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學會先驅是湖南建黨活動的中堅力量

摘要：100多年前成立的新民學會,在湖南發出了建黨先聲。新民學會中的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等建黨先驅們,通過投身五四運動,組織勤工儉學,創辦文化書社,成立俄羅斯研究會,直至創建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共產黨早期組織,使湖南成為國內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創建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六個地方之一。他們開展的這些活動,在中共創建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

關鍵詞： 中國共產黨;新民學會;建黨先驅;建黨實踐;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學會在長沙岳麓山下劉家台子“溈痴寄廬”(今溁灣鎮周家巷蔡和森故居)成立。學會存在三年(1918—1921)，有會員78人﹔發起者21人，成立當天到會13人。它作為湖南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進步團體，會友們從開始“砥礪品行”到后來認定奮斗目標是“改造中國與世界”，在湖南發出了建黨先聲。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前，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學友，以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簡稱“湖南一師”)為出發地，以新民學會為“國外開拓、國內發展”的聯絡平台，共同探討中國革命的道路和方法問題。他們走出湖南到北京、上海，甚至遠涉重洋到法國、日本及南洋諸國，求索救國救民的真理，經歷了近代湖南乃至全中國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大事變”，成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先驅者群體。

國內外對新民學會的研究，肇始於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然而，埃德加·斯諾僅記錄了毛澤東談話中對新民學會的回憶，算不上真正意義的研究。1943年，任弼時在延安囑咐作家蕭三(即蕭子暲，新民學會最早的會員)“寫一本毛主席傳”，蕭三是毛澤東的同學，新民學會總干事蕭子升的弟弟，出版了《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1】，保留了許多新民學會的史實。新中國成立后，湖南省博物館征集了更加豐富的涉及新民學會的文物和史料，其中有瀏陽籍會員鐘國陶保存的兩個會務報告和三本會員通信集，在此基礎上人民出版社於1980年出版了《新民學會資料》一書。學術界在改革開放初期對新民學會進行了一些研究，出版了一批通俗讀物和研究文章。經過多年停頓，2018年在新民學會成立百年前后，學術研究又有進一步拓展，尤其是在與中共創建或湖南一師方面的關系。國外學者直接研究新民學會與湖南一師關系的著作隻有一本，即美籍華人劉力妍的專著《紅色起源：湖南第一師范學校與中國共產主義的創建(1903—1921)》【2】。

一、新民學會先驅較早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回溯五四時期中國先進分子的探路歷程——那是一個“群雄立黨救中華”的年代，社團林立，政黨蜂起，各種救國主張紛紛登上政治舞台。由於剛從國外傳入的社會主義思潮流派繁多，人們總是“隔著窗紗看曉霧”，分辨不清其政治主張。為了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等人發起成立了新民學會。學會成員經過五四運動洗禮，思想與時俱進。他們追逐時代大潮，通過投身五四運動，組織勤工儉學，創辦文化書社，成立俄羅斯研究會，直至創建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共產黨早期組織，使湖南成為國內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創建中共早期組織的地方之一。

新民學會先驅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是在五四時期。1919年8月，毛澤東為組織勤工儉學第一次來到北京，考察了“工讀互助”新生活。回到長沙以后，他在岳麓山下試驗過“新村主義”，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消除勞心、勞力兩個階級的區別。毛澤東后來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這時我的思想是自由文化、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的大雜燴”，還對“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抱有一些模糊的熱情”。【3】從無政府主義者過渡到馬克思主義者，不但中國早期革命家如此，就連蘇維埃俄國的革命家也不例外。在回顧俄羅斯先進分子找到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時，列寧深有感觸地說：“俄國在半個世紀裡，經受了聞所未聞的痛苦和犧牲，表現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氣概，以難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學習和實驗，經受了失望，進行了驗証，參照了歐洲的經驗，真是飽受了苦難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理論。”【4】這個描述也是對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尋找真理過程的生動寫照。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使毛澤東等新民學會會員開始確立新信仰。由於發動“驅張運動”，毛澤東於1920年初第二次到北京。在李大釗的介紹下，他加入了少年中國學會，對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也產生了濃厚興趣。他常去北京大學找鄧中夏和羅章龍(新民學會創始會員)，除了商量“驅張”和湖南“自治”的事宜，還請他們介紹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革命的情況。1936年，毛澤東與埃德加·斯諾談話，說當年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還形容自己像一頭牛闖進了菜園，專挑喜愛的東西吃。其中三本書銘記在心，分別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斗爭》、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5】

