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吳半農譯本考
1934年5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由吳半農譯、千家駒校的《資本論》第1卷第1分冊，內容包括《資本論》德文第1、2版的序言和第1卷的第1、2篇。該譯本是吳半農根據1928年伊登·保羅和塞達爾·保羅夫婦（Eden & Cedar Paul）的英譯本翻譯的，由千家駒對照1928年考茨基德文普及版第8版進行了校對。這個譯本發行量不大，並未產生較大影響，但它是民國時期唯一由機構組織翻譯的《資本論》，也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第一本中文版《資本論》，因此具有特殊意義。
翻譯緣起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以下簡稱“中基會”）成立於1924年，是北洋政府負責保管、分配和監督使用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的機構，主要致力於發展中國的科學、教育及文化事業。中基會下設編譯委員會和北平社會調查所等機構。胡適曾任中基會董事，並主持中基會編譯委員會工作，而北平社會調查所是在中基會資助下成立的一個調查研究機構，是如今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前身。
吳半農和千家駒都是中國現代著名經濟學家。吳半農畢業於清華大學經濟系，曾留學美國並獲碩士學位，在新中國成立前曾任國民政府駐盟軍總部賠償歸還代表團首席代表，1956年從日本回國后參加中國民主同盟，並在外交部從事研究工作。千家駒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大學畢業后，他們二人於1929年和1932年先后進入中基會北平社會調查所工作。在千家駒到社會調查所工作之前，中基會編譯委員會已經委托吳半農翻譯《資本論》第1卷，而第2、3卷的翻譯尚無著落，於是千家駒毛遂自薦，向主持中基會編譯委員會工作的胡適寫信要求參加《資本論》的翻譯工作。他在信中說：
資本論這部書無論如何是經濟界劃分時代的一部著作，現在編譯委員會能著手做這工作，令我感到雀躍三百！不過資本論單靠第一卷是不完全的，他必須有第二及第三兩卷，方稱完璧。不知后兩卷已有人譯否？至於別的方面，我自知甚麼也不懂得，但於資本論還稍有心得。老實說我在北大的六個年頭中，有四年以上的是化在讀資本論及馬克思其他著作上的（資本一、二、三卷看過兩遍）。我想如果趁此機會能夠把第二、三卷譯出來，那我這幾年也終不算虛度了。
胡適欣賞千家駒的才華，千家駒到中基會社會調查所工作就是他親自引薦的，他支持千家駒參與翻譯《資本論》。在胡適的幫助下，《資本論》的翻譯工作被納入中基會編譯委員會工作計劃，並決定由吳半農翻譯第1卷，千家駒翻譯第2卷，社會調查所的另一位工作人員翻譯第3卷。同時，吳半農和千家駒還商定譯好后互相校閱。
中基會編譯委員會對吳半農、千家駒等人的翻譯工作給予了經費和出版方面的有力支持。千家駒在回憶中稱：“我們把譯稿交去之后，立刻可以領到稿費，這是我們的有利條件……”“關於出版，那是由編譯委員會與上海商務印書館訂立統一合同：凡編譯委員會的稿子，統交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當時我國最大的出版機構），商務並無否決權。”
1934年6月29日，中基會在北平召開第10次年會，在會議通過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第九次報告》第一部分“本會事業之概況”中記載，1933年7月至1934年6月，中基會編譯委員會共出版思想史料類譯著10種，其中就包括吳半農翻譯的《資本論》第1卷第1分冊。
