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理想，就是為了理想的生活

張聞天，其名字中的“聞天”二字出自《詩經》“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皋”即水澤水岸，這與他的出生地浦東祝橋相互映襯﹔而祝橋東邊則是一片蘆葦蕩田，鶴群常在這裡翱翔鳴叫，聲傳九天之上。

1975年張聞天離開肇慶時的留影

“國爾忘家，公爾忘私”是對革命者張聞天的真實寫照。自1925年秘密前往莫斯科后，張聞天就一直沒有音訊。1932年，母親思兒成疾，在上海《新聞報》上登載啟事：“蔭皋，母病危，盼見兒，速歸。”但此時國民黨正懸賞1萬元要他的人頭，由此張聞天懷疑是國民黨設的圈套，遂沒有回鄉。1933年、1942年母親與父親相繼去世，都不見張聞天回來。直到1951年張聞天出任駐蘇大使前，女兒張維英與外孫女張秀君才在上海大廈見到了日思夜想的他。這次相見，張聞天得知兩個女兒生活困苦，他答應幫助張維英還清舊社會的欠債，但卻始終沒有答應為她安排工作。張聞天讓外孫女張秀君到北京讀書，由此張秀君得以在北京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了5年。

在“文化大革命”風暴中，張聞天被流放到肇慶。張秀君是中學教師，正好遇上假期，於是千裡迢迢趕往肇慶，她回憶道，“我有幸去陪伴外公外婆半個月，這是我們分別15年后的重逢”。原本家屬都不可探望，在周恩來1974年1月19日的一個批示后才被允許。那時的張聞天叫“張普”，他自嘲說：“我既然是普通勞動者，就叫‘張普’吧。”這個名字一直用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學習是張聞天與生俱來的愛好，他懂英語和俄語，喜歡聽新聞，關心國內外大事，利用收音機收聽外國電台廣播。在肇慶，張聞天的住處除了床、櫃、凳、椅，沒有其他擺設，連一台黑白電視機都沒有。但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張聞天仍不忘學習，不忘著作，還以一個政治家的敏感，秘密寫作論述社會主義的文稿。雖然視力很差，手也有些微微發抖，但他仍堅持寫作。3年內寫作近10萬字，這批文稿后被稱為“肇慶文稿”。在肇慶的半個月中，張秀君幫外公謄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治和經濟》一文，文中“生活的理想，就是為了理想的生活”這句箴言，后廣為流傳。原稿現存於浦東圖書館，成為一份珍貴的歷史檔案。

1975年8月，張聞天一家搬到無錫居住，在那裡他度過了人生最后的10個月。無錫離上海較近，張秀君曾三次到無錫探望外公。第一次是在1975年9月初，張秀君與母親、姨媽一起來到無錫湯巷45號，這是父女時隔14年后的重逢。當時張維英已55歲，沒有固定工作，是上海羽獸毛廠的臨時工。張聞天端詳著女兒的臨時工作証，好半天沒說話，“你年紀大了，臨時工就不要去做了。就在我這裡幫做家務吧。適當給一點報酬，因為你付出勞動了。”爾后，張聞天還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革命者的后代，應該像人民一樣地生活。”張秀君第二次到無錫是在同年9月底。此時正好太湖螃蟹上市，一家人在太湖飯店吃飯，隨后張維英就留在無錫，幫助做家務。

張秀君第三次到無錫是1976年四五月份，這也是她最后一次見到外公張聞天。此時張聞天住進了無錫市第一人民醫院，張秀君見他半躺在床上，十分虛弱。張聞天想到了自己的身后事，對妻子劉英說：“我不行了，別的倒沒什麼，只是這十幾年來沒能為黨工作，深感遺憾。”他還叮囑道：“我死后，替我把補發給我的工資和解凍的存款全部交給黨，作為我最后一次黨費。”然后他寫下保証書，鄭重簽上名字。劉英將兩人的合約寫在紙上，並念給他聽：“二人生前約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給黨，作為兩人最后所交的黨費。”聽后張聞天微笑點頭。這最后的黨費，體現了共產黨人的崇高境界和對黨的無私奉獻、無限忠誠。

（來源：2022年3月2日《黨史信息報》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