以上三本書對毛澤東產生過很大影響，他不僅對埃德加·斯諾講過，而且於1941年9月對中央婦委和西北局的婦女生活調查團也講過：“記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6】其實，1920年初毛澤東在北京時，這三本書尚未譯出。雖然毛澤東讀書時間因記憶略有“提前”，卻不能否定其世界觀轉變的事實，他是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走到馬克思主義者行列來的。准確地說，這三本書都在長沙文化書社銷售過，文化書社開辦時間在1920年8月，隨后即成為湖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毛澤東是在文化書社閱讀的，他說“到了1920年的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7】

毛澤東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成為中國早期的先進知識分子，主要受李大釗和陳獨秀的影響。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期間，毛澤東就讀過李大釗寫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1920年4月，他離開北京去上海為赴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送行。此時，陳獨秀已與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及隨員楊明齋會面，開始在上海籌組早期共產黨組織。毛澤東曾多次與陳獨秀見面，后寫下回憶：“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毛澤東甚至評價陳獨秀：“他對我的影響，也許比其他任何人的影響都大。”【8】當然，毛澤東與蔡和森等赴法國會員通信，進一步打開了眼界。他們在革命道路上互相促進，相向而行。現保留的他與蔡和森之間的11次通信，就有許多對革命理論和方法的討論，也在建黨問題上交換過意見。

1920年夏，毛澤東、彭璜、李思安等新民學會會員在上海拜訪了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向他當面請教了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彭璜寫過《對於發起俄羅斯研究會的感言》，於1920年8月27—30日在長沙《大公報》刊出。同年9月5日，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中國——從湖南做起》一文，也記載了他們一起拜訪維經斯基的感受。毛澤東告別陳獨秀時談了回湘的打算：為了做到“以俄為師”，先創辦文化書社，再建立俄羅斯研究會。不久，俄羅斯研究會在長沙文化書社成立，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蕭勁光等湖南青年赴俄國勤工儉學。在上海期間，陳獨秀向毛澤東透露了共產黨早期組織已經成立的信息，並把湖南列入組黨的計劃中。陳獨秀去廣州以后，毛澤東原湖南一師的同學、上海早期黨員李中替陳獨秀看家，他從上海多次給在長沙文化書社的毛澤東郵寄涉及建團建黨的資料，推動了湖南的建黨工作。

盡管有在法國的蔡和森、上海的陳獨秀和李中在推動，然而湖南建黨在1920年下半年並未具體展開。毛澤東與易禮容於1920年7月7日回到長沙，他們一方面致力於創辦文化書社傳播新思想和新文化，另一方面為實行湖南自治而奔走呼號，遂將建黨之事擱置下來。湖南督軍譚延闿不顧民眾感受，在自治運動高漲之時便撕下了開明的偽裝。自治運動的失敗，迫使毛澤東冷靜下來反思，隨之他拋棄了社會改良幻想，接受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他歡迎俄國十月革命送來的馬列主義，積極尋找新路，踏踏實實地研究中國的問題。1920年11月25日，毛澤東給向警予寫信表示：“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必須“另造環境，長期的預備，精密的計劃”，“聯絡全中國的同志，進而聯絡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謀解決人類各種問題”。【9】