綜上可見，吳半農等人翻譯《資本論》的工作不是個人行為，這項工作被列入中基會編譯委員會的工作計劃，得到了該委員會的資助，並且譯稿的出版也是根據編譯委員會與商務印書館訂立的合同，由商務印書館負責出版。另外，在《資本論》吳半農譯本封面印有“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編輯”，這些都表明這項工作是在中基會編譯委員會的組織安排之下進行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千家駒致史學家唐德剛的一封信中也曾提到他參與翻譯《資本論》經過：
我進社會調查所后，我建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以翻譯世界名著為務）翻譯馬克思《資本論》（當時—1933年—中國尚無《資本論》譯本，不但沒有全譯本，節譯本亦沒有）。胡亦同意，並由吳半農譯第一卷，我譯第二卷，均由英譯本轉譯，譯好再互相校對。吳譯了第一卷的三分之一，我譯了第二卷的三分之二。
千家駒在信中提到是他建議中基會翻譯《資本論》的，這與其寫給胡適的信中的內容相左。從千家駒給胡適的自薦信中可以看出，在他參與翻譯《資本論》之前相關工作就已經啟動了，並且第一卷已經選定吳半農為譯者。因此，千家駒稱是他“建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翻譯馬克思《資本論》”的說法是不准確的。
胡適拒絕資助李季翻譯《資本論》
正當吳半農等人埋頭翻譯《資本論》期間，1933年10月25日，陳獨秀寫信給胡適，請其幫忙協調商務印書館或中基會資助李季翻譯《資本論》，他此前已經多次就類似的事情請托胡適幫忙，二人交情深厚，胡適大都不予拒絕。陳獨秀
在信中說：
李季擬翻譯《資本論》，但所用時間必須很長，非有可靠生活費，無法擺脫別的譯稿而集中力量於此巨著。兄能否為此事謀之商務或庚子賠款的翻譯機關？我知道李季的英德文和馬氏經濟學知識以及任事頂真，在現時的中國能勝任此工作者，無出其右。
鑒於此時中基會編譯委員會已經安排吳半農等人著手翻譯《資本論》，並與商務印書館簽訂了出版合同，胡適於1933年11月2日給陳獨秀回信婉拒了他的請求。胡適說：
《資本論》，此間已托社會調查所吳半農、千家駒兩君合譯，已脫稿的第一冊有三分之二了。第一分冊已在四月前付商務排印。此二人皆極可靠，皆能用英德兩國本子對勘。其第二冊中Rent的一部分也已譯成。此間與社會調查所已訂有契約，不便再約季子（李季，編者注）重譯。季子譯書能力，自然能勝任此書。但我聽說中山文化館有約季子譯此書之說。如此則季子另譯一本，已有著落。如不歸商務發行，則兩本並無沖突。如兩本均歸商務印行，則商務不能不因此間契約關系，繼續接受此間吳、千二君之譯本。
客觀來講，胡適拒絕的理由是充分的，還有一點胡適沒有講明，但也可能是他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受當時的政治環境影響，《資本論》在商務印書館的出版並不順利。由此，李季翻譯《資本論》的事情再無下文。1935年，《小文章》第1卷第1期曾發布消息稱李季正著手為中山文化教育館翻譯《資本論》，但后來並無此書出版的信息。
吳半農譯本未出全的原因
中基會編譯委員會原計劃將《資本論》全本翻譯出版，但最終隻出版了第1卷第1分冊。據千家駒回憶，他和吳半農是利用業余時間翻譯《資本論》的，因此進展比較緩慢。在1934年夏，吳半農和千家駒的翻譯工作被迫停止了，這主要是因為北平社會調查所與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合並，中央研究院安排吳半農赴歐美及蘇俄長期考察學習，千家駒也從北平遷往南京工作，再加上交給商務印書館的譯稿遲遲沒有回音，后續的翻譯和出版工作也就不了了之了。此時吳半農翻譯的第1卷第1分冊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千家駒負責的第2卷的翻譯任務還未全部完成，已譯完的部分已交付商務印書館，但隻校對過清樣並未付印，未出版的那部分譯稿后來遺失無從查找。
從胡適1933年11月2日致陳獨秀的信中我們可以獲知，在1933年4月前，吳半農翻譯的《資本論》第1卷第1分冊已交付商務印書館排印，但遲至1934年5月才得以出版。這一點可以與千家駒的回憶互相印証，千家駒在回憶文章中講道：
