對唯物史觀的歪曲和攻擊是憑空捏造的謊言。他義正詞嚴地指出：“如果巴爾特認為我們否認經濟運動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對這個運動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簡直是跟風車作斗爭了。”“如果政治權力在經濟上是無能為力的，那麼我們何必要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專政而斗爭呢？暴力（即國家權力）也是一種經濟力量！”【韋建樺主編：《恩格斯論歷史唯物主義書信選編》，第20—21頁。】
恩格斯具體分析了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產生的反作用，他清晰地指出：“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種：它可以沿著同一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著相反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像現在每個大民族的情況那樣，它經過一定的時期都要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經濟發展沿著某些方向走，而給它規定另外的方向——這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歸結為前兩種情況中的一種。但是很明顯，在第二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會給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損害，並造成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費。”【同上書，第17頁。】
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國家權力的影響與經濟興衰之間的辯証關系，從而深化了人們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這些論述有力地回擊了資產階級學者的進攻，捍衛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理論，具有很高的思想價值和深遠的理論意義。
二，在肯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基礎上，闡明社會意識形式的相對獨立性。
針對資產階級學者和黨內的“青年派”對唯物史觀的肆意歪曲，恩格斯對哲學和宗教同經濟基礎的相互關系以及各種社會意識形式的相對獨立性作了深入闡述。他指出，哲學和宗教與其他社會意識形式不同的特點就在於它們遠離經濟基礎，是“更高地懸浮於空中的意識形態的領域”【同上書，第19頁。】。它們的產生和發展當然離不開經濟基礎的決定性影響，但是，每個時代的哲學和宗教作為特定的分工領域，都有自身的特殊繼承性，都是以前人留下的思想資源和歷史傳統為出發點的，這就使它們具有相對獨立的演進方式和內在規律。這是社會意識具有相對獨立性的一個重要表現。與此同時，各種社會意識形式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相互滲透、相互影響，這也是它們的相對獨立性的一個明顯表現。至於社會意識對經濟基礎的能動作用，則是它們的相對獨立性的最顯著的表現。
恩格斯的論述說明，意識形態歸根結底決定於經濟基礎，但意識形態同經濟基礎並不總是同步發展的，它們之間存在著不平衡性﹔人們不可能根據經濟基礎的狀況，對意識形態的每一種表現形式產生和變化的原因直接作出一一對應的說明。因此，決不能機械地、孤立地、僵化地看待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而應當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根據客觀事實進行細致考察和具體分析。這種考察和分析，不僅對於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探索，而且對於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實踐，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三，強調歷史進程表現為社會生活諸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提出了關於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和合力的觀點。
恩格斯認為，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是歷史前進的根本動力，決定著社會發展的基本方向。但是，肯定這一點，並不意味著否認人的意志和人的自覺活動在歷史運動中的作用。恩格斯指出：“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做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願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后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所以到目前為止的歷史總是像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於同一運動規律的。”【同上書，第12頁。】
恩格斯的這段論述運用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深刻地闡明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性與人的主觀能動性之間的關系。歷史運動的過程是無數相互交錯的力量、無數力的平行四邊形交互作用的結果，由此也決定了歷史的發展是一個不依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歷史過程，人類需要通過不斷的探索掌握貫穿其中的客觀規律。恩格斯提出的“根本動力論”和“合力論”，在歷史唯物論的基礎上突出了歷史辯証法。這是恩格斯晚年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創新性發展。
三
恩格斯針對理論研究中的教條主義和庸俗化傾向，闡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特征、理論品格以及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
在資產階級學者肆意歪曲和攻擊唯物史觀的時候，“青年派”和工人階級政黨內部的一些人卻以教條化、庸俗化的方式來“詮釋”唯物史觀﹔在恩格斯看來，黨內的這種“回應”方式不是在捍衛革命理論陣地，而是在“呼應”敵對一方的進攻。面對這種形勢，恩格斯嚴肅地批評了黨內那些自稱“擁護”唯物史觀的教條主義者，指出他們只是把唯物史觀當做招牌來使用，從來也沒有打算運用這一理論去解決任何實際問題。恩格斯認為這種言行從根本上背離了馬克思主義，他說：“唯物史觀現在也有許多朋友，而這些朋友是把它當做不研究歷史的借口的。正像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國‘馬克思主義者’所曾經說過的：‘我隻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韋建樺主編：《恩格斯論歷史唯物主義書信選編》，第8頁。】
與此同時，恩格斯對“青年派”的虛妄做法進行了抨擊和批判，他指出：“對德國的許多青年著作家來說，‘唯物主義’這個詞大體上只是一個套語，他們把這個套語當做標簽貼到各種事物上去，再不作進一步的研究，就是說，他們一把這個標簽貼上去，就以為問題已經解決了。”“他們只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套語（一切都可能被變成套語）來把自己的相當貧乏的歷史知識（經濟史還處在襁褓之中呢！）盡速構成體系，於是就自以為非常了不起了。”【同上書，第8—9頁。】恩格斯認為，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是行動的指南，而某些方向不明、動機不純、學風不正的人卻把它變成空洞無物的套語和隨意使用的標簽﹔這種做法不僅不可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而且勢必嚴重地損害無產階級革命事業。