與此同時，蔡和森、向警予、蔡暢、羅學瓚、蕭三等人在法國已接觸到世界大潮，決心“以俄為師”，在蒙達爾紀會議提出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口號。尤其是蔡和森以“猛看猛譯”的勁頭，譯介馬克思、列寧的經典著作，從報刊和工人運動中了解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狀況，寫信回國，建議陳獨秀、毛澤東成立中國共產黨﹔【10】何叔衡、彭璜、易禮容、陳昌、夏曦等人則在長沙，與毛澤東一道從事學生運動和民眾斗爭的實際工作。他們發行《新青年》和馬克思主義普及讀物，逐步加深了對社會主義和十月革命道路的認識，從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先后成為馬克思主義者，萌發了建黨和革命的初心。在法國的李維漢、李立三、李富春等人經過蔡和森的幫助，尤其是讀了蔡和森翻譯的馬克思主義某些經典著作后，也放棄了工讀互助主義、泛勞動主義，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隻有新民學會的創始人蕭子升赴法勤工儉學以后在華法教育會任秘書，受吳稚暉等人的無政府主義影響至深，盡管毛澤東、蔡和森對他做了許多工作，但他仍表示對社會隻能進行“溫和的改良”。

二、新民學會先驅在湖南建黨活動中的作用

以湖南一師學生為主體成立的新民學會，孕育了一批共產主義者。據新民學會紀念館統計：會員前后達78人，其中女會員20人(主要來自周南女校)﹔男會員共有58人，來自湖南一師者47人(其中有學生41人、教師6人)。新民學會會員后來陸續加入中國共產黨者41人，其中湖南一師校友37人。蔡和森不僅最早提出了“中國共產黨”這個名稱，而且最早向中國傳播了列寧的建黨理論。中共一大之前入黨的新民學會會員有8人(毛澤東、何叔衡、彭璜、易禮容、陳子博、彭平之、羅章龍、李啟漢)，毛澤東、何叔衡成為中共一大代表。新民學會為中國革命犧牲者達17人(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彭璜、郭亮、陳昌、夏曦、方維夏、張昆弟、羅學瓚、李啟漢、陳子博、彭平之、傅昌鈺、彭道良、謝南嶺、羅宗翰)【11】，學會外圍還有賀恕、夏明翰、柳直荀、楊開慧等一批志同道合者參加了建黨活動。

新民學會會員是湖南革命活動的中堅力量，1918—1921年，他們從長沙到北京到上海，再從巴黎到蒙達爾紀到南洋，引領革命活動在艱難曲折中不斷深入。他們響應和參加了五四運動、創辦或改造了《湘江評論》和《新湖南》，開展了“驅張運動”和湖南“自治運動”，也組織了湖南青年先后赴法、赴俄勤工儉學﹔他們通過創辦文化書社和成立俄羅斯研究會，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道路，逐步完成了湖南建團和建黨的歷史任務。然而，湖南建團、建黨的地點並沒有發生在會員最多的湖南一師校園，而發生在潮宗街56號文化書社(租借湘雅醫學院空置校區)。究其原因，是因為這批湖南一師學人在五四運動之后陸續畢業了，活動重心移到了校外。也有某些人認定，新民學會舊址為湖南建黨之處，其實這處民宅是蔡和森在湖南高等師范讀書時租的，隻租了兩年，1919年12月他帶著全家赴法國勤工儉學時就退租了，1921年多次討論建黨需另覓他處。

湖南先進知識分子的建黨活動，分國內、國外兩條線進行。在國內方面，1920年7月6—10日，新民學會赴法國勤工儉學的會員，在巴黎附近的蒙達爾紀公學連續舉行了5天會議，討論蔡和森提出的“改造中國和世界”新宗旨，后來又討論了成立共產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等問題。【12】蔡和森在與國內的通信中提出希望湖南建黨。1921年1月1—3日，毛澤東與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在潮宗街文化書社連續三天舉行“新年會議”，熱烈討論之后進行表決：“贊成列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起立者”12人，反對或棄權者6人。【13】因此，我們可以把這三天“新年會議”看作是湖南建黨活動的“熱身”，而1921年5月則是湖南完成建黨的“標志”。為何這三天沒有完成建黨重任?據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二號，是因為會員意見尚不一致。