我們把稿交了許久之后，始終沒有出書的消息，我去問胡適，胡適答復說：稿子是早已送給商務印書館印刷了，但商務老板王雲五說，要向國民黨當局疏通一下才能發行，否則怕被查禁。這倒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因為當時國民黨反動派不僅禁止一切馬列主義著作的傳播，甚至有人攜帶《馬氏文通》（清末馬建中著的一部研究中國語文的專書）也被抓去坐監。但是王雲五這一疏通便再也沒有下文了。
千家駒在致唐德剛的信中也提到此事：
因編譯委員會與商務印書館訂有統一合同，所有譯書均歸商務印書館出版，我們擬分卷出版。哪知譯稿交去后，商務印書館老板王雲五怕國民政府禁止，吳譯稿已印就而不敢發售，我的譯稿已校對清樣而未予付印。
由此可見，在當時復雜的政治環境下，商務印書館出版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受迫於國民政府的瘋狂查禁，商務印書館在出版吳半農翻譯的《資本論》第1卷第1分冊后，終止了后續卷次的出版，這也是《資本論》吳半農譯本最終沒能出全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后來，千家駒一直不知道他和吳半農的《資本論》譯稿命運如何，直到1982年，為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中央編譯局邀請其撰寫回憶文章時，他才意外獲知自己校對的《資本論》第1卷第1分冊已於1934年出版。
吳半農對《資本論》中“Wan-Mao-In”譯法的考証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1篇第3章中曾提到一個中國人，名叫“Wan-Mao-In”。陳啟修在1930年3月出版的《資本論》第1卷第1分冊中將其譯成了“萬卯寅”，由於他對此譯法並不確定，所在注釋中寫明：“我曾經托友人到清史館查此人的原名，現在還無結果，這裡姑譯為‘萬卯寅’，等將來查明時再改正罷。”
千家駒在回憶中提到，吳半農在翻譯《資本論》中關於“Wan-Mao-In”的譯法時十分嚴謹，“這一‘王茂蔭’的正確譯名，吳半農是托吳晗查《清史稿》及《部院大臣年表》得到答案的。”這一點在《資本論》吳半農譯本的前言中亦有記述：“……吳春晗先生替我在《清史稿》及《部院大臣年表》中找出了原文腳注，清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奏請試行鈔法的記載……”此前，侯外廬在翻譯《資本論》時也曾委托財政史專家崔敬伯查核了《清史稿》。吳半農和侯外廬通過不同途徑，均確認了馬克思《資本論》中提到的“Wan-Mao-In”
是指曾任清朝戶部右侍郎的“王茂蔭”，並做出了准確的翻譯，體現了他們嚴謹的治學態度。
無獨有偶，郭沫若也注意到陳啟修翻譯的《資本論》中提到的“萬卯寅”，並在清代編年史《東華續錄》中發現了這樣一段記載：“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奏：鈔法未善，酌擬章程四條。並以兵民怨恨，自請嚴議。得旨：王茂蔭身任卿貳，顧專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於國而利於商者，亦周慮而附於條規內，何漠不關心國事，至如此乎？並自請嚴議，以謝天下。”由此，郭沫若認定《資本論》中“Wan-Mao-In”的正確譯名應為“王茂蔭”。1936年，郭沫若為此專門寫了一篇題為《〈資本論〉中的王茂蔭》的文章來論述這一譯名問題。
毋庸置疑，吳半農和侯外廬對“王茂蔭”譯法的考証都早於1936年郭沫若發表的《〈資本論〉中的王茂蔭》一文。
版本價值