為了使工人階級政黨的領導和廣大群眾真正用科學理論武裝自己的頭腦，為了防止馬克思主義理論變成套語和標簽，同時也為了使年輕的學者們辨明方向、端正學風、走上正道，恩格斯晚年在書信中語重心長、不厭其詳地論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格，闡明對待馬克思主義應有的科學態度。
1890年6月5日，在致保爾·恩斯特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做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做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同上書，第5頁。】
1890年8月5日，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強調：“我們的歷史觀首先是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並不是按照黑格爾學派的方式構造體系的杠杆。”【同上書，第9頁。】
1895年3月11日，在致韋爾納·桑巴特的信中，恩格斯再次明確指出：“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同上書，第63頁。】
在恩格斯看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價值就在於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因此，要做到科學地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摒棄教條主義的觀念，真正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當做指導實踐的指南。為此，恩格斯大力倡導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理論研究，強調“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的存在條件，然后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這個領域無限廣闊，誰肯認真地工作，誰就能做出許多成績，就能超群出眾”。【同上書，第9頁。】
恩格斯的這些教誨，對於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造就馬克思主義理論人才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在恩格斯的指引和勉勵下，工人階級政黨內部的學風有了明顯的轉變和改進，一些年輕黨員逐步明確了努力方向，他們的理論研究開始呈現出嶄新的氣象，這使得恩格斯感到非常欣喜。1892年3月16日，他在致奧古斯特·倍倍爾的信中寫道：“二十年來，唯物史觀在年輕黨員的作品中通常隻不過是用來自我吹噓的辭藻，現在終於開始按其本來面貌得到應用——作為研究歷史的主導思想來應用﹔看到這種情況，確實令人高興。”【韋建樺主編：《恩格斯論歷史唯物主義書信選編》，第28頁。】
此外，恩格斯在書信中還論述了如何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系列重要問題。首先，他強調必須從閱讀原著入手，要求人們“根據原著來研究這個理論，而不要根據第二手的材料來進行研究”【同上書，第13頁。】﹔其次，他主張聯系實際、循序漸進、全面系統地學習，而不要滿足於“支離破碎的閱讀”【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702頁。】﹔第三，他認為學習要抓住重點，“經常注意總的聯系”，千萬不要陷入“無休止、無結果的對枝節問題的思辨中”【 韋建樺主編：《恩格斯論歷史唯物主義書信選編》，第64—65頁。】。
恩格斯在這裡告訴我們：要想以科學的態度運用和傳播科學理論，就必須首先用科學的方法學習和掌握科學理論。
四
恩格斯論歷史唯物主義的書信，對於我們深刻認識這位偉大思想家的獨特貢獻，准確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精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正如列寧指出的那樣：“要正確評價馬克思的觀點，無疑必須熟悉他最親密的同志和合作者弗裡德裡希·恩格斯的著作。不研讀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馬克思主義，也不可能完整地闡述馬克思主義。”【《列寧全集》第2版增訂版第26卷第95頁。】本書精選和輯錄的恩格斯晚年重要書信，有助於我們全面認識歷史唯物主義形成和發展的光輝歷程，完整領悟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要旨和科學精神，自覺運用這一理論武器去分析社會歷史現象、認識社會歷史本質﹔有助於我們進一步遵循堅持和發展相統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和推進社會實踐，以社會實踐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長期以來，恩格斯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通信一直受到國內外理論界、學術界和出版界的高度重視。從20世紀起，這些書信的俄文版、德文版、英文版和法文版選編本相繼問世。在我國，學習雜志社於1951年出版了艾思奇編譯的《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信》，收錄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相關書信9封﹔人民出版社於同年出版了艾思奇編譯的《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信》，收錄了兩位革命導師的相關書信21封。除此之外，人民出版社還於1963年出版了中央編譯局編譯的《馬克思恩格斯書簡》，其中也輯錄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論歷史唯物主義的書信。
我們回顧了恩格斯關於歷史唯物主義通信的傳播史和研究史，借鑒了迄今為止出版的各種中外文選編本的編輯經驗，根據新時代廣大讀者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需要，編成這本《恩格斯論歷史唯物主義書信選編》。
在本書的附錄部分，我們選編了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92年英文版導言》、《給〈薩克森工人報〉編輯部的答復》以及《答保爾·恩斯特先生》。這些文章以嚴謹的思路和犀利的文筆批判了資產階級學者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青年派”的錯誤觀點，生動地展現了這場理論斗爭的時代背景，完整地描述了歷史唯物主義形成和發展的歷程，闡明了這一科學理論的內涵、要義、實踐價值及其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地位，對於我們准確領會和全面理解恩格斯晚年論歷史唯物主義的書信具有重要啟發作用。
本書的譯文與資料大都採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相關卷次的最新編譯成果。隻有少量書信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我們對這些書信的譯文與資料重新進行了校訂和審核。
（韋建樺：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首席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央編譯局原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