此前，陳獨秀曾經委托毛澤東在湖南建團建黨，李中也從上海寄來了相關資料。1920年下半年，毛澤東、何叔衡雖醞釀成立黨組織，卻未成型，也沒有確定組織的名稱。湖南建黨究竟何時完成?毛澤東1974年在湖南省委“九所”(內部賓館)說過，湖南先有團、后有黨。黨在團后——這是一個繞不開的事實，那就需要弄清湖南建團的時間。由於1921年元旦三天討論未達成共識，毛澤東便邀部分人先建團。據1月6日毛澤東寫給彭璜的信，通知他1月13日到文化書社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立會議，這就是湖南建團准確的時間和地點。至於何時建黨，肯定是在“新年會議”和湖南建團以后了。毛澤東1933年8月20日親筆在中央蘇區的黨証上填寫“1921年5月”入黨。因此，到5月初便有了湖南早期共產黨組織，這是迄今湖南建黨唯一有准確月份的証據。中共湖南支部是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后的“第一個省級支部”【14】，並非黨的早期組織。前述黨在湖南的早期組織，是1921年5月在文化書社成立的。

由於毛澤東、何叔衡接到李達寄往文化書社的邀請信，兩人於1921年6月29日赴上海參加了中共一大。毛澤東從上海歸來之后，1921年10月10日在長沙協操坪樹林裡開會，正式組建了中共湖南支部，支部成員有毛澤東、何叔衡、易禮容、彭璜、陳子博和彭平之6人(蕭三回憶有彭平之，未提及賀民范，其他5人公認)。賀民范在其回憶和自傳中從未提及自己參加過建黨活動。毛澤東對埃德加·斯諾說過“蕭諍”是湖南建黨的6個人之一，可是一直未發現此人，估計埃德加·斯諾沒聽清楚毛澤東的湘潭口音，是“蕭子升”之誤。

在國外的湖南建黨情況。1921年5月，遠在法國的蔡和森與趙世炎、王若飛等商議，擬成立“少年共產黨”。據賀果日記和尹寬回憶，1921年7月23日(與上海中共一大開幕同一天)，在新民學會及其法國分支“工學世界社”(開始稱“勤工儉學勵進會”，后來部分成員組建了“少年共產黨”)舉行的會議上，蔡和森建議“工學世界社”改名為“少年共產黨”。由於投票時贊成者或反對者各半，改名提議沒有通過，“暫時保留舊名”。這個情況，與長沙“新年會議”一樣。此后，由於勤工儉學學生發動了佔領裡昂中法大學的斗爭，蔡和森、李立三等104人(含湖南籍學生44名)被法國軍警驅逐出境，組建旅歐少年共產黨一事又擱置下來，最后由留下來的周恩來、趙世炎、李維漢、李富春、蔡暢等人在1922年6月18日完成。蔡和森、李立三以及稍后歸國的向警予等人，陸續在國內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對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含旅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19人)的革命斗爭和建黨活動給予了高度評價，他在與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明確指出：“當時在法國，許多勤工儉學的人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幾乎是與國內的組織同時建立起來的。那裡的黨的創始人之中有周恩來、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個女創始人。李維漢和蔡和森也是法國支部的創始人。”【15】

從上可知，古往今來大凡成就一番事業的團體，都由一批對國家、社會、民眾具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人物所維系。正如列寧在《怎麼辦》一文所寫：“在現代社會中，假如沒有‘十來個’富有天才、經過考驗、受到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領袖，無論哪個階級都無法進行堅持不懈的斗爭。”【16】從這個意義說，新民學會會員的結合是一場尋找志同道合旅伴的旅行，是一場尋找“真同志”攜手走上迎接中國共產黨誕生之路的發現之旅。毛澤東從上海返湘以后，成立文化書社，銷售《共產黨宣言》《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社會主義史》《新俄國之研究》等書籍和《新青年》《勞動界》《時事新報》等報刊，在進步學生和青年工人中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從中尋找“真同志”。俄羅斯研究會成員每逢星期天下午聚集文化書社閱覽室讀書，討論時事政治，最終一部分人走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共產黨早期組織的行列。可見，湖南俄羅斯研究會和建團、建黨這些事，都發生在文化書社閱覽室——潮宗街56號“瞿鴻禨公館”。