早在1934年《資本論》吳半農譯本出版之前，已有陳啟修、潘冬舟以及王慎明（王思華）、侯外廬三種《資本論》中譯本出版，這些譯本對《資本論》在中國的傳播進行了有益的探索，為渴求真理的中國人學習、研究馬克思的這一政治經濟學巨著提供了基礎文本。與前人的中譯本相比，吳半農譯本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譯文質量有較大改進。吳半農和千家駒在翻譯《資本論》的過程中，對陳啟修譯本和潘冬舟譯本進行了認真研究，指出了這兩個譯本存在的諸多不足，並一一列出。他們認為，陳啟修譯本的不足在於其主要依據的是河上肇、宮川實的日譯本進行翻譯，實際上並未參考德文版（陳啟修在陳譯本“譯者例言”中稱其翻譯依據的底本是1928年考茨基德文普及版第8版，即《資本論》第一卷1872年德文版，見下文的對照表—作者注），因而日譯本中的很多錯誤都被照搬到中譯本中。潘冬舟是承繼陳啟修譯本從第1卷第2分冊開始翻譯的，該譯本沒有明確說明所依據的翻譯底本，而且譯文“值得商榷的地方實在也不少”，這一點侯外廬也頗有同感，稱“這個譯本是最粗制濫造的東西，錯誤驚人”。通過對這兩個譯本的研究，吳半農和千家駒在翻譯過程中吸取了這兩個譯本的翻譯經驗，譯文質量較上述兩個譯本有明顯進步，充分體現了譯者嫻熟的翻譯技巧和深厚的理論功底。
第二，為《資本論》的中文翻譯提供了全新視角。吳半農所依據的翻譯底本是1928年出版的伊登·保羅和塞達爾·保羅夫婦（Eden & Cedar Paul）的英譯本，參照了日文版，並由千家駒對照1928年考茨基的普及版進行了校對。伊登夫婦的譯本是根據《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4版翻譯的，曾有人指出該版的一個重要缺憾是沒有參考考茨基的普及版，但千家駒的校對工作正好彌補了這一缺憾。吳半農譯本與陳啟修譯本和侯外廬、王思華譯本所依據的翻譯底本均不相同，給《資本論》中文版的翻譯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第三，首次向國人展示了《資本論》第1卷的總目錄。吳半農譯本雖然隻包括《資本論》第1卷第1、2篇，但它把第1卷的總目錄（共7篇25章）全都翻譯刊印出來了。在此之前，陳啟修和潘冬舟翻譯的兩個譯本內容合起來隻包括《資本論》第1卷前4篇，侯外廬、王思華的譯本內容隻包括《資本論》第1卷前3篇，因此吳半農譯本最早向中國讀者完整呈現了《資本論》第1卷的目錄，這是《資本論》吳半農譯本的另一價值所在。
吳半農譯本的收藏情況
商務印書館1934年5月出版的《資本論》吳半農譯本存世量極少，十分罕見。千家駒曾在其回憶文章中提到過中央編譯局圖書館藏的這本《資本論》吳半農譯本，他當時以為是孤本。筆者通過查詢國家圖書館、全國圖書館參考聯盟及社科院經濟所圖書館得知，國內該譯本在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信息資料館、國家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圖書館和武漢大學圖書館四所機構有藏。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信息資料館收藏的這一冊《資本論》吳半農譯本共198頁，包括德文第１版序言、第２版序言及《資本論》第1卷第１、２篇。書前有馬克思像、題詞以及吳半農撰寫的“譯者底話”，書中附注釋，書末附“正誤表”。版權頁譯述者吳半農，編輯者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編譯委員會，商務印書館發行，除封面略有破損外，其余保存完好，無缺頁，印刷精良，用紙考究。該書題名頁蓋有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的藏書章，應是商務印書館在重慶設立的東方圖書館分館的舊藏。
《資本論》吳半農譯本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一個譯本，雖然由於各種原因沒有出全，而且發行量和影響力都不大，但它具有獨特的版本價值，依然在《資本論》中文翻譯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反映了當時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所作的不懈努力，值得我們重視和進一步加強研究。
（作者：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信息資料館流通服務處處長）
（來源：《百年潮》2022年第2期）