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的百年歷史演進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來，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終堅持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信念，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不懈奮斗”。回顧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歷史演進，總結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成就，歷史堅定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深刻改變了歷史，隻有在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歷史演進中，才能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重要歷史地位，隻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的偉大歷史成就中，才能深刻把握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歷史演進的內在邏輯，才能真正實現對中國社會未來發展的理論自覺和歷史主動。

一、封建專制統治的終結與歷史的新選擇

當人類歷史的車輪滾滾前行進入19世紀，西方諸多國家先后完成工業革命，以機器大生產代替手工勞動，揭開人類歷史上資本主義發展新篇章，實現生產力社會化大發展，使“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在這個過程中，掠奪世界資源和開拓世界市場就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最重要條件。與此同時，在東方古老的中國大地上，腐朽的清王朝還在苟延殘喘，沒落的封建主義在自身即將終結的歷史中氣息奄奄，手工作坊作為當時社會生產最重要的組織形式，已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嚴重桎梏，腐朽的封建統治，落后的社會生產，造成社會危機日益深化。隨著西方列強與清王朝之間巨大文明落差的不斷產生，由於“資本主義如果不經常擴大其統治范圍，如果不開發新的地方並把非資本主義的古老國家卷入世界經濟的漩渦，它就不能存在與發展”，因此，擁有豐富資源和廣闊市場的中國就成為西方列強掠奪資源、搶佔市場的重要對象。

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開始了近代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一系列侵略，中國也由此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隨著西方列強侵略的不斷加劇，中國歷經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戰爭的蹂躪，及先后被迫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最終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深淵，在中國不斷深化的社會危機上，又疊加了日益嚴峻的民族危機，使中華民族到了瓜分豆剖、漸露機牙的歷史存亡關頭。

面對中華民族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歷史劫難，面對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社會主要矛盾，不屈不撓的中國人民奮起抗爭，仁人志士奔走吶喊，紛紛探尋救國救民的方案，探索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道路。由中國農民先后掀起的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分別意圖通過封建王朝更替和依靠腐朽清政府來挽救民族危亡，但最終的失敗充分說明了在19世紀的中國，農民不可能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領導力量，封建專制統治在中國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在反對西方列強侵略的斗爭中，地主階級中的開明分子看到了西方列強工藝技巧、船堅炮利的強大力量與優勢，認為“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開展了旨在“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企圖“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洋務運動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修鐵路、興洋學、辦工廠、強軍事為主要內容，在一定意義上開啟了中國的現代化之路。但中日甲午戰爭中，清政府北洋水師的覆滅直接宣告洋務運動這場持續30余年實業救國方案的破產，也使當時圖強的中國人進一步認識到，船堅炮利、工藝技巧並非西洋“命脈之所在”，而只是其“形而下之粗跡”。

洋務運動器技救國夢想破滅后，先進的中國人開始認識到，“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其命脈“苟扼要而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效仿西方政治制度進行政治變革成為當時人們最深刻的認識。由此，資產階級維新派試圖通過實行君主立憲、發展資本主義來完成“救亡圖存”的目標，自上而下掀起了變法維新運動，資產階級革命派則發動了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希望以資產階級共和國取代封建王朝來“振興中華”，但維新變法的失敗和辛亥革命的歷史，一方面証明當時中國的問題並不簡單是政治體制問題，“其最內在的本質是一個文化問題”﹔另一方面則証明資產階級無法完成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重大歷史使命，無論是改良還是革命，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的任何努力隻能走入絕境。“中國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領救亡運動，迫切需要新的組織凝聚革命力量”，也迫切需要探索新的道路來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

二、開天辟地的大事變與歷史的新走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后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深刻揭示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與近代中國社會發展歷史走向之間內在統一性的關聯，對世界發展趨勢和格局的深刻影響。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也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開辟了近代中國社會發展歷史的新走向。

近代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使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成為社會主要矛盾，其中“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決定了社會的主要任務，“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根本社會條件”就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任務，而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則成為歷史賦予近代中國人民最重要的使命。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不斷抗爭的歷史証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要徹底解決社會的主要矛盾，完成社會的主要任務，承擔起歷史賦予的重要使命，就隻有革命，革命也就成了近代中國社會最鮮明的主題。而近代中國人民不斷抗爭的歷史也同時証明，這種革命不能是舊式的封建的農民起義和運動，不能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變法維新，也不能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圖強之路，而隻能是不同於以往任何形式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它需要全新的理論指引，需要全新的能夠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剝削與壓迫，徹底結束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歷史的革命。

“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使中國的先進分子拋棄了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紛紛涌入的各種社會思潮的信仰，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因為在對不同的理論及其實踐的比較中，他們深刻認識到隻有馬克思主義才最“能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也最能給這個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帶來希望。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中國人民和中國的先進分子看到了歷史發展新的方向和曙光，他們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分析中國的現狀和命運，探索中國的前途和出路，在世界歷史潮流的變化中深刻認識到，中國的革命應該走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新路。

“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中，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中國共產黨誕生伊始，就把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作為使命，把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作為奮斗目標鮮明地寫在了自己的旗幟上，明確要與無產階級一道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消滅資本家私有制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漸次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從而帶領中國人民走上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開辟了近代中國社會歷史演進的新走向。之后，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斗，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堅持和推進了全民族的全面抗戰、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最后的決戰，於1949年10月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經歷了曲折，也遭受了挫折，但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強領導下，我們堅守初心、堅定信仰，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新的革命道路，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斷克服各種右傾和“左”傾錯誤，“弘揚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實施和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建成了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開創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新形式，在全黨圍繞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開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風，制定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統一了全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