新民學會先驅在建黨活動中作用顯著，湖南建黨與新民學會密不可分。其成員有47人來自湖南第一師范，其中著名黨員有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李維漢、羅學瓚、陳昌、郭亮、夏曦、張昆弟等。此后，湖南一師的著名黨員還有任弼時、李達、徐特立、謝覺哉、袁國平、劉疇西、段德昌等。眾所周知，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與兩個學校息息相關：北有北大紅樓，南有湖南一師。中共一大以前，散布在各地及海外共有50多名早期黨員，屬於湘籍的約20位。他們中除湖南早期黨組織的6名黨員以外，外地的湘籍黨員還有：在上海入黨的李達、陳公培、周佛海、林伯渠、李啟漢、李中、李季﹔在北京入黨的鄧中夏、何孟雄、繆伯英、羅章龍、李梅羹、朱務善、吳汝銘。中共一大以后，毛澤東深入學校、工廠、鐵路、礦山，積極而慎重地發展黨員。到1921年冬中共湖南支部遷入清水塘22號時，陸續加入者有李立三、夏曦、郭亮、夏明翰、姜夢周、賀恕、李六如、楊開慧等10余人。按照中共中央局的要求，凡有黨員30人以上的地方應成立區執行委員會。1922年5月1日新成立的中共湘區委員會轄3個支部，即1922年2月建立的安源支部(李立三為書記)，接著建立了湖南自修大學支部(姜夢周為書記)、湖南第一師范支部(夏曦為書記)，毛澤東亦兩次去衡陽第三師范幫助建立黨組織。中共湘區區委除有黨員30多人外，還領導團員60多人，轄直屬工會 2個(粵漢鐵路、安源路礦)，聯絡工會1個(湖南勞工會)。至1923年4月毛澤東調中央工作時，湖南已有123名黨員、260名團員，分布在長沙、瀏陽、湘潭、湘鄉、平江、常德、益陽、衡陽、衡山、耒陽、宜章、嘉禾等縣市。

三、余論

100年前，一批革命先驅敢為人先、開天辟地，締造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2021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概括了偉大建黨精神。他說：“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17】“七一”講話對偉大建黨精神的提煉，把中國共產黨為什麼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為什麼是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為什麼是一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政黨，用32個字在四個層面對黨的本質屬性作出了界定和說明。其中，堅持真理、堅守理想，就是要始終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把共產主義寫在黨旗上，正如毛澤東所說“主義譬如一面旗幟，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18】﹔踐行初心、擔當使命，從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為了什麼?要干什麼?”這個層面對黨的綱領和任務作出了界定，黨員奮斗才有方向﹔不怕犧牲、英勇斗爭，是共產黨人的政治品格，他們前赴后繼，建立新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有這些成就都是在犧牲奉獻中所取得的﹔從根本上講，黨的宗旨要求黨員對黨忠誠、不負人民，這是共產黨人最根本的價值指向，直接回應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五四時期湖南一師學人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起源於新民學會。新民學會會員探索了建黨初心——“改造中國與世界”，探索了中國革命的道路和方法，也探索了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實事求是”。其中，毛澤東、蔡和森等人明確提出“實事求是”的時間，應當在1914年。因為他們都是1913年春分別考入湖南第四師范和湖南第一師范的，1914年春，設在荷花池的湖南第四師范合並於設在妙高峰的湖南第一師范。其中，蔡和森、張昆弟在第六班，李中在第七班，毛澤東、羅學瓚、周世釗、賀果等在第八班。他們入學時，學校就制定了《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章程》。該章程的第一章“教養學生之要旨”規定：學生要勤於體育、陶冶情性、富於美感、志趣高尚，“尊品格而重自治，愛人道而尚大公”，要做“為生利之人而勿為分利之人”。特別是“教養學生之要旨”之第五條要求學生做到“國民教育趨重實際，宜使學生明現今之大勢，察社會之情狀，實事求是”【19】。其中，“明現今之大勢”就是要學生多閱讀課外書籍和報刊，關心時事政治﹔“察社會之情狀”就是要學生深入民眾做調查研究，了解現實社會狀況﹔“實事求是”更是明確要求學生從實際情況出發，不夸大、不縮小，正確地認知和解決問題。毛澤東等人對“教養學生之要旨”反復研讀，心領神會，身體力行，是“實事求是”的忠實實踐者。

湖南勤工儉學和湖南建團建黨的實踐活動，主要由新民學會會員尤其是湖南一師學人推動。羅章龍寫詩稱贊：“濟濟新民會，風雲一代英。”蔡暢1988年為新民學會紀念館題詞：“毛蔡寄廬流芳千載，新民學會建黨先聲。”新民學會發出了湖南建黨的先聲，它的78名會員先后加入共產黨者41人。勤工儉學學生在法國成立的“工學世界社”，實際上是新民學會的海外分支。其中產生了如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李富春，中央軍委委員顏昌頤、歐陽欽，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林蔚、四川省委書記傅烈、山東省委書記李慰農、江西省委書記汪澤楷、開國少將唐鐸等人物。中共早期黨員劉清揚則是新民學會在法國發展的會員，她與丈夫張申府一起成為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

以湖南一師學人為主體的新民學會會員，其中既有救國志士，也有學界泰斗。全國各地赴法國勤工儉學1600多人，有346人是經過新民學會從湖南組織去的﹔全國60余名女生，湘籍佔40人。勤工有了積累，儉學亦非不能，當年有數十人考進了法國或鄰國的大專院校。經過“國外開拓、國內發展”，新民學會涌現了許多學有成就者。例如，師從居裡夫人的物理學家勞君展，旅美醫學家李振翩，中法文化交流先行者蕭子升，《國際歌》翻譯者蕭三和美術家曾以魯，文史館員李思安、鄒蘊真，著名記者唐耀章、黃醒，知名教授魏璧、陶毅、周敦祥、任培道、吳家瑛、楊潤余、陳書農，華僑教育家張國基，被毛澤東稱贊的教育家周世釗、張懷，被巴金稱為“有理想、有干勁”的教育家匡互生……他們投身於科技救國、教育救國或實業救國，為推進近現代中國的科教文化事業作出了杰出貢獻。

作為革命進步團體，最值得稱道的是新民學會涌現了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等眾多革命家。“偉人長於斯，必有其原因。”人才的成長離不開文化傳統的滋養和人文環境的陶冶，湖湘大地尤其是湖湘文化哺育了近現代湖南人的革命性。湖南人的革命性鑄造了“勇於擔當，敢為人先”的湖南精神。眾所周知，湖南人“認死理”——隻要認准目標，就會一條路走到底。敢於沖破藩籬、義無反顧的精神氣質，造就了近現代的湖南人才群體。考察湘人的言行，就會感覺到他們身上那種剛烈和韌性，那股蠻力和倔勁。可是，湖南這塊熱土開發得比較晚。清朝中葉以前湘人出頭者屈指可數，只是到近代才有活力和生機。從王夫之到曾國藩、左宗棠、譚嗣同，以經世致用為特征的湖湘學風，十分注重引導人們走向實政、實用、實行的經邦濟世之路。貴實踐而恥空談，主張通家國天下治安之計，方能夠出為良臣，處為良士，經邦濟世，治軍治國，做出一番事業來。