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我們完成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救國大業，“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中國社會的發展從此開啟了歷史的新紀元，中國社會的演進也從此開辟了歷史的新方向。

三、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與歷史的新跨越

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國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標志著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並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重要歷史使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在一個工農業生產非常落后的國家開啟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進入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

但在一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理論上，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的發展有其自己的規律”，並給我們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作為人類社會基本矛盾的矛盾運動，決定了人類社會是一個不斷從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依次演進的自然歷史過程。在這個自然歷史過程中，“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這個自然歷史過程就是“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的依次演進，具體說來就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整個人類社會必然是一個從原始社會依次經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后發展成為共產主義社會的過程。這就使新中國的發展面臨著能否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問題。實踐上，雖然俄國十月革命后開啟了在一個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先河，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俄國的道路並不能給我們提供具有必然可靠性的經驗，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仍然是一項全新的事業，在中國能不能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必須立足中國實際要回答的問題。

面對“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的社會主要任務，面對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重大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突出社會發展的建設主題，提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形成了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回答了在一個落后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重大理論問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先后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完成了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建立起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深刻把握“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的社會主要矛盾，開展了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把“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寫在了新中國的大地上。

在這個過程中，面對軍事上還沒有完全結束的人民解放戰爭，我們肅清了國民黨反動派殘余武裝力量和土匪，和平解放西藏，實現了祖國大陸的完全統一﹔面對經濟上舊中國留下的千瘡百孔的爛攤子，我們穩定經濟、恢復生產，實現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向獨立自主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的轉變﹔面對國際上帝國主義的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武裝挑舋，我們進行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斗爭，增強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使帝國主義從此不敢再輕易地欺侮和侵犯中國。

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我們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了在中國大地上存在幾千年的剝削制度，在一個落后的國家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實現了一窮二白、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大步邁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飛躍”，進一步在實踐上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的理論，實現了中國社會歷史的大跨越。

四、改革開放的決策與歷史的新創造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在黨和國家面臨何去何從的重大歷史關頭，黨深刻認識到，隻有實行改革開放才是唯一出路，否則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面對新時期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歷史再次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歷史使命賦予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也以堅定的信仰和極大的勇氣，承擔起了“繼續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使人民擺脫貧困、盡快富裕起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証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的社會主要任務，於1978年12月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歷史性決策。

恩格斯指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這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實踐中，盡管有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有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但並不能給我們提供完全可靠的經驗，沒有可以照搬照抄的教科書。同時，無論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教訓，還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教訓，都証明我們還沒有形成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科學認識。相反，對馬克思“通過批判舊世界發現新世界”辯証法的片面運用，在否定了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市場經濟、按資分配以后，我們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並沒有完全搞清楚，實踐中片面追求“一大二公”，搞平均主義、指令性計劃生產，最終嚴重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到底什麼是社會主義、應該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不僅作為一個理論問題，而且作為一個實踐問題，成為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全面總結世界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深刻揭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科學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一系列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問題，明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發展戰略、政治保証等基本問題，形成了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解放思想、銳意進取，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先后開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大討論，果斷結束“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方針，作出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決策﹔制定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深遠的政治智慧正確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完成了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經受住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歷史考驗，回答了人們對能否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再次疑問，有力批駁了必須“補資本主義課”的錯誤論調﹔持續推進改革開放，實現我國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歷史性轉變﹔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取得了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突破，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中國由此大踏步趕上了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成為指引中國發展繁榮的正確道路。

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中國人民毫不動搖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以改革為社會發展主題，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創造了彪炳史冊的“中國奇跡”，總體解決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証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推進了實現人民富裕的富國大業和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的新理論和新形態，是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的新創造。

五、中華民族的復興與歷史的新時代

經過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中國人民的不懈奮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百年夢想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實現共同富裕、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成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最重要的歷史使命。由此，“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啟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繼續前進”，就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動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統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等重大時代課題”，也擺在了意氣風發踏上“新的趕考之路”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

列寧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面對新的趕考之路和歷史賦予的重要使命，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深刻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變化，及時作出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新概括，自覺承擔起歷史賦予的新使命，明確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繼續前進的社會主要任務，准確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作為我國社會發展新的歷史方位的主要內涵，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系統科學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等一系列重大時代課題，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偉大實踐提供了根本思想指引。

這個過程中，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中國人民形成了對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大優勢的深刻認識，深切認識到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必須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兩個確立”形成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向前進在組織上思想上的根本保証，使新時代我們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發展有了“主心骨”和偉大指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形成了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總任務形成了“兩步走”戰略，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第一步，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步，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形成了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成為推動當今人類社會發展的新文化、新文明。

這個過程中，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面總結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百年奮斗取得的重大成就、積累的歷史經驗，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深化了人們對黨百年奮斗成就的認識，增強了人們奮斗新征程的自信心、自豪感，深刻總結了黨百年奮斗積累的歷史經驗，豐富了人們進行新時代偉大實踐的智慧﹔決戰決勝脫貧攻堅，順利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使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果斷決策、沉著應對，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最大限度保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在全球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復工復產、率先恢復經濟社會發展，抗疫斗爭取得重大戰略成果，鑄就了偉大抗疫精神”﹔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全面從嚴治黨，通過不斷地集中學習教育和高壓反腐，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實現了全黨思想上更加統一、政治上更加團結、行動上更加一致，使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顯著增強。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人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承前啟后、繼往開來，自信自強、守正創新，以復興為社會發展的新主題，牢牢把握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本質，使“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証、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生機活力，開啟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強國大業，迎來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創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偉大歷史的新時代、世界社會主義發展歷史的新時代。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科研規劃部副主任）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