湖南人在近現代突然“發力”，單純從地理位置上解讀尚缺乏說服力。湖南人才迅速走向政治舞台中心，離不開教育發力，其中，湖南第一師范功不可沒。作為湖南這塊熱土上的人才培育基地之一，湖南第一師范的前身是創辦於南宋被譽為湖湘文脈淵源的城南書院。清末民初，國家落后挨打、民不聊生、民智蒙昧的狀況，迫切需要來一場大變革。可是，國內尚缺乏與變革相適應的經世之才，亟須興學育才。中國近代社會變革把師范教育推上了歷史舞台，1903年創辦的湖南第一師范，秉承其固有文化底蘊，切入時代大勢，成為湖南興學育才的重要基地。毛澤東等人的建黨初心和革命精神，便受到了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積澱的優秀文化的直接熏陶。

作為千年學府、百年師范的搖籃，湖南一師早期學生多來自湖南農村，是一群鄉村知識分子、自耕農和小商人的子弟。他們對中國的落后狀況、社會矛盾有切身體驗，懷著強烈變革社會願望，脫穎而出。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求學五年半，又留校在附小教書兩年半，前后8年。他與蔡和森、何叔衡、任弼時、李維漢、陳昌、夏曦、郭亮、張昆弟、羅學瓚、李中等人是湖南一師學子中的佼佼者。他們修學儲能，為了錘煉意志，“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為了探求真理，“讀萬卷書、行萬裡路”。他們通過讀“無字之書”(調查研究)確定人民情懷，成立新民學會發出了“建黨先聲”。學生出類拔萃離不開教師陣營整齊。湖南一師有一批師德高尚、學問扛鼎的教師，如孔昭綬、易培基、楊昌濟、黎錦熙、楊樹達、方維夏、徐特立等，此后又有李達、匡互生、田漢等名師。一流的師資，保障了興學育才的質量。毛澤東和蔡和森常在一起談論天下大事，切磋學問，情同手足。恩師楊昌濟對兩人評價甚高，去世之前寫信給章士釗：“吾鄭重語君，(毛蔡)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20】他們不負導師“欲栽大木柱長天”的期望，成為近現代中國叱咤風雲的人物。他們的成長經歷，可謂——學校鋪路，老師引路，學友同路。當年湖南一師的教育傳統和教學理念——德智體三育並重，德育為先﹔踐行民本主義，強化愛國教育，成為興學育才的又一原因。

毛澤東、蔡和森等人懷抱建黨初心，立志將新民學會從學術團體改造成政治團體，准備開辟一條別人“不敢為”的道路。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求學期間，在楊昌濟講授“修身”課程的課本《倫理學原理》(德國泡爾生著、蔡元培譯)上寫批語，10萬字的課本上竟用蠅頭小楷寫了1.2萬字的批語，抒發自己對倫理觀、人生觀、歷史觀、宇宙觀的見解。特別應注意的是，他立志“改造國家與社會”，在批語的許多地方寫道：必須從改造自我或“實現自我”做起，此語與后來蔡和森在蒙達爾紀建議修改的新民學會宗旨“改造中國與世界”不謀而合。素懷大志，“改造國家與社會”或“改造中國與世界”便成為他們萌發的建黨初心。順便指出的是，新民學會當年提出的“改造中國與世界”，與今天形成的“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一脈相承，高度契合。

注釋

1.蕭三：《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2.〔美〕劉力妍著，王毅譯：《紅色起源：湖南第一師范學校與中國共產主義的創造》，河南出版社2019年版。

3.〔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25頁。

4.中央編譯局編：《列寧專題文集(論無產階級政黨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6頁。

5.〔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31頁。

6.《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頁。

7.〔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31頁。

8.〔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32∼133頁。

9.《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48頁。

10.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編：《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163頁。

11.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編:《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03∼604頁。

12.《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51頁。

13.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編：《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頁。

14.〔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33頁。

15.〔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33頁。

16.《列寧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2頁。

17.《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7月2日，第2版。

18.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編：《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7頁。

19.本書編寫組：《湖南第一師范校史(1903—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頁。

20.轉引自易永卿：《蔡和森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探索》，《求索》2004年第12期。

（作者單位：中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廣東黨史與文獻研